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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郁达夫遭遇政府打压与离开创造社的决定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胡适之在《努力周刊》发表了他的《骂人》一文,对郁达夫和创造社进行攻击。于是,国民党当局,便开始了对郁达夫进行公开攻击和威胁。他们声言要逮捕郁达夫,并于5月29日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捕去了出版部的数名职工,郁达夫因早闻风声,离开了上海,所以才未遭毒手。这种指责使郁达夫十分伤心。于是,他断然作出了脱离创造社的决定,于1927年8月15日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与创造社分裂的《郁达夫启事》,从

中国作家郁达夫遭遇政府打压与离开创造社的决定

浙江富阳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著名的富春江从境内穿过,绮丽的鹳山屹立在城东,异水奇山,风景佳秀,这就是郁达夫出生的地方。在鹳山的山腰间,富阳县人民为纪念一对革命英烈,营造了一座“双烈亭”。这对革命英烈,就是郁家兄弟,一个是在上海被汪伪特务暗杀的反日志士郁曼陀;一个便是在苏门答腊日本宪兵暗杀的郁达夫。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1896年生。自幼攻读唐诗古文爱好文学。1913年9月,随大哥郁曼陀去日本留学,路过上海时,曾逗留了十几天,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亲眼看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郁达夫抵达日本后,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一年后转入政治学科,四年后又入帝国大学经济科。由于酷爱文学,他利用课余时间,读了近千册的英文、德文、日文小说。这使他不仅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而且西洋文学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留日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并同他们一起从事各种文学活动。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决定由郭沫若回上海筹办《创造季刊》。郭沫若回上海不久,便写信给郁达夫,请他来上海主持“季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郁达夫便在1921年9月由日本回到上海,接替郭沫若创办《创造季刊》的工作。不久,郁达夫就发出了“季刊”的《出版预告》。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后,曾称赞郁达夫说,此事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个眉目来,而郁达夫不到两个礼拜,便使杂志有了希望。

创办刊物,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郁达夫住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路)德福里的泰东图书局,无职无薪,生活十分艰苦,加之住宿条件简陋,使他难以从事写作。因此,他不得不到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2年1月,郁达夫自安庆回到上海,继续为“季刊”创刊号忙碌。这时,他除了为“季刊”写了中篇小说《茫茫夜》外,还写了《艺文私见》、《编辑余谈》,翻译了王德尔的《〈杜蓬格来〉的序言》等。在他的努力下,《创造季刊》,终于在1922年5月出刊了。此刊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注意,特别是《茫茫夜》这篇令人拍案惊奇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使“创刊号”供不应求。

1922年3月,郁达夫去日本参加帝国大学考试,取得了经济科学士学位后,又以此文凭免试进了帝国大学文学部。因郭沫若等人希望他回国主持创造社的工作,于是他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于这年7月返回上海,与郭沫若一起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的泰东图书局的新址。

是年9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出刊了,这一期是由郭沫若编辑的。该刊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随笔)和《风铃》(小说)。由于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批评了胡适派文人余家菊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人威铿著,英文本)一书错误,引起了创造社与胡适之等人的一场激烈的笔战。胡适之在《努力周刊》发表了他的《骂人》一文,对郁达夫和创造社进行攻击。他们借题发挥,企图给创造社以致命的打击。为此,郁达夫写了一篇《答胡适之先生》一文来回敬。接着,郭沫若、成仿吾等也撰文反击。此时,张东荪、陈西滢、徐志摩等,出来给胡适之助阵。由于郁达夫发表了《采石矶历史小说,借清诗人黄仲则的故事,还击了“大考据家”胡适之,最后胡不得不于1923年5月写信给郭沫若和郁达夫,表示:“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向你们道歉”!这样,便结束了这场笔战。

1924年至1925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局极端混乱,社会十分黑暗,使忧国忧民的郁达夫忧心忡忡;颠沛流离的生活,肺病折磨,使郁达夫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但郁达夫并没有屈从时势,被病魔吓倒,他在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又继续战斗了。他与郭沫若一起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并出版《创造月刊》。不久,郭沫若被广州大学聘为文科院长,郁达夫也应郭沫若之邀去广州大学任文科教授。不久,因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无人负责,郁达夫又返回上海担任总务理事,继续编辑出版《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此时,适逢上海工人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使郁达夫看到了工人的巨大力量。他在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正午十二点钟起,上海七十万工人,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我们在街上目睹了这……工人的总罢工,秩序井然,一种严肃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两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郁达夫异常兴奋,然而,他又很快地敏感到革命成果有被蒋介石篡夺的危险,他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中,提醒大家警惕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篡夺革命果实。形势的发展,正像郁达夫所预见的那样,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使整个的上海顿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郁达夫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清醒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右派面目。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又在《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勾结英、日帝国主义,施行虐杀政策,呼吁日本人民起来阻止日本军阀和资本家帮助蒋介石。

由于郁达夫面对白色恐怖,无所畏惧,不断地发表痛斥反动派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嫉恨和恐慌。他们施展了各种手段,企图使郁达夫就范。国民党当局曾示意邀请郁达夫去接收东南大学,他拒绝了;“当局”又说,只要郁达夫“去为他们帮助党务”,“可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他又拒绝了;有人极力要郁达夫“出去做个委员”,他不去;有人又请郁达夫“去教周某及其他几个宁波新兴权势阶级的儿子的书”,他也没答应。这一连串的利诱,都没有使郁达夫动心,都被他一一回绝。于是,国民党当局,便开始了对郁达夫进行公开攻击和威胁。他们声言要逮捕郁达夫,并于5月29日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捕去了出版部的数名职工,郁达夫因早闻风声,离开了上海,所以才未遭毒手。

然而,郁达夫同国民党当局的不屈斗争,却引起了创造社的某些同伴的指责,说他不该在那样的情况下,采取那样的态度,发表那样激烈的文字,以致连累了创造社。这种指责使郁达夫十分伤心。于是,他断然作出了脱离创造社的决定,于1927年8月15日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与创造社分裂的《郁达夫启事》,从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创造社。(www.xing528.com)

此后,郁达夫并没有停止战斗,他和几个青年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型的刊物《民众》,作为他新的战斗阵地。1927年10月后,他与鲁迅并肩战斗,揭露国民党对内屠杀人民,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在“风沙浩荡”的上海滩,郁达夫同反动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尽管敌人已把他作为“赤化分子”列入秘密通缉的名单,尽管他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他都不怕威逼,不受利诱,表现了一个爱国文学家的高尚品质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和鲁迅又见面了。1924年郁达夫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和鲁迅相识,经常互访畅叙,不时以书刊相赠;1926年郁达夫在广州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两人信件来往,常谈起结成联合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情趣和一致的目标,便结下了真挚的友谊。鲁迅后来称郁达夫为可以信赖的“知人”。这次相逢,两人接触更频繁了,互相走访,有时交谈到半夜,叙说着别后各自的遭遇,议论着共同战斗的意愿。1928年,郁达夫和鲁迅经过酝酿、筹备,合办了《奔流》月刊。郁达夫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译作《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俄国的屠格涅夫作)。在合编《奔流》月刊的同时,郁达夫主编了《大众文艺》月刊,这是个向读者介绍各国进步文学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刊物。鲁迅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给予热情的支持。郁达夫也很支持鲁迅主编的《语丝》,常为该刊写稿。两人亲密合作,十分融洽。1930年郁达夫与鲁迅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接着又与鲁迅等作家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郁达夫积极参加“同盟”、“联盟”的活动,并与鲁迅等一起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了,时在福州的郁达夫听到这一噩耗,万分悲痛,立即赶回上海参加遗体告别和葬礼。他说“鲁迅和我相交二十年,就是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

郁达夫与郭沫若,是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的同班同学,由于他俩对文学有共同的爱好,很快就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们在东京一起发起组织创造社;在上海一起办刊;在广州一起在广州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来往之密,友谊之笃,超过他人。因此,当郭沫若因国民党当局通缉而亡命日本后,郁达夫始终惦念着这位老友能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郁达夫曾专程去日本看望郭沫若,并动员他回国参加抗日工作。郁达夫回国后,便多方奔走,设法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联系,要求他们给郭沫若回国提供条件。1937年5月,郁达夫接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要他写信给郭沫若,希望他迅速回国。郁达夫见自己的奔走有效,非常高兴。他一面写信给郭沫若;一面发电南京政府,要求先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郭沫若接到郁达夫的信后,即在中国驻日使馆和侨友的暗中帮助下,于这年7月27日回到上海。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他深入前线,写了许多战地报告。1938年9月,郁达夫应福建省长陈仪之邀,去闽“共商抗日大计”。不久,郁达夫又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到海外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新加坡担任华侨抗救委员会执行委员、文化界抗联主席等职。他利用《星洲日报》“晨星”、“繁星”、“文艺”等副刊,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化名赵廉,逃亡苏门答腊,坚持抗日斗争。不幸,由于汉奸的出卖,使日本宪兵得以知道赵廉即是郁达夫。就在胜利的帷幕已经拉开,敌人已宣布投降,但还没放下屠刀的时候,爱国文学家郁达夫于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38年以后,著名画家刘海粟,曾深情地回忆郁达夫在新加坡时的几句感人肺腑的誓言:

“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黄帝子孙的气节!”

郁达夫不愧是黄帝的子孙,他的行动实现了他的伟大誓言。

(郝盛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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