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陶记》与蒋祈新说：一探究竟

我们在上面已断定《陶记》写于南宋嘉定至端平间，但本文在结束之前还需对近二十余年来流行于我国的一些关于蒋祈与《陶记》的“新说”提出一点看法，这是我们在探究它的著作时代时不能回避的。

我们知道，首先把《陶记》定为元代著作的是乾隆七年《浮梁县志》的编修者。但编修者只把它定为元代著作，并未进一步说明它写于元代的哪一具体时期。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文物界就有人把它的写作时代和作者蒋祈具体化了，也就是说，比乾隆七年《浮梁县志》的编修者们的断代“翔实”得多了。

《文物》1959年第六期陈万里《我对青白瓷的看法》一文谈到《陶记略》（即《陶记》）时说：

我以为蒋祈也是至正年间的人，他的三件仿作釉里红，都是至正元年的年款。

l.政和窑至正元年蒋祈仿第一百零九，现藏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

2.宣和窑至正元年蒋祈仿第一，以及政和窑至正元年蒋祈仿第二，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物》1965年第十一期及1966年第三期孙瀛洲《元明清瓷器鉴定》一文说：

至元代，仿制古瓷之风有增无减，如蒋祈、彭均宝等仿宋器皿都曾煊赫一时，迄今声誉未衰。

同文又云：元代瓷器带款识的极为少见，除青白釉盘碗中有印着“枢府”或“太禧”款的以外，一般青花、釉里红器物均无正规年款。多年来只见过纯红釉葵瓣口洗，底上写有“宣和窑至正元年蒋祈仿第一”（有的写“第二”或“第一百零九”）。

《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三期冯先铭《我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一文又谓：

汪大渊与蒋祈虽同属元至正间人，但两人所书内容并不一致，汪书《岛夷志略》是以记录他出海所闻所见诸国风土人情和交易用货为主要内容；蒋书《陶记略》则谈的是景德镇烧瓷和行销国内瓷器情况……正因为如此，《陶记略》一书才受到重视，而且已成为研究元代景德镇瓷器工艺不可缺少的一部好书。

从以上文字来看，陈万里首先把《陶记》的作者——蒋祈说成是元至正间（1341—1368）人，冯先铭先生接着又认定《陶记》与《岛夷志略》为同一时期的作品，孙瀛洲先生还认为蒋祈是元代的一位制造假古董的名手。然而察考以上三文，作者既未征引当时人留下的文献记载，也未用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遗物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显然他们对《陶记》与蒋祈的一些“新说”，就来自那几件署有蒋祈姓名的瓷器了。那么，这几件未经任何考古学手段分析的传世瓷器，究竟是不是元至正年间的遗物呢？即使是的话，瓷器上的蒋祈是不是就等于写作《陶记》的那个蒋祈呢？如把前一个问题弄清，后面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1.关于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的那件所谓仿政和窑瓷器，英人曾在1922年介绍过[36]，但不久就有人对它的真伪提出了异议。直至今天，国外的古瓷研究者相信它是元代遗物的恐怕已不多了吧？

2.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两件瓷器，该院从未展出亦未闻有图照问世。若分析陈、孙二位的介绍，我们认为大有疑问。这是因为：

a.这两件瓷器都有所谓仿宣和窑、政和窑之类的题记。考宋元文献和出土遗物，我国当时名窑多以窑场所在之地为冠，如汝窑、定窑，龙泉窑、耀州窑等，从没有以皇帝建年名窑的习惯。也就是说，在我国宋元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宣和窑”“政和窑”之类的说法。我们知道：以皇帝建年名窑始于景德镇永乐和宣德御厂，那么陈、孙二位所说的带款的瓷器当制于永、宣以后。

b.孙说蒋祈的铭文写在洗的底部。考景德镇宋元制瓷工艺与瓷器，元代至正间碗盘洗类均用沙垫仰烧，款铭多印在碗盘的内壁。不仅没有写款于器底的先例，而且和垫沙接触的涩底也很不适宜写款[37]。考景德镇盘洗之类的器皿写款于器底的习惯，亦始于仰烧改进之后的明宣德间（永乐时尚无在此处写款的瓷器），可见孙说的那件带底款的洗子必制于宣德以后。

c.《陶记》在清乾隆七年时才彼人定为元代著作，那么，写有蒋祈于至正元年的仿古瓷就极有可能是水平不高的古董商参照乾隆志而作的冒名伪器。

那么，孙瀛洲先生所说蒋祈和彭均宝的仿宋瓷均在元代煊赫一时，并且还在以后声誉不衰的论点，是从以上瓷器外延而出，还是别有根据呢？

我们曾就孙说查阅过元、明文献。“彭均宝”在元代仿制古定器硫有其事，因为去元不远的曹昭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撰写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有所记述[38]。但蒋祈制造仿古瓷却不见于《格古要论》与其他古文献，既然元代人不曾记述蒋祈，哪能谈得上“煊赫一时”？明、清人也没有说他仿古，就更不能说“声誉不衰”了。既然文献无据又没有新的实物史料，显然孙的说法就是这三件伪器的引伸和发展。

那么，蒋祈究竟是何许人呢？

我除了在阅读《陶记》时感到他对景德镇南宋窑事极为熟悉，并检读过多届离任官员留下的挂欠之籍外，再也没有新的材料了。但觉得留下这个空白等待有识之士去填补，似比满足于因伪品而得出的结论要好。鉴于此，本文就不得不对关于《陶记》与蒋祈的“新说”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遗憾的是，陈、孙二先生都先后作古，笔者在这里就只能就正于广大读者，并请国内外研究宋元瓷器和文献的专家们给予指教。

景德镇陶瓷1981年4月《陶记》研究专刊

[注释]

[1]（美）J.A.Pope《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41—42页，华盛顿一九五六年英文版。

[2]（日）佐久间重男《元代的景德镇窑业》，《三上次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昭和五十四年日文版。

[3]陈万里《我对青白瓷的看法》，《文物》1959年6期；冯先铭《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3期。

[4]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是书先已成十六巻，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人侍至尊寿皇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讯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塵乙览”。

[5]以上四段译文，由景德镇陶研所王景圣同志据（日）小林市太郎《支那陶瓷见闻录》（即殷宏绪介绍景德镇的两封长信的日译本）译出。译文又经602研究所邵鹏飞同志、陶研所吴静娴同志用法文版《Lett-res’edifiantes et curleuses）） 一书中收录的殷氏原文校对过。

[6]（日）吉木文平《非金属矿物工学》中译本553页（张绶庆译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绢云母在陶瓷方面的利用：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天草瓷石、有田瓷石……等各种矿物組成，经过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已判明它们均是以石英和绢云母为主体的矿物……绢云母作为陶瓷原料的效用，是在成型时与高岭土一样赋与坯料以可塑性，在烧成时与长石一样起着熔剂的作用，即瓷石兼有高岭土和长石的用处，并且因还含有石英，单独用它作原料，经过烧成也可以成瓷”。

[7]参见拙稿《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各期碗类装烧工艺考》,《景德镇陶瓷》1976年1期。

[8]乾隆48年本《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引清·吴极《昌南历记》云：“新平霍仲初制瓷日就精巧，唐兴素瓷，在天下而仲初有名”。又“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www.xing528.com)

[9]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又，据李详耆等《巨鹿宋器丛录》·“序”，巨鹿掘得大量宋器的时间应为1920年。

[10]明·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上”。

[11]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南开河元代木船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6期。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2期。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8期。

[12]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马希桂等参加元大都发掘工作的同志见告。资料将有可能在《元大都发掘报告》中报导。

[13]绍兴文管会《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1期。

[14]1973年笔者清理湖田窑望石坞窑包时，曾于南宋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的黄黑茶盏。该类盏与刻有孩儿攀花纹饰的影青碗类同一地层出土，而这类影青碗又见于江西宜黄嘉泰元年宋墓，故得知该文化层为南宋地层。参见拙作《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11期。

[15]（日）小山富士夫《天目》，平凡社昭和40年第三版。

[16]四川什邡，简阳窖藏：每一窖藏出土的上等影青与龙泉青瓷均有数百件之多。遗物现藏四川省博物馆、什邡与简阳县文化馆。1977年3月笔者曾至四川研究过这批遗物。据四川省博物馆丁祖春同志介绍，简阳等地在解放前也出土了不少的南宋窖藏，窖内瓷器亦多景德镇影青与龙泉青瓷。参见丁祖春《四川省什邡县出土的宋代瓷器》，《文物》1978年3期。江西宜黄嘉泰元年宋墓：李家和《介绍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瓷器》，文物1976年6期。婺源淳熙、嘉定纪年宋墓出土的影青瓷器藏婺源县博物馆。湖北宋墓：湖北省文管会《武昌卓刀泉两座南宋墓葬的清理》，《考古》1964年5期。

[17]《宋史·汪纲传》。

[18]《宋史·食货上一》。

[19]《续通鉴》巻158宁宗嘉定元年“（五月）金右司郎中王维翰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

[2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润磁村定窑遗址调査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1]朱伯谦、王士伦《浙江龙泉青瓷窑址调查与发捆的主要收获》，《文物》1963年1期。

[22]笔者曾于1979年2月至镇江博物馆参观了这批遗物。主持清理这批墓葬的肖梦龙同志向笔者介绍了发掘经过，资料尚待发表。

[23]镇江博物馆《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文物》1977年3期。

[2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海底文物》，三和出版社1977年版。

[25]陈柏泉《江西临川、南丰窑调查》，《考古》1963年12期。

[26]冯先铭《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1965年9期）谓：“建阳窑……1957年还发现了两处窑址，一处在溪ロ乡，专烧青釉器，有印花鱼藻纹装饰，一在碗窑乡，烧青釉及青白釉瓷器，两窑时代都属宋”。

[27]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译本（周建人等译）第十五章“复述和结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8]参见拙稿《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6期。

[29]清·兰浦《景德镇陶录》巻五“景德窑”条。

[30]（日）佐藤雅彦《中国陶磁史》（昭和53年版）146页谓：景德镇南宋青白瓷质量不如北宋青白瓷。按：佐藤氏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印证墓葬与湖田窑出土的遗物，景德镇青白瓷质量下降，当在南宋中期以后。

[31]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八章第五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2]《元史·世祖纪》。

[33]“泉”,即泉司（宋代提点坑冶铸钱司的简称）。《宋史·食货下ニ》·“钱币”云：“绍兴24年，罢铸钱司之漕司。27年……复饶、赣、韶铸钱监，……殿中侍御史王珪云：泉司不可废。复以户部侍郎荣薬提领，许置属ニ员。28年，出内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

[34]《清史稿·职官六》·“镇制”条。

[35]《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载北宋景德镇熙宁十年商税额“三千三百三十七贯九百五十七文”。

[36]A.L.Hetherington：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London,1922. Chapter XX，pp.142-144.[37]元后期覆烧淘汰，景德镇生产的枢府釉等瓷器均采用铺有沙渣的垫饼仰烧（沙渣为高岭土与谷壳灰的混合物。

[38]明天顺三年本《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彭窑”条：“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润，极脆，不甚值钱。卖骨董者称为‘新定器’，好事者以重价收之，尤为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