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挑战

20世纪初，美国的制度学派和经济史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制度学派成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并列的美国经济学两大主流，继理查德·埃利以后，康芒斯、韦斯利、克拉克和莫里斯·科普兰等十多位制度学派学者，都先后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哈佛大学的埃德温·盖伊不仅培养了包括诺曼·格拉斯、阿瑟·寇尔、阿伯特·厄什、切斯特·怀特、安妮·贝赞森、约翰·奈夫、伊尔·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史学者，而且开创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那里的企业史研究。^[12]

在制度学派和经济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美国的经济史教学与研究也得以稳步发展，经济史教职、课程和论著不断增加，在1904～1928年经济学博士生最多的十所大学中，^[13]经济史学甚至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科全部2809名博士生中占到了372名。^[14]在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经济史的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创办和美国经济史协会的成立。

1920年，米切尔、康芒斯和盖伊共同创建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把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贯彻到了NBER的工作中，从事了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研究，并迅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主要包括由米切尔和他的弟子阿瑟·伯恩斯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埃德温·盖伊领导的世界各国物价史研究，米切尔另一个弟子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及稍晚些时候，由安娜·施瓦茨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共同完成的美国货币史研究。

在1924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米切尔对制度学派的历史方法进行了新的阐释。他指出，与新古典逻辑演绎派学者偏重定性研究不同，制度学派更强调历史统计的定量研究；经济学理论固然有着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的价值，^[15]但单纯依靠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往往与现实情况相疏离。因此，我们必须以现实观测所得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而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游移于二者之间，并根据研究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修正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米切尔的目标，就是以历史统计为基础，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理念，来取代以个体主义和效用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16]

1929年，埃德温·盖伊的物价史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17]研究团队的规模扩大到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和美国在内的多国学者。在此基础上，经济史学者们在1940年组建了经济史研究委员会和经济史协会（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次年又创办了期刊《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在1941年的经济史协会主席演讲中，埃德温·盖伊和当年的阿什利一样，回顾了历史学派的主要思想和发展历程，重申了经济史重视实证和追求真实的传统。盖伊承认历史学派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中的失败，但他把经济史放到了一个更宽广的背景下，满怀希望地提出经济史应与其他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合作，以历史方法为基础，推进实证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18]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主任约瑟夫·威利茨的大力支持下，1940年，经济史研究委员会获得了为期4.5年、总计30万美元的持续资助，用以开展对美国发展及其经验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领域：产业与企业案例研究、经济年鉴的编纂、地区经济史研究和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政府。其中，最成功的是由阿瑟·寇尔和安妮·贝赞森在194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

然而这种良好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到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制度学派和经济史学就遭遇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米切尔虽然大量采用了统计方法，但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计量方法则抱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计量回归方法存在着具有不确定性的置信区间或概率误差，单一的相关系数也会把长期趋势和不规则波动融为一体，因而无法反映出统计数据分布情况所可能蕴涵的重要信息，而且相关性研究在变量可能存在的周期性时滞问题上也乏善可陈。^[19]更为重要的是，与计量经济学依托于新古典理论不同，米切尔的研究拒绝接受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挑选了一些可能导致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进而构建统计指标，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寻找经济周期的原因；对于所有的统计数据，他都坚持将其放在大量的制度事实中进行阐述，而不是进行纯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米切尔发现把一些老问题放在新的统计数据背景中，不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经济学理论形式的改变，甚至连理论的构成要件都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我们按照既有的理论来设定统计指标，那么大家往往只会循着已有的逻辑去给这些指标和概念赋值，而无法发现那些我们没有想到而现实中可能非常重要的关系。根据既有理论设计的统计和回归，很容易变成用经济史数据来拟合经济学理论伪装的实证研究；而米切尔的方法才体现了历史主义归纳法的真谛，真正地把经济史当作了经济学的源头而非经济学的附属。^[20](www.xing528.com)

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1947年遭到了来自考尔斯委员会经济学家佳林·库普曼斯的批评，他把科学研究分为开普勒式的实证阶段和牛顿式的理论阶段，将米切尔的方法称为“没有理论的度量”，^[21]认为由于米切尔没有选择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个人主义和效用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而严重限制了实证研究的成果展开及其对经济科学的价值。由于米切尔的逝世，1949年，制度学派的拉特里奇·韦宁对库普曼斯予以了反驳，从而形成了“NBER方法”和“考尔斯方法”之间的争论。^[22]然而短短几年之后，考尔斯方法却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唯一方法。

这场制度学派与计量学派之间的争论，很容易令人回想起十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凯恩斯对库普曼斯的老师——丁伯根的批评。1938年，凯恩斯收到了丁伯根向其征求意见的新著《一种新方法及其在投资活动中的应用》，尽管该书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构建的计量研究，但凯恩斯却对此非常不满。在与哈罗德的私人通信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学理论模型是人们思考的工具，但如果像丁伯根这样把经济模型变成了定量化的方程，“那等于是毁了它作为思想工具的价值”，在他看来，丁伯根的研究“几乎就是一种纯粹的欺骗”（almost pure hocus）。^[23]

为了防止计量方法对青年学者可能产生的影响，1939年，凯恩斯又专门以“丁伯根教授的方法”为题，公开发表了对计量方法的批评，认为丁伯根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炼金术”。他指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所需要满足的前提至少应该包括：所有影响因素能够被全部包括进计量考察的范围，而不是存在偏差的模型、所有要考察的变量可以定量化、各变量之间彼此不相关、能够体现出要素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能够解决时滞问题，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全都不具备。凯恩斯还特别指出，计量回归分析最关键的一条是研究变量的环境能够在考察时段里始终保持不变和整齐划一。^[24]“即或我们发现过去的情况的确如此（整齐划一），我们也不能确知未来就一定还会这样继续下去”。^[25]

从凯恩斯批评的“炼金术”到在美国的大行其道，考尔斯委员会对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受1929年大危机的影响和启发，阿尔弗莱德·考尔斯在1932年创办了考尔斯委员会，以推进数学方法对市场波动问题的研究。当时，新成立的计量经济学会及其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正面临困境，考尔斯委员会随即向其提供了资助，并邀请拉格纳·弗里希和欧文·费雪等计量经济学家加入委员会。二战期间，考尔斯委员会搬至芝加哥大学并得到了来自芝大社科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和古根汉姆基金的大量资助，从而吸收了一大批因二战而逃离欧洲的计量和数理经济学家，成为了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世界中心。

在20世纪40～50年代，考尔斯委员会积极与美国政府和军方展开了大量的合作，推动了以计量方法、线性规划、博弈论和一般均衡为代表的经济学数学化浪潮。其中，特里夫·哈维默用概率论为现代计量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克莱因、帕廷金、莫迪利安尼和托宾等学者则实现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化，库普曼斯则不仅发展了线性规划理论，而且在1948年担任了考尔斯委员会主任，成为了新一代经济学的“旗手”。

考尔斯委员会取得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汇聚成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形式主义革命”，^[26]研究形式的数学化取代思想方法成为了经济学的标准，^[27]也对当时包括索洛在内的一代青年学者造成了压倒性的影响。^[28]在这一过程中，考尔斯委员会的计量方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仅赢得了最广泛的接受者，而且使得包括库兹涅茨在内的NBER经济学家们也默许了计量方法的应用。

同样是在经济学形式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济史学家们也遭到了进一步的边缘化。由于一些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部分人士的不满，1950年，经济史研究委员会的进一步研究计划被洛克菲勒基金否决，只有阿瑟·寇尔主持的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继续得到第二个五年资助，“原本前景美好的美国经济史研究结果只剩下了哈佛大学的企业史”。^[29]1956年，对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的资助也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