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石油消费下降与燃油替代能源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走上了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在1973年之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石油消费量大增，但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充分认识到依赖石油消费的危险和危害，去石油的趋向明显，进展也很大。日本的石油消费量在1996年达到580万桶/日的高峰后大幅下降。2018年已下降至385万桶/日，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见图4-1）。日本石油消费减少的原因包括：汽车燃油效率的提升、成品油（特别是汽油）价格太高、人口老龄化、新干线等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工业企业迁移到国外^[24]，等等。

图4-1　日本1965—2018年石油消费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就开始推进“去石油”。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开展了限制石油消费法案的立法工作。

1978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1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要求从11月20日起，各厂家、办事处等一律减少10%的石油和电力消费，并将有关石油消费的紧急立法提交到下届议会讨论。与此同时，开始了对石油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及其相应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1974年7月，日本通产省工业技术院制订了第一个综合新能源技术开发长期规划——“阳光计划”。这一计划以应对石油危机、实现能源长期稳定供给为目标，积极寻求石油替代技术^[25]，主要研究开发太阳能、地热能^[26]、氢能、合成天然气、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同年8月，这一计划又将太阳能、深部地热、煤的液化和气化技术等列为重点研究和开发项目。它为作为石油替代能源之一的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975年12月，日本综合能源对策阁僚会议通过“综合能源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决定。这一决定提出了“确保石油安全供给，促进开发核能，充分利用国产能源以及进口能源的多样化”的能源政策，正式将促进开发核能和充分利用国产能源等作为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途径。

在这一阶段，日本的石油绝对消费量在1974年、1975年逐年减少，之后四年，日本石油消费量有所反弹，1979年之后日本石油消费量持续减少^[27]。究其原因，除了由于油价上涨本身通过经济规律而起的抑制作用，以及1974年到1975年西方世界经济衰退^[28]的影响之外，石油替代能源使用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石油需求。而开发和利用的石油替代能源主要是核能、地热以及天然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的替代能源，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发展核能的热情。1972年到1978年短短几年中，日本的核能消费就增长了将近五倍，由1972年的199万吨石油当量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1 178万吨石油当量。天然气消费的发展速度也相当快，由1972年的329万吨石油当量增加到1978年的1 542万吨石油当量，增长了近四倍。^[29]但是，由于核能和天然气在总能源消费中原有的比重太小，因而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的效果并不大。

1979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日本能源政策根本转向抑制石油消费。第二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去石油”的长期决心在那时候基本定型。当时国际油价大涨，而人们认为油价还将继续大涨，日本社会因之陷入恐慌。在这种高预测油价的指导下，日本能源政策也开始向石油替代能源这个方向倾斜，因而一些高成本的石油替代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项目纷纷出台，从而大大推进了石油替代能源研究和开发。

早在1978年，日本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基本问题咨询会对“综合能源政策的基本方向”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于10月25日发布了《21世纪的能源战略》的报告。该报告确定了日本之后的长期能源政策，包括：第一，进一步促进节能政策，确保石油的稳定供给，促进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同时，报告做出了“长期能源供需预测”。在促进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政策中，提出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个相当长期的问题，并且还指出了促进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具体项目，包括促进核能的开发利用，确保核能利用的安全性，研究开发快速增殖堆（fast breeder reactor，FBR）等新堆型，确保核燃料的循环利用以及核废料的恰当处理。第二，促进煤炭的利用。开发、进口国外煤炭，确保煤炭的稳定供给，把国内煤炭产量维持在2 000万吨/年的水平，促进煤的液化、气化技术等的发展。第三，促进液化天然气的利用。第四，促进国产水力、地热等能源的开发。第五，促进电源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水力发电、煤炭火力发电、液化气发电、核电等，促进地热发电、海洋温差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等等。

1980年5月30日，日本第91届国会提出了旨在使日本经济“减轻对石油的依存度，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和安定国民生活”的《促进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法》，提出了石油替代能源的供给目标，以及一些保障石油替代能源政策顺利实施的措施（包括设施利用、财政保证、科学技术等），还提议设立新的能源综合开发机制，在以前政策的基础上，增添了促进太阳能利用技术、新燃料油开发利用技术、生物能利用技术和海洋能利用技术等新能源利用技术的开发。^[30]

日本发展石油替代能源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用煤电和气电替代油电。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前，国际石油严重供过于求，油价较低，甚至低于煤价。日本趁机大力发展燃油发电，并以之替代燃煤发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电力工业中迅速实现了从“水主火从”向“火主水从”的转变（水力发电在发电量中的占比从1945年的95%下降到1973年的15.2%，同期间火力发电的占比从5%上升到82.7%），继而在火力发电中从以煤炭为中心转向煤炭与重油混烧方式，进而转向以重油专烧为中心。^[31]石油危机导致国际油价暴涨，之后日本电力行业开始掉转方向，用燃煤发电和燃气发电来替代燃油发电。

不过，用煤电、气电代替油电，是化石能源的内部替代，缺乏革命意义。

第二，确保必要资金来源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政府投资方面，为了保证石油替代能源对策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计划在自1980年起的10年中投资约3万亿日元。在金融方面，自1980年开始，日本开发银行实行“促进石油替代能源利用融资制度”。开发银行对有关重点开发项目进行评估和预算，确定必要的资金，并提供无利息贷款。主要项目有水力发电、地热、煤炭火力及液化气发电等。在税收方面，为了增加对政策开发项目的投资，日本政府决定征收或增收促进电源开发税、石油税，以及原、重油关税。这些税收收入用于促进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三，设立特别会计制度。为了配合税收措施，日本政府设立了两种特别会计制度。一是规定每使用1度电要征收0.3日元的电源开发促进税，这笔钱转入“促进电源开发特别会计”中的“电源多样化科目”下，作为开发新能源的资金。二是规定征收石油税（相当于使用额的3.5%）和原油、重油关税，把这笔钱充作“煤、石油及石油替代能源对策特别会计”中的“替代性能源对策费”，用来开发和利用替代能源。这两项资金，在1980年度约为1 200亿日元，到1982年度已达到1 900亿日元。^[32]

第四，制订必要的法规。1980年出台的《促进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法》正式将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到立法的地位，从而鼓励和监督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五，设立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为了促进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日本政府于1980年制订了替代石油能源供给目标，并成立了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以推进大型替代石油能源技术的开发。具体来说，其主要业务为：新能源技术开发（煤的液化技术、热能利用开发技术、太阳能发电等技术开发等）、地热资源开发（开发资金的财务保证、地质构造调查等）、海外煤炭的开发（探矿资金融资、开发资金的财务保证、地质构造调查等）。

此外，为了推广替代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日本政府还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工具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以取得全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33]

当时日本政府还大力推动能源节约。多次受到石油冲击的日本，深刻认识到节能及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1979年制定并实施了《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节能法”），并为大力推动工厂、建筑物及机械设备的综合性节能制定了各个行业的节能标准。^[34]

日本（针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性能源发展迅速。在日本一次能源中，核能的占比在1998年曾经达约15%，太阳能发电、风电等电力发展迅速，天然气消费发展迅速，不仅增加了日本的能源供应量，也增强了日本的能源安全程度。

到20世纪60年代，燃油和燃煤造成的污染已经让日本国民不堪忍受。基于此，日本政府在1969年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35]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不仅让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戛然而止，也坚定了日本“去石油”的决心。之后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出现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日本“去石油”的紧迫性增强。

日本“去石油”战略还经受住了1986—1998年和2014年之后国际低油价、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核电被迫弃用等的考验。

根据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高油价时期“去石油”战略容易推行，低油价时期石油需求会自然而然地反弹，“去石油”势头将被逆转。不能说油价起伏对日本的石油消费没有影响，因为在历史上的低油价时期，日本石油消费量的确有反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1985年9月之后日元开始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进口原油费用下降了30%，同时，1986年油价开始暴跌（按不变美元计算，1988年12月的油价还不到1980年底的1/4）。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一些在高油价时期制订和实施的成本较高的石油替代能源方案也由于失去了其实际意义而被搁浅。即使一些成本较低的方案，其实施步伐也有所减缓。同时，由于油价的暴跌，也导致石油税收收入的减少。尽管日本通产省曾经试图提高石油税率以及引入一种新的销售税，但由于日本石油工业界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最后放弃。此外，石油税收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石油及石油相关项目。例如，1985财政年度，日本石油关税及各种税收收入总计达190亿美元，而只有15%的税收收入用于石油及石油相关项目中。这样，由于税收收入减少，用于研究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基金自然也日渐减少。所以，在1986年以后，日本的石油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步伐明显放慢，石油绝对消费量也相应增加。^[36]

对于日本来说，国际石油经济形势发生了有利变化。然而，价格因素并非日本能源政策最为关注的因素。和其他一些石油进口国的政府相比，日本政府更愿意采取长远计划，注重能源多样化以及最大限度地稳定供给的能源政策。1986年下半年，日本通产省的自然资源与能源厅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一报告对日本未来45年（即2030年前）的能源供需做出了预测，指出下个世纪将是能源多样化时代，也就是石油替代能源大发展的时代。同时还强调了使用轻水反应堆和核聚变反应堆等核能利用技术发电以及地热发电等替代能源的技术开发。

1990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阁僚会议通过了《通商产业省能源供应展望》，其中公布了能源政策新目标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强调开发新的替代能源的重要性。预计到2010年，日本的石油消费将只占总能源消费的45.3%，而新能源（太阳能、燃料乙醇等）、水电、地热能、核能等非矿物燃料所占的比重将由当时的14.9%上升到26.8%。其中，核能发电所占比重将由8.9%上升到16.9%^[37]。^[38]

日本在低油价时期还试图发展石油替代能源，其原因包括：首先，日本毕竟是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它对能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因而能源进口也将越来越多，而国内能源消费不可能长期高度依赖来源不稳定的石油，尤其是依赖地缘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中东地区的石油，因而发展石油替代能源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两次石油危机及其对西方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一直使日本人心有余悸。因此日本总是想方设法避免石油危机的重现，而发展替代能源是一条较为理想的途径。风能、太阳能、水力等发出的电力都是本土能源供应，日本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虽然需要进口，但一方面出口铀矿石的国家较多，另一方面和石油不同，进口少量铀矿石就能让全日本的所有核电站使用很长时间。所以核能在日本被视为“准本土能源”，安全程度也被认为很高。^[39]

自20世纪70年代后至今，日本和美国在发展石油替代能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日本的资源替代性手段和美国的不同。新能源显然是更典型意义上的资源替代性手段。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成果页岩油和页岩气仍然是原油和天然气，而并不是不同的能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在替代资源开发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两国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初步成功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高效合作密不可分。在德国，《可再生能源购电法》和《可再生能源资源法》等法令确定了在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框架。在德国这个成熟的法治国家里，各企业对德国政府及其法令有充分信任，依法发展业务，并相互合作。日本有所不同，在实施去石油化战略中，祭出了自己擅长的官商学一体模式。^[40]政府对各相关企业提出石油替代战略的具体要求，同时对企业提供补贴，激励企业贯彻落实政府试图达到的发展目标。由于日本政府发出的既鞭策又激励的政策信号清晰、确定又值得信赖，日本相关能源企业之间积极进行了合作，并且成果显著。

正是因为日本、德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科研机构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21世纪初以来，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应用成本大幅下降，和传统能源相比的竞争力相应明显上升，同时非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快速上升（见图4-2）。

图4-2　部分国家非水可再生能源在其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变化（%）(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日本政府坚持“去石油化”的战略，这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和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后，日本的石油消费量不仅没有像经典供求关系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反弹，而是继续下降的重要原因^[41]。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核能这一日本最重要的替代能源的发展遭到重创，一度所有核电站关闭，导致日本电力供应出现紧张，日本火电厂保障电力供应的压力增大，其中一部分火电厂通过燃烧更多重质原油来产出更多的电力，从而导致日本的原油消费量短时间增加。但这次增势没有长期延续下去。

之所以在核事故后，日本石油消费量没有延续增势，主要是因为天然气发电量和煤炭发电量的增加弥补了核电机组关闭对日本电力供应的冲击。另外，2014年之后日本少数核电机组陆续重启，缓解了日本电力供应压力。2015年8月，九州电力所属的位于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1、2号机组率先重新启动；2016年1月，关西电力所属的位于福井县的高浜核电站3、4号机组运营；2016年5月，四国电力位于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也恢复运行。日本核电供应量逐渐回升。2015年日本核电发电量从前一年的0升至45亿千瓦时，2018年已增至491亿千瓦时，分别相当于100万吨和1 111万吨石油。^[42]

到现在已经很清楚，日本政府不愿意完全废除核电，其原因包括：为了减少发电所需的化石燃料费用、满足日本经济界人士（包括核电界人士）的要求、使日本经济尽快恢复景气、为进一步开展核电外交做好准备、服务于日本作为世界“减排”先锋的国家形象^[43]，等等。^[44]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的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都明显上升，帮助填补了“零核电”的空白（见表4-1）。这使日本通过燃烧重油以发电的压力减轻。当今世界，煤炭和天然气的供应都十分充足，而且与世界石油贸易不同，出口这两种能源的国家分布得很分散，因为地缘政治等原因出现供应短缺的风险小。

表4-1　福岛核事故前后日本煤炭、天然气消费量　单位：亿吨油当量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All Data.

2014年下半年后，国际原油价格大跌，这本应刺激日本石油消费量反弹，但结果却是，从那以后至今日本石油消费量不为所动，延续下降的趋势。这虽然和日本能源消费量下降的态势一致，但降幅却更大。2013年即国际油价大跌之前的一年，日本一次能源消费量为4.71亿吨油当量，到2018年，下降至4.54亿吨油当量，降幅约为4%，但石油消费量相应地为2.15亿吨和1.82亿吨，降幅达到15%。^[45]

2014年下半年以来，日本石油消费不顾油价的下跌而继续减少，主要原因包括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经济的萎靡以及替代燃料的发展，等等。

其中，在替代燃料发展方面，日本交通运输业的电气化对其石油消费产生影响，电动汽车的发展是交通运输业电气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政府支持电动汽车发展的政策有其特点。

第一，形成官产学研的研发应用机制。官产学研的研发应用转化体制是日本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显著特色。

第二，货币类和非货币类政策组合效应较好。货币类政策主要表现为补贴，由政府和联盟机制设计并发力，通过研发资助、购置补贴、税制减免以及基础设施补贴形成完整的市场措施组合。同时配合非货币类政策，提高公众认知度。

第三，建立示范推广地区，以带动发展。2009年经济产业省提出“电动汽车（EV）/插电混合动力汽车（PHEV）城市”倡议，在18个地区建设运行示范区。

第四，政策设计落地效率高，并建立良好的评价机制。政策实施主体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还包括由汽车企业、电力公司、相关合作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等单位共同组建的“EV/PHEV城市构想推进研讨会”，共同制定措施。

第五，研发方面的部署及资助方面政策力度较强。日本政府对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极为重视，并投入巨大的财力精力。车企在发展决策上主导性较强，在技术研发上承担大部分经费。

第六，政策激励对产业链覆盖较全面。在上游资源方面，制定资源战略确保零部件制造所需的稀有金属供给；在回收利用环节，制定了合理的二手车销售机制与动力电池回收机制。^[46]

日本发展替代性燃料汽车的发展道路，走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紧密结合的道路，这与美国（以自下而上为主）和中国（以自上而下为主）都不同。资料显示，到2016年，日本替代性燃料汽车共有1 114 579辆，其中混合动力汽车1 102 730辆，占总数的98.9%，电动汽车（包括纯电池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只有11 849辆，仅占1.1%。^[47]日本混合动力汽车之所以占据绝对优势，与丰田大量生产普锐斯（Prius）等混合动力汽车有关。混合动力汽车有插电式和非插电式两类。开混合动力汽车，没有里程焦虑，还能够节约油钱，安全感和经济性两方面都有优势。对潜在车主而言，客观上很有吸引力。丰田等大汽车公司拥有巨大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它使日本政府认同了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的汽车产业战略，虽然从摆脱日本交通运输对石油消费的依赖方面考虑，日本更应该发展电动汽车。

日本早在1965年就开始启动电动汽车的研制，并正式把电动车列入国家项目。1967年，又成立日本电动车协会，鼓励电动车的发展。1971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开始实施一个电动汽车项目（Electric Vehicle Project），这是日本政府支持电动汽车项目的开始。当时通产省投入了57亿日元在该项目中。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单位是国家先进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和日本其他重大科技项目一样，日本电动汽车项目由官产学研共同推动。该项目的推进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发出了轻型乘用车、紧凑型乘用车、卡车、电动公交车。该阶段的电动汽车仍然使用铅酸电池。但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用锌空气电池、铁空气电池、铁镍电池、钠硫电池驱动电动汽车的试验。当时，日本制造的电动汽车的时速已经能够达到68～94千米。更大的问题是续航里程。在以每小时40千米等速驾驶的条件下，充一次电能跑150～330千米，综合工况下，续航里程会更短。充电次数也是一个较大限制。当时电动汽车只能充电200～300次，这意味着车主隔不了多久，就需要更换电池。这些决定了当时纯电动汽车的经济性很差。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希望减少石油消费，日本电动汽车发展获得新的机遇。可惜这段时期由于电池技术的局限性，日本纯电动汽车仍然没有发展起来。日本电动汽车协会（the Japan Electric Vehicle Association，JEVA）发起了一个示范项目，发展电动公交车，使用的电池仍然是铅酸电池，10个充电设施和一个换电设施等配套设施也建立起来。这些电动公交车由京都市政府运行。

到了1978年，电动汽车工程研究协会（the Electric Vehicle Engineering Research Association，EVERA）成立，旨在实现纯电动汽车的量产。该协会为了检验电动商用车的性能，做了皮卡车和封闭货车的对比试验。当时它们的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77千米和79千米；在40千米/小时的等速状态下，续航里程在108千米和143千米之间。

为了促进电动汽车的发展，通商产业省还在1976年制订了电动汽车市场推广项目，原计划实施10年，后来时间有所延长。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再次试图发展电动汽车。原因包括：海湾危机以及之后海湾战争的爆发一度引发油价大涨，让日本政府十分担心石油供应安全；美国加州当时推行零排放汽车强制令也对日本政府造成一定影响；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推动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环保运动。

在石油安全和环保两方面压力的驱使下，日本政府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纯电动汽车发展计划，包括电动汽车和充电站数量计划，但最后都没有实现。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重点转向了以普锐斯为代表的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HEV）。通商产业省当时提出，到2000年日本纯电动汽车数量应达到20万辆。日本政府还提出，到2000年日本充电站应达到1 000座。不过，由于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三电”）技术水平还不够高，日本纯电动汽车发展迟缓。从1977年到1996年，在长达20年时间里，日本电动汽车保有量只增加到655辆。其中400辆以上由大发（Daihatsu）汽车公司提供。而到2002年，日本的充电站只发展到36座。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发展清洁能源汽车的重点转向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这既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国际方面，日本汽车公司的战略受到美国汽车政策的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曾实施零排放汽车（zero emission vehicle，ZEV）政策，刚开始政策要求严格，后来在汽车公司等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要求逐渐放松，把混合动力汽车也纳入零排放汽车的范围内。日本公司反应敏捷，积极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以占领加利福尼亚州以及美国其他一些州的市场。

国内方面，当时日本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发展迅速，并成为日本清洁能源汽车的主流，也与丰田公司对日本政府的巨大影响力有关。

1997年是日本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发展里程碑的一年，也是确定日本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路径的关键年份。1997年12月，丰田发布了普锐斯，这是全球第一款量产的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据说丰田早在1977年就已经开发出一款混合动力跑车，但是丰田公司只是到了1992年丰田达郎（Toyoda Tatsuro）成为丰田总裁之后，才决定将其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商业化。1992年，丰田公司内部所有的电动汽车研究力量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研究部门。1993年，丰田研发执行副总裁金原义良（Kimbara Yoshio）在丰田达郎和丰田前主席丰田英二（Toyoda Eiji）的全力支持下，启动了所谓的G21工程，旨在制造燃料效率高、环境友好的下一代汽车。1995年，G21工程升级，丰田电动汽车研究团队开始全力打造普锐斯。丰田公司原计划在1998年12月推出普锐斯，但是当丰田达郎的后任、丰田公司新任总裁奥田硕（Okuda Hiroshi）得知京都会议将举行后，迫使其下属加快工作节奏。有趣的是，丰田公司发售普锐斯，让日本通商产业省及其下属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措手不及。不过，日本政府还是很快对普锐斯给予热烈支持，并一举确定了把混合动力汽车作为今后日本清洁能源汽车发展主要方向的战略。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立即被纳入通商产业省的清洁能源汽车导入计划（Clean Energy Vehicles Introduction Program，CEV），该计划的有效期为5年，即从1998年至2003年。该计划包括对购买替代性燃料汽车的消费者多花的钱，政府给予50%的补贴。由于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远比纯电动汽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因此前者享受了政府补贴中的大头。^[48]

为解决能源匮乏问题，日本出台了很多促进新能源发展的政策，这也鼓励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一是政府企业联合研发电池核心技术。1971年开始，日本多次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研发，对公众关注的新技术研发提供100%资金支持。日本的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中承担了大部分研发经费。它们对市场十分敏感，将发展重点放在技术相对成熟、规模化生产较为容易的混合动力汽车上。为攻克电池的关键技术，由汽车生产企业、电机电池生产企业和著名大学共同建立开发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新能源产业联盟，实施“革新型蓄电池尖端科学基础研究专项”新项目。日本政府对此项目投入巨资，并计划通过开发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在2020年前，将日本电动汽车一次充电的续驶里程提高3倍以上。

二是实施绿色税制，推广新能源汽车。2009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绿色税制，对购买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免除多种税收。同年6月启动了“新一代汽车”计划，力争在2050年使环保型汽车占据汽车市场总量一半左右。11月，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在一年时间里再提供2 300亿日元资金用于支持节能环保车型的补贴。消费者根据车辆的排放水平享受不同的减税待遇。

三是大规模建设充电网络。早在1993年，日本就启动了生态站（Ecostation）项目，计划建立2 000个替代能源汽车燃料供应站，其中1 000个纯电动车快速充电站。2010年，又出台新一代机动车战略，提出产业指导规划，对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在2020年应达到的市场规模作了规定。同时提出，到2020年要为纯电动车型建成5 000个快速充电站、200万个家用普通充电设备。^[49]

除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外，日本新干线等电气化铁路以及东京等大城市地铁的发展也有效减少了日本石油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