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影响唐代文学的因素
唐代文学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而后期下启两宋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的兴盛与唐代国力的强大、士人对人生积极进取的态度、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文化方面的发展也影响到文学。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包括：史学方面，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其后又因增《晋书》《南史》《北史》而扩至八史；书法方面，其代表人物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孙过庭、颜真卿、张旭和怀素等；绘画方面，其代表人物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肪、韩滉、李思训、王维、郑虔、曹霸、边鸾等，唐代以壁画最盛。
唐代近三百年间，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在思想领域内是儒、释、道并存。佛教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也有更为直接的影响——诗僧的出现。道家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人的神仙思想和唐诗中对神仙世界的描写。
2.唐代文学的地位
唐代文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到高峰并由高峰开始下降时期的产物，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繁荣主要表现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诗。唐诗吸收了它之前诗歌艺术的一切经验，并将其发扬创造，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尤其是唐代的律诗成为了后来诗歌发展的主要体式。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经过改革，为后来宋代作家所发扬，影响着后来散文的发展。唐传奇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杂史杂传的基础上诞生的，使我国的文言小说走向成熟，同时也在人情味、情节构造、人物塑造上影响着宋代的话本小说。晚唐五代词的成就为词这种文体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初唐诗坛
1.贞观诗风与上官体
贞观诗风是指初唐贞观时期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的诗歌创作。其代表作有唐太宗的《经破薛举战地》《采芙蓉》《咏雨》《咏雪》、杨师道的《陇头水》《奉和圣制春日望海》以及李百药的《咏蝉》等。
上官体是指贞观诗坛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以上官仪为中心形成的诗风。上官体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以“绮错婉媚”为特点。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其代表作有《奉和山夜临秋》《奉和秋日即目应制》《入朝洛堤步月》等。
2.初唐“四杰”与“文章四友”
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以及骆宾王。“四杰”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唐高宗至武后时期，他们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重视抒发一己之怀和不平之鸣。“四杰”中的卢照邻、骆宾王、王勃常以七言歌行体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笔随情动，篇幅或长或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练中显出壮大的气势和力量。“四杰”的五言律诗，尤其是王勃和杨炯的五律，透露出一种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主要反映在其作品中的羁旅送别和边塞诗，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文章四友”是指杜审言、李峤、苏味道以及崔融。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杜审言，他在五律方面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代表作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3.五律的定型
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问和沈佺期最后完成的。宋之问和沈佺期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诗歌创作多限于应制酬唱和咏物、赠别，他们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要求一联之中轻重愁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平仄相粘，使得一首诗中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关，通篇声律和谐。以遵守粘对规则为声律格式的五言律的定型，使得沈、宋之称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同时也完成了由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过渡。
4.唐诗风骨与兴象
唐诗风骨是指陈子昂诗歌创作提倡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人士精神风貌的新内容。陈子昂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即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同时也有一些表现其侠肝义胆的抒怀言志之作，将匡时济世的人生抱负化为慷慨悲歌的情思，具有昂扬壮大的感情气势。其代表作有《感遇》《登幽州台歌》《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等。
对唐诗兴象之美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张若虚和刘希夷。张若虚是初、盛唐之交的一位诗人，与贺知章、张旭以及包融齐名，并称为“吴中四士”，其代表作为《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代表作为《代悲白头翁》。张若虚和刘希夷在诗歌意境上将诗情与画意相结合，诗境优美，表明唐诗意境的创造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为盛唐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三）盛唐诗坛
1.山水诗人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王维崇信佛教，擅画人物、丛竹、山水，其创作特点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以及歌咏隐居生活。其代表作有《使至塞上》《送元二使安西》《山居秋暝》《过香积寺》《山中》《终南别业》《山居即事》《辋川集二十首》等。
孟浩然，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孟浩然的诗歌绝大多数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作品中更多是关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不事雕饰，清淡简朴，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其代表作有《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
2.豪侠诗人
王昌龄，字少伯，与李白及当时边塞诗派、田园山水诗派的主要人物过往甚密，唱酬不断。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与李白并称，人称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其绝句长于抒情，善于心理刻画，能以典型的情景、精练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涵，意味浑厚深长。其代表作有《从军行七首》《出塞》《芙蓉楼送辛渐二首》《采莲曲二首》《闺怨》等。
祖咏，其诗大多壮景咏物，宣扬隐逸生活，格式上讲求对仗，诗中有画的色彩。其代表作有《终南望馀雪》《望蓟门》《七夕》《古意二首》等。
3.边塞诗人
高适，字达夫，是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诗人。其诗在反映现实的同时抒发一种追求功名的高昂意义，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形成慷慨悲壮的美。其代表作有《燕歌行》《送李侍御赴安西》《塞下曲》《别董大》《塞上听笛》等。
岑参，曾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其代表作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登凉州尹台诗》《逢入京使》等。
王之涣，字季凌，曾寓居蓟门，故称蓟门人。其诗以描写西北风光最具特色，今存六首。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
4.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盛唐诗坛中的天才诗人，被后人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
李白的乐府诗大量沿用乐府古题，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其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二是用古题抒发情怀，即因旧题乐府所蕴含的主题和曲名在某一点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书写自己的情怀。其代表作有《上之回》《侠客行》《丁都护歌》《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梁甫吟》等。
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笔法多变，达到随性随情所变的境界，而且还善于通过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旋振荡的节奏韵律，造成整体诗的气势，呈现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具有壮大伟奇的阳刚之美。其代表作有《襄阳歌》《扶风豪士歌》《少年行》《古朗月行》《江上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玉壶吟》《梁园吟》等。
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内蕴飘逸潇洒，情韵自然明快。李白的五绝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现无尽的情思，真实简练而蕴含丰富。李白的七绝带有以古入律、自由发挥的特点，融入了乐府歌行开合随意而以气贯穿的表现手法，其中山水诗和送别诗最多。其代表作有《独坐敬亭山》《劳劳亭》《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山中问答》《静夜思》《玉阶怨》《越女词五首》等。
5.杜甫
杜甫，字子美，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被后人称为“诗圣”，其诗作被称为“诗史”。
杜甫诗歌以悲慨为感情基调，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还有一些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杜甫的诗歌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其代表作有《悲陈陶》《悲青坂》《收京三首》以及“三吏”“三别”等，特别是反映天宝后期安史之乱前后社会风貌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春望》《哀江头》《羌村三首》《北征》等。
杜甫的律诗的成就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的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山水以及时事等，具有代表性的是五律和七律组诗。其代表作有《秋笛》《王命》《征夫》《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江村》《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等。
（四）大历诗风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大历诗风是指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此时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为淡远的情致和细致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其代表诗人有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以及顾况和李益，其中“大历十才子”是指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以及夏侯审。
（五）唐诗的再次兴盛
1.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贞元八年（792），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以及《孟生诗》相赠，为日后诗派的兴起奠定基础。此后，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至800）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元和元年至六年（806至811）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与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张籍、李翱、皇甫湜等相聚。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形成了具有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韩愈，字退之，他最具独创性是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其代表作有《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石鼓歌》《永贞行》。韩愈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来作诗，铺张罗列，其代表作有《南山》《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
孟郊，字东野，他作诗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最突出的是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的诗作，表现了作者凄怆寒苦的生活，诗境仄狭，风格峭硬。其代表作有《答卢仝》《送殷秀才南游》《远愁曲》《苦寒吟》《游子吟》等。
李贺，字长吉，是韩愈、孟郊之后元和诗坛上的杰出诗人。李贺诗作中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形成了与韩、孟颇有差异的凄艳诡激的诗风。其代表作有《李凭箜篌引》《梦天》等。
2.刘柳诗派
刘禹锡，字梦得，是中唐诗坛上的重要诗人。刘禹锡的诗大多简洁明快，风情俊爽，将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尤其是咏史怀古的诗作。其代表作有《秋词》《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台》等。除此之外，刘禹锡还受到民间俚歌俗调的侵染，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的诗作，如《竹枝词二首》。
柳宗元，字子厚，是中唐诗坛上的重要诗人。柳宗元的诗大多沉重内敛，淡泊简古，他提出了“奥”“节”“清”“幽”“洁”等写作标准，其内在指向都与清冷峭拔有关。其代表作有《南涧中题》《江雪》《渔翁》等。(www.xing528.com)
3.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指中唐诗坛兴起的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流派。
元稹，字微之，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其代表作有《连昌宫词》《行宫》《春晓》《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以及《莺莺传》传奇。
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与刘禹锡并称为“刘白”。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他最为注重的是闲适诗和讽喻诗。其代表作有《观刈麦》《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大林寺桃花》等。
（六）散文
1.文体文风改革
安史之乱后，社会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中兴王朝的愿望，掀起一阵复兴儒学的思潮。在此社会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韩愈和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章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掉其浮靡空洞，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2.“杂文学”
“杂文学”是与纯文学（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相对的混美文与非美文合为一的文学。随着文体文风的改革，齐梁间兴起的文笔之分观念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杂文学”观念的复归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家大量使用“古风”“文章”之类的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
3.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唐代前期，散文主要是诗人的书信和抒情小文，其代表人物有李白和王维。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出现散体文，其代表人物有元结、李华、独孤及及其学生等。韩愈、柳宗元开拓了散体文的创作，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二是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将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地。
韩愈的论说文的代表作有《原道》《原性》等，杂文代表作有《杂说》《获麒解》《伯夷颂》等，传记以及碑志代表作有《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等。
柳宗元的杂文的代表作有《答问》《愚溪对》《骂尸虫文》《憎王孙文》等，寓言代表作有《黔之驴》《三戒》《临江之麋》等，传记文与抒情文代表作有《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祭十二郎文》等，山水游记代表作为“永州八记”，其中最杰出的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4.晚唐古文的衰落与骈文复兴
晚唐时期随着韩愈及其同道的相继离世，古文领域剩下的韩门弟子片面地发展韩愈提倡的创新主张，追求奇异怪僻，使得散文创作失去了生命力。与此同时，晚唐小品异军突起，成为韩愈、柳宗元杂说和寓言小品等类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晚唐小品篇幅短小精悍，多为刺世之作，情感炽烈且生气贯注，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由于晚唐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文人分化比较明显，很多人寄情声色之乐，追求形式之美，骈文得以复兴，代表作家有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以及段成式等人，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其诗文时号“三十六体”。
（七）唐传奇与俗讲变文
1.唐传奇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逸闻。“传奇”之名起源于晚唐裴铏小说集《传奇》。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发轫期——初、盛唐时期，也就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过渡阶段，代表作有王度的《古镜记》等；兴盛期——中唐时期，也就是由唐代宗到宣宗这100年间，代表作有陈玄祐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三大传奇家（白行简、元稹、蒋防）的《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由盛转衰期——晚唐时期，代表作有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以及一些以描写豪侠之士及其侠义行为的传奇。
2.俗讲
俗讲来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一种讲道化俗手段——“转读”与“唱导”。转读，也称咏经、唱经，是指讲经时抑扬其声，讽诵经文。唱导是指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转读与唱导以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有说有唱，形成唐代的俗讲。
3.转变与变文
转变，即说唱变文。变文，简称“变”，是转变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存敦煌变文，以题材分为宗教性变文、讲史性变文、民间传说题材变文以及取材于当地当时重大事件与人物的变文。
（八）晚唐诗坛
1.怀古咏史诗
晚唐时期，由于唐王朝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诗人们用一切皆无法长驻的眼光来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怀。这种怀古诗从长庆末期和宝历年间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台城怀古》等开始，随后，还有杜牧、许浑、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创作。
杜牧，字牧之，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的诗大多以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为题材，诗风情致高远、笔力劲拔。他的怀古咏史诗，代表作有《登乐游原》《赤壁》等。杜牧擅长七律、七绝，是晚唐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山行》《秋夕》《泊秦淮》《赠别》《寄扬州韩绰判官》等。
2.苦吟诗
苦吟诗是指晚唐时期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所作的“清新奇僻”的诗，其代表人物是贾岛和姚合。苦吟派诗作的特点是看似着意写成，但颇为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用奇字，以看似稀松平常的语言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其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太过拘束于格律。
3.爱情题材与艳丽诗风
晚唐时期，由于闺阁情怀在文人精神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诗坛中涌现出一种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的新境界。其代表人物有并称为“温李”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韩偓、吴融、唐彦谦等。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传说作诗时八叉手而成八韵，故有“温八叉”之称。其代表作有《春愁曲》《过陈琳墓》《经五丈原》《苏武庙》《商山早行》等。
4.隐士情怀与淡泊诗风
自咸通末期唐王朝进入动乱时期，一些文人淡泊名利，将平安闲放、终老烟霞看做生活上的追求目标，其代表人物有并称为“皮陆”的皮日休、陆龟蒙以及司空图等。
“皮陆”两人诗酒唱和，题咏风物，编有《松陵唱和集》，在唐末诗坛中成为江湖飘逸派，他们在淡于世事的同时，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多摄取日常和身边的器具、景物、人事作为作诗材料。
5.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李商隐的诗情调幽深朦胧，诗风凄艳浑融，多用一些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灵犀、瑶台、梦雨等被诗人心灵化的意象，还有一些包含丰富的、多层次内涵的典故，最为杰出的代表即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以及风格类似的《锦瑟》《重过圣女祠》《春雨》等。
李商隐除了在抒情诗方面的造诣，也有关于政治方面的诗作，其代表作有《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隋宫》《贾生》《马嵬》，还有一些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的诗篇，其代表作有《安定城楼》《天涯》《流莺》《蝉》等。
（九）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1.词的兴起
词起源于初、盛唐的民间和部分文人的创作，词体在中唐得以建立，晚唐以至五代趋于成熟，至宋代达到顶峰。词在唐五代时期通常被称为“曲子”或“曲子词”，又称长短句、诗余。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规定词的句数、每句的字数和平仄等。
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以及五七言诗的繁荣有关，如隋唐时期燕乐的新起，其某些具体格律和修辞特征的形成，还与酒令著辞也有关。
2.花间词风
《花间集》是后蜀赵崇祚选录十八位“诗客曲子词”编成的十卷文人词总集。《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确立，为以后词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花间词描写的是裙裾脂粉、花柳风月，特别是女性的生活情状和姿色以及内心生活。
温庭筠在《花间集》中位列首位，把词与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结合起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其作品多表现为侬艳细腻、绵密隐约，代表作有《菩萨蛮》《梦江南》等。
韦庄，字端己，是诗人韦应物的四代孙，与温庭筠并称为“温韦”，唐代花间派词人。韦庄的词清丽秀艳、温柔缠绵，抒情之作又具有深婉低回之致。其代表作有《菩萨蛮》《女冠子》等。
3.南唐词风
南唐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元老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的词虽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不拘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于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其代表作为《谒金门》。李璟存词四首，词中蕴含的忧患意识更深，其代表作为《浣溪沙》。
李煜，字重光，多才多艺，于诗文、书画、音乐皆有很高的造诣。李煜的词从题材内容上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写宫廷享乐生活，后期写亡国之痛，贯穿其前后期创作的一个特点是“真”。其代表作有《玉楼春》《虞美人》《浪淘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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