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预测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研究

2008年11月5日，英国女王第一次造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一座8层高的新学术大楼启用仪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培养经济学家、政坛领袖和议会议员等著称。活动期间，女王问询身边的教员：信贷危机影响这么大，为什么没有人预测信贷危机的到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系研究主任加里卡诺（Luis Garicano）教授现场解释了信贷危机的起源和影响[1]。如果拥有足够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当时预见到了信贷危机，政府和工商界就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如此推理，信贷危机要么就不会发生，更不会酿成国际金融危机，要么至少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很明显，加里卡诺教授关于信贷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比较苍白，英国媒体和经济学界为此讨论了较长时间，甚至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餐饮店推出了“危机午餐”（crunch lunch）。当时，作者正在伦敦工作，专门造访过这家餐厅，午餐时间确实生意爆棚，吸引口袋紧缩的伦敦金融城商务人士跨河来用餐。

事后，为了体现对女王的尊重，英国各界煞有介事地研讨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2]。2009年6月17日，英国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召开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现职和退休政府官员、下议院议员、财经记者等参加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人提醒？”圆桌讨论会，旨在回答英国女王提出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一封呈递女王陛下的信函，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圆桌讨论会主席、伦敦大学玛丽学院历史学教授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执笔，据称概括了与会者的观点。该信共有4页，其中3页为信的主要内容，第4页罗列了包括诺丁汉大学姚树洁教授在内的参会人员名单。

两位教授说，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曾正式提出疑问：“为何没有人注意到经济危机严重到如此地步？”就此提问，英国社会科学院于2009年6月17日特意举办了研讨会进行商谈，来自政府、学院、商业及经济管理部门的各界专家参加讨论并提出各自观点。

事实上有很多人预测到了此次危机。然而，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危机发生的具体形式、开始时间及其猛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要预测到问题的实质，还要预测到发生的时间，而且还要找到处理危机的行动意愿并确保政府作为权力部门做出正确判断并及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曾有许多警告指出金融市场及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例如，国际清算银行曾反复强调金融市场没有正确反映出风险的真正大小。英格兰银行在两年一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曾就此做出警告。风险管理一直被认为是金融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英国的一家主要银行，现在已是一家国有银行，就以拥有4 000个风险管理师而闻名。但是对于整个金融系统而言，预测风险远比评估任何一项专门的金融工具或是贷款要困难得多。更多的时候，计算风险是单独计算各种经济行为的各自风险，即使用全英国乃至海外最好的数学头脑来计算，也总是缺乏对全盘的考虑。

许多人注意到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我们曾经欣喜于全球经济空前的扩张，看到许多贫穷国家的人们，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都改善了住房条件。但这一繁荣现象却导致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全球储蓄过剩”，也就导致了安全、长期的投资回报率很低。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投资者以高风险为代价追求高收益。许多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也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以低价购买商品。通过现有金融系统的融资渠道，英国家庭及商户非常容易借到钱，这就刺激了英国和美国房价的上涨。有许多人曾警告过其中的危险。

但是相对于那些提出警告的人，另有许多人认为银行了解所有情况，他们相信金融奇才们会发现新的、高明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甚至一些人声称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神奇的金融工具来分散并最终消除这些风险。要想打消这些满怀希望并盲目自大的想法是十分困难的。尽管也有些公司坚信市场已经改变了，但各种各样的政治家们却被这样的市场所媚惑了。

各种金融及经济模型也鼓吹着这样的观点：成功地预测到只存在短期的很小风险，而另有一些有能力的人曾指出如果市场发展出现偏差，风险将会发生。但人们相信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都是一些全球范围内雇来的天才，他们的非执行董事也都是被公众所认可的。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判断可能会出错或是他们不具有审查自身所管理的机构内部风险的能力。一批银行家欺骗了他们自身以及那些坚信他们是专家和高级经济学家的人。

所有这些都使人处在这样“一片大好”声中，想要将如此快速发展的步伐放缓下来是极为困难的。大部分家庭从低失业、廉价消费品及便捷贷款中获益；商业从低息贷款成本中获益；银行家们获得了丰厚的红利，并将他们的业务扩张到全球；政府取得了高额税收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投资。总之，这一切必然会形成一个拒绝改变的心理。这是一个循环刺激，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良性而是恶性的循环刺激。

负责监管这些风险的机构也存在极大困难。一些人自嘲他们的工作是：“在一个盛大活动的高潮中把酒杯拿走”，但需要假想他们是有办法来做到的。一般的压力是为了更松散的管理——轻触。伦敦城及金融服务局就因此而作为全球金融监管的典范而备受赞扬。

他们普遍认为，当泡沫破灭后在股票市场或在房地产市场来处理问题比事先阻止事件的发生要好，以前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美国，千年虫问题发生后（世纪之交）或多或少地避免了“dot.com”泡沫破裂（网络经济泡沫破裂）所引起的经济衰退，这都增强了人们在事件发生后可以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的信心。

通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并建立经济过热警告信号，英国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依照法令帮助英国度过了史无前例的、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时期，但这也意味着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一些人因此说此项政策不足以用来阻止经济危机。而一些国家还“迎风而上”提高了利率。但总之，普遍的看法是，货币政策可以用来阻止通货膨胀，却很难用来控制经济失衡。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每个人似乎都做了他自己应做的。根据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以往都做得十分好。而失败之处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判断出一系列互相有联系的不平衡是怎样被汇总到一起的，再加上人们的从众心理以及对金融与政策领袖们的盲目崇拜，这就形成了一个危险局面：个体的风险因其微小而可能被察觉，但整个系统的风险由于是十分巨大的，反而被漠视。

总之，没有预见到危机发生的时间、范围以及猛烈程度并阻止它，尽管有许多理由，但主要原因是在英国及全世界范围内许多专家对整个系统的风险缺乏认识。

英国社会科学院正在致力于向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业部以及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的公务人员提供一些意见，建议他们成立一个新型的、具有全面资源共享能力的机构。英国社会科学院也将举行另一场研讨会来更全面地检验“再不必提问”的可行性，这一事件的警示是，能否从中受益取决于是否公正地剖析并从中吸取教训。(www.xing528.com)

通过类似研讨会综述的形式，英国各界对女王的问题做了体面的答复。为什么社会精英没有预见到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人相信银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业务，也相信金融奇才已经找到了新的和聪明的风险管理方法。事实上，风险计算通常局限于金融活动的一部分，但银行难以看到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经常忽视大局。一厢情愿的想法加上狂妄自大的态度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

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给女王的信公布后，英国经济学界对信中表达的观点褒贬不一，以此引起了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经济学家身份地位及研究生培养方向的大讨论[3]。不足一个月，来自苏格兰斯特林大学、剑桥大学等机构的10位经济学教授或者首席经济顾问联名上书女王认为，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并没有解决发生信贷危机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为此这些经济学家2009年8月10日给女王写了另一封信，解释他们的立场。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信中说，赞同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7月22日的很多观点，但是其总体论证不够充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家本身的培养及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信里正确地提到一些最优秀的数学头脑参与了风险管理，但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风险被安全地分散并通过“一系列的新型金融工具”已经“几乎完全转移”了，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例子能够阐释这种一厢情愿的傲慢思想了……所有的政治家都被市场深深吸引。总而言之，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没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

除了这些因素外，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前沿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前沿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及瓦西列·里昂惕夫，都抱怨说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

美国经济协会1988年就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状况组建了一个委员会，1991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严肃的报告，表达了对“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太多精通技术工具，却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的担忧。

至今，为纠正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仅是杯水车薪。因此，关注狭隘的正规技术在世界特别是英国成为大部分主流经济学部门的宠儿。

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的信中并没有考虑到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它未能深入思考狭窄领域的专业化探究之驱动力，亦未能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例如，它没有考虑目前享有盛誉的教育机构在培养经济学家时其经典心理学、哲学、经济史的教育缺失。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它同样也没有思考经济学家是如何“被市场深深吸引”的，没有思考很多经济学家是如何广泛而大力推进这种简单而鲁莽的市场解决方式的。

英国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一套知识体系需要对心理学、体制结构和历史先例谙熟于心。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不稳定性非量化的警告应当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型，成为经济学家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寻找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过程中进一步加剧。

有一种判断只能在文学或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正规数学模型是无法将其准确表达出来的。这应是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本质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其中包括英国最前沿的经济部门。

模型和技术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我们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

总之，贝斯利和轩尼诗教授的信忽视了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两派经济学家“公车上书”，说明国际金融危机现象质疑了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有用的知识，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领域，这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一种批评和辩护。经济学无法预测金融危机，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的过错。作为一门学科，不能有过多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使用无价值甚至“有害”的数学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精细刻画。或许经济现实的车轮已经渐渐远行，或许正隆隆而来。经济学的任务是为车轮划定一个曲线，为后来者研究经济现实、总结经济理论提供一个研究工具。经济研究工具本身没有过错，以主观的危机产生原因为辫子，以此为主导裹挟大众舆论，来鞭挞经济学家，无益于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