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新闻发展的问题与超越

印度非政府组织对该国环境新闻之产生发展及报道的议程设置起到重要作用；印度环境新闻发展的动力系统在于专注于本国问题报道、初步形成公众媒体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西方环境理念滋养等三个方面；印度环境新闻存在着短板，因为方言媒体与英语媒体面对不同受众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新闻渠道不同而具有不同理念、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未能充分而广泛参与导致新闻理念上的滞后，这些一定程度上都会制约着印度环境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印度ENGO在环境新闻生产中的作用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印度繁重的人口压力与庞大的经济发展规模更需要媒体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报道以引导实践、缓解日益紧张的生态危机；还因为独特的历史轨迹、碎片化的语言体系与多样的文化特征，印度的环境新闻在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诸多特质。本节^[1]立足其作为发展中大国这一特质，探索印度环境新闻从产生到发展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质，总结其发展中有利的经验、剖析其不利的教训。

从已有的文献之研究成果来看，印度很早就进行过环境运动与国际格局的研究。如该国环境新闻的启蒙者阿尼尔·安格瓦尔（Anil Agarwal）探索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2]；印度环境新闻的主要推动者达莱尔·德尔蒙特（Darryl D'monte）阐释过该国环境运动与公众生存关系^[3]；但这些研究未能从新闻学角度入手，带有明显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特征。英国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地理学教授格莱哈姆·查普曼（Graham Chapman）与印度普纳（Poonar）大学新闻学教授凯威尔·库马尔（Keval Kumar）等跨国学者联合研究过两国环保思想与大众传媒的关系^[4]，这一研究对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传媒在理念上的差异很有帮助，不过资料繁琐而思想提炼不够，且其资料较老（主要为1996年之前的数据）。2010年有专门研究新书《环境新闻在印度与南亚》^[5]，总共35篇文章都是环境新闻记者的工作笔录与随感，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专业论文。不过对我们研究印度环境新闻有资料上的帮助。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与我国具有某些方面的类似特征，对其环境新闻发展过程的经验与教训进行研究是为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

印度环境新闻的诞生与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CSE）的成立相联系，在其1980年1月成立之前，印度媒体既无受过培养的专业人士、也无自觉理念、更无专业群体/组织对该国生态与环境危机进行报道，仅有几位分散各地的环境写作的记者，而CSE的成立正好是一个分水岭^[6]。以此为起点，我们对印度环境新闻发展过程进行审视，主要有三个领域的新发现。

（一）非政府组织直接孵化出印度专业的绿媒体

首先，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短时间内能够把分散而为数不多的科学与环境记者聚集起来，为绿媒体的诞生准备人才条件。凭借个人兴趣，CSE的主任安格瓦尔曾经在《印度斯坦时报》做过8年（1973～1980）科学记者，他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也较熟悉。随后，具有相同经历的德尔蒙特、索妮塔·娜拉易安（Sunita Narain）与理查德·马哈帕特拉（Richard Mahapatra）等人加盟，分散的环境记者开始聚集成团、并为同一个理想而奋斗，于是，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共同发出声音，在1990年前后就积极筹办ENGO的绿媒体，并终于在1992年5月诞生了印度第一个专业的绿媒体——《脚踏实地》双周刊（Down to Earth Mag.，后文使用其简称《地》）。该杂志诞生之时正值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际，CSE聚集印度乃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记者，在世界媒体的关注下，提出安格瓦尔的“生存排放”之主张。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斯里兰卡的记者都开始向CSE靠拢。在短暂的时间内，该组织聚集了诸多国家的环境新闻记者，从而保证了《地》杂志的人才储备需求。

其次，ENGO的社团理想与活动为绿媒体准备了办刊方针与出版内容。NGO多是代表着某方面公共利益的团体，有明确的理想与诉求，而这些诉求需要一个平台去传播，自办媒体是最好的选择。CSE的诉求就是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手段是使用知识，其基础是调研与科学实验，依托其“传播与意识”（CA）、“研究与倡导”（RA）等5个项目机构。通过对印度日益恶化的土地、森林、水资源乃至公民健康进行取样与验证，并试图通过科学实验与推广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径路。《地》杂志的诞生时强调其主要办刊理想就是告知印度乃至世界当前该国面临的环境危机，并探索科学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该刊的栏目基本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而设立的，如“封面文章”、“特别报道”、“特写”等栏目皆为调查新闻，发现目前的环境问题；“社论”、“分析”、“评论”、“科技”与“专家访谈”均是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发现。2010年该栏目主要集中于反毒物、反水污染、反空气污染与城市集水几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内容均是CSE当年主要的项目与活动内容，这些依托，也保证了《地》每一期内容的常绿常新。

另外，环保非政府分布各地的功能组织也为绿媒体创造了广阔的出版发行网，能够让绿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影响力。虽然只有120名正式的职员，CSE却在印度全国400区域里有数以万计的会员与组织活动机构，覆盖全国80％的地区。利用这些功能网络作为新闻来源及发行体系，《地》已经在全国拥有6万多位长期读者。这对于向美国这样的大国也许不算什么，而在印度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因为该国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碎片化与多样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主流媒体能够有这样广泛的覆盖率。这些都得益于该社团在印度民间的渗透率与覆盖范围。

（二）ENGO为各类媒体准备并提供着环境新闻人才

从印度的实践来看，因为影响力、专业知识、设备、社会活动经验与人员的优势，ENGO通过各种途径为多种媒体提供环境新闻人才。

首先，为国内各类媒体人员提供环境新闻知识的培训。2002年CSE创始人安格瓦尔去世以后，CSE便以其名创造了环境培训机构阿尼尔·安格瓦尔绿色学院（AAGC），该学院下设多个项目，为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多种群体进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培训。仅以2008年4月至2009年5月为例，这期间进行了12种类、共17次短期培训、4次长期培训，共培训712人，其中很多来自孟买、新德里等大城市的记者，也有2至3线城市的多语种记者。利用CSE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现有的环境标准，向培训者教授常见的环境影响检测，包括集水卫生标准、河流污染与空气污染测试、分散污水管理等内容。很多记者为《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这样的大媒体，也有像《Adikepatrike》、《草根选择》（Grassroots Options）这样的小媒体（又称方言媒体，英语为Language Media）。这种长时间的培训，不仅加深了这些媒体对于CSE的依赖，也提升了其在媒体圈的影响力。

其次，为了提高其国际影响力，NGO的专业培训也会尽量的国际化，扩大其相对优势。CSE自2008年开始，设立“南亚媒体同行”（MFSAM）项目，把记者的环境培训扩展到南亚其他国家。2008年当年就对来自他国的30多名环境记者进行培训。主要培训议题是气候变暖报道的技巧。CSE还通过资助的方式影响南亚其他国家的环境报道，如设立MFSAM奖项，入选者每位可得5万卢比。第二期培训的主题是全球变暖与海岸压力，从52名申请者中挑选出13人，分别为孟加拉5人（来自Diganat TV，《新国家报》与《金融快报》记者）、巴基斯坦4人（为Geo TV，黎明电视台与《国际新闻报》记者）、斯里兰卡3人（为《星期天时报》、《国家报》与ETV记者）和来自马尔代夫的国家广播公司（NBC）记者1名。要求这些记者在2010年6月之前完成这一项目的报道。来自孟加拉国的记者萨拉胡丁·巴布鲁（Salahuddin Bablu）以发表在《Inquilaab日报》上的《桑德班斯（Sunderbans）的眼泪》之系列报道引起公共议题；还因他在气候变暖、灾难报道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孟加拉国政府奖。由此可见，CSE的环境记者培训是相当成功的，哪怕从南亚国家层面来看。

其三，ENGO与主流媒体的人员流动，影响到主流媒体的环境报道，甚至促使主流媒体环境报到的常态化。《印度时报》（简称《时报》）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因为CSE的人员流动带来了环境新闻稳定的版面。早在1970年代，《时报》并无环境新闻报道，当时德尔蒙特任星期天版编辑将近10年。因为个人兴趣，会经常关注环境问题，如1973年以来印度反建坝毁林的“无声谷运动”（Silent Valley）。但当时的主管编辑吉利拉尔·加恩（Girilal Jain）会以“确保你的观点科学”为由进行阻拦。1980年代初他辞去《时报》编辑职务，投身印度环保运动，并与CSE主任安格瓦尔结下友谊，并共同出版了多种著作（Keya Acharga，2010，PⅪ）。1980年代末期，德尔蒙特再次加入《时报》，并任主编。1990年代以后《时报》在印度主流媒体中较早出现了较为稳定版面的环境新闻。德尔蒙特还加盟《印度快报》，也把环境报道建设成稳定的版面，即使后来德尔蒙特离任，《时报》与《印度快报》多方获得绿媒体人才，到目前为止在纸本与网络版上都有“环境”专版。印度诸多主流媒体因这种人才流动而确立了绿色版面内容。

（三）ENGO对传统媒体的环境新闻报道起着议程设置的作用

英国学者查普曼对印度媒体进行多方面调查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对印度环境议题远非该国大传媒，而是NGO（Graham Chapman，2003，p.83）。主要因为印度语言分布是碎片化的，该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全国媒体，媒体也没有能力进行全国性的环境议题设置，即使是英语媒体，在印地语占多数的国家里很难影响深入。此部分以CSE为个案来探索ENGO与环境新闻的关系。CSE建立之初的目标就在于唤醒全印度公众对科学、技术、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就开展各类全国性的环境问题调查，以引起公众对环境议题的舆论关注。

首先，印度全国媒体的环境议题一直被有影响力的ENGO带着走，CSE是典型。该组织倡导以知识为基础的环保主义（knowledge-based environmental activism），对科学性要求极为严格，强调在科学调查为基础提出问题，然后全民讨论寻求问题的解决。该中心拥有实验室对杀虫剂、空气污染指数、集雨技术与水污染、环境健康等进行专门评估的项目，其取样依赖国内分布各地的40多个分部去执行，其参加的志愿者就有6000多名，具有广泛的草根性与公民运动特征。从1980年建立起CSE就对印度环境问题进行调研，几乎每一次调研都会引起全国媒体的注意。

ENGO引领媒介议程具有很多有效的方法，最常见的是邀请大量媒体参与其策划的公民环保运动或社会调查事件。仅以2009年为例，CSE先后对印度境内的水闸维护、河流与城市饮用水监测、印度受到威胁的55个湿地数据、城市汽车污染等进行检测。这期间CSE邀请了上百家印度媒体参与报道，其中在孟加拉湾的罗哈恰拉岛（Lohachara）湿地监测中，一次就召集了50多家媒体现场报道，CSE全程做了录像，并向媒体发布。引领印度媒体议程的方法还在于其关注的问题往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事件，如对新德里水污染监测，认为新德里60％的城市垃圾最后都流进亚穆纳河，亚穆纳河75％到80％的污染是生活污水造成的，新德里居民每天制造的污水多达30亿升。印度的其他媒体之所以愿意跟随CSE的话题走，是因为传统媒体取样缺少广泛性、专业性与权威性，而且还因为市场利益所至，难以做到独立。

其次，在世界媒体范围内，印度ENGO的议题设置也具有非凡的影响力，除了对周边国家环境新闻记者进行培训、提供奖项来引导报道议程之外，最吸引媒体眼球的莫过于“印度国家环境公民报告”（CRSIE，到2007年已经出版了其第6次公民报告）。从建立之初，CSE主任安格瓦尔就主持在全印度进行环境问题调查，1982年该报告出版，第一次对印度的环境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对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进行全面否定。该报告认为，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正义的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并把生态危机与环境恶化同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联系起来。这引起了印度各类媒体的大讨论，因为该观点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报告视角指出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世界的第一次。“公民报告”成为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环境保护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并在1992年及以后的国际气候会议发挥着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与发达国家的“奢侈排放”）^[7]。不仅印度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媒体在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时都会考虑这一立场。

其三，ENGO因为其公益特性而很容易跨越语言障碍，引领地方性的方言媒体的话题议程。如前对CSE的案例所述，其方法之一是对方言媒体环境新闻记者的培训；其二，是利用大量的志愿者与盟员等人才资源，对CSE最新的调查报告进行多语言的翻译，借用与其他地方媒体的合作项目传播出去。CSE的职员中高达90％的人具有多语种的大学毕业及以上的学历；每年的AAGC培训期间，都会有绿学校项目。以2010年的培训为例，该年度参加培训的记者、大学生等达到522人，其当年培训手册就被这些人翻译成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与果鲁穆奇语等多种文字。在CSE进行社会调查期间，会有多种语言背景的上千名志愿者参加，从而破除语言障碍，成为方言媒体报道的内容。其规模之巨、任务之繁琐，印度的其他媒体很难做到。

二、印度ENGO与新闻生产中的问题

印度环境新闻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生存与环保两者之间的矛盾上。因为面临着数额巨大的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发展需求，再加上语言众多、文化繁杂与发展水平等现实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在印度环境新闻领域表现出是要环保还是要生存的两难困境。

（一）印度英语媒体与方言媒体代表不同群体之新闻报道的矛盾理念

首先，历史原因造成英语媒体与方言媒体（Dialect Languages）的不同立场。18世纪末英语媒体在印度诞生，土著语言很快也有自己的媒体。但西方学者研究发现，这两类媒体沿着不同的径路发展：英语媒体的话语形式与西方较为接近，多数情况下采取与政府合作（包括前英国在印殖民政府与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态度（Graham Chapman，2003，pp.1920）；在新闻领域采取英美新闻（Anglo-American Journalism）标准，强调及时、准确、接近与猎奇等价值理念，这一标准显然是为市场而生存的，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中产阶级，而更多的不是传统欧洲大陆媒体那样的社会责任^[8]。

印度方言媒体之环保理念则按照另一个方向发展，即服务于土著人，因为市场利益受到限制，主要依靠当地社团、非政府组织甚至土著群体与个人的支持，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代表媒体所覆盖语言的那个种族。在环境问题上，政府的政策由上往下，土著的意见由下往上，反映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与生存关系。又因为历史上印度方言媒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养成了反政府的传统，即使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由英国人所控制的方言媒体也具有这一倾向，甚至独立后成立、在印度影响力很大的印地语报纸《新印度时报》也不例外（Graham Chapman，2003，pp.1920）。(www.xing528.com)

其次，阶级差异造成的英语与方言媒体环保理念矛盾。按照印度的标准，目前该国有2.5亿至3亿的人属于中产阶级；2011年数据显示，12.1亿印度人口中27.8％即3.36亿人属于城市人，分布在5480个现代都市里^[9]，人口非常集中。这些人远离印度的水坝、森林，这群人主要按照西方的观念来理解与进行环境保护，英语传媒基本主张通过科技、立法与媒体理念传播等促进可持续发展。比如科技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在印度是一个巨大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印度工业联合会就曾估计印度拥有30亿美元的环保商品与服务，占印度当时年GDP的10％，可以为中产阶级白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立法领域媒体主张党派性，如向德国那样成立绿党，可以让城市人找到山头、表达民主意愿，掌控绿色运动的发展方向；在媒体运动领域，则像瑞典和芬兰那样媒体与环境运动的结合，这样，中产阶级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这一阶层的意愿。印度英语媒体更能反映出该国中产阶级的环保心愿：按照西方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主导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从而保证印度环境运动朝着中产阶级所认为的正确方向发展。

从生存条件来看，印度土著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存问题。据2011年的数据统计，印度目前12.1亿人口的72.2％生活在农村，分散在全国的63.8万个村庄里，属于地道的草根。那里的媒体主要是方言媒体，多数人没有接受过英语教育，只能说土著语言。对于这些村民来说，环境保护首先意味着生存，生存的基本依托是获得土地、河流等自然资源（Keya Acharga，2010，p.30）。而政府建水坝、筑工厂、修铁路都迫使他们失去土地、河流与森林，因此印度的环境保护多是草根阶层为反抗自然资源免于被剥夺的反抗运动，无声谷运动、反特里坝（Anti-Tehri Dam）、琪普科（Chipko movement）反毁林运动与反纳尔默达（anti-Narmada project），均是农民草根阶层反抗自身自然资源免于被剥夺的运动。

从利益角度来看，历史和现实中的印度建坝过程，几乎没有能力处理好移民安置问题，使得很多城镇边缘地带出现大量失去土地的贫民窟。而方言媒体基本的读者为土著人，又有与政府不合作的传统，故此形成了与英语媒体完全不同的理念。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环境新闻报道中方言媒体并不把环保科技等工业理念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绿色产业所创造的10％的GDP与相应的就业机会只提供给受过很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民无关；因为中产阶级的主张几乎给草根阶层没有带来什么实惠；对于方言媒体来说，它们主张草根阶层自然资源不要被剥夺，某种程度上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观相矛盾。

（二）从新闻源来看，英语媒体的新闻源与方言媒体具有不同的新闻渠道，英语媒体要环保、方言媒体要生存，从而导致了理念上的冲突

在印度，大媒体如DDI、AIR、《印度时报》与《印度快报》，它们的新闻源主要来自政府、大通讯社与大媒体。以DDI为例，这个电台从事专业环境新闻报道的人与政府部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印度环境与林业部很多消息均通过此台发出去；此外，该台与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印度联合新闻（UNI）以及路透社有稿件共享关系。由于英语影响印度人口不到10％，它没有英美那样的庞大市场，因此需要在政治倾向上偏向政府，以获得更好的外部生存条件。故而DDI的环境新闻理念基本上与政府较为一致、与西方环保理念较为接近。就《印度时报》、《印度快报》等英语报纸来说，无论是在加尔各答、孟买还是新德里出版，反映地方环境问题的报道都比较少（Graham Chapman，2003，p.73），双方似乎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新闻来源不同还在于印度的语言太过于繁杂与分散。其“预定”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印度语言452种，其中的438种语言依然在使用，且绝大多数人口比例低于印度总数的1％。这些土著人分散在印度各地山区及63.8万个村庄里，他们面临生态环境问题时，往往需要口耳相传，甚至没有大众媒体。多数情况下，能够参与报道的多是一些地方性的方言媒体，因为语言种类众多，英语媒体根本没有能力做翻译，从而形成了英语媒体与方言媒体新闻来源上的不同。新闻来源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是完全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印度英语媒体与方言媒体在环境新闻理念上的不同。

（三）环保运动中广大中产阶级的缺席与理论研究的不完善

虽然安格瓦尔、德尔蒙特等ENGO领导人与媒体人属于中产阶级，但与西方相比，参加环境运动的中产阶级还是太少，观点较为单一，理论研究非常琐碎，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拼图。比如被誉为印度最伟大的环境保护者安格瓦尔，他所从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仅仅集中于集雨这一个领域，其“历史性责任”、“奢侈排放”等理论对国内环境保护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从西方情况的实际情况来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广泛而深刻的工业革命以后才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英国的环境保护的政治化始于撒切尔夫人时代，因为其重视核能开发，因而开始削减英国对于煤炭、石油等能源的依赖，从而导致英国的煤炭工人罢工，形成政府与工人阶级的对峙。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大量从事意识形态研究的人开始进入环保运动领域，环保运动包含着对资本主义与工业社会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反美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情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德国的风险社会理论都曾经给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与媒体传播提供过理论上的滋养，使得西方环境新闻因中产阶级的充分参与而带来了的大量理论支撑，故而对工业社会以后的发展前景给予多方面的关照，使得媒体对环境污染、工业风险等批判与再构建有更为切实的理论指导。

印度主力环保者倡导朴素的农耕生活，土著媒体大都随着民间运动的深入而站在土著人一边。与西方相比，印度的环保运动的主力军是8.7亿农民——特别是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权利的土著人，而不是工业充分发展的西方式的中产阶级。土著人对西方式的发展（是印度城市多数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生活方式）与工业化怀有敌意，因为这些只提供给城市人就业机会、只给中产阶级带来科研经费，而对于多数印度农民却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威胁。印度农民有3.2人处于饥饿状态，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自1993年到2010年，印度有15万农民因为失去生活依托而自杀（Keya Acharga，2010，pp.6471）。印度农民对于政府主导下的西方工业化发展方式心有余悸还因有一系列痛苦的记忆，比如1984年的博帕尔（Bhopal）毒气泄漏事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印度分公司12月3日发生毒气泄漏，睡梦中直接死亡人数2.5万，间接死亡55万，永远残废20多万，平均每月都有10至15人长期病痛折磨致死。因为美国人的强硬与拒绝赔偿，经历了25年的漫长诉讼才获得4.7亿美元。大量当地人背井离乡，帕博尔成为诸多印度下层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折磨着所有印度人的良心”（印度总理辛格语，2009年博帕尔事件25周年纪念发言），也成为印度农民反对政府主导的西方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与中产阶级的环保主张相对应，印度民间存在着朴素农耕生活方式的主张。代表人物是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被誉为印度的“新甘地”引导印度的“第二次自由斗争”，2011年以来，他正领导席卷印度全国的反腐绝食浪潮。现年74岁的哈扎雷出生于中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贫苦乡村拉莱甘西迪村，有5兄妹。贫困的生活使得哈拉雷深知农民的疾苦，他的事业也是从一个偏远乡村的水官开始（与安格瓦尔极为相似），定位为“服务于同胞”，返回家乡拉莱甘西迪村着手农村的环境保护。他的环境保护主张印度成为一个绝对素食的农业国家，与甘地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构想一脉相承。与城市中产阶级物欲横流的生活方式形成对照的是，哈扎雷朴素的生活方式引来下层人的追随：早餐酸牛奶、午餐薄煎饼与一份素菜、晚上一杯柠檬汁。此一种朴素、简单与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抗拒着官方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滋生的腐败，引来了印度乃至世界媒体的追捧^[10]。

返回朴素农耕生活方式是印度特有社会环境下环保主义的主张，是印度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共存时代缺少顺利沟通也无共识的产物，其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媒体人及其关照下的印度环境运动缺少具有智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因为理论研究的滞后，或者部分研究只能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使得印度环境运动的主力军——草根阶层自觉发展起来的朴素观念。由于印度媒体对于如何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径路缺少一致的看法，如方言媒体偏向土著人（当地农民）、英语媒体偏向城市中产阶级与西化的发展方式，加之知识分子加入草根运动的广度与深度不够，缺少较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些都给印度的环境新闻发展前景增加了一些不可预知的变数。

注释

[1]　本节主要采取文献分析、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文献分析对已有印度环境新闻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把握总体发展趋势与特征；个案剖析对印度最有影响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如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the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简称CSE）、媒体（如Down to Earth Mag.）、影响印度环境新闻发展的特殊人物（如安格瓦尔与德尔蒙特等）等进行研究，以掌握其发展的动力系统；比较方法是把印度环境新闻的相关方面与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目的是凸显印度环境新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之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

[2]　Anil Agarwal，Sunita Narain，Global Warming in an Unequal World：a case of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New Delhi：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1991. Darryl D'monte.

[3]　Anil Agarwal，Darryl D'Monte and Ujwala Samarth，The Fight for Survival People's Action for Environment，New Delhi：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1987.

[4]　Graham Chapman，Keval Kumar，Environmentalism and Mass Media，NewYork：Routledge，2003.

[5]　Keya Acharya，Frederick Noronha，The Green Pen：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in India and South Asia，NewDelhi：SAGE Publications，2010.

[6]　John Gribbin，“The Other Face of Developement”，New Scientist，25 Nov. 1982.Kathy Brittain McKee，Applied Public Relations：Cases in Stakeholder Management，NewYork：Routledge，2009.

[7]　Nangia，S.B.，The Dnvironmental Divide：the Delemma of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Delhi：Efficient Printers，1998.参见CSE网站：http：//www.cseindia.org/node/218.（Accessible in CSE webside at 2011-7-20）

[8]　Keval Kumar，“Mass Media and Critical”，Vritta Vidya，Pune：University of Poona，1993.

[9]　“India's Population 2011”，from the website：www.indianlinepages.com/population.

[10]　Jason Burke，“Anna Hazare：the divisive face of a new India”，The Observer，Sunday 21 August，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