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德缺失引发的思考，韩剧效应与传统道德的生命力

案例一　由道德缺失引发的思考

一、主题讨论

“道德缺失”，缺了什么

网帖“很久很久以前……大米是没有毒的，猪肉是可以吃的，空气中是含有氧气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感冒是不会死人的，理发店是只管剃头的，刮胡子是传染不上艾滋病的……”

何怀宏:今天的道德现状的确是存在着一些冲击到道德底线规范的“乱相”，而且，比这“乱相”更严重的是潜伏着一些更深的价值和信仰危机。比如说权力的腐败、机会主义价值观的流行、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以及对精神信仰的漠不关心等，甚至有人面对落水的儿童先开口讨价还价;当有轻生者欲跳楼时，还有人拿着望远镜看热闹，并发出“快跳，我们等不及了”的催命呼叫。“很久很久以前”反射出的一些败坏现象，甚至使人有“末世”之感。

孙春晨: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二是社会变革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行为自由，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因而自立自主、讲求效率、开拓创新、公平竞争、崇尚科学、尊重个人合法权益、尊重知识和人才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三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来:社会生活中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

赵健全:功利观念的普遍化似乎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与冲突。道德一步步地让步，求利之心一步步地成长，把人逼到道德的底线，全民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趋向。这是一种发展观的欠缺?还是一种价值观的缺失?全民求富图利，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逐利中原”时代。人们越来越感到:走出个体、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变得“走投无路”了;上学、求职、打工、购物、就医、美容……处处是陷阱，时时要提防。

评价过去，靠激情更靠理智

10年前，《民主与法制》曾就当时社会道德到底是爬坡还是滑坡问题进行过探讨，10年后，社会道德是否已滑至坡底?

孙春晨:10年前关于道德是“爬坡”还是“滑坡”的讨论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场讨论充斥着道德热情，而缺少道德理性。无论是“爬坡”还是“滑坡”，总应该有一个“坡顶”作为参照，那么，这个“坡顶”是什么?在哪里?

李隼: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讨论，表面上看，是由切身体会出发，对当时的社会道德状况进行基本判断。实际上，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的改革的基本评价。我以为，今天的道德状况比起10年前，在许多方面是有所进步的。比如我们现在对环保、救助弱势群体的关注，对分配正义的基本价值诉求，对法律更加切实的尊重等，本质上都是道德感的加强。

何怀宏:传统社会的道德有既定的信仰、有固定的规则，但这种信仰和规则后来常被简单粗暴地视为“陈旧”、“迂腐”、“僵化”甚至是“以礼杀人”。革命道德有全新的信仰，也试图形成新的规则，但由于它是取一种“与传统决裂”的姿态，“不破不立”、“全盘打破”，规则在它那里甚至可以说是不甚重要的，主要是试图通过创造新人、以新的信仰自然而然地带动出来。而中国市场社会的道德则是过去的精神信仰在相当程度上的消解或者淡化，甚至对信仰本身的追求也相当淡化了，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社会的规范，则由于中国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由于传统的破坏、革命的遗产等种种原因而尚未真正稳固地建立起来。因此，道德的滞后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且，与10年前相比，这种反差可能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

赵健全:10年一个回忆，给道德一个记忆标识;10年一个观察，给社会一次反思机会。我觉得，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已经是大不同于10年前了，这不同在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变得难以一言以见清，一言难蔽之。从这一点上说，社会是进步了，变得难以对它做出简单判断了;但问题却变得深层次了，变得用一句话难以言尽。小的时候看电影，总想简单地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似乎生活越简单越好;长大了才知道，那些难以说清谁是什么的电影，才真正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读者》现象与全社会的道德良知

CCTV《新闻联播》报道《读者》销量突破千万，这是不是人心向善的潜台词?

何怀宏:我深信在任何时代，人们的心里还是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善意的，尤其是存在着一种同情别人苦难的恻隐之心，一种希望自己变得好一些的心愿。《读者》是以登载使人感动的、向善的故事著称的，它目前的发行量已经超过千万，这也是人心不坠的一个证明。

孙春晨:《读者》受到人们的欢迎，表明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依然有着向善的道德情感。《读者》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一如既往地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体现人文关怀。虽说依靠一本杂志的力量，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但是，从如此多的人喜欢《读者》这一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建设一个良善的、有秩序的社会，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道德良知并未泯灭。人们愿意通过阅读《读者》来体验人性的温情、寻找心灵的共鸣、探索人生的未来。这是我们的社会进行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

李隼:对《读者》的广泛认同，说明了这本杂志的“人文关怀+贴近生活”的宗旨取得了成功。温和地关注民生问题，在各种利益团体中倡导妥协，倡导以爱为基本特征的和谐，倡导以耐心务实来达成正义的路子，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求稳定、谋发展的基本形态。显然符合转型社会人们希望改变，却不希望暴风骤雨式变革的和平心态。《读者》做了些道德上的知性启蒙的工作。这种知性启蒙提供了一种思路，使得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所秉持的、所贯穿的还是那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

韩剧效应与传统道德的生命力

《大长今》等韩剧的热播是否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民族的道德建设不仅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

何怀宏:我在1998年9月到韩国参加了成津馆大学600周年的庆祝典礼，它是承接过去的太学(国子监)的，所以才有这么长的历史。在中国，太学的传统其实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中国的大学，比如说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似乎并不愿接上这根线。我在成津馆大学看到，当年儒学生住宿的木板房、明伦堂都还很好地保留和使用着。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坐在台阶上许久，旁边是已有数百年的银杏树，也可看到附近基督教教堂的尖顶和霓虹灯闪耀的商业大楼，这就是全球化的现实，韩国也面向世界寻求发展，但我感到有一种文化的根是韩国人非常珍惜和注意保留的。最近像《大长今》这样一些韩剧在中国被“热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也是因为它深层次地触动了中国人心里潜存的传统道德文化的那根弦，但可惜中国人对这种传统自己却保存得不好，这才出现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奇怪现象。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首先在恢复和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再造文明。而且，虽然清明的政治会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最有力杠杆(正像政治不清明也会使道德水平下降)，我们可能还要特别注意和精心护养民间自发的道德生机。

孙春晨:韩剧在我国热播，说明一个民族的优良的传统伦理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文化，比如在荣辱观问题上，我国传统伦理和道德一向重视荣辱观念，把有没有荣辱观、能不能知耻作为做人的标准。孟子有“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的名言，其意是如果没有了羞耻之心，人就不能成其为“人”。我国传统的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思想强调人的羞恶之心，只有知耻，才会弃恶从善、见贤思齐，并通过日常的行为把良好的品性不断内化为人的自觉。

底线伦理才是大众化的道德要求

崔永元曾在一次演讲中讲:“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他对道德底线的解释是，医生可以收取红包，但只要在做完手术后不把纱布留在肚子里就行了。

何怀宏:重构或重申道德规则的工作一直在做。之所以说“重申”，是因为在所有时代的道德中都有一种共同的核心的东西，即所谓“天经地义”，比如说不可伤害无辜者、不可欺诈等。

底线伦理有一个最好的概括:你不想被偷、被骗、被抢、被杀、被强制和被伤害，那么，你也不能对别人做这些事。

底线伦理首先考虑到可行性，考虑到“应当意味着能够”，这种可行性是针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道德精英而言的。所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它并不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说成为圣贤或英雄，而是希望人们能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底线伦理依据的动力之源是一种普遍的恻隐之心和向善之心。

道德是可以分层次的。有一些人有一种很高的道德追求，如西方历史上的斯多亚派，中国古代儒家的一些人以道德高尚、成为圣贤作为他们人生最高的甚至唯一的目标。对他们来说，绝对不会以底线伦理为满足的。但现在，随着平等化，大家的价值追求也可以多样化了。比如许多人没有过高的道德追求，不去害人，也不想去做什么英雄，只求平平安安度一生，过去的说法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今天是房子、汽车等，希望一生本本分分赚钱，平平安安度日，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孙春晨:过去，我们曾经提倡“大公无私”的道德，这个口号体现了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情怀。但是，从大众普遍的现实生活来看，要求所有人都做到“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大公无私”作为对公民的普遍性道德要求，就会导致抹杀个人利益的后果。实际上，假设人人都为“公”，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那么个人利益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一旦所有人的个人利益都不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用传统观念重构道德体系，显然行不通

“大公无私”式的道德要求是否会使得物极必反?道德重构该如何协调继承传统与拿来主义?

李隼: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为了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我们在对待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问题上的做法是一种从内部“剔除”，从外部“阻挡”的做法，对道德进行剔空。但是很不幸，一次次尖锐的、强硬的政治斗争取代了一切温和的、柔软的道德调节作用，而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在政治风暴中也无法生根，“道德空心化”的结果使得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得到彰显，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精华部分又遭到排斥，道德沦丧才真正可能出现。

孙春晨:人类道德的发展不能用“物极必反”规律来概括，就像道德不可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传统彻底重建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因为对道德发展的现状不满而干脆将现有的道德推向崩溃，来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在“道德废墟”上建立新道德。仍然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调节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生活中的伦理矛盾，是行不通的。比如，朋友之间应该讲义气，但若是一个陌生人需要你的帮助，你该如何去对待他?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处理，由于陌生人和自己没有亲情和血缘关系，不去管他的事情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做就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很难解决。再如，我们社会提倡“见义勇为”，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如果需要帮助的是自己的妈妈，你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但如果是陌生人呢?你也许就要考虑这样做是否值得了。排队上车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车一到，大家蜂拥而上，根本不能有秩序地排队上车。排队上车虽是小事，但反映出的却是公共生活道德的大问题。

何怀宏:在价值观念上，要求大家全都追求同一个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好比要求大家都去爬一座山，乃至只让走一条路，或者城里只允许开一家餐馆，大家都只许吃麦当劳，这都是人性上不可能、道德上也不妥当的。因为有的人喜欢陡峭的山，有的人喜欢平缓的山，有的人根本就不喜欢爬山。只要他不去伤害别人，就都是可以的。

公职人员、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

“前腐后继”的社会现实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充满浮躁之气，在道德重构中，上行下效意义何在?(www.xing528.com)

孙春晨:道德的“上行下效”，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党员干部整体道德形象的社会评价度不高，是我们社会道德状况比较混乱的原因之一。比如，一些党员干部嘴上对“荣”与“耻”说得头头是道，但在行动上却相距甚远，给群众造成了“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印象。作为领导干部，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其在道德上的要求自然也要高于一般群众，理应成为人民道德上的榜样。如果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私利，做不道德的甚至违法的事，那么群众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和期待，从而放弃自身的道德努力。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不可忽视。

李隼:道德建设中有关“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要求，体现了对社会现实道德状况的一个基本认识，应该进一步明确为“倡导先进的，要求广泛的”，强调法律的威严与道德的温情。

赵健全:执政党既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者又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应积极涵养各民族和各阶层的思想和文化观念，把握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和思想主旋律，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思想挑战。社会的各种组织，如机构、协会、群团、政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应积极承担起行业规范与自律的任务，为社会提供符合德行的环境与氛围。精英汇聚的科研教育院所担负着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作用，只有主动规范自身和倡导德行，建立和完善更为严格的约束制度和评价机制，才能成为社会文明的实践者和首善之域。作为社会的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掌握和控制着社会公共的权力和资源，理应成为公共伦理的实践者和表率人物。

——《直面道德缺失——四位专家学者眼中的道德现状》，《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3期

二、视角广场

上述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认识和思考，其实质涉及道德重建的问题。而针对道德重建，人们众说纷纭。

观点一:“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1]

一个没有了道德底线的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人们失去信任，人对人是狼的说法成为现实，人们只会用爪子和牙齿相向，甚至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都成了厮杀的战场。弱者固然常常成了鲁迅所说的“人肉宴席上的美味”，强者也随时会被吞噬。弱者渴求公义，强者没有尊严。因此，除了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极少数，很少有人愿意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管你说它是什么模式。

于是，道德重建成了整个民族的焦虑。那么，道德重建从哪里入手?

当年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苦于盗贼蜂起，问计于孔夫子，孔子的锦囊妙计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如果你自己不贪婪，就是重赏之下老百姓也不会偷东西呀。季康子后来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也就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民德的提升只能从官德的改善入手。

中国古代强调以德治国，将官吏的道德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在深受新教影响的美国，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更是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远在一般公民之上。那些成功的文明深知道德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底线。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清明、法治的建立，最终都得依靠人去实现，即所谓“治人而后有治法”。

礼义廉耻是五千年华夏文明孕育的优良传统，然而众多官员却已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这正是世风日下的首要原因。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士人官员的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他们鲜廉寡耻不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是真正的“国耻”。重振中华民族的道德，必须从洗雪这些“国耻”入手。

观点二:“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乎?”^[2]

道德缺失乃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危机。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那么，道德重建从何处入手?有评论说，道德重建当从改善官德入手。这恐怕是开错了药方。

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让人腐败，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地腐败。”不过，阿克顿所说的“腐败”，并不是指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贪污腐败，而更多的是指心灵的败坏、腐烂。英国18世纪政治家老维廉·皮特于1770年在对英国上院的讲话中，把这一点表达得更为明确:“不受限制的权力必会腐败拥有此权力者的心灵。”这就包括掌握权力者丧失人的怜悯、恻隐之天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皆有恻隐怜悯之心，对于弱者，对于他人的不幸和苦难，只要是正常人，都会产生一种同情心。这样的同情心，也是优良治理的精神基础。如孟子所说，治国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官员如果行不忍人之政，自然也可以实现辖区的优良治理。

然而，这种恻隐之善端毕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心地呵护，需要孟子所说的“持养”。如果不加养护，它就会衰退。而官员的恻隐之心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官员掌握着权力，这权力如果没有受到有效限制，可被轻易地滥用，官员的物欲就会膨胀，反过来，他本来固有的恻隐之心就会被抑制、被遮蔽。逐渐地，他的心灵会变得冷硬，弱者的不幸、苦难在他的情感上将激不起任何波澜。甚至他会认为，弱者的不幸和苦难是对他的无上权威的公然挑战，他不会去帮助弱者脱离不幸和苦难，而是去消灭弱者本身。

恐怕不可能指望这类恻隐之心被权力压制、消磨的官员自己去改善官德。如果我们承认权力会败坏官员的心灵的命题成立，那就可以推论:官员的道德水准大体上是低于非官员的。那么，改善官德唯一合适的主体就是官员之外的人，尤其是社会中那些具有道德自觉的群体。简单地说，只有社会有能力、有条件来改善官德。

所以，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只能是自下而上地进行。从性质上说，道德是社会的事情，道德重建自当始于每个人，始于每个小群体内部的道德伦理重建。当然，在此过程中，各个群体内部精英的道德自觉是至关重要的。

观点三:“道德重建:功夫在道德之外”^[3]

近年来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现今人们对商家不放心，对医院不放心，对学校不放心，甚至对管理执法部门也不放心。很多人都在担心会不会吃到地沟油和有毒蔬菜，担心家中老人万一跌倒街头会不会有人伸出援手，担心孩子所注射疫苗的质量是否有问题……可以说，当下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及人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烦恼，都与道德普遍滑坡的状况直接相关。

实现道德重建究竟从何入手?从近期讨论看，有的认为应自改善官德开始，有的认为应从提升民德入手。对此，笔者的看法是，道德重建并不应该从道德本身入手，其功夫在道德之外。

这些“外功”说来本也简单，其实就是法治、政治、文化等方面。当然，在道德的不同侧面，所需重视的“外功”有所不同。所谓道德的不同侧面，简而区分之，或可归为官德与民德，公德与私德，以及以商德、医德、师德和学德等为代表的职业道德等范畴。对每个范畴的道德宜对症下药。

三、教师点评

在直面中国当前道德缺失的现实中，本主题讨论中的四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与道德相关的各种现象，提出了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道德现状?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现实价值?如何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如何区分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意义?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作用?

针对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任务在于道德重建。尽管对于道德重建存在诸多观点，有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在道德重建中，我们应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充分珍视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信念，并从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出发，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精神。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应表现为互利、公平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伦理精神应表现为民主、正义和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伦理精神应表现为仁爱、宽容和“天人合一”。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一方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要求。这种伦理精神要求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将利益的追逐和公平的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表现为互利、公平和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努力实现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的井然有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由此，在社会的政治活动中形成与之相应的伦理精神，即民主、正义和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社会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同时要将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纳入其中。因此，我们除了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社会中倡导与之相应的伦理精神之外，还应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照中，从世界发展的宽阔视角，倡导既能体现文化共性又能体现文化个性的伦理精神。今天，面对人们在伦理环境中的复杂现实以及从世界范围而言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有助于在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形成一个和谐淳厚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应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继承和发扬传统伦理精神的精华，主要表现为:仁爱、宽容和“天人合一”。

仁爱精神主要体现为追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坚持仁爱原则对个人而言，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从自我为中心转向博爱众生，主张个人要努力超越狭隘的自我，自觉地将自我融入社群和他人之中。要求每个人不仅要自爱，而且还要把爱逐步扩展到他人和社群，使个人的“小我”升华为社会的“大我”，使有限的“小我”融入无限的“大我”。同时，仁爱精神也应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如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明确提出自然万物与民众百姓一样，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和亲密朋友，应以仁爱相待，与之和谐共处。因此，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应倡导一种具有仁爱内核的文化，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仁爱精神。

宽容精神是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承认、允许价值多元的世界存在，不干预个体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对个体的终极关怀、宗教信仰(或无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等应执中性立场”。^[4]确切地说，宽容精神就个体而言，指的是豁达宽厚、心胸开阔、宽以待人、容人所不能容的美德。就文化发展来说，则是指对待异族文化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正视和分析，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如《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又如《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精神也是仁爱原则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条件下，经济的平等原则和高度的开放要求，文化平等对话和融合趋势，从根本上规定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当代文化必须具备这种宽容品格。

“天人合一”虽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古老命题，但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天人合一”主要是倡导整体概念，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和过程性，把和谐视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发展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同时，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异己的本体，不是宰割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今天，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能源减少、资源匮乏等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实际上涉及的是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次问题。因此，“天人合一”也就成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理应倡导的不可或缺的伦理精神。

四、教学设计

本主题讨论可用于辅助教材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教学。具体如下:

教师讲解:我们知道，道德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奇葩。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把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与浩瀚宇宙相提并论，强调人类只有对道德心存敬畏之心，才能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道德主要表现为一种调节手段，它以善恶来评价，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精神的自觉和自律。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出现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充斥着大量的非道德和不道德的现象。作为大学生的你们，如何看待道德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信念和伦理精神?

教师总结:围绕当代中国的道德缺失问题，同学们的讨论是广泛而深入的，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人类何以需要道德?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传统的道德资源是否具有现实价值?如何区分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意义?总体来看，虽然对于今天的道德缺失我们不乏尖锐的批评，但我们的思考却传达出我们有为重建社会道德信念的积极态度。比如，针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同学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道德理性不仅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能够为其发展提供价值规范，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再比如，同学们提出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现实价值。的确，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伦、品德、修身、养性的种种见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价值目标、行为方式、个性完善等方面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类文明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包含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合理生存的道德真理，理应成为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基石之一。此外，对于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的关系，同学们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观点，也论及法律与道德的相关性以及道德建设的层次性问题。总之，我们深深认识到，尽管任重而道远，但改变道德缺失现状已是刻不容缓，这既需要整个社会提供制度伦理支持，也需要每一个个体自身道德人格的养成。从根本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更应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充分珍视我们内心的道德良知，发挥每一个个体道德实践的作用，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信念，并从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出发，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