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喆 鹿丽萍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约从三十岁以来创办私学的活动，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其创办的私学，顺乎时代潮流，方法得当，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其师德高尚，爱生忠诲，即使在周游列国时期亦施教不辍，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孔子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特别是他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留下了标柄千秋的《论语》，这部作品绝非西方学著（如Hegel）所讥评的纯粹经验之谈的堆砌，而是有“一以贯之”之“道”的伟大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乃“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20篇，所搜集的材料共509条，有关教育的言行371条，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3条。从教育学的视角看，《论语》有深刻的逻辑严整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性近而不同，习远而可趋”的人性论是其教育哲学思想基础；“有教无类”的平等意识、平等教育主张是其教育哲学体系中的教育对象论；以人文化成为突出特色的诗、书、礼、乐、文、行、忠、信等丰富内容构成其教育哲学的教学内容论；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诱导、身体力行的高超的教学艺术则构成其教育哲学的方法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高尚的教育境界构成其师德论。
一、“性近而不同，习远而可趋”的人性论
应该说孔子一整套教育哲学思想或一整套有关教育的理念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上的，没有对人性的深刻而切实的揭示，其教育理论就失去了根基。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
《集释》（皇侃疏）：“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善恶既殊，故云相远也。”
“性”之一字，在《论语》中只出现两次，一是“性相近”，一是“性与天道”，但却事关宏旨。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性”指性情、本性、本质，指人的天赋本性，但后孔子的孟子、荀子等一大批儒者从“性”出发，大加发挥推演，如孟子认为性善，荀子认为性恶，告子认为性无善无恶，由此开出了不同的致思路向和修为路径。实际上，孔子此处的“性相近”之“性”应指一种自然性、本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性相近”。如果说“性相近”中隐含着善恶判断，那孔子断不会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实际上后孔子的孟子讲“性本善”，讲人有四善端，是一种对人性未来发展的期许，孟子就曾讲“人之异禽兽者几希”，荀子贞定人性本恶，则是为其挽救世道人心作理论铺垫罢了。
孔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无所谓善恶之别的，但它都潜藏着发展为善或恶的可能性。“性相近”也可以说是一个先验的假定，当然这个先验的假定可能源于孔子长期的经验观察之后的“悟”识。孔子认识到人性的相近似之处，这也是孔子对“类”的共同性的意识，即类意识。
孔子一方面看到了人类作为“类”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孔子也清醒地认识到人的不同，即人性的不同之处。如孔子多处讲到：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对此不少论者穿凿附会，批判孔子有等级尊卑观念。我以为这些也不过是经验事实的描述。当然这其中反映了孔子对人性殊异之处的认识。总体上说来，人性相近，作为人即有人性之共，如饮食男女人之大共。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人的天资禀赋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天资聪颖、机敏异常，有的人天资鲁钝、木讷过于机敏，这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常见现象。孔子“性相近”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没有说“性一致”，也没有说“性殊异”，而是说“性相近”。他既看到了“类”的共同性，也看到了个体的差异性。
“习相远”是孔子人性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性”是先天性的，那“习”则是指后天习得的，这是对现实人性的概括性陈述，即现实的人性表现由于习染的不同而有了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即朱熹所言：“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朱熹四书集注》）“习相远”的经验陈述中隐含着孔子对人的善性修养和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性预期，即通过教和学，使人们抑恶扬善，变化气质，成就人生。《论语》以《学而》开篇，后孔子的荀子以《劝学》起首均突出表明“学”的重要性。张拭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曾有此概括：“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五之政，莫不以教化为先务。”（张拭：《南轩集》卷十）
要而言之，孔子的素朴的自然人性论包涵两大方面，即一方面基于“类”意识，认识到人的自然本性有相近之处，然而又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认识到由于后天习染不同给现实人性带来差异，因而通过“教”与“学”，可以使人性趋于共同的美善。这样一种人性论为其后的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价值的追求、教育方法的实践和教学境界的达成奠定了相当坚实自洽的理论基础。
二、“有教无类”与“天下归仁”的教育对象论和教育价值论
基于“习染而可趋”的人性论，孔子在对待教育对象上明确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伟大主张，并将这一主张落实在其教育实践中。
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有教无类”可以说是孔子最伟大的教育主张之一。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语：“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孔子认为对于人民大众首先应当使其富裕起来，富庶之后则应当施以教化，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孔子对那些凡十五以上投身于他门下之人，无论贫富贵贱者一律予以教育之。对于鄙夫之问，孔子坦言自己不懂，但会反复思考以求得答案。对于“难与言”的“互乡”之人，孔子没有因为他们以往的过错而拒人于门外，而是以包容平等的心态肯定人的进步而不计以往的过失。在仁义、公理和师道之间，孔子明确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这种不以师道为尊，信守仁义，信奉真理之言行反而成就了师道之尊。在仁义面前，弟子不让于师。这与西哲“吾爱吾师，吾尤受真理”是理脉相通的。这反映了孔子在仁义、真理、公理面前师徒平等的伟大气度、伟大心怀。
正是本着“有教无类”的平等博爱的教育对象论，孔子教育的弟子有诸侯王室成员，如孟懿子、南宫适；也有列国官员，如司马牛、高柴；有富人，如子贡；更多的是穷困之人，如颜回、曾参、闵子骞、公冶长、子路、子夏、冉求、伯牛、仲弓；有来自声名不佳的地方之人，如“互乡”之“童子”；有父子同学于孔门的，如曾点、曾参父子，颜路、颜回父子；也有自己的儿子，如孔鲤；有年龄大的，如子路，仅比孔子小六岁；有年龄小的，如子张、子贱，都比孔子小四十多岁；有来自中原诸夏鲁、卫、齐、宋、陈等国弟子；也有来自边陲“夷狄”秦、楚、吴等国弟子。可见孔子弟子不分富贫贵贱、不别华夷、不分年龄等等，显现出一种开放、平等、自由的国际性胸怀。
《荀子·法行》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南郭惠子问子贡，为什么孔门之下那么混杂呢？子贡回答说：孔子端正身心等待来求学之人，想来的不拒绝，想走的不阻止。良医的门前病人多，整形器旁边多弯木，所以夫子门人人员混杂啊。这种正视差异，但无分等级的自由平等的教育主张是我们民族可以契接西学和现代理念的极为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毫无疑问，“有教无类”主张与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的“教育平等”理念是一致的。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在文化、思想领域，在人权与神权、理性与信仰、现实与来世、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之间发生激烈对抗和冲撞时期，具有强烈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平等”主张，力图用适应新时代的新的教育思潮去冲刷旧的思想观念，力图打破旧传统的闸门，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样，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也是一种“革命性”主张。对此，美国学者H.G.顾立雅曾相当公正地评价道：“用这种一定程度的全民教育的倡导以及对那些来之于有抱负的平民‘君子’进行教育的计划，孔子向世袭贵族秩序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当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际，凭一己之力承担起教育职责。世传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正是“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结出的硕果，“有教无类”今日更成为人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首倡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平等自由之眼光广纳弟子，是有其深刻、深远的教育目的的，也就是其教育的价值。我们认为孔子的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追求在两大方面：一是致力为当时社会培养理想人才；二是“克己”、“复礼”、“归仁”，即通过教育使人们克制私欲，恢复周礼，按周礼行事，最后达到“仁”的境界。
教育当然是培养人的活动。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追求当然首先是把士培养成理想人才。这种理想人才，孔子把他分成两个层次，即“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指能够促成其最高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实现的人；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雍也》）；是能够“修己以安百姓”的人。在孔子看来，只有圣王如尧、舜才具有此等崇高品格。“君子”是什么？据《宪问》载：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对待工作，使上层人物和下层百姓都得到安乐。孔子讲的“君子”，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即德与才。君子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有治国安民之术。孔子一生也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而又德行高尚的弟子。
《颜渊》篇有一段著名的圣贤答问，即：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可以说这一章表达了孔子教化的大义，或者说这是孔子教育理论的最高价值追求，即克己复礼归仁。“克己”就是克制一己之私欲，“复礼”就是恢复礼制。这里实际上涉及内与外、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只要每一个个体从内在、从自身出发，克制自己的偏私，均按礼制而行，则社会和个人均可达到有序社会和仁德境界。“仁”在社会层面的实现就是整个社会按礼制运转，一切循礼制而行；在个人内心层面就是一种道德律令，把礼制内化为行为准则、心理意识和道德情感。
当着王纲解纽之际，孔子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日渐衰落的文武周公的道义精神，以传统文化的托命人自居，从原典文献出发，在孔门弟子中接续并传承它们。因为孔子深知传统“礼”制的重大的教化作用。《礼记·经解》对此有相当精辟的概括性说明：“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之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壁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君王和国家各级官员之间、血缘宗族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均由“礼”联系起来，同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交往方式等。“礼”在各级共同体之间，成为一个纽带，将共同体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独特性格的文化形态。君王、官员、宗室成员等，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成员，其立身、行事、言语是否合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最根本的判据就是看其是否合“礼”。合“礼”的，就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合“礼”也即是合理性。由此可见，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其最终目的或最高价值追求就是“克己”、“复礼”、“归仁”。
三、“诗、书、礼、乐”与“文、行、忠、信”的教学内容论
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看，孔子的教育教学内容十分丰富，综观《论语》全书，可以把他的教育教学内容归结为两大层次：一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一是文、行、忠、信。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既关涉具体的知识，又关涉到技能、德性、行为、观念等方面。这样的教学教育内容远比单纯的知识的传授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有学者把孔子的教育内容归结为“六艺”，也有学者把孔子的教育内容概括为“四教”，我以为两者都对但又不够周全。
孔子确乎重视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尤其重视“诗教”。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诗、书、礼、乐等既是孔子治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孔子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孔子为了达到其培养“圣人”和“君子”的人才培养要求以及实现“克己”、“复礼”、“归仁”的价值追求，特别重视继承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传统，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他把收集到的历史文化资料加以精心整理，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既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又是其重要的教科书。其中，尤以《诗经》为最。《诗经》作为古来的重要经典，对于型塑传统人格以及其中的文学理念和诗歌创作方法，均有重要作用，它对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深有影响。孔子认为青年人应当习诗，学诗可以感发个人意志，可以考见得失，可以切磋协和，可以表达个人意见和批评，可以获得侍奉父母君王的德性教育，还可以获得有关自然的知识。《诗经》作为一部蕴含信息比较密集的著作总集，孔子推举这部著作给弟子们阅读，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应该是最佳选择。从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它不单单是文学读物，而是文化的经典。诗不仅仅可以感发我们的意志，其中丰富的记载，可以考见往古得失成败，以培养我们的历史感，从而鉴往知来。诗可以群，“群”既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互学习之情境，亦指诗可以提供我们群居交往之道，孔子就曾明确讲君子群而不党。诗可以怨，“怨”既指诗中释放的大量批判精神，如诗讥刺周王的腐败，以及权臣的作恶多端，导致政失常轨、民生困苦等等，又由此而教育士大夫关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作为“弘道”、“归仁”的士大夫应当有敢于讽刺时政、关怀民生的批判意识和责任感。孔子的教学内容除了上述诗、书、礼、乐等之外，还有文、行、忠、信。《述而》明确讲到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的教学内容有四项，既指古代文献、文本，还应当指文饰、修养。古今诸儒解之者众，但多作“文献”解。我以为对应于“行”、“忠”、“信”来讲，解为“文明”、“文雅”、“文饰”更为妥贴，合乎礼节则文。文、行、忠、信均指涉行为或精神层面。文明、践行、忠实、诚信均可以看做是孔子对士大夫的要求，也是教育弟子应当成为合乎礼制、表现文雅，富于实践精神，于家国人事竭尽全力，诚实守信的人。所以文、行、忠、信应当是四种德行。一个人通过诗、书、礼、乐等的学习，最终成为一个兼备文、行、忠、信之德的君子。(www.xing528.com)
四、“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论
孔子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一系列传之千古的教学方法论，及至今日仍然对我们的学习和教学活动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要而言之，孔子的教学方法论可以分成两大方面，即“教”的方面和“学”的方面。在教学方面，孔子特别注重对教育对象的熟悉了解，主张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在治学和问学方面，孔子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从师上要“学无常师”、“择善而从”、多见博闻；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对学习与思考、博与专的关系处理上，力主学思并重、学思结合、博专结合。
在教的方面：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理学大家朱熹曾说：孔子施教，各因其材。从上引可以确证孔子在其教学活动中，首先强调作为一个教育者应当对自己的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有清楚的了解。孔子的弟子来源很杂，且学生众多，因此孔子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等一系列全面、细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如他指出，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求多才多艺，高柴愚笨，曾参迟钝，子张偏激，子路鲁莽；子贡能鉴往知来，颜渊能闻一知十，宰我擅长语言文学，冉有、季路长于政事等等。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之差异，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则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如对于行动迟缓畏缩的冉有，孔子鼓励他知道就努力实践，而对于鲁莽冒进的子路，孔子则要抑制他的行为。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众弟子问仁问政问礼问孝等均因个体差异而给予不同回答。这些典型地反映出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脩》）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孔子深刻地认识到学习应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他十分注意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启发式教学的至理名言，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孔子是启发式教学方法的首创者。在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式讽刺”可以说是西方教育史上的启发式教学法，苏格拉底亦是通过师生谈话诱导学生自己去获得正确合理的结论，澄清错误的认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和苏氏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中不少地方记载了孔子采用启发式进行教学的案例。如当子夏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几句诗时，问孔子什么意思，孔子启发子夏说绘画是先打底子，然后画上图画。子夏由此领悟到“礼”是必须建立在“仁”的情感基础上。孔子就是这样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获得知识，这种教学法的独特魅力使其学生为之折服，如好学的颜渊就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孔子深知知识、学问的积累有一个由易而难、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因此，在教育启发学生时，教育者不能简单地把最终结论和盘托出，而是应当依据学生的思维进程逐步地揭示出来。如子路问“君子”，孔子回答说：首先是修己以敬；其次是修己以安人；再次是修己以安百姓。对君子的要求可谓一次比一次更高，一次比一次更难，君子作用的范围在不断地拓展，境界在一次比一次提高。孔子就是这样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拓展视野、深化认识、提高境界。
在对教育对象的学习引导上，孔子亦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启迪的方式方法。如：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首先，学习勤敏，博闻多见。孔子主张学者要勤敏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通过多学、博闻、广见以获得丰富的知识。多学、多问，就要学无常师，择善而从。多闻博见就能提高能力，即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也就是认真学习，对不明白和把握不住的事理要存疑，不盲目从事，就能提高效率，减少尤怨与遗憾。对学问和知识的追求应当不怕羞耻，应当精进勤勉。
其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以学为乐。习即温习、复习、练习等意涵。在学习过程中，孔子教育学生应对已学习过的知识进行经常性的温习，即“时习”。“时习”是同遗忘作斗争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时习”也是获得新知的基础。特别可贵的是孔子提出快乐学习原则，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热爱学习、享受学习的学习观。
最后，学思并重，博专结合。在对学习与思考、博识与专精的关系处理上，孔子主张学思并重、学思结合、博专统一。经过学习、见闻中获得的知识必经过理性思考予以加工整理，才能使之成为自己的系统的知识。学习的知识再多，而不加以思考整理，知识就是零碎的，博而不纯，学习者就可能淹没在杂多的知识海洋之中；同样，没有感性知识的积累，没有博学多识，耽于思考，就会失之空泛，专精也会变为狭隘。
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德论
孔子所以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其所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弟子，就在于孔子有高尚的师德，他的人格魅力虽历数千年而光耀后世。在孔子看来，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深刻地影响学生。教师是受教育者学习、取法的第一对象，所以，教师应当是道德的楷模，行为的世范。孔子在有关师德方面有一整套重要的理论，并且也是自己师德论的忠实的践行者、示范者。概而言之，孔子的师德观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端：
首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言传身教。
孔子强调教师应当是学生的表率。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虽然可能是对统治者讲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做是夫子自道，也是对教师说的。作为一个教育他人的人，当他行端身正，切实践行自己的教育主张时，他的教育才会有积极的收效；相反，如果教育者和他倡导的理论是分离的，教育和教师就会失去感召的力量。所以，孔子曾经讲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对于学生，特别是对于广大教师，对自己的品德不认真修养，对学问不能认真钻研，对真理不能执着地追求和切实地践行，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是他非常担忧的事。
其次，热爱学生，尽职尽责。
孔子深知一个教育者要想让其弟子信其所传之道，教师必须热爱自己的学生，即每一个教育对象，平等对待每一个教育对象。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
不少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这句话。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出发，我们可以作如是解：热爱自己的学生，能不为他操劳吗？忠于教育事业，能不尽力教育学生吗？爱生敬业是达成教育目的，是实现教育价值的重要条件。孔子热爱他的学生突出表现在平等地赋予每一个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尊重每一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即“有教无类”。孔子曾讲“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子罕》）孔子“后生可畏”的爱生观，其实大有深意。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一方面讲敬老，讲复古，如“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但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学生充满希望，相信后胜于今。韩国大儒崔根德认为儒学从三个不同角度考察人，即“历史的人”、“道德的人和理想的人”。崔氏所谓“历史的人”不是指已故的人、过去了的人，而是“生活在传统中的人”。在师生之间，孔子不是简单地把他的学生看作是一个个个体，而是把学生看做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看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所以，孔子不仅尊重传统，也对未来寄予厚望，故曰：后生可畏。
最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应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治学、求学应不知满足，因为学无止境，他教育学生应当不知疲倦。孔子曾经讲自己“非生而知之者”，“敏而好古”，“每事问”，投身教与学，“不知老之将至”。从《论语》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孔子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他对学生所提出的主张和要求，首先他自己就是一个践行者，而且做一个教师实际上要做到的又远远超出他对学生的要求。孔子一生坚守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最艰难岁月和极端的逆境中亦复如是，如在宋国“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在陈绝粮之时仍“讲诵弦歌不衰”。这样一种崇高的师德与我们今天学校中那些唯利是图的所谓教师岂止有云泥之别！
综上所论，孔子不止是儒学的源头，更是师者风范，他那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曾经影响中国教育、文化、学术历数千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杰出代表，为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值得我们细细消化。
（原载于《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5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