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对社会影响评估的政治化问题

1957年，社会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出版了书籍《社会环境中与实验有效性相关的因素》，该书后来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书中，坎贝尔介绍了许多如今已成为社会调查方法论中常见术语的概念，包括内部/外部效度以及（类）实验设计。他偏好使用随机化技术，但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很清楚，由于资源与现实情况的限制，类实验需要满足绝大多数情况下的需求。他在“实验社会”方面的著作成为指导世界“寻找可普遍推广的有效改革”的蓝图。他强调“硬”评估技术，因为他坚持认为科学研究总是能够发现因果之间的清晰关联。在学术界，坎贝尔已经成为社会领域实验方法与实证主义验证的标志人物。2000年，以他命名的“坎贝尔协作会”成立，该组织专门对教育、犯罪与公正以及社会福利等社会干预措施效果开展系统审查。正如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国外援助项目中提倡随机控制实验，“坎贝尔协作会”也是美国提倡以这些实验手段评估社会工作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

影响评估不仅仅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争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还是政府最开始系统理解公共服务项目效果的努力。举个例子，1964年美国政府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协议，该协议后来促成了经济机会办公室的成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评估团队。1968年，该办公室在新泽西进行了一项测试负所得税实际可行性的田野实验，该实验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使用随机控制方法的大型社会科学实验。同样的，在环境影响评估领域，各类成本效益分析与社会影响评估被引入《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中，美国社会学协会委员会对此表示了支持；1973年，美国内务部在起草《环境影响报告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影响评估”一词；1974年，福特基金会与其他一些联邦机构建立了“人力评估研究公司（MDRC）”，该公司是一个通过引领随机化技术以影响全国立法、项目设计以及实践操作的非营利性调查组织。“人力评估研究公司”在其官网上声明，他们的工作是改善“情绪、意识形态往往左右辩论的领域”，并且致力于“客观公正地证明高成本效益解决方案，以进行复制推广”。1980年，社会影响评估开始成为世界银行发展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成立了“社会影响评估指导方针和原则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专为联邦机构的评估方法开发标准与要求。

自那以后，基金会、非营利组织、风险慈善家与社会投资者们都开始采用评估方法，用一系列模型、方法与公式来进行核心影响评估实验。1997年由美国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金融家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建立于旧金山的“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会”（Roberts Enterprise）在这方面扮演着突出的角色，罗伯茨以完成了全球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杠杆收购而闻名——他于1989年以2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烟草公司。杠杆收购指的是凭借“友好”银行所发行债券（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债券都不是投资级别的，而是所谓的“垃圾债券”）获得的大量贷款（通常以90%的贷款对应10%的净抵押资产，但是也有过100%贷款的情况）而完成的收购。由于目标公司当下的成功（或是预期内的前景）被虎视眈眈的收购方视作抵押品，杠杆收购往往是一种残忍的、掠夺性的策略，尤其会被用来收购或者摧毁竞争对手，因此一个公司越是成功，就越有可能遭到“攻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首席经济学家G.A.贾雷尔（G.A.Jarrell）表示，杠杆收购的弱点在于“价值缺口”，即一个公司当下价值与其股票的更高预期价值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往往导致目标公司在成功被收购的情况下，或是在防止自己被收购的情况下承担超额债务。杠杆收购的批评者们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沙德（John Shad），他们保守地认为这种债务支撑的收购会为公司股东、债券持有人、员工、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区以及纳税人带来风险，因此增加金融危机、资产损害与失业的可能性。纳贝斯克事件标志着恶意金融收购史的开端，美国《时代》杂志在1988年为此奉献了一整个版面（恰当地为该文章起名为《贪婪游戏》），电影行业也于1993年拍摄了影片《门口的野蛮人》，该影片抨击了逐渐逼近的金融风暴与受其牵连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在这一背景下，意料之中地，是罗伯茨的非营利性组织“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会”引领了利用金融模型评估社会项目的做法，尤其向慈善家与非营利性组织引入了“社会投资回报”的概念。“社会投资回报”遵循成本效益分析原则，测量一项干预措施（或是整个组织的活动）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然后与需要实现这些效益所需的投资规模进行比较，来评价这一干预措施的好坏。“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会”将社会（以及环境）回报用货币价值来衡量，旨在在社会领域使用“硬”经济数据来展示价值创造。

“社会投资回报”一般可以这样形容：

当前净效益价值

当前净投资价值

这一结果是货币化后价值的简单比率，比如，4∶1的“社会投资回报”比率代表1美元投资带来4美元社会收益。这个方法相当简单，并且对全世界投资者有强大的说服力。如今，学者、评估者、顾问以及社会工作者正在进行无数种“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具有明显的“评估”天分——也就是说，他们负责对过去的干预措施进行评估，相比之下，另一些人更加有前瞻性，即他们负责预测新干预措施可能的社会价值，并且主要负责那些期待通过投资获得惊人社会改善的慈善家与投资者们。有些情况下，“社会投资回报”也被用作可行性研究（在这一情况下“社会投资回报”也被称作“盈亏平衡”分析），来说明特定干预措施的社会收益超过其成本需要达到什么条件。

根据之前章节所述，“净现值”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它是通过未来收益的折现率计算得出的。它假定“人们总希望在今天而非明天获得收入，因为未来存在风险（比如收入无人支付）或是因为未来存在机会成本（比如将财富投资在其他方面有可能产生收益）”。《2012年“社会投资回报”指南》显示这一方法“通过贬损未来以鼓励短期主义”并且“违背了人们其实珍视自己及子孙的未来这一道理”。然而折现率已经广泛应用于所有的“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中。比如，英国财政部《绿皮书》的建议基本比率是3.5%，这一比率为所有政策项目的考核和评估建立了框架。

在欧洲，英国的“新慈善资本”（NPC）已经成为“社会投资回报”领域公认的龙头组织，他们认为，思考“社会投资回报”的一种方式“就是了解利益相关者是愿意直接获得资金还是获得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

比如，给一位领抚恤金的人100英镑，在短期内就能够让他的生活有显著的改善，他可以用这笔钱购买服务或食物，或享受这笔钱带给他的额外的经济安全感。但是，把这100英镑给一家为领取抚恤金者提供社会活动的慈善机构，也许可以帮这个人培养并维持与他人的长久友谊。许多接受慈善组织帮助的老年人都表示他们所接受救助的“社会价值”远超过100英镑。“社会投资回报”的目的就是量化这一价值——显示出这一价值多大程度上超出了其经济成本（如果它的确超出了成本）……通过用金融术语描述慈善成果来观察特定的慈善活动是否值得我们为其付出的成本。(www.xing528.com)

在“新慈善资本”的运作中，测量成本与收益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尽管“我们都知道生态环境很重要”，“但是直到环境经济学家们成功对环境估值，并且将环境的价值与环保成本做过比较，政府才有动力抗击全球变暖。”“新慈善资本”将“社会投资回报”类比为环境治理成本效益分析令人费解，因为根据第三章与第四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到经济学家决定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环保法规的优缺点，政府才在逐渐增加的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压力下引入这些法规，经济学家的分析也为市场基础上的环保机制如排污权交易开辟了道路，从那时起，一系列关键环保方面便难有进展。

“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一般遵循一系列预设步骤。调查者会确定目标社区（也就是利益相关者）并且明确投入与产出。我们发现，特定干预措施涉及许多传统因素比如员工薪资、志愿服务时长、租赁成本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在产出中，调查者会对目标人群数量、所提供的服务量以及其他与这一干预措施直接相关的因素进行评估（比如，如果调查者是在分析一项教学项目的话，他们就会评估学校的表现）。为了收集这些信息，他们需要向利益相关者发放问卷，并且采集额外的“硬”数据（比如卫生健康项目中目标人群的健康报告）。理想的情况下，“社会投资回报”分析应该能够追踪直接产出（即干预措施的直接成果）与“间接”成果之间的联系。直接产出与“间接”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描述该干预措施最后对目标社区的影响。在文化水平项目中，产出应该包括参与者的接受教育时长、招生人数以及考试成绩，而成果则包括学生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理健康的整体福利。相比之下，成果更难进行评估，更不要说直接追踪受评估的干预项目了。那么当然，一切（投入、产出与成果）都必须被货币化，在这方面，“新慈善资本”建议采用“粗暴的”支付意愿研究，因为这些研究能够更好地形成“利益相关者的看法”，这也是“社会投资回报”的关键目标之一。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所说的“粗暴”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第四章，支付意愿调查的相关问题至今仍然争议不断。

“社会投资回报”的支持者们都意识到，“直接评估不同利益相关者眼中干预措施成果的价值并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使用金融变量。该方法是基于服务成本（比如犯罪的减少所节约的警力或健康状况改善所节约的医院床位总成本）或市场价值（比如住房项目所避免的食宿成本）的价值评估。在英国，内阁办公厅与苏格兰政府始终致力于发展用于标准化“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估值过程以及提升该过程信度的指标与金融变量数据库。“社会投资回报”的两项原则是“重视关键事物”与“只考虑物质资料”，他们偏好投入金融成本，“这样才能够显示成果价值”。然而，使用金融变量会不可避免地削弱“社会投资回报”评估反映利益相关者看法的能力，因此一些评估者偏好进行“社会投资回报”分析但是不给出干预成果的具体金融价值（这种情况下，专家们所讨论的是成本效用分析而非成本效益分析）。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提出了一系列强化测量非金融价值的检测与评估工具的建议，2010至2012年间我所供职的（如今我仍为其工作的）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社会投资中心研发了一系列使用“社会投资回报”框架进行价值货币化的方法。

显然，传统的“社会投资回报”评估方法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尽管测量一个住房项目的金融价值相比之下并不容易产生争议（即使有人认为“家”的价值高于该房屋的市场价格），但是用数据描述赋权、解放或人权教育等的价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们涉及许多定性的、微妙的非市场因素。不可避免地，我们发现这里与其他基于实证的工具比如随机实验的分析具有相同程度的目的性。而且，“社会投资回报”必须包含“本应该出现什么”的概念，但是这种反事实的实证明显不可能出现，并且，不论是怎样的概率或预估都会轻易导致计算误差。这些全部的方法论限制与产生不统一数据的风险都使得不同组织的“社会投资回报”比率无法进行比较，因此也限制了不同组织彼此学习、评估最优方法的能力。与此同时，测量投资收益又是一项极耗资源的工作，大多数非营利性组织与社会企业都趋向于将这类测量视为累赘而非竞争优势来源或是一项有益的活动。“社会投资回报”要求一个组织具有系统的、不受资源（比如人力、时间与资金）限制的数据采集机制。反过来，这又产生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道德问题：社会工作应该更强调帮助人们还是更强调研究他们？

尽管存在种种明显的短板，“社会投资回报”还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对于乐于将金融市场的分析框架应用于慈善业的捐助者与投资者们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如此说来，高盛基金（Goldman Sachs Foundation）——高盛投资银行的资助性组织，在慈善业扮演着领导角色便不足为奇了。2003年，该基金会于其纽约总部召开了与资助者们讨论影响评估发展未来的会议，全体与会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风险慈善家与投资银行家）一致认为传统的非营利性工作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事业的新动力将通过采用金融部门的最优做法及操作方法来实现，会议报告强调：

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从项目关联的资助向强调测量与成果的风险慈善投资的过渡……投资者们如今强调更高的透明度与责任，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资金对于世界的影响。

虽然人们需要学习才能了解“社会投资回报”，但很明显的是，很多“社会投资回报”支持者的根本目标是为根据传统金融市场制定的社会目标创造一个投资市场。“新慈善资本”创始人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与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是高盛的合伙人，他们在一次于伦敦该公司餐厅中进行的谈话中，产生了为慈善家们成立服务公司的想法。回想他们成立“新慈善资本”的决定，戴维斯说：

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市场，所有人都致力于在可能获得最高收益的领域进行投资，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不能出现在慈善业呢？我们发现，我们缺乏足够的通过脚踏实地、独立与高质量的方式产生的信息。

在欧洲，英国一直是“社会”市场革命的先锋，尽管“硬”测量热潮在新工党任期时就已经开始了，但保守党领导的戴维·卡梅伦政府进一步坚持采用帮助社会公司与私人投资的工具，因为这与其“大社会”的理念相契合。在这一领域，政府除了其他倡议还发放了“大社会资金”，一笔6亿英镑、用于支持建立全面的社会投资市场的资金。所谓的“社会影响债券”（SIBs）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利润，该债券是一种基于援助成果的缔约，在实现预期社会成果的情况下，向解决社会问题的项目投资的慈善投资者便能够获得金融收益。“社会影响债券”正在接受一系列项目，比如降低短期囚犯再犯罪率、减少接受惩教服务儿童人数、开发更有效戒毒项目的测试。

德国菲纽斯（Phineo）公司遵循“新慈善资本”的方法，为非营利组织开发了一种评级方法，用于引导社会投资者并迎合他们的慈善计划。菲纽斯及其伙伴的工作与信用评级机构的分析相似，他们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质量评估，并将最高等级（他们称为“影响力标签”）奖励给那些有可能产生最高投资收益的组织。社会投资领域的意见领袖，如曼哈顿研究所的霍华德·赫克（Howard Husock），始终致力于建立非营利“股市”。《数百万桶中的数十亿滴》的作者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建议遵循风靡网络的市场预测领域与选股网站的模型，采用一种“影响指数”，人们通常通过这些模型预测球赛胜负、政治选举、股票价格甚至名人的死亡。戈德堡注意到这些形式的集体预测非常准确，他提倡使用同样的方法评估慈善事业的价值。支持戈德堡想法的慈善资本大师马修·毕索普及其合著作者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提出，“IMPEX（影响指数）的主要作用是利用群体智慧评估非营利性组织表现并将其排名，向市场提供大量信息，让捐赠者们知道他们的钱在哪些地方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