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机遇：中国新兴经济体的特殊问题与反思

如前所述，经济学本是一门解决经济问题的学科，因此随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变化，经济学自身也必须不断变化，做到与时俱进。富斯菲尔德用调侃的口气说：“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给一个变化着的学科带来变化着的问题。因此经济学是一个永远变化着的学科。”^[14]如果不顺应经济学的这个特点，这个学科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从经济学的历史来看，200年前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的一个分支，当时只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即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研究的是赋税、公债、外贸等问题。到了19世纪，经济学才变成一门被普遍接受有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富斯菲尔德和王国斌都认为：在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学出现了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的趋向，而且许多经济学的公认原则也遇到了麻烦，从而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忧虑，认为经济学已走火入魔，达到了危机点。^[15]索洛（Robert Solow）也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16]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经济学一直在改进。在20世纪中后期，经过“凯恩斯革命”后，又出现了诸多新学派。这都是经济学力图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20世纪后期，世界变化的步伐和规模实在太快太大，经济学改进的步伐跟不上，因此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力不从心，甚至常常无计可施。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变化速度最快和幅度最大的，莫过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也非常特殊。而现代经济学基本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为背景而形成的。现代经济学在解决今天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的经济问题时尚且困难重重，要它在解决新兴经济体所遇到的经济问题时得心应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要成为一门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采取大手笔进行自我改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这里我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像巴勒克拉夫所说，“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但是如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也绝非到了无可改进的地步，如果是那样，这个学科也就死亡了。林毅夫先生说：“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新理论的出现总是因为过去的理论不能解释当时存在的现象，有理论创新力的学者根据当时现象的特征和背后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理论思维是不断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有理论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过去的现象，但是社会是在发展的，所以，理论不是永恒的，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17]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旗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有句名言：“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18]如果经济学家以为经济学无须与时俱进，那么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已经死亡。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有许多学者对以往运用的经济学工具进行反思，但是如林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是坚守着他们过去学到的理论，大学用的教科书也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时期所编写的教科书，这些理论在说明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就会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上似乎很有说服力，而国内这些年确实存在许多贪污腐败的现象，但问题是这些理论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本质，若真按照这些理论去做，反而可能像苏联和东欧那样出现更多的寻租腐败现象。因此，现在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进行反思的时候了。(www.xing528.com)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推进经济学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的表现向经济学提出了众多的新问题。由于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这些问题也成为国际经济学界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张五常先生说“学经济一定要去中国”。林毅夫先生和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研究领域。林先生早在1995就已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此后20年来，他的这个看法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他近来在接受采访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那么，在诸多简单的逻辑体系中，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在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其答案不决定于逻辑体系本身。因为理论的逻辑是越简单越好，理论的重要性是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经济现象？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国力在世界上处于最顶峰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美国经济只要打个喷嚏，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就要犯重感冒，在那种情况下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打喷嚏，就比研究其他国家为什么患重感冒还更重要。只要我们继续维持一定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到21世纪中叶，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经济体，所以我想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动，当然会比在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把握得更好，他们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会是世界性的理论，他们当中就会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19]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国今天的经济实践给经济学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今天的时势。谁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给经济学这个工具箱加入了有效的新工具，那么他当然就是英雄。正如近代经济刚刚兴起时，新的经济实践向当时的“道德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亚当·斯密把握住这个时期，提出了一套有用的解决方法，从而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经济又一次提出了新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了20世纪，1929年西方经济出现大危机，提出了新的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应运而生。而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经济又提出了各种新问题，于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学派又纷纷登场。今天中国经济提出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不逊于以前西方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时期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这正是一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时候。

经济学的发展在中国不仅有机遇，而且也有可能。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起来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现代经济学有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又对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有直接的感受。因此，他们确实有可能在中国经济现实对经济学提出的挑战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成为世界级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