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一、大学教育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通才教育”办学理念的实践，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创造教育奇迹的原因之一。自20世纪初中国近代大学建立以来，就有一批受西学影响的教育先行者秉持“通才教育”的理念，并开始付诸实践。西南联大成立后，校务实际负责人梅贻琦以文化会通观从理论上对通才教育进行了阐释，在实践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提倡中西融会、文理兼修以及古今贯通的教学方式，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的选课制度。通才教育理念在西南联大的发扬光大和成功实践，不仅是联大“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态，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底蕴和人文内涵。

“通才教育”也叫“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这里的“通”应有“通达、自由、广泛”之义。“通才教育”就是指学校教育所培养的人，不能被过于狭隘的专业和学科所束缚，而应在更加广博的知识领域里自由驰骋，最终使其成为具有综合文化素质和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现了“自由”价值在教育中的应用。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大学到底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是进行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一直是中外高等教育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西方19世纪以前的大学发展史上，一直是奉行“博雅教育”的模式，以通才为培养目标。以纽曼、洪堡为代表的一批欧美学者始终坚持通才教育和培养“全人”的理念。19世纪，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专业教育逐渐兴起，产生了大学应以专业教育取代博雅教育、培养实用的专门人才的思潮，出现了一些以教授实用技术、培养实用人才为主的新型大学。如克拉克·科尔就认为，培养绅士、完人、全人实际是培养贵族和中上阶层，与民主社会追求机会均等和无阶级社会的努力是相悖的。大学应该通过专业甚至是职业训练来培养“有效公民”。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应是现代大学通才教育思想的发源地，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大学曾对通才教育进行过激烈争论，最终是通才教育取得了主导地位。中国近代大学产生后，通才教育被一些有着留学背景（特别是留学美国）的校长在各个大学里先后推行，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

最先将“通才教育”引入中国大学的当属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疾呼中国要“标本并治”。“标”指的是收大权、练军实，向俄国学习；“本”指的就是“开民智、鼔民力、新民德”。不实行标本兼治，中国无以救亡图强。“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1]辛亥革命后严复任北大校长，时间虽短，但他的这种思想却演化成德、智、体三者并行的大学教育观。

其后，蔡元培对通才教育思想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在1912年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明确“学”与“术”应分离，提出“教授高深学文，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又极力主张贯通文理两科的界限，学文的兼学理科的某些知识，学理的兼学文的某些课程。

不仅是蔡元培，中国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也接受了通才教育的理念，并且付诸实施，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精神的积极推崇者。他们视通才教育模式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坚持“知类通达”的通才培养目标。其中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效最为显著。

清华大学推行通才教育主要表现在其课程设置上。从1933年开始，清华大学就规定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须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以1936～1937年度文学院与理学院的所有系为例，两个学院第一年的共同必修课都是：英文，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三者择一；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四者择一。只有个别系在分年的课程表上有细微的出入。

北京大学也是在课程设置上推行通才教育。如理学院把国文列为一年级的必修课，文学院把《科学概论》作为一年级的必修课。1933年和1934年度《科学概论》的内容有：引论、数学方法论、物理学方法论、化学方法论、生物与生理学方法论、地质学方法论、心理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统计学方法论、考古学方法论、语言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结论等，由相关专业的教授分任讲授，其引论与结论部分则由胡适这一类学术通人讲授。从这一课程的基本单元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基本上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部类的课程，其宗旨是让以人文科学为主业的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

南开大学是从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面来提倡通才教育的。校长张伯苓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2]他为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意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常常邀请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张伯苓力主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他说，学生“不单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学生组织各种社团，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南开的新（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誉满京津。张伯苓还很重视体育，始终把体育列为南开大学的必修课。

实际上，三所大学在接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没有排斥中国的传统文化，蔡元培说北大开办的时候学校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华大学也把“中西兼容，古今贯通”作为治学主张。西南联大组成后，尽管三所大学在文化价值观、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各有千秋，但几位校长在办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却十分接近，对通才教育的认识更是一拍即合。

梅贻琦还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就一直遵循通才教育的理念。1932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讲话说：“大家要注意在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3](www.xing528.com)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不仅继承发扬了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全面阐释了他的通才教育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学一解》。该文以中国传统人文经典《大学》中的教育思想为基础，吸取了近代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合理成分，并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作，堪称梅贻琦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他在文中明确指出：

“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他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未，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为指导，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的通病是“通识之授受不足”。“窃以为在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其理由有二：其一，大学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大学》里所指出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只有实施通才教育，方可收到“新民（化民易俗，表率社会）之效”。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其二，他认为大学在短短的4年间，要求学生“通专并重”是很难的，“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所以梅贻琦主张“通”重于“专”，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4]而培养专才应是职业学校或研究院的任务。

梅贻琦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不仅从学术的视角来看待通识教育，而且把通识教育提高到服务社会的层面上来认识，与服务学术相比，社会的革新、进步更为重要。从中足见其远见卓识。

梅贻琦还认为，基于学术自由原则上的通才培养，以及通识教育的实行，不仅是西方世界的，也是全人类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西洋之大学教育——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即‘一己之修明’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5]

1943年，由梅贻琦拟纲，教务长潘光旦代笔，发表了《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6]一文，文章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做法极不赞成。指出“流弊所及，一时代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梅贻琦与潘光旦在上述文章中对通才教育的深入解读和积极倡导，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教育的思想宝库。

梅贻琦如此重视通才教育还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学界“通人”。梅贻琦早年毕业于南开敬业中学堂，1909年考取清华首批留美公费生，曾两次赴美留学，获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1915年即受聘于清华，历任教师、教务长、代理校长直至校长。在他身上，既打下了儒家传统学说的深刻烙印，又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浸染。他是学电机出身的，却对社会人文学科颇有研究，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相当的修养，这从他写的文章中即可见一斑。他的学生曾回忆说，他“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外，本来就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谈得拢。”^[7]

时常与梅贻琦合写文章的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在这方面也非同小可，他在联大开过的课程有：优生学、人才论、家庭教育、中国社会思想史等，翻译了《性心理学》、《优生学原理》等，著有《自由之路》，同时还担任一些报刊的主编和主笔。费孝通在谈到他的老师潘光旦时所说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潘光旦）先生平素主张通才教育，那就是认为做任何学术领域里的专业研究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基础。他本人能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正得力于基础较广的学术底子。”^[8]言下之意，正由于潘光旦有着游走于诸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切身体验，才会极力倡导通识教育。

在西南联大，对是否实行通才教育也曾有过争论，但最终还是通识教育占了上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论是行政首脑，还是纯粹的学人，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学术上的通人，有着融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深厚学养，在累积学养与研究实践的过程中，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实施通识教育对于后学的学术精进十分重要。因此，他们才积极地提倡通识教育。杨振声对比给出学术的理由，认为文科与理科的学问是可以相互依赖的，“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是一家两院罢了”。文、理两学院“不能此疆彼界”，而应“相辅相行”、“相得益彰”。“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中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9]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认为，专业教育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因为专业教育只能造就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作‘人’，且必须作‘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立场讲，是‘通人’。”^[10]生物学家沈同提出：“生物学其实也是研究生命发展的历史。现代科学本身是一个严密综合的体系，自然科学应该与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才能获得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11]

为此，西南联大成立不久，甚至还发生过违抗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训令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根据当时的现实需要，提出注重实科人才培养的方针。1939年10月，教育部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要求，颁布了统一大学各系科课程设置和统一对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的训令，其主要精神是为了“抗战”和“建国”的需要，应大量培养理工方面的人才，表面上是主张“通专并重”，实则是推行专才教育。该训令引起了西南联大管理层和广大教师的强烈反感，他们认为，办大学当为百年大计，不应为一时的偏倚和“短视”而放弃长远的目标，联大应在通才教育的方针和教学民主的原则指导下，走一条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培养于国于民皆有用的人才。随后即用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公函的名义转报教育部，对训令提出了难以执行的5点理由。呈文最后要求将西南联大作为训令之例外，“因三校有多年之成规，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2]经过西南联大前后几个月的争取，教育部最终被迫默许联大对于教学工作的各项训令可以变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