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文章：赵俪生的顾炎武研究述评

赵俪生的顾炎武研究述评

张光华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 赵俪生对顾炎武的研究与其学术生涯相始终。在生平方面，他以考证顾氏交游为起点，通过《顾炎武传略》、《顾炎武新传》全面系统的论述了顾炎武的一生。在学术流派与方法上，他澄清顾氏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异点，论证了顾氏学术方法的特点及其“清学开山”的崇高地位。对于顾氏主要著作，他从方法论角度对《音学五书》的解析、对《日知录》结构与体裁的论断、对《天下郡国利病书》学术价值的重新评价，对当前的顾炎武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赵俪生；顾炎武生平；顾炎武著作；《音学五书》；《日知录》

赵俪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一生学术足迹遍及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西北地方史、思想文化史等多个领域。在思想文化史方面，他对明清之季着力颇多，其中最为得意的则是顾炎武研究：“即以顾、黄、王来说吧，鄙人自25岁经营此课题，迤逦五十余年，独于顾一家稍有一得之愚，而黄、王之事，虽积有笔记，终同弃置。”[1]的确，自1947年在《学原》杂志上发表《张穆〈亭林年谱〉订补》始，赵俪生对顾炎武的研究几乎和其学术生涯相始终，并且取得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本文拟将其顾炎武研究的学术贡献进行总结分析，不当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对顾炎武生平的研究

赵俪生对顾炎武的研究，以厘清顾氏生平为起点。而厘清生平，考察其交游情况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对此，赵俪生喻之为“打地主先要打边子”。[2]589早在顾炎武去世不久，其抚子顾衍生据其所知首先撰为《元谱》，其后吴映奎、车持谦、徐松、胡雒君、张穆、钱邦彥等各以增辑、校补形式编成顾氏新谱，尤以张谱最为学界认可。而赵俪生在撰写《北学四谱》的过程中，发现学界称为“最佳”的张穆《亭林年谱》，依然“於某数大关节处犹亦舛误或不充分之处”，于是“课余之暇，爰为订补”，迈出顾炎武研究的第一步。[3]赵俪生精研张谱，发现该谱在顾氏与张尔岐、路安卿、孙奇峰、王建常等人的交往事迹上，或有系年错误，或有事迹不详，甚或张冠李戴，极大地妨碍了后人对顾氏生平、学术的理解。于是广泛搜集各种相关资料，逐条予以订正补充。以顾、张交往为例，赵俪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顾炎武为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作序的时间为康熙十四年乙卯，而非张谱所说的顺治十四年；顾、张定交的地点在山东章丘而非张谱所言的济南。不仅如此，他还考查了顾、张定交的思想基础，在于两人在明末有大致相同的曲折经历等。这种工作，既修正了前人的错误，也使顾氏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人们对其思想、行为的理解当然也会更深一层。赵俪生为这种“打边子”的工作，“大概花费十年精力”。举凡顾氏一生中交游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全面的资料搜集和细致的考证，为顾炎武研究走向深入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王桂琴说，“重义理无疑是赵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同时又称他是“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4]这种“汉学功底”在《订补》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虽然全文仅有5000多字篇幅，参考文献却达40余种，而且全文逻辑严密，推论精准，几乎无懈可击，大多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定论，并为后学在论著中引用。不过，具备“汉学功底”的目的还是成为讲求“义理”的“宋学家”。就该文所涉张尔岐、路安卿、孙夏峰、王建常等4人来看，他们均为影响顾氏人生、学术的关键人物。澄清相关事实，对学界了解顾氏本人实具有“关节”作用，并非普通的琐碎考据可比。而且，赵俪生也并未有止步于此，撰写一部完善的顾亭林传记，以全面反映其生平、思想、学术，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

在此以前，学界已有多种反映顾氏生平的年谱出版。但年谱仅按年月罗列谱主生平事迹，“偏于细碎而忽略大体”，而传记“重剪裁”，便于“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更适于反映谱主思想、学术变迁的轨迹。[5]783此前，少量的顾氏传记已经出现，如顾颉刚《顾炎武》、圣旦《顾亭林新传》等等，*分见于《中学生》，1936年第64期和《艺风》，1940年第8期。但篇幅均极短小，内容仅限于一般性介绍。1955年，赵俪生出版《顾亭林传略》，填补了学界的这一空白。该书正文分少年时代、两番抗清、初到山东、旅行山陕、学问成熟、晚年定居、结束语7个部分，全书舍弃繁琐的考据，原始资料的引用也非常少，将顾氏一生轨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特别是“学问成熟”一部分，于顾氏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全景式的展现，弥补了年谱“忽略大体”的弊端。虽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赵俪生深感“人的学问越后期越精密”，自己从事的顾炎武研究“亦不能脱此规律”[6]5，于是69岁时又奋力完成一部《顾亭林新传》。这本传记的第一部分首先“勾画”顾炎武的“轮廓”，以“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活动家”、“他是个有胆识、有谋略、有心计、有节操、有情趣、有才华、有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在哲学思想方面构成了体系的人”等5个方面概括顾氏一生，同时也是他毕生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第2至第7部分，略以时间为序述其生平与交游。第8至11部分，则各以《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诗为主题论述顾炎武在各领域的学术成就。最后部分以学术为中心阐明其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新传》较之《传略》，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对顾炎武学术的讨论增加到全书总篇幅的将近一半，更能显示出作者对顾氏认识的深化：“他是一个因著述而留名青史的人，不谈著述，就无从从灵魂上懂得他”。[7]275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虽然完成了两部顾炎武的传记，但赵俪生并没有打算就此止步。在《顾亭林与王山史》一书序言之末，他表达了自己未来的愿望：“但愿在我耄耋之前，写出一部比较象样的《顾炎武大传》，以作为治此终生不辍的一种交代吧”。[6]6大概因为年事已高，这部著作最终未见出版。但我们从《传略》、《新传》、《大传》名称的变化上可以推想，这应该是一部结构更精密，内容更完善，论证更深刻，能够代表赵俪生顾炎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传记。

二、关于顾炎武的学术流派、方法与学术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学术转型的中心人物之一。有感于明亡之教训，乃对王学末流摭拾口头禅、谈空说有的学风展开猛烈抨击，但对程朱较少非议。因之，清代以至民国，不少学者将顾炎武归为程朱一派。蒋维乔说，“炎武之践履笃实，根本上极似程朱；而其专求实际，不落空谈，则又在程朱以外，自成一种朴学。无怪后来之考证学，推炎武为初祖也”，并因此称其为“程朱派之考证学者”。[8]6 赵俪生对顾氏学术进行全方位考察后指出，将亭林学术归于程朱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在于两者的“总精神”存在很大差异：朱熹强调理的先天存在，而“亭林则不强调理之先天存在，而先言吾人如何取得此理之法”。朱熹虽有格物之说，“实为一种修养方法”，与亭林学说的“经世致用”精神大相径庭。[9]这一观点，突破程朱、陆王的学术评判框架，将对顾氏学术的探求直接诉诸顾氏学术本身，解放了学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顾炎武研究走向深入。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历来学者多有表彰。梁启超指出，“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其研究方法而已”，并称之为“近世科学的研究法”。[10]11但为何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梁氏所言未为详尽。赵俪生则将其与近代西方学术相比较：“亭林之学，盖与英国洛克(Locke)氏之经验哲学颇相类似，其特点在以归纳法总经经验，获取原理”。[9]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其方法就是“串连和类辑”，说到实处，“也就是逻辑中的‘联系’规律和‘分类·归纳’方法的一种实践。经历这层加工后的成果，容易保持历史中原有的历史主义，而祛除割裂历史原貌的弊病”。[11]65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考察了顾炎武治学方法的特色，并将其归纳为4个方面：“亭林治学，注重实际调查，注重直接材料”；“亭林治学，注重多证，而不俟孤证”；“亭林治学，多辨别源流，颇有历史的眼光”；“亭林治学，每文献不足征时，多阙疑，不妄定”。[9]这4大特征，一方面是构成“科学”的必备条件，同时也体现了顾炎武治学科学态度与精神，梁启超言之未详的“科学研究法”，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顾炎武对后世学术有何影响？在赵俪生之前，学者已有零星论及，但大多集中于其对乾嘉考据的影响。在赵俪生看来，顾炎武是“一个带伟大意义的学者”，一个“综合”的学者，“他的实体会分泌很多营养，培育很多学科的分支”。[7]291因此，顾炎武对后世的学术影响，绝不仅限于考据之学。为此，他指出了顾氏对后世影响深远的6大学科门类。其一，训诂学。他的古声韵学，“使字音与字形的研究得以两股扭成一股，促使训诂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7]291其二，中国上古史。研究上古史，“需要通晓训诂学、原始社会史、公社学、宗法学、上古民俗学，甚至原始迷信、原始魔术和原始思维等等”，而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前7卷中，已经启示到这一方面了”。[7](292)其三，历代官制史。虽然顾炎武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是“纯科学的”，但“我们把这些成果转化为纯历史科学的官制史，那么，对我们当前‘中国历代官制史’学门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大有帮助的”。[7]292其四，考证学。其五，社会经济史。“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利病书》无疑是一部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毛坯”。[7]287其六，历史地理学。顾炎武在其学术著作中有很多历史地理的内容，“到乾、嘉以后，历史地理学就越发专门化了，这其中也有顾氏的一份影响在内。” [7]293这一系统总结，既全面阐述了顾炎武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也给梁启超“清学开山”的学术评价提供了有力证据。

至于考据学，后人往往根据顾氏治学方法与乾嘉学者的相似之处，将其视为考据学的开创者。早在清朝末年，学者朱一新就曾犀利地批评，“后来汉学家重其书，但取其能考订耳。此则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12]209近代以后，梁启超把乾嘉学者称为“半个亭林”，[13]69并深感惋惜地说，“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惜存者其琐节，而绝者其大纲；存者其形式，而绝者其精神也。” [14]107赵俪生指出，这种认识仅限于表象，两者在实质上存在着很大不同：“亭林之格物，非仅在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曰‘当务之为急’，此又与乾嘉间考证之学不同之处矣。”[9]“乾嘉考据脱离政治、逃避政治，而顾氏则热情拥抱其当前社会民生的每一桩现实；顾氏强调感性材料，引发出来的是大关节目上的大考证，而乾嘉学者逐渐流为琐节考证。”[11]2亭林以“经世治用”为旨而考据，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限于细枝末节，对现实绝少关注。表面虽同，而实质大异。朱一新郑人买椟之喻，梁启超所言精神缺失，所指正是乾嘉学者失去了“经世治用”的现实精神和治学宗旨。

三、对顾炎武主要学术著作的研究

顾炎武一生著述达60余种，其中最能反映其学术成就、学术思想，也最为学界熟知的，当为《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其探讨古声韵学的专著《音学五书》则因较强的专门性，历来为史学界忽视。对于这3部著作，赵俪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以此为中心，揭示出顾氏学术的基本面貌。

在《顾炎武新传》中，赵俪生对顾氏学术的讨论，以《音学五书》为起点，反映出作者对其价值的认识。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开创新学术门类的著作，完整展现了顾炎武“开动他的创发力”的过程。为此，赵俪生把《音学五书》的完成，依科研程序进行分段展示。发现古经失韵及后人改经，并意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顾炎武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客观上存在着情况，于是执意要弄清楚这一情况的究竟”。第二阶段，“着手来处理与这题目有关的一切问题”，这“既需要高明的力量，又需要沉潜的力量”，也就是思维和毅力的结合。顾炎武通过阅读大量资料，在其脑中“形成了一套由三段(先秦、秦至魏晋、南北朝至宋)构成的中国历代声韵衍变史”，体现出“高明”；其“动员的材料，其数量之大，来源之广”则足以说明他的“沉潜”。解决了音韵演变并非万事大吉，还必须在“取得成果之后，总括起来，推广下去，开辟出一条学术上的路子”。顾炎武以“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作为自己音学研究的最终结论，并且以此“领起”“清代学术的路子”——才是科研工作的最终完成。[7]275-278从当前的史学研究来看，很多论著虽不乏“高明”和“沉潜”，但第三阶段的学术规律总结往往付诸阙如。从这方面来说，赵俪生从方法论视角进行的价值评析尤具启发意义。

《日知录》是学界顾氏研究最集中的一部著作，仅注释疏解类论著即达90余种，其他类型的论文、专著更是难以数计。早在1964年，顾炎武诞辰350周年之际，赵俪生撰写了3万余字的长文《顾炎武〈日知录〉研究》。该文一方面概括了《日知录》的主内容，同时对该著作在哲学、政治、文学、史学方面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有贴近唯物主义的一面，也有贴近唯心主义的一面；他的政治观点，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其诗论“无论从理论上或者从技法论上，都是个性论著、自由化论者，而不是格律论者或形式化论者。在他当时具体的历史时代，这种诗论还是带有相当的进步性的”；其史学、文献学“较全面地掌握感性材料，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原貌”。其“进步性的成就，是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一定程度内所展开的斗争联系着的。那些落后部分，则是跟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头脑联系着的”。[15]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语境中，赵俪生从爱国主义角度，以阶级分析方法做出的评价。

进入80年代，赵俪生对《日知录》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集中在其内部结构及其写作形式两个方面。《日知录》全书1000余条，内容庞杂，究竟何者是其核心，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赵俪生指出：《日知录》的结构，“像一座厅堂，它以三根础术为支撑，即一经学，二治道，三博闻，而‘治道’一柱，尤为中坚”。其“博文”部分多为琐事，“对人是没有害处的，但益处也不是最要害的”；其“经义”部分，虽提出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命题，“但这些命题一旦结合了复杂的人事，种种经不住考难的唯心主义，马上又人丛生出来”；而“治道”部分，“是作者对历朝社会弊病所做出来的一些检讨和总结”，因而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16]这种从学术成就和社会效益两方面综合考察得出的结论，相较于哲学框架下的分析，显得更为平实和客观，也完全契合顾氏“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7]的著述宗旨。

《日知录》的形式，是1000余条札记、心得、见闻的组合，赵俪生称之为“琐记体”。所以采取这形式，并非作者无意为之：“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对传统史书所存的局限和缺陷，企图进行弥补”。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诸体史书均存在不足，如遗漏某些问题：“需要后世的史家和史书重新拾起来料理”；难以纵观：特别是断代史，对于性质相同的事件，“更表现为各说各的，碰不到一起”；存在错误：“《史记》的荒谬舛误之处，又何止一处两处！《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又遑足论！”而《日知录》灵活的写作形式，可以深入传统史书留下的间隙，或摭拾遗漏，或纠其错谬，尤其便于对某一主题的纵向考索。形式看似简单，但“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成绩的，这里必须独具只眼”。[18]历来学者见惯不怪，从没有人致思于此。赵俪生不仅以大量事实证明这是顾氏有意识的选择，而且分析了这种体例的优劣，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研究，基本集中于版本、校释的文献学层面，偶有对其内容、特点的评价，也是浅尝辄止，且淹没在传记、学术史、思想史之类的著作中，专题的研究一直缺乏。赵俪生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试论顾炎武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天下郡国利病书〉精要之所在》两篇专文，弥补了学界的这一不足。在此之前，学界对《利病书》整体评价较低，尤以梁启超的评价最具代表性：“其书仅属长编性质，未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且所集资料，皆求诸书本上，本已不甚正确，时过境迁，益为刍狗。”[13]342赵俪生在综合考察该著的内容、特点的基础上指出，该书实际是“著录明朝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书，仅仅它的著录方式是按照‘郡国’的框框而已”，从这一角度看，它“实际上是相当系统的”。[19]207至于其重点部分，“那更是作者的精心结构了”。[20]而且，顾氏此著也并非“皆求诸书本”，“只要去读读有关雁门形势的一些片断，就很够证明了”。[19]207这些全新的评价，均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在颠覆学界传统认识的同时，也推动了学界重新审视该书的价值。其后，学界相关研究不断增多。特别是沈嘉荣在《顾炎武论考》附录部分，以《顾炎武的国情调查》为题，对《利病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可见该著正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

结语

总之，赵俪生是较早对顾炎武生平、学术开展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不仅如此，他还非常重视启发后学，指出前进的方向。例如，虽然承认顾炎武“强调‘下学’的努力是令人钦服的，相对地他向理性、向抽象前进的能动性，则稍嫌不足”，但同时指出，他也是一个“在哲学思想方面构成了体系的人”。了了数语，破除了“顾炎武非哲学家”等传统偏见。周可真即以此为起点，写成《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近20万字的著作，对顾氏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发。在《日知录导读》中，作者更是依据导读内容，随时指出史学研究的原则、方法，以为后学借鉴。当然，任何人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如其有关顾炎武“目眇”的观点：“通过本人大量文章书札来看，不见对视力不济的痛苦反映，想来情况不会很严重”。[21]周可真从《亭林文集》、《蒋山佣残稿》等文献中找出多条资料，证明“目眇”确实对顾炎武的阅读、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22]1赵俪生坚持顾炎武北游的目的，是为了反满抗清，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这正是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赵俪生在顾炎武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嘉惠后学的大家风范永远值得后学珍视和学习。

参考文献:

[1]赵俪生.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先生之比较[J].烟台大学学报,1996(4):3-7.(www.xing528.com)

[2]赵俪生.我和顾炎武研究[M]//张世林.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3]赵俪生.《亭林年谱》订补[J].学原,1947(12):32-35.

[4]王桂琴.赵俪生先生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成就[J].文史哲,2003(5):131-137.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1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赵俪生.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M]//顾亭林与王山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

[7]赵俪生.顾炎武新传[M]//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8]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9]赵俪生.亭林学派述[J].读书通讯,1948(151):2-8.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赵俪生.日知录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6.

[12]朱一新.答朱永观问亭林张氏二陆为学[M]//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赵俪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1964(1):21-42.

[16]赵俪生.论顾炎武两大著作的内部结构[J].史学史研究,1984(4):20-23.

[17]顾炎武.初刻自序[M]//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18]赵俪生.《日知录导读》导言[J].文史哲,1989(6):45-53.

[19]赵俪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M]//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0]赵俪生.试论顾炎武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天下郡国利病书》精要之所在[J].社科纵横,1992(5):1-4.

[21]赵俪生.顾炎武的家世与早年生活[J].学术月刊,1984(8):40-44.

[22]周可真.顾炎武年谱[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18.

收稿日期：2016-04-11

作者简介：张光华(1972-)，男，安徽砀山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6)03-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