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超越

美国非营利媒体Propublica于2010年与2011年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从而引起世人对悄然崛起的非营利媒体的关注。Propublica的新闻涉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环境污染等。作为新媒体网站，Propublica在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突围，体现出新闻界对于公共利益、调查性报道等新闻社会价值观的重视。相比之下，美国传统报业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新媒体的挤压而大幅度裁减环境记者，正在逐渐退出其作为媒体老大身份所坚守多年的社会瞭望者之职责。Propublica承载着普利策新闻奖的一种期望，即纸媒退出与新媒体的登场，一种新型的非市场化的新媒体将会承接传统媒体的社会守望者职责。因此，本节将美国、中国与全球著名环保非营利媒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全方位的解读，试图探索出环保非营利媒体普通适用的运作模式，使它们能够更好地起到监督作用。

一、非营利媒体的职能、人员构成与资金运作优势分析

（一）环保非营利媒体职能：二元结构失灵状态下让公众发出声音

现代社会的二元结构存在着多种问题，从而催生第三种关键性的力量，并以媒体形式发出公众声音。

首先，市场是有限的，政府也是有限的。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仅仅依靠“政府市场（企业）”这种二元结构无法真正让公共利益不受损害。政府与市场本身都存在缺陷：国家和地方政府把持着资源和自治权，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单向地约定自身的社会责任^[1]。因此，需要有第三种力量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有限所带来的缺失。

其次，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种力量能够代表公众而发声，通过舆论促使大量政府和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非营利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他们正在学会通过媒体引发舆论，逐步树立起影响力。它们正在逐步扮演起二元结构失灵地带的守护者角色，“小政府，大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一般的非营利组织相比，非营利媒体通过自身新闻传媒的属性，利用媒体的传播渠道发布信息，使一个普通的非营利组织走进公众视野，实现绿色生活观念的有效传播，进而影响公众舆论，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其影响力大小完全取决于非政府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认同程度。非营利媒体在环保领域上的渗透，促进公众参与，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使得环境问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进一步促使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促成问题的最终解决，如图6.1所示。

图6.1 非营利媒体职能模型

环保非营利媒体维护公共利益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环保非营利媒体远离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能够独立地揭露环境问题的真相，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环境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政府监督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或企业自主公开有可能出现“双重失灵”局面，非营利媒体没有政府以及广告主的压力，它能够对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监督，从而引发舆论。传统媒体因为广告商等原因，不敢轻易揭露这些问题，通过非营利媒体的议程设置，可以顺利跟进话题，从而使得市场化媒体生态圈中原本不易报道的新闻进入公共空间。

另一方面，环保非营利媒体的舆论形成过程是个公众参与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环保非营利媒体的影响力远不能达到传统媒体的范围与高度，而传统媒体多是市场导向的。由于舆论已经出来，迫于市场压力，加之环境问题中有诸如群体事件、移动媒体、网络草根阶层的部落格等传播形式，汇滴水成江河，让公众在最大程度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表达。这样，市场化媒体中的主流媒体害怕被孤立，就不得不跟进。故此，非营利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话语实践和文本呈现等具体实践活动使公众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立场和目标，让各种组织和个人积极地参与重大环境事件的知情与讨论过程。这就是公众参与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职能部门介入。这种舆论压力反作用于政府职能部门，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这种突破让二元结构失灵状态下的问题得以再激活，就是环保非营利媒体的重要功能体现与价值所在。

（二）人员构成：非营利媒体成为调查性记者的挪亚方舟

首先，网络媒体的兴起促使复制技术大行其道，调查性报道成为稀缺与不赚钱的矛盾体，环境调查报道也是如此，从而带来了新闻专业人员与新闻专业主义之痛，《纽约时报》网络版目前的处境就是一例。由于主攻网络版，周期短、产出多，调查性报道、科学新闻、环境新闻等从业人员因为采访周期长、内容易被复制变为首当其冲的裁员对象。这些新闻曾经都是《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项的专业主义领域，会对持专业主义理念与新闻理想的人造成打击。

《纽约时报》这类大媒体转向网络版造成的裁员也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2009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宣布该校开办14年且名扬海内外的环境新闻交叉学科双硕士学位暂停招生，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危机与纸本的网络化浪潮带来媒体的大规模裁员，环境新闻记者因为报道周期长而首当其冲。同期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站评论认为，主要来自媒体降低成本的减员所致，学生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工作。该杂志评论员卡瑞提斯·布雷纳德（Curtis Brainard）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他认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国际大报都在裁减调查性新闻记者，其他小一些的媒体根本就不会有环境新闻报道，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人们有理由担心网络版将使得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记者与大学教育走向式微，从而导致媒体的监督能力下降。

传统大报网版及其收费模式，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纽约时报》很早就进行过网络版收费的尝试，但均以失败而收场。早在2005年9月，该报为网络版启动了一项名为TimesSelect的订阅收费服务，其目的在于保证其核心原创内容的资本化。TimesSelect在网上对该报诸多专栏进行收费，其价格为7.95美元/每月，或优费减费49.95美元/1年，对于报纸纸本订阅家庭及大学师生免费。这项收费模式遭受很多《纽约时报》忠实读者的批评，甚至是它的内容生产者。更为让人失望的是，网络收费反而使得该报网络广告与纸本订阅数量每况愈下，于是在200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宣布停止这种收费模式。后来，除了对读者开放网站内容，该报还把自1987年后所有纸本内容刊载于网络版上。

其实，收费不收费的网络版同样难以带来利润的增加，这些年《纽约时报》一直为抵制网络广告的衰微而挣扎，却很难得见到成效，网络版成了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以2009年全年为例，该报因为纸本定价的增加，该项收益比2008年增加3％；与此相比较，《纽约时报》该年总收入比2008年的减少17％；广告收入也比2008年下降25％。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数据在付出巨大的传统优势下艰难获得的。《纽约时报》大量削减人员以降低成本，特别是费时长、产出少的专业新闻领域。2009年，在降低营业成本17％的情况下，该报营业利润为7400万美元，而2008年这一数值是4100万美元，虽然增加3300万美元，却以牺牲传统优势为代价。所获得的利润相对于财政亏空与漫长的时间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此，环境新闻这类调查性报道就成为首先被裁减的对象。

其次，由于环境问题的调查性报道需要直接面对破坏公众利益的势力，环境记者与媒体所承受的压力也都超过普通的调查新闻。一篇环境调查性报道需要数名记者花费较长时间的全身心投入，对记者的专业化水平如采访、写作能力的要求也较高。同时，在记者深入调查中还要向接受采访的有关专家和律师付费，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媒体很难进行调查性报道。环境调查性报道直接揭露破坏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具有这种大范围污染可能的多是大财团与大企业，同时涉及政府监管机构的渎职，展开这类调查会与这些利益集团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绿媒体与记者因此会受到来自政府及利益集团方面的阻力，甚至会面临危险。

其结果是，深度调查的记者成为美国目前大媒体的清理对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2005年对美国100家报纸媒体进行调查^[2]，37％的日报没有全职的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半数配有1至2名，只有10％的日报有4位或者以上的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之下，尽管有42％的媒体对于调查性报道仍有很大的兴趣，但其中31％的媒体都表示现在的报社无法像20多年前那样提供时间和资源去着手生产调查性报道。

也因为这个原因，传统媒体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逐年下降：2011年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相对2010年下降了20％，相比2009年则下跌近42％。其中《纽约时报》在2011年发布了953条气候相关报道及专栏文章，低于2010年的1116条和2009年的1408条^[3]。而早在1997年8月12日，《纽约时报》曾向其读者表示：“从现在起到今年的12月，大多数国家的代表会汇聚日本就温室气体的限制进行讨论。我们会从科学、政治与经济的角度为您解读。”^[4]然而，纽约时报却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把裁员的对象确定为调查性记者，这进一步损害了大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与社会监督职能。

故此，非营利媒体成为调查性报道记者的挪亚方舟。由于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新闻业在近两年有近5万名记者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被裁员的记者选择进入环保非营利媒体为公众利益继续奋斗^[5]。环境健康新闻网的现任主编玛拉·科恩（Marla Cone）有30余年的报纸工作经验，曾经在《洛杉矶时报》工作18年，担任资深环境记者。她从事环境新闻领域30年，并曾获得两次Howard Meeman奖在内的多个著名深度报道奖项。玛拉于2005年出版的关于北极圈慢性中毒的《寂静的雪》也入围了美国最有声望的环境科学新闻奖项——美国国家学术科学传播奖。

每日天气网的发行人皮特·迪克斯查（Peter Dykstra）也曾经是传统媒体中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精兵强将。皮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工作过17年，1993年他参与制片的密西西比河洪灾纪录片获得艾美奖。近年来，他所追踪调查的印度洋海啸以及卡特里娜飓风等自然灾害的深度调查报告也都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在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工作之前，皮特曾担任绿色和平网的媒体总监，并为这一组织在美国设立了媒体运营站。环境新闻杂志（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Magzine）现任的主席卡洛琳·维泽（Carolyn Whetzel）曾担任《旧金山报》、《凤凰报》、《达拉斯报》等著名的自由撰稿人，并为华盛顿的一家私人出版商工作了18年，她是空气质量、危害废料、化学物、能源等深度报道的专家。在非营利媒体与深度调查记者的联合中逐渐展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特质，通过普利策新闻奖，非营利媒体承载着担起公众利益守望者的新角色。

（三）资金来源：依靠基金会支持，保证新闻报道的独立性

虽然早已经市场化，无论在西欧还是美国，媒体要么具有政党或特殊利益集团的背景，要么具有市场束缚，有过度讨好受众、避重就轻地讨好广告主的倾向性。既然非营利媒体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因此它就需要有资金来维持媒体的正常运作，这些资金大多来源于基金会，能够使它远离利益干扰，保证新闻报道的独立性。

1.环保非营利媒体资金来源分类

基金会是指以外界捐赠为资金来源，以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设立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组织^[6]。从基金的类型来划分，美国基金主要分为私人基金、家族基金、公共基金、社区基金和企业基金五类。环保非营利媒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私人基金、家族基金以及公共基金^[7]。

第一，私人基金无关个人利益。私人基金指通过公民自由捐赠而形成，法律保证这些捐赠会用于指定的目的，但必须由政府机构对它们进行管理。私人基金会的活动不受政府的约束^[8]。环境健康新闻网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以保护公众环境健康为使命。它依靠15家基金会的资助在经济上保证报道的独立性。其中詹妮弗·阿特曼基金会（Jenifer Altman Foundation）成立于1991年，是一家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私人基金会。詹妮弗生前工作于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环境与健康公益研究所，担任资深环境研究分析员。因此，她的基金会也主要向从事环境事业的美国环保非营利媒体提供资金的支持。环境新闻（EJ）杂志往年共接受过58家私人基金会的支持，2011年一整年中共接受包括麦克考米克基金会（McCormick Foundation）在内的15家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第二，家族基金杜绝家族利益。家族基金会是美国基金会的重要形式，经费来源于家族。基金会被家族成员管理或者由其他人管理，目标受家族影响很大。家族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从几十万美元到超过10亿美元，盖茨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家族基金会。家族基金会每年出资经费超过了70亿美元。连续夺得两年普利策新闻奖的非营利媒体Propublica也同样依靠基金保证其独立的新闻事业。董事桑德勒同时也是桑德勒家族基金会（The Sandler Foundation）的主席。2006年，桑德勒以13亿美元创建桑德勒家族基金会。为了公众利益这一新闻理想，桑德勒基金会为网站提供运作经费，辅助ProPublica揭露政府腐败，为弱势群体说话，并接受公众监督，保证其在公众报道方面的独立性。

第三，公共基金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基金会被美国政府税务部门作为公共慈善机构对待。它的资助金主要用于健康、宗教、环境、社会公益、慈善等公共支出。每日天气网（www.dailyclimate.org）同时也接受奥克公共基金会（The Oak Foundation）等多家基金资助。奥克公共基金会囊括了数个著名的公益慈善组织，并隶属于美国基金委员会，重点关注对于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环境事件。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但已向全球超过2100家非营利组织与媒体提供资金援助，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9个国家设立办公点，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保障。

第四，社区基金用作慈善公益。社区基金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本地理区域的个人、公司、团体，以支持当地的慈善活动。美国现有约500个社区基金会。资助环境健康新闻网的15家基金会中除了前文所述的私人基金会外，还包括美国最大的社区基金会——纽约基金会。

第五，企业基金不牵扯集团私利，不直对环保非营利媒体输血。企业基金会的主要特点是经费来源于营利的公司，公司利用项目的形式出资支持基金会活动，基金会活动与出资公司关系密切，但是基金会独立于公司之外。企业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一样，不属于环保非营利媒体资金的主要来源。企业基金会更多的是通过资金的资助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比如微软、可口可乐等企业基金会通过对青少年进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投资，实现社会效益；花旗基金会提供金融知识教育和不动产建设服务；壳牌石油每年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维修道路系统和电力设施，以改善企业的社会环境。

2.无利益集团牵制：环保非营利媒体的资金运作模式

随着环保非营利媒体从事公益事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基金会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联结社会、个人互助的纽带式组织。基金会通过支持环保社会公益性事业，大大提高基金的利用效果，提升了基金在公众中的知晓度，为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起到良性互动作用。

绿色和平是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环保非营利组织。根据绿色和平网站年报的数据，绿色和平2010整个年度的收入为2.3亿欧元，比2009年度的总体收入提高15％，其中2.26亿欧元来自于基金会及个人、社会团体的资金捐赠，总计超过280万人参与捐赠活动^[9]。资金的支持使得绿色和平能够独立于政府，保证环境报道的客观性；同时承受各方压力，与排放有毒物质的企业作斗争，与各国媒体联合，传递出全球有污染的环保信息。绿色和平的资金能够做到自收自支，根据资金来组织项目。2010年度，绿色和平在资金筹集上共支出0.69亿欧元，在2.3亿欧元的总收入中，有1.61亿欧元是可支配收入。在环保活动方面，绿色和平支出超过1亿欧元，主要从事气候能源、森林、海洋等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组织经费支出则超过0.31亿欧元，用于媒体新闻生产与信息传播。这些保证了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摆脱利益集团的纠葛，保证报道的客观与中立。剩余部分的收入则作为下一年资金筹备的支出资金，从而完成绿色和平资金运作关系的再生产^[10]。

二、环保非营利媒体的功能优势分析

环境问题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公众对环境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此部分就来研究环保非盈利媒体在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的特征。我们确定美国的环境健康新闻网（www.environmentalhealthnews.org）、我国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www.ipe.org.cn）两个非营利的媒体进行研究，除了非营利媒体，二者报道的主要对象是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关的健康问题。根据研究母体的新闻数量，以及抽样所得的样本主要内容特征我们确定研究方法^[11]，并以此展开研究。

（一）环保非盈利媒体之内容上优势

如前些章节所示，我们对我国地方报纸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综合报纸环境报道的问题就是无常规的应急报道模式、调查性报道的几近缺失。我们对环保非盈利媒体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特征部分地弥补了这些缺憾。

1.环境新闻与调查性报道的常态化

随着环保形势的日益严峻，环境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公众不可或缺的重大议题。环保非营利媒体作为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报道特征值得被进一步的探讨。

表6.1 环境报道数量

从样本报道数量来看，在2009年至2011年，美国的环境健康新闻网的环境报道数量较为平均，维持在每年16篇（该数据为基于抽样调查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局限性）左右；而IPE平均每年发布28篇左右的环境新闻，总数近环境健康新闻网的2倍。二者的共同特征是环境新闻报道数量的相对稳定，美国的环保非盈利媒体尤其如此；不同点在于我国的环境新闻数量较多，均差较美国稍大。

从报道种类来看，二者均以调查性报道见长。从数据来看，环境健康新闻网的专业化程度更强，表现在深度调查报道比例更高；而IPE调查性报道在逐年增加，二者的共同点在增多。市场化媒体在环境新闻领域的缺位使得公众将注意力从传统媒体转向了网络。非营利媒体通过深度调查报道更容易挖掘环境问题的真相，弥补传统媒体在此方面的不足。由表6.2可以看出，在近三年环境健康新闻网的新闻样本中，调查性报道占有很大的比例，占据报道总数的50％。而IPE这一数值也从2009年的20％上升到2011年的48.2％，以问题为导向，很快迎头赶上。

表6.2 环境新闻分类（报道数量及报道占环境新闻总数的比例）

2.舆论监督范围以本国为重

与传统媒体如报纸等相比，环保非盈利媒体更多地关注本国的环境问题，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事情，在舆论监督方面，环保非营利媒体重在形成本国环境问题的舆论，从而避免了传统媒体在此方面的阿富汗斯坦主义（见表6.3）。

表6.3 环境新闻所报道的区域(www.xing528.com)

从环境新闻区域分布来看，非营利媒体更关注本国的环境问题，我国的环保非营利媒体尤其如此。环境健康新闻网47篇样本中，仅有8篇与国外环境事件有关，占17.02％；公共环境研究中心89篇样本中，只有2篇涉及国外的环境问题，仅为2.25％。而根据我们的抽样，《北京青年报》在2009年至2011年3年中有103篇国内新闻，33篇国外新闻，占24.26％。由此可见，非市场化媒体更侧重于发生在本国或者身边的环境问题，而市场化媒体对于地理上很远的生态危机问题也会有所关注，其重要原因是在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牺牲大众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所需建立的媒体强大舆论之公意。

3.议程设置立足本国环境问题

表6.4 环境新闻主题

非营利媒体的新闻主题分布与各国的环境国情有关。中国的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导致“污染”类新闻占到新闻总数的40％。而其中以水体污染为主，因此在IPE共36篇有关环境污染的新闻样本中，有水体污染的新闻19篇，大气污染9篇，土壤污染8篇。而美国对于污染问题的关注度低于我国，并且按环境要素分类较为平均，在9篇环境健康新闻网的新闻中，三种污染各占3篇。这方面也展示出环保非营利媒体忠于本国环境问题单的现实，这在前些章节已经论述过。

相比之下，美国最为强调从个人到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它强调的是文化，是软性的东西，与我国硬性政策、强制与管理类形成鲜明对比。以2009年为例，在这一年中环境健康新闻网的“生活”类报道和“管理”类报道分别为6篇和1篇，而IPE则为1篇和11篇。2009年10月29日的环境健康新闻网从公众的生活入手，指出空转的校车排放黑气污染环境，以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而IPE则较多报道环保部门颁布的政策，使公众看到政府为环保所做的努力，如《浙江将排污指标层层分解，超排的可罚200万元》一文则在标题中就明确指明了报道的主题。这一方面表明中美环境保护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二）环保非营利媒体的社会功能与报道倾向

通过对2009年至2011年3年间环境健康新闻网新闻的样本进行分析，本小节从新闻文本的功能、客观性与倾向性这两个方面总结出中美环保非营利媒体相较市场化媒体的优势点。

1.环保非营利媒体社会功能分析

环境灾害造成的危机一般可以分为潜伏期、发生期和恢复期三个阶段。环保非营利媒体在对灾害信息进行传播时也结合不同阶段的特点提供给公众具有各阶段特征的信息^[12]，从而最大限度地通过信息传播动员公众、达到保护公共利益免受损害的目的。

（1）灾前的预测功能：环境质量的守护者。灾害发生之前的时期称为环境事件危机的潜伏期，这一阶段较为漫长，相当于公众生活的日常状态。由于灾难还未发生，公众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并不强烈，市场化媒体也因此很少在灾前就刊登相关的预测新闻，避免由于不准确的信息造成公众对环境灾害的恐慌。

然而，对于灾害事件处置的核心却恰恰在于日常状态下的预防，人类虽然无法抗拒灾害的降临，却可以因不懈努力而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在市场化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之下，环保非营利媒体利用其信息触角，捕捉社会状态的异常变动，进行有效的甄别和处理，履行环境新闻在灾前的预测功能。IPE就具有这样一些功能，它目前利用开发出的软件运行了中国水污染地图、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中国固废污染地图三个数据库，使其能够在灾害潜伏期就能让公众注意到问题的存在，并进一步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使得问题预测与呈现成为可能。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灾情的预测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建立电子搜索平台，作实时拼图可以见微知著，及早形成对环境灾难推测的资料与拼图。IPE通过公布各个流域的水质以及各个行政区的空气质量，帮助公众及时了解所在区域的最新动态。以空气质量为例，公众环境中心以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日均值作为监测标准，将每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情况进行了排序。如在2011年上半年，兰州、乌鲁木齐、西安以大于每立方米0.135毫克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排在了所有地区前三。IPE的各类污染物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环保部发布的《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告。传统市场化媒体由于版面限制的原因，无法将公告进行全文刊登，只发布其中关于全国环境质量总况的部分^[13]，令公众无法掌握自身所在地区的环境信息，也因此无法根据环境变化及时地采取有效的行动。

第二，监控企业污染排污动向，从而及时提醒公众灾难有可能在哪里发生、发展。环境灾害很多因素与人相关，企业在制造产品过程中排放废气、废水、废渣，每天都在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造成损伤。这类污染通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质变就可能发生，环境灾难即形成。环保非营利媒体通过动态信息的展示来揭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让公众预测灾难可能的去向。因此，IPE为在华外资企业以及本土企业建立了环境表现档案，涉及巴斯夫、英特尔、GE、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等公司。档案对它们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水耗进行统计，并记录各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包括固体废物、废水、温室气体等。不仅如此，IPE还对污染物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管，对排污超标以及处理污染物不当的企业进行通报，在企业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之前，尽可能通过公众舆论产生人为措施，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预测功能是环境新闻不同于传统新闻的重要新闻价值。环保非营利媒体通过建立监测信息交流平台，展示污染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及早帮助公众识别风险，树立灾害危机意识，将新闻建立在着眼现实、发掘已知、预测未来之上，监护起环境健康守护者的使命，为维护公众利益服务。

（2）灾时的预警功能：环境灾难的见证者。灾难突发时，公众对于“发生了什么，在哪里发生，情况如何”等信息较为关注。随着灾害的发展，公众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信息，包括事故的原因以及事后的问责。然而，如今一些传统媒体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对企业不良信息记录和负面报道进行屏蔽。因此，需要有非营利媒体代表公众利益，在第一时间、全方位地进行报道^[14]，满足受众知情权，并不断挖掘事实真相，完成灾时的预警功能。

灾时的预警功能在一般市场化媒体有所体现，在灾难发生时收集由相关部门发布并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警示性信息，在此是指环保非营利媒体在灾难发生时能够占领专业制高点及时公布趋利避害的信息，它虽然不具有新闻源上优势，但在新闻源与公众之间有畅通的渠道优势，因为它没有利益的干扰。从人为类灾害来看，相较一些市场化媒体受到利益与权力的干扰，环保非营利媒体在灾难发生期间能够更为畅通地向公众提供所需要的深度调查报道，挖掘环境灾难背后的真相。

2010年，富士康连续爆发12起跳楼事件。作为苹果重要的供应商，富士康除了造成10条年轻生命的消逝之外，许多其他员工也因在生产过程中遭受有毒化学品的侵害而中毒，工厂周边社区和环境也受到废水、废气的污染。尽管如此，苹果公司并没有站出来道歉，也没有公开供应商的环境信息。在这一背景之下，IPE连同自然之友、达尔问等多家非营利媒体，连续发布了两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出版“苹果特刊”，为公众揭露苹果产品隐藏在时尚靓丽的外表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污染、侵犯和毒害。报告如此阐释：

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苹果供应商的污染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损害。名幸电子位于武汉的PCB工厂的排放量使得工厂旁的南太子湖受到严重污染，经检测该企业旁边的排水渠水体中含有重金属铜和镍，均为该PCB厂的指标性污染物。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竟高达4270毫克/公斤，比长江中游主要湖泊底泥中铜的含量高出56～193倍。

然而，苹果公司的环境污染事件并不是个案。许多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的漏洞，以牺牲环境和社区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自己的超额利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开发以及污染物的过量排放就是造成人为类环境灾害的起因。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个别人、企业、区域对利益的追求使得大多数人生存的环境遭受损害^[15]。在这类环境灾害的发生期间，环保非营利媒体第一时间调动记者团队，向公众进行环境灾难信息的预警。而后，记者们通过深度调查报道的形式，从经济、政治等视角入手，揭示财富掩盖下的环境危机，帮助公众找出真正威胁公共福祉的利益群体，对他们进行问责，以帮助减少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量有限之间的矛盾。

（3）灾后的重建引导：减少天灾里的人祸因素。随着危机的逐步消退，灾害转入灾后的恢复期。灾后的中心工作是恢复重建和总结整改。在这一阶段，非营利媒体主要关注政府的重建工作是否科学有序，是否符合生态归责，这些特征又是由环保非盈利媒体本身的专业性来决定的。如IPE的污染地图所积累起来的数据库、绿色和平的专家库与实验室等，这些专业性特征的议题在前文中已有所论述。

2.新闻的倾向性与客观性关系

很多在市场化媒体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记者、学者都认为环境新闻需要“平衡”。如美国环境记者协会前会长吉姆·德特金（Jim Detjen）先生认为平衡报道要求记者在报道问题时尽量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展现事物的各个方面^[16]。在材料组织上，尽量拓宽报道的框架，寻找多样的观点，注重正面内容与负面消息的平衡。然而，我们对环境健康新闻网与IPE的内容分析来看，他们总体上都没有遵循平衡报道这样一个准则。我们把报道分为政策性（正面报道为主）、调查性（负面报道为主）和平衡报道这样3类，会发现美国的环境健康新闻网平衡报道3年来的均值为30.07％。与此形成对照，调查性报道3年的均值为46.67％，比平衡报道高出近17％。我国的IPE这3年间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平衡报道由主体地位蜕变成次要地位，由57.2％的比例蜕变到29.60％；负面报道（调查性报道）由20％上升至48.20％，占据主体地位（见表6.5）。

表6.5 环保非营利媒体的倾向性特征

从理论上来说，倾向性报道逐步占据主体地位的原因是生态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平衡报道可能会推迟公众采取行动的时间。传统媒体因为利益集团的原因，在报道中展示客观中立的态度，需要平衡报道以摆脱问责。对于非盈利媒体来说，他们在客观上不具有与利益集团产生纠葛的条件，他们的生存以对公共利益负责为基础，因此放弃传统媒体中平衡报道的理念，通过对公众利益受到伤害的呼吁，以达到警示世人的目的，推动环境问题的快速解决。

环保非营利媒体是在新媒体挤压、传统媒体式微与二元社会结构失灵背景之下的新尝试，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受到政府与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干扰，独立地为公众利益发声，以第三种力量的形式代表公众以发出声音。在人员构成上，环保非营利媒体吸收了由传统媒体中挤压出来的深度调查记者队伍，在非盈利媒体里重新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在媒体运营上，环保非营利媒体获得包括私人基金、家族基金、公共基金等在内的多种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并将所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环保项目以及媒体运作的经费，为媒体的长久运营，以及其生产的新闻的独立性提供物质基础。在环境新闻的生产方面，环保非营利媒体注重本地的环境问题并以此形成舆论，根据不同于市场化媒体的理念影响公众感知环境问题的方式。非营利媒体社会功能还表现为灾前预测、灾时预警、灾后反思等方面，注重环境问题的倾向性，以敦促公众尽快采取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注释

[1]　Van Lee，Mark Grerencser，How Leaders of Government，Business and Non-Profits Can Tackle Today's Global Challenges Togethe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30.

[2]　资料来源于www.propublica.org/about.

[3]　资料来源于http：//env.people.com.cn/GB/16851611.html.

[4]　资料来源于New York Times. 8/12/1997.

[5]　Miranda Spencer.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in the Greenhouse Era.Fair.org. 2010（2）.

[6]　丁程.现代媒体作用下的基金会功能扩展路径分析——基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47-149.

[7]　彭以祺，蒋庄德，张书玲.美国基金管理和运作给我们的启示［J］.中国基础科学，2001（9）：51-54.

[8]　扶松茂.美国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制度规范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5）：52-62.

[9]　数据来源于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10：27.

[10]　数据来源于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10：27.

[11]　本小节抽样方法。对于中美环保非营利媒体的研究选取了环境健康网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环境新闻作为样本，对所抽取的新闻样本在报道数量、新闻发生地、报道内容及正负面报道的比例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找出国内外环保非营利媒体的环境新闻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本小节以2009～2011年的环境健康网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作为抽样框，以整篇环境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单位，进行随机抽样以形成有代表性、有足够覆盖性的样本。具体选取方法为：每年按季度抽样，每一季度选取四周，如2009年第一季度抽取第一个月，第二个季度抽取第二个月，每周选取一天的报道。以此类推，共选取2009～2011年3年间环境健康网中共47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共89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在“报道主题”的类目构建中，将其细分为：（1）“生态”（包括陆地生态、海洋生态、气候变化、荒漠化、生物保护、地面沉降等）；（2）“资源”（包括耕地、水、森林等）；（3）“能源”（包括节能、能源与环境等）；（4）“污染”（包括淡水污染、海洋污染、固废污染、大气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等）；（5）“生活”（包括绿色消费、绿色文化、食品安全等）；（6）“管理”（包括法律行政、经济手段、理念及文化等）；（7）“参与”（包括环保人物、绿色组织、环保活动等在内的公众参与与国际合作等）。在“涉及区域”的类目构建中，划分为“国内”与“国外”；将“报道倾向”确立为“政策性报道”、“中性报道”及“调查性报道”3个类目，保证划分的准确全面。

[12]　刘晓岚，徐占品，陈晓一.灾害信息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分析［J］.新闻爱好者，2011（11）：12-13.

[13]　资料来源于http：//society.people.com.cn/h/2011/0801/c2265613727218799.html.

[14]　卢曦.国外媒体应对自然灾害报道的五大对策［J］.新闻实践，2008（3）：20-21.

[15]　李洁.环境突发事件报道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08.

[16]　Jim Detjen，On Ethics，Thinking Long Term Helps，SEJournal，Spring/Summer 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