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曹禺的激情作品与文化转轨

激情是巴金和曹禺文学作品名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对社会政治所知甚少，当大转折来临时，过分相信激情就书生气十足，还难免闹出些笑话。众所周知，巴金以塑造俄国民粹派式英雄的《灭亡》和《新生》登上文坛，又以长篇小说《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寓言化叙事——如果说五四小说最先表露出对中国传统大家族理想生活的怀疑，《家》则可以说是对家族礼仪文化最彻底的摧毁。《家》以最极端的方式鼓动了众多新青年对家庭的背叛，很多人晚年对此还津津乐道。曹禺的话剧《雷雨》是现代反家族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作品，它对几代读者的煽动直接触及其心灵世界。《雷雨》与其是在演绎命运的大悲剧，毋宁说它携带着暴风雨般的激情宣告了那代人与传统生活联系的终结。1936年，病中的鲁迅在与徐懋庸激战时仍不忘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然而还“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1]鲁迅指出了巴金性格及精神世界的基本特征：“热情”。换言之，“热情”（或曰激情）构筑了巴金和曹禺大多数的作品，也预设了他们的人生结局。但激情极容易发展出另一种气质——天真。天真与激情有所区别，混杂着激情的天真确实不擅长应付复杂的社会环境。在大转折之际，天真有如一座不设防的城堡。

1949年7月，巴金写了一篇题为《我是来学习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感觉老作家小心地走进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场，仿佛刚入学堂的紧张学童。这个夏天使巴金有了要“变”的预感。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作家们齐刷刷坐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台下，其中不少是面孔熟悉的老朋友，但解放区作家们意气风发的神情仍令他有些陌生：“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他恍然记起，在应周恩来之约来北京前，上海人从未见过的腰鼓队涌上街头，这些队伍来自工厂、学校，先是自发、零星的，从南京路到静安寺路，从爱多亚路到霞飞路，再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红旗、口号和腰鼓，显示了上海民众空前未有的欢腾。它更显示出了天下的变局。他处在某种不安和昂奋之中，该文初露胆怯自卑和跃跃欲试相混合的心态：

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2]

曹禺小巴金5岁，天真浪漫之青年心态比巴金更甚。他属于那种极其敏感多疑的男人，这种气质从事文学创作固然可贵，在生活中就失去了优势。他好像是为戏剧而生的，探寻命运的秘密，抨击影响人性发展的黑暗势力，相信命运是一口走不出来的“残忍”的“陷阱”。但他渴望生活，留恋生活。童年不幸的家庭生活使他过早懂得“挣扎”的意义，因而他具有周冲式逃避恐惧与渴望玫瑰色世界相混杂的本能。这就使他比巴金还要纠结，他对自己思想活动的剖析堪称幼稚，虽然这会令今天的读者面露羞色：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涵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你若想做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

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每当读到这一段话，就念起以往走的那段长长的弯路，就不觉热泪盈眶，又是兴奋，又是感激。我真能做这样一个好学生么？无论如何，现在该学习走第一步了。^[3]

虽然读书人通过自贬来谋求自保，但我们不能对他们轻易失去信心。借助这条路径来研究那个年代，相信这是展现作家转折期心灵历程的两个重要文本。他们看到，相比较于国民党政府后期的全面腐败，新政权不仅廉洁而且朝气蓬勃。况且为国家做出某种牺牲，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可能幻想，通过自疑和自轻使自己跨越思想改造门槛，不失为拥抱新社会的必要前提。说不定这只是暂时性的历史疼痛，翻开这一页道路就会无比宽阔和光明。那时候很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读书人都是这样想问题的，他们不知道苏俄式的政治斗争竟像俄罗斯的冬天一样曲折漫长。这是单纯的一代人，他们对复杂社会的到来完全缺少准备。

巴金解放后不拿国家薪水，却担任社会公职，这种混搭身份在大牌文人中确实罕见。但这不表明他要游离于社会。实际情形正好相反。1949年7月，巴金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他随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次年7、8月间，参加老根据地华东访问团沂蒙山区分团，到潍坊、莒县、沂水一带访问。“巴金一到莒县，就和靳以、方令孺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小学的校舍里，自己挂蚊帐，自己扫地，自己洒洗。他们冒着炎暑步行，走到沂水专署，分批接待烈属和军属，然后和大家一起座谈。当这些烈属和军属老人来到时，巴金看到他们满身汗水，就亲自给他们倒洗脸水，还为他们点火敬烟。”^[4]1952年和1953年，巴金响应号召，两次去朝鲜战场访问，前后七八个月之久。访问归来，他开始尝试用“新华体”来创作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小说《黄文元同志》和《团圆》等。他用激动的文字记述彭德怀这位共和国元勋给自己心灵的撞击：“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而且说：“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5]1954年，他在上海组织文艺界对老友胡风进行批判，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批判文章。他本已将肯定路翎小说的文章《谈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给《人民文学》编辑，感觉“风声突变”，临时把题目改为《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但该刊8月号发表时，又被编辑改作《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1956年，受到“大鸣大放”的鼓舞，他先后发表《鸣起来吧！》《“独立思考”》《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笔下留情》《“恰到好处”》和《秋夜杂感》等批评时政的文章，对开始走红的年轻评论家姚文元提出尖锐批评。两年后，在张春桥支持下，姚文元发表《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等批判文章^[6]。这位重要作家建国十年一直顺风顺水，年轻人的蛮横叫阵虽令他不快，但还远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他敛气冷观，不作答复，这是保持尊严的最好办法。(www.xing528.com)

我们得记住这位作家阅世不深，他在报端读到被描画的沸腾的建设场面，而他的所谓采访不过是走马观花，很难看到社会真相。住在上海的花园豪宅的作家，深信这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他的无政府主义对现代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忽然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运动”发生了奇怪重叠。他1959年发表的许多赞美现实生活的文章，可以证明这种推论不是误判。1958年，上海作家协会陷入不理智的亢奋之中。水稻亩产超万斤的特大新闻接踵而来，作协大厅里日夜赛诗赛歌，鼓声配以锣声喧天动地，就连巴金也拆掉自家大铁门拿去“炼铁”。受到现实鼓惑，巴金曾兴致勃勃地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还曾与柯灵、唐弢、王辛笛、魏金枝、萧珊一行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实地考察。在彭浦公社奶牛场，他看见挤牛奶的农村老少，他们坐在矮凳上，两只手勤奋灵巧，高大且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在他们的指挥调度下显得非常配合和服帖，此情此景，仿佛是一幅天上人间的动人图画。听公社干部介绍，他们有五处牛奶棚，养牛297头，每天分三次将牛奶送到食品厂加工。巴金看到年轻的农民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车子跑得飞一样地快，他不禁联想到在苏联和东德集体农庄参观时的情形——报上天天宣传的共产主义“远景”，好像一下子拉到了眼前——这对身居大上海，每天只知喝牛奶却不知牛奶来处的作家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新鲜的刺激！而它对作家储蓄在精神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又是怎样一种热烈的指认和响应！连他都无法相信，早年的梦想居然在新安江的偏僻一隅变成了现实。虽然读者今天已明白，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刻意安排。巴金还听说，一位来自东北的管子工人，在新安江安了家。但他不久又要离开，因为管子工人总是比设备先到工地，厂房建好后，他们又要到其他地方做同样的开辟工作。这位工人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他对巴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越兴旺了。”巴金把自己对现实中国的观察，写进了《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他认为大跃进是“震惊了全世界”的壮举，因为：“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千百万首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方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他还借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领袖凡宰地“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到光明”的话，为这种观察判断找来理论根据，他预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生作用，每个人的精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7]这一年，巴金连续写了《我又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星光灿烂的新安江》《迎接新的光明》和《我们伟大的祖国》等七篇文章，发表在《收获》《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新闻日报》《上海文学》和《萌芽》等报刊。作家觉得他献出的大铁门已不足以表达对大跃进运动的敬意，他决定走出书斋，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之中……读者知道，“时代激流”曾经是巴金文学创作的认知结构，他此时可能已认为两个年代的“时代激流”应该连接在一起。

如果关注曹禺的转折，我们要读他1953年的《要深入生活》一文。面对台下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作家艺术家们，他说：

同志们，在走上这个讲台以前，我想过，我用什么和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我的领导见面呢？四年来，在创作上我没有写出一样东西。我的祖国在前进，人民的生活同政治觉悟都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提高、丰富、活跃。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同志们，祖国的建设像海水一样地沸腾，无论哪一条生产战线上都出现了很多英雄，在这种时候，一个人如若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多么突出，多么不光彩。所以要我来讲话，我就迟迟不敢上来。^[8]

曹禺的思想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和“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震撼全社会的运动，作者开始学习着建立这样一套思维方式和关系模式：我/你们/、我/领导、个人/人民、自我/英雄、创作/任务。这一来自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模式正在箝入他内心之中，他模糊地感到，自己过去那套传统文人的举止做派已经不合时宜。刚才台上的一席话，是这种隐秘心态的真实表白，尽管刚入道的作家运用得还结结巴巴，不那么流利顺畅。这套劳模和领导式的表白，显然与内心活动无关，它更像是广场街头职业演员的演出。它起源于战争年代，里面有铿锵掷地的声音，有誓死的宣言，有严肃的主题，当然它的形式可能大于内容。从1950年代起，这种演说形式开始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军营到学校、从工厂到机关、从农村到街区，从作家的社会活动到他的书斋。人们会感觉表白有渗透一切的功能，它像水银缓慢地渗透社会的所有细胞当中。这篇文章假如不署名曹禺，没人敢相信它出自《雷雨》《日出》的作者。

与曹禺有交往的北京人民剧院资深编剧梁秉堃回忆，他那个时候的言行举止和精神世界，与这篇文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梁秉堃说：曹禺“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并且跑到安徽省农村和治理淮河大工地上，与工人农民在一起生活、劳动，虚心学习，接受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产生了一种自责的心理，而且越来越重。大约，在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当中，他是在自己的创作上第一位进行真诚的自我批判的人。他明确而又痛苦地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的所有作品都放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下照一照，从而挖出创作思想的脓疮。甚至，他为自己过去的作品里‘没有能够写出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而羞愧万分，而无地自容”^[9]。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曹禺不仅比巴金天真，当然还更为紧张。这种过分敏感紧张的性格，在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年代，使得他承受着比一般人更大更可怕的压力。他们对社会的反应，会愈加夸张和戏剧化。但必须指出，曹禺对人性问题的洞察力远胜于巴金，因此当他意识到那套思维方式和关系模式的真正含义时，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曹禺明白，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主人翁”，要先把自己融入“你们”“人民”这些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复数中，而融入的前提是，像各条战线上的英雄那样，在创作上完成“任务”。文学创作就这样进入了被量化的过程。抱着急于加入的心理，曹禺打算创作解放后第一部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像他当年写作《日出》前所做的社会调查一样，作家要寻找一个生活基地，这个基地不是天津的底层社会，如花街柳巷、阴暗胡同。它是新社会的单位，这个新单位的名字叫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三个月的时间，曹禺都在协和医学院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他与教授和其他人交朋友，认真搜集创作素材，光笔记就有二十多本。他从1954年4月开始动笔，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他先口授，女秘书吴世良记录，再由他本人润色。他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把剧本最终完成。在曹禺文学生涯中，这次作品创作的时间不算长，却非常艰苦，而且写起来始终有一种生疏感和力不从心感。以前写《雷雨》《日出》，往往是先形成整个结构和故事，酝酿成熟后便一挥而就。写《明朗的天》明显不同，他找不到那种写戏的感觉。他感到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是用一个规定好的政治概念做主题，它的题材也是先在的，作者根据这种创作意图量身订做出作品的人物，然后再设计情节和编写台词。就是说，先有主题，作者接着把这个概念形象化和文学化。例如，在塑造党组织领导董观山这个人物时他遇到了困难。他对这种人不熟悉，更说不上了解。但是这种人物经常出现于报纸之中，他们和蔼可亲而且能言善辩，各种矛盾经他们做做工作就得以化解。这对曹禺的创作是一个启发。他可以把报纸上的人物搬到话剧中来。但戏剧创作的规律是冲突，而且是那种紧张、尖锐和复杂的冲突。为避免与强调歌颂的创作原则发生矛盾，曹禺不写董观山与被批判人物江道宗的正面交锋。他把人物原型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的原话照抄到剧本中，他理解这样就忠实了生活。剧本显然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2月18日在北京人艺公演后，“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同行的好评。张光年指出：这部戏对“曹禺的创作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写出了作者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对共产党的高度敬爱和信任；满怀热情地歌颂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新英雄人物；以喜悦的心情描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曲折的、痛苦的道路而走到人民立场上来”。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爱和恨，而是经过锻炼，上升为阶级感情、政治感情了”，“以此为基础，《明朗的天》的现实主义，就显然有别于批判的现实主义，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了”。但他敏锐地注意到作者与作品之间出现了不和谐：作者对董观山这种党员干部不够熟悉，他“没有被投入剧情冲突之内，没有展示他的心灵活动的机会”。另外，凌士湘的思想转变也写得不够自然，而是“过分强调了压力，过分强调了外力推动的作用”等。^[10]光未然是想指出，来自旧时代的作家对新时代的人物还是隔膜的。他们只是完成了艺术形式的转型，但还没有找到完成内容转型的办法。观察家由此发现，“形式”与“内容”像是一对闹离婚的夫妻，虽然同住一室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在建国十年很多老作家创作的作品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着。

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问题。因为那时有一个“我们”与“你们”的阶级分野，一个由历史所叙述的两个阵营。很多读书人为求自保，或主动转为积极，都要强调自己已经是“我们”的这种身份。为什么那时不少人不惜撰写背叛老朋友的批判文章？这是深刻的历史原因。所谓的“思想改造”就包含着这种意思。创作新作品《胆剑篇》之后，曹禺投身到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之中。^[11]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和《质问吴祖光》等文章中借题发挥说：“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做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可耻……”^[12]曹禺显然记得光未然在评论中对他善意的忠告，他知道“内容”的改造远远要比形式的变化调整困难得多。在这篇文章中，他先是严厉地批评剧作家吴祖光，然后借着批评吴祖光来反省自己过去年代的创作，这种混杂的文体进一步证明了曹禺希望被“我们”的阵营所接纳的愿望。他把这些理解成了自我改造的必要阶段和必要的形式，因为思想改造是在宣布一种新的社会筛选，他知道只有刻不容缓地进入这一过程，才能缔造出一个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