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生文化对教师文化的影响

二、学生文化对教师文化的影响

大学文化具有不同一的特点，学校的师生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不一致，既存在着相互影响又有相互冲突。大学的文化，是在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方的互动中来实现的。在西南联大，学生较强的批判精神在推进西南联大成为社会的“民主堡垒”的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学生文化对大学文化取向的影响。学生们不仅在1944年开始的争民主、反内战的西南联大校园文化主流活动中成为主角，而且在推动中间派教授的思想转变方面，也显示出极大的作用。

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重要政策。1939年1月，搞党务出身的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后，更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党化教育的措施，如规定各高等学校普遍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高校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等。教育部对西南联大更是格外重视。1939年10月，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成立。联大的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名常委、各处长都成为国民党员，院长、系主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国民党员，大约有1/4的教师、1/2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5]

1941年7月23日，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1943年联大三青团成立，这就使联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学校国民党党务体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总计有150余人，此时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由此可推断出在抗战末期，约有40％以上的联大教师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任命的西南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姚从吾的办事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同时姚从吾还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性的讲座，没有明显的“党化”意味，主讲人以国民党籍教授为主，也请党外教授加入，演讲完后区党部还付给演讲者200～300元报酬（1945年增至5000～6000元），并约请聚餐，这对抗战期间居住在物价奇高的昆明的教授来说，也是一种拉拢和诱惑。另外，姚从吾还创办政治性刊物《当代评论》，资助北大和南开的文科研究所油印学术论文，利用私人关系等方式，不断巩固国民党在联大的统治。^[6]

1939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即批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委员会成立，比联大国民党党务体系成立更早。但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一直处于隐蔽活动的状态，和公开的联大国民党组织并没有正面的冲突。

真正使联大教师思想上起变化的是抗战末期局势及自身生活的变化。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深入，整个统治集团极端腐败的面目日益暴露。政府无能，官吏贪赃枉法，大发国难之财，军队丧失战斗力，民众苦难深重。这一切在西南联大学者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国民政府失去了收编知识分子的能力，只能采取高压政策，更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叛离。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当年的一些报告，其中有和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谈话。“（考古学家）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这儿的教授们都感灰心丧气，预言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7]一向敏感的学者看到了现实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

联大教师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因此身上体现出更多民主、自由的倾向。这就更加使他们不能容忍专制。而西南联大教授很多是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其言行不仅对联大学生、昆明市民，甚至对全国舆论，皆颇具影响。做好联大教授的工作是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扩大和发展。

中共党组织派人与吴晗、闻一多联系，介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给他们，从生活上、政治上关心他们。1942年，闻一多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还充满信心，1943年，还曾经与朱自清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为朱自清的拒绝，才都没有加人。此后他却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中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最坚决的民主斗士。其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既是由于社会现实条件的日益恶劣而引起他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也与学生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据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回忆，根据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大学中较多的中间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各方面去帮助和争取。“西南联大趋向进步的闻一多、吴晗等，除华岗同志以党员身份同他们接触外，学生中先后有吴显钺（吴子良）、马千禾、齐亮、袁永熙等同志，以心照不宣的政治面目同他们联系，在运动中多次取得他们的积极支持”。联大学生党员马千禾（马识途）回忆道：“从1942年起，我就和闻一多先生经常联系，开始我是以他的中文系的学生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和他联系，后来往来多了……他看出我是共产党员，我也默认了。我从他的谈吐和行事中，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他多次提到愿意当共产党的尾巴。”^[8]

同时他们邀请联大著名教授担任壁报和学生进步社团的导师。李明等通过聘请吴宓担任《生活》和《学习》壁报的导师，把他争取过来；刘国光等几个同学邀请张奚若担任《民主》壁报导师，并请他写报头；《冬青》社则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为导师；《星原》壁报请李广田为导师。党组织为了帮助联大教授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和形势，更好地团结他们，扩大爱国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邀约了昆明文化教育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唐继尧之子唐筱萁住宅）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学术团体一“西南文化研究会”。联大教授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闻家驷经常参加研究会。研究会每两周聚会一次，每次一个主题，前期略偏重学术交流，后期着重政治活动。(www.xing528.com)

吴晗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开始脱离学术文化工作，介入政治活动的。他在一份20世纪50年代时写的自传里回忆道：“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山城里充斥了美国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匪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权斗争经验，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9]吴晗的夫人原是一位左翼青年，她的姐姐从昆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通过在重庆的董必武保持通讯联系。1943年，吴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吴晗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在我被指定争取闻一多入盟去访问他那天晚上，谈了几个钟头，最后我们相约将来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10]

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在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作为一名“国民参政会”议员，曾多次在参政会上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激烈的抨击，呼吁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在受到蒋介石的一再压制后，他一怒之下退出了参政会。在联大，他频繁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政权进行激烈批评。西南联大师生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热烈关注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政局，希望中国在八年抗战之后出现和平民主的政治环境，但严峻的事实却令人忧心忡忡。联大学生发起各种活动，呼吁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和一党专政。张奚若始终同广大学生在一起，支持学生的斗争。从1944年开始，他发表过几次公开演讲，比较早的一次是1944年底（那时德國和日本还没投降），由政治学系、学生自治会为他举办的演讲会，题目是“论国是前途”，在联大大饭厅举行。政治学系、学生自治会在两天前就在校内张贴海报。那天晚上全场爆满，张奚若在讲演中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预测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抱幻想，认为和平与民主只能从斗争中获得。那次演说大概是国统区内知名人士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的第一次公开响应。^[11]

还有政治学系的另一位知名教授钱端升，他创办知识分子政论刊物《今日评论》的时候，还是抗战中期知识分子们对国民政府比较有信心的时候。据浦薛凤说，端升“近来与我谈话，总是提到积极乐观。其诚挚态度颇有古人风”^[12]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1月，当友人写信劝他“再办刊物，大家公开说说话，他回信敬谢不敏。他近来很悲观，尤其昆明联大惨案学潮令他多所感慨。”^[13]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钱端升的政治态度因时局变化和学生运动而发生的改变。

群社的同学回忆说：“我们常常是在星期日晚上就把“群声”壁报贴出来了，星期一清早，这里便挤满了人。这些人中，有学生，也有教授。人们常常在很远的地方就从这些读者群中一眼认出两个人：一个是朱自清先生，一个是曾昭抡先生。因为朱先生穿戴的是从凉山彝族地区带回的白色毡帽和大蹩，目标鲜明显著；曾先生则个子高，看墙报时歪着头的那种神情，在人群中也使人一眼就能认得出来。曾昭抡先生不但是《群声》的经常读者，他还是群社的顾问，《群声》的作者。”^[14]

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先生，可说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有浓厚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于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陈先生以前是长期采取一种超然态度的。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因而尽管他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都很高，资格很老，但他一直没有得到只有国民党员才能得到的“部聘教授”的头衔。在联大后期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巨变过程中，陈先生对党派政治斗争的这种超然态度逐渐起了变化。对于一个—贯重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知名学者来说，周围的现实和师生的言行，如“一二·一”运动等，对他的这种变化更有直接影响。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都是他多年好友，闻先生的被刺，是陈先生对政府态度改变的大关键。1947年，他还和清华、北大等校13位知名教授一起签名发表了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宣言。

联大师范学院的陈友松教授平时一心治学，与世无争，也不大参与政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二·一”惨案被害的四烈士中，竟有两位是他的学生（潘琰，李鲁连）这件事对他思想震动很大，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之情，于12月3日写下了一首古诗《吊潘李二同学》，这首悼诗有一短序，写道：“余出入师院有年矣，自惨案发后，朝夕步经死者之血迹，悲痛凄怆，愤慨激越，莫可言宣。”^[15]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师生间文化互动关系中学生对教师文化选择的影响，而且这种互动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的。

就教师与学生的文化关系而言，由于大学生处于青年期具有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特点，因此在与教师的文化关系中同样表现出双向选择与调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教师要通过教学组织将选定的文化传播给学生，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生所选择的文化对教师的文化选择也会形成影响。因为学生文化一经形成，具有群体性、新颖性和活跃性，对教师文化会形成新的刺激和启发。在联大师生之间产生的这种思想互动和文化互补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