日本国民中，近些年来对中国持有种种令其不安看法的有不少，但依然对中国抱好感或理解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一件颇为感人的个案是一位叫刘惠明的中国人亲身经历的。
1998年，刘惠明赴日本学习法律。由于熟悉中日两国法律，又通日文，被在国内已名闻遐迩的王选请去负责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法律文书的翻译工作，从此开始接触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此后，刘惠明又陆续接触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损害赔偿，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等一系列诉讼，并结识了已年愈古稀、在日本法律界享有盛誉的尾山宏律师，他在这些诉讼案的律师团里起着召集人作用。在日本，这是一个专门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现有300多位律师成员。8年来，他们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仅尾山宏就20多次来到中国。
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一）、周福菊（前右一），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二）、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二）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
2001年刘惠明学成回国，在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离开日本前，尾山宏找到他，让他担任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的中方联络人（胡注：南京大屠杀中，19岁的李秀英被3名日本士兵砍刺37刀。在鼓楼医院经美国大夫罗伯特·威尔逊救治，得以保住性命，但失去了腹中的孩子。1998年11月，《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在日本初版，该书的一个要点是李秀英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此，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诉该书作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展转出版社名誉侵权）。在整个诉讼期间，刘惠明主要负责中日双方法律文书的翻译，协同日本律师在中国方面的取证等工作。
日本辩护团曾经向刘惠明提起过报酬的事情，刘惠明拒绝了。为了表示感谢，日本律师们每次来中国，就给刘惠明带一瓶日本清酒；而作为礼节，刘惠明每次都请日本律师吃一顿饭。
做李秀英的案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次给日本方面发去各种相关法律材料，刘惠明都会格外仔细地审看3遍以上，因为在接到材料后，每一个日本律师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妥或疑问，就会立即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进行询问和核实。
在日本的庭审中，很少出现像美国法庭上那样唇枪舌剑的当庭辩论，几乎所有的辩论都通过提交的答辩词体现。因此，答辩词，即日本律师所说的“准备书面”成为了最重要的诉讼手段。日方律师一共撰写了11次“准备书面”，每次都在20页左右，力求将答辩阐述得面面俱到。在2001年12月21日的一份“准备书面”里，日方律师仅仅论述“评论历史材料也构成名誉侵权”这一观点，就用了26页的篇幅。
在东京地方法院一、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之后，被告方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导田仁郎等5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松村俊夫、相泽宏明及展转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
由此，刘惠明对日本律师的认真细致和对法律业务的钻研能力深感佩服，这也难怪，在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为1%，即每年获得律师资格的只有1000人左右。让刘惠明更觉钦佩的是，因为日中两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原告们的费用仅靠日本各界人士的募捐还不够，不足部分则由律师团补足，律师们来中国取证也是自掏腰包。在8年时间里，律师团已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在进项可谓寸阴寸金的日本律师界，却有这么多律师愿意倒贴钞票，而且耗费大量精力，帮助中国民间对自己的国家索赔诉讼。
刘惠明就此事问过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他是日本法律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也在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土屋说，他们这样做，首先是出于正义与公平的最高原则，作为律师，天经地义地要帮助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索要曾经受到蹂躏和残暴伤害的人权；其次，日本律师也并不仅为了中国人，更为了日本人。只有解决好战争遗留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向前看，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
刘惠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无偿帮助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律师们，在本质上都是人权斗士。
他还有一个印象是，就他这些年与日本人的接触来讲，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知道侵华日军的所作所为。但当他们得知真相后，总是非常震惊，并诚挚地表示道歉。（见《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中日友好，先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也据报载，王选——这个让日本十分头痛的中国女人，8年来总拉着上百名早年受过日本人侮辱与折磨的老头老太太在两国间来回打官司，她的经济来源也大抵是出自于日本各界人士的捐赠。
认为日本应该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有识之士，其际遇在国内并不像遭到追捕的杜丘。他们仍然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自1995年起就担任日本“中国人真正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秘书长的渡边春已先生，不久前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的“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好像美国的报纸说美国没在广岛投原子弹，没搞东京大空袭，日本人肯定会感到愤怒一样……
2005年8月下旬，一台组织者、词曲作者、演唱者全部来自日本的演唱会，呈现在北京、南京、上海的观众面前。演出的重点曲目是揭露“二战”中日军“731部队”罪行的混声合唱组曲《恶魔的饱食》，届时有200多名爱好和平的日本各界人士自费参加演出，还有140多人来华声援。本次演唱会的组织者、监制持永伯子对记者介绍说：“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华演出，是因为小泉首相可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想告诉大家，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动，我们是反对的。”
在我所接触到的日本普通国民中，稻见健二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素昧平生，互不相知如同庐山、富士山的两片树叶。就因为我朋友的朋友的一个电话，他就开了一辆车来，陪我在东京转了一天。他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手下有两家靠在印务技术上刷新为主打业务的小公司。与许多日本男人一样，下了班他也常去酒吧喝酒。因为白日的操劳，他很快便倒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我本以为除了寒暄，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深谈。哪知一路上他不断地抨击右翼势力的一些言论为“天方夜谭”，更关心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日本友人稻见健二
鉴于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惨痛经历，当他听到因业务每年都要飞上海一、两次的朋友告诉他，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些年魔术般地矗起那么多直逼九霄的高楼，其中也有不少是空置的或少有灯光，他就有些担心……(www.xing528.com)
至今未到过中国的他告诉我：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在民间是有些迹象的，开始是很多人打网球，不久又转为保龄球热，再后来官员们和各界成功人士纷纷以打高尔夫球为风尚……在中国，是不是这样？
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现象，很多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他希望中国引他国的教训为镜子，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粗鄙如“西北大学事件”里的几个日本人，其挑衅行为亦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像2003年在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急剧增加，其中近半数是中国人犯罪；同年日本遣返非法滞留外国人45910人，其中被遣返的中国人12382人，高居被遣返外国人的第一位（2004年2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中国人在日犯罪应引起重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都是打家劫舍之徒，或有偷渡列岛之心。“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并没有袒护那几个日本人，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还专门为此事给西北大学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致歉信——
敬启 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是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们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老师及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
2003年11月1日
近些年来，随着老人们的去世，一批战后出生的中青年官员进入权力中枢。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的祖、父辈曾主导或参与了那场侵略战争，例如，现在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工商大臣，现任总务大臣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煤矿曾经强迫朝鲜人做苦役，导致许多劳工惨死。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的父亲中川一郎曾是日本右翼势力著名的代表人物……
要指望他们领着日本反省与谢罪，便犹如要期待他们有一天会小学生般举起手来，通过将14名A级战犯的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的方案。但在中日关系上，是共享和平发展，还是重卷战争烽烟？让好容易由“一衣带血”变为“一衣带水”的历史又沦为“一衣带血”，这在多数日本重臣大吏那里，不但是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问题，而且还是个得尽量小心处理，否则一有乱子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
日本政界的这一特点，相当明显地折射在中曾根身上。这位在当今日本最资深、最有名望的政界元老，在1982年刚刚担任首相时，即挑战“公式参拜”，并在“终战日”参拜——这两个此前历届首相不敢涉足的敏感禁区。
2003年众议院选举时，已经86岁的中曾根没有再参选议员。但他仍在发挥余热，经常给自民党和内阁提建议，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现在比起当议员时还要忙上两三倍。在2004年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中曾根对记者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换句话说，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实施了市场经济，政治方面避免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完全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又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与邓小平就中日关系达成一致，即中日两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么都重要，处理问题应该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他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应继承邓小平的方针并按此方针走下去。
当记者问中曾根，最想向中国人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共存共荣，共存共荣。”
由中曾根的话里，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不亚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高度评价。
也许因为同种，又近于同文，对西部的这块大陆民族性的认识比英美等西方国家深刻；也许还有着大和民族特有的实用主义因素，在几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并没有釜底抽薪，相反，还有让中国官员们心里为之一热的举动——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各国纷纷制裁中国，日元贷款也不得不延期。但在1990年在法国阿尔苏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俊树首相即表示世界不应当孤立中国。次年，他又访华，提出重新开始提供日元贷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加盟WTO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早在1999年夏天小渊首相访华时，两国就结束了贸易谈判，在欧美国家之前完成了与中国的所有双边谈判。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等问题上，日本一般也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为避免中国与美国关系剑拔弩张，擦枪走火，亦有修复两者关系之举。
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日子里，即2005年2月的最后几天，日本三大在野党——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向参议院提交一份《促进解决战争性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向“随军慰安妇”谢罪，调查受害者实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采取措施恢复她们的名誉等内容。
与此同时，执政党自民党也提交一份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动议。
这一条的内容是“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久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了实现前项之目的，将不再保存、持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斗力，将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自民党的动议是，将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将该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作为修宪的时间表。此动议若要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参众两院2/3以上的票数，还须有一半以上的国民赞成。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恰恰是一半以上的国民不予赞同。早在2004 年6月，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等9位日本当今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就组成“九条会”，其宗旨是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现在，列岛上出现了许多“九条会”，如“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女性九条会”等，而且在一些都、道、府、县到市、町，也成立了与之相呼应的“九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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