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绝对主义与军事结合

国家资源动员的需求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形塑了普鲁士及德国的历史。随着绝对主义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塑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包括贵族与国家的融合，高额的税率以及低速的经济增长，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理关系以及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意识形态结构。

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第一个结果是贵族与国家的融合。巴林顿·摩尔把这看成是通过明显的劳力镇压进行农业商业化（把先前的自由农束缚在土地上），与之相对立的是通过酬金激励的形式确保获得劳力（如在英格兰及美国的中西部）。但是，对摩尔而言，这种融合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得要更晚一些——在普鲁士/德国的案例中，几乎已经是19世纪末期，当容克地主寻求帮助巩固他们日益衰落的经济地位时^[38]。最初的融合发生得更早些，与绝对主义的产生同时开始。从其产生到坍塌，仅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一小段改革插曲，普鲁士王国一直为贵族阶级保留要职。普鲁士选帝侯们和国王们通常更偏好高贵出生的人，而怀疑平民的品质。尽管选帝侯的父亲以及腓特烈·威廉一世（1710—1740在位）对在市民服务中受惠的非容克贵族具有确定的偏好，然而这种偏好却未被选帝侯或腓特烈大帝所认同，军队里的军官几乎清一色是容克阶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国社党（National Socialist）时期^[39]。与军事-官僚国家的这种早期融合，而非极端暴虐的普鲁士大庄园制，是天然精英理念和黩武精神（warrior-caste ethos）一直保留到现代的关键因素^[40]。

将贵族融合入国家有三个原因。首先，国家的兴起破坏了等级会议以及贵族们在行省中的地方主管，但是并没有对作为庄园主——容克地主——的经济地位产生威胁。事实上，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的发展伴随着与容克地主的两个交换条件，这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基础。1653年的休会（the Recess）赋予选帝侯征收赋税并建立常备军的权利，用来交换的是，选帝侯承认农奴制度、容克地主对农民的行政控制权以及进出口大多数的货物都免于征税的权利。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战争支出使废除容克地主税务豁免权成为必需时，腓特烈·威廉一世平息了他们，并对他们的特权进行美化，巩固了他们的忠诚度：容克等级被正式自由化（allodialized）了（古老的对于地产的封建要求被移除了）；只有贵族才能购买另外一个贵族的土地，这样就使其标准的渗透性降低；地方土地贷款机构（local land-credit offices）在容克地主的控制之下设立，来帮助他们贫穷的同胞们^[41]。因此，国家很早就与地主之间建立了互惠的非正式协议；前者拥有了忠诚的军官以及官员，后者获得了法律保障与特权。

尽管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社会权力，很少有容克地主能获得和英国绅士一样的财富。大多数的地产都是相对较小的地块，勉强能够维持还算舒适的生活。对于很多容克来说，为国家服务不仅是更多的权力与更高社会地位的来源，而且具有经济上的必要性^[42]。最后一个融合的动力是教会神职的缺失，传统上，在宗教改革之前贵族们会将他们的嗣子安置在教会中。长子以下的儿子们失去了这一传统出路，唯一的职业安排就是在国家及军队之中，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出身所要求的地位与荣誉：“常备军的崛起为很多贵族家庭解决了他们该如何为长子以下的儿子做好准备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宗教改革一开始就非常急迫。”^[43]

由于需要征兵并为军队配备装备，为军队提供高效的武器，研究并开发下一代武器，以及为进行管理的中央组织提供资金，高额的税收被强制执行（至少在没有其他获得收入的手段——比如大量的外国资源时）。普鲁士的土地并不富裕，更糟糕的是，它的人口基数很低。建立一支一流的军队会让这个地区承受巨大的税收负担，这可以通过和法国的比较来看。在1688年，普鲁士从其100万的人口中榨取了340万塔勒^[44]，而路易十四从他经济富庶的领地上大概2 000万臣民中征纳了3 660万塔勒——以人均来计算的话，不过是莱茵河东岸的一半而已^[45]。

这些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担：资本筹集和私人投资率很低，农民们纷纷逃走，或至少试图要逃离，而农民们为了减少征税财产而宰杀牲口，这必然会带来绝对的经济衰退。税收不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唯一因素。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普鲁士）的土地非常贫瘠。汉萨同盟富有前景的增长被15世纪波罗的海与德国间的贸易损失所杀。三十年战争的一个世纪之前似乎还很有前途的普鲁士经济，极其严重地被高额以及（在一些情况中）几乎是没收性的税收打垮。农民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被征税员收走^[46]。这种经济状况带来了两种政治后果。第一，发展出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普鲁士根本就不是一个适宜投资之地，不仅仅因为其高额的税收，还因为国家扩大了贵族们进口并贩售商品不需要支付税务的特权。这样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市民阶层就无法主张权利并要求参与政府。第二，国内冲突激烈，剑拔弩张到一个社会阶层的兴起会威胁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地位。国家与社会阶层相互妥协、折中的倾向，对于自由民主而言至关重要，在这里出现的可能性要低于在一个动态扩张的经济体中。

对战争威胁的持续感知、无处不在穿着制服的新兵（Kantonists）以及随处可见的军事行政机构，构成了支持一个卓越的军事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军事系统以及经济系统产生了维护贫穷与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战争和为战争做准备成为生活内在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里被认为是对生产力毁灭性的负担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异，在这里则是普遍接受的。为之辩护的人这样说道：

常备军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并促进了农业及类似的产业……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也为训练特定的品质及发展某些能力提供了机会，如果没有常备军的存在，它们就会荒废退化，这对于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且富有益处的。我位列其中，不仅完善了荣誉感，培养了知识，对现实有了更敏锐的判断，这些都使军官与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相区分开来；而普通的士兵也能从军队服役中受益，他改善了体魄，增强了耐力；更好地理解了纪律、精确性、行动以及服从的价值；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即便只是扛了几年军旗的农民，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成为更好的农民。

而战争不仅是为了国王，还是为了上帝。一位虔诚的作者这样想：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人类将会多么堕落啊！造物主……时不时地引发战争，便是为了避免世界上爆发严重的悖德行为。战争对人类的整个构造进行了重组；当它结束后，他们能够感到自己的懦弱，并平和他们的感官冲动。长期流行的轻浮情绪消失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看待整个世界的视角会更为严谨；这就是宗教以及道德的复兴；而人们继续寻找未知的上帝^[47]。

普鲁士王国通过建造带有军事象征性的公园、将军们的英雄雕像以及在公共建筑的外立面上描绘战争的场面，来培养国民的军事美德。军事上的成功，从条顿堡森林战役（Teotoberger forest）中赫尔曼（Hermann）打败罗马军团，到莫尔特克（Moltke）在色当（Sedan）的胜利，都成为国家符号的中心内容，被强塞进普鲁士以及德国人的意识与认同中。最后，军事遗迹在公民倡议下建造起来。每一处外观、雕像以及新铸造出来的硬币都提醒着普鲁士人，只有持续地为军事做好准备，以及维持军队所仰赖的贫穷状态，他的祖国才可能安全^[48]。

军事胜利成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胜利证明了沉重的赋税、个人自由的缺失的合理性，使之从世俗负担变成了崇高的国家义务。军事上的成功同样为新型国家主义情感奠定了基础：旧有的普鲁士式的忠诚要素是领地以及地方融合，霍亨索伦成功地在战场上实现了，来自各个省份的农民、城市居民以及贵族都需要进行战斗，这有助于形成一个普遍的情感联系。当军队成为普鲁士王国、社会以及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军人这个职业就拥有了更高的社会声望。“预备役军巨大的社会重要性便是将军队的逻辑、军队的价值灌输给平民百姓。这样，我们说，德国的军事化教育了中产阶级。”^[49]到了19世纪，在常备军或是大型后备部队中进行军事服役是大多数中产阶级职业模式的核心部分^[50]。从大众意识到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从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常识的大众价值观到柏林及哥尼斯堡的哲学教员发表的论文，一种新斯多葛主义（neo-stoicist）的观点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内在的，独立于外部的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于乌烟瘴气的个人，而是在于对国家的服从，元首及无俸讲师（Privatdozent）之类的人将之作为形而上学的神圣性和合法化的目的论进行灌输^[51]。当英格兰的辉格历史学家把历史解读为朝着议会民主和个人自由方向的单线程发展时，德国历史决定论者把普鲁士王国看成是德国历史的顶峰。1871年德国统一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具有同样的神圣目的论性^[52]。

大选帝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的动员，开始不过是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管理设想的第一阶段。普鲁士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得这种管理主义的规模与强度都极为彻底。于是，国家开始榨取每一点少得可怜的资源，确定更为高效的汲取资源的方法，同时发展并夺取任何可能补充国库的其他资源（商业企业或是邻近的土地）。

承担这种管理任务的中央机构，毫无疑问的便是军需总处，在18世纪被称为总指挥部（General Directory）。罗森伯格总结了管理者的立场：

从一开始，普鲁士的战争指挥官以及类似身份的人……并没有将他们的工作局限在军事行政上。他们还……让社会与经济生活受越来越多的纪律管束。这混合了军事与民事管理，将政府事务管理有条不紊地纳入军事考虑，使普鲁士公共行政显著地带有军国主义的特征^[53]。

而欣茨补充道：

同样的机构，既负责维持军队与收集税收，还负责维持繁荣发展和人口的可征税性，尤其要负责城镇的营养供给以及商业发展^[54]。(www.xing528.com)

这种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及对战争进行的准备，且加倍如此。在18世纪战争带来毁灭之后，国家承担了促进经济复苏的任务，这种角色更加强了它直接面对经济的地位，并导致了国家机器的规模扩张。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腓特烈大帝建立了专门部门管理国家森林和矿物资源，以及监督及鼓励海外贸易的机构^[55]。工程建筑师以及科学家被组织进入国家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可以更好地控制经济^[56]。道路、大桥以及运河，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经济的基础设施的东西，都被建造来促进军队的沟通以及转移。显著的一点是，行政历史（Verwaltungsgeschjchte）这一德国的学科在美国或英国的历史编纂学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

英国农业技术（verbesserte Englische Wirtschaft）被合适的部门先行进行研究，并在王室的土地上实验，之后才引入容克地主阶级。这引发了农业产业对英国的效仿，但是根本不是朝着贵族政体方向，而是更加地中央集权了（statism）^[57]。对最初的纺织业和冶金产业的保护早在1684年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直到新的对于军力至关重要的产业出现^[58]。国家持有产业，并在新的工厂、银行以及矿山中进行投资已经成为惯例。武器以及军需品的种植都由国家所有，但是日常的运行则由国家在私有部门的合伙人顾问——斯普利特杰博＆道姆（Splitgerber und Daum）——来进行，这家公司同样从与经济部门进行交易中获利匪浅，使其在贸易上有大量的垄断^[59]。尽管在国家经济中有大规模的投资，霍亨索伦家族总是保留有大量的货币储备。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把它们用于循环流动将更有裨益，但是货币储备在战争的情况下是非常关键的^[60]。

普鲁士极度缺乏人力以及经济资源。于是波希米亚、瑞士联邦以及其他德国领地的外国移民以及宗教难民们，尤其是胡格诺派和犹太人都被鼓励迁入普鲁士（经常是在被战争破坏的区域）。他们提供了本土人所缺乏的可贵的创新精神与商业技能。他们组成了“进口的人造资产阶级（importiertes Ersatzbürgertum）”。到1786年，国家已经在普鲁士的土地上解决了30万的流亡者（émigrés，占据总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希望他们的劳力能让国家产生剩余^[61]。

普鲁士王国的管理主义和那些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和英国相比较。事实上，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过一段重商主义的阶段，国家政策试图发展经济并增加国库收入。普鲁士的情况在三个方面与英国的重商主义相区别。首先，普鲁士王国控制经济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那是英国重商主义最巅峰的时期。英国王室并没有对农业施行控制，国际贸易尽管受到王室垄断的影响，却并没有被其主导；王家产业仅仅限于造船业和一些其他的方面。其次，普鲁士王国在18世纪用来管理经济的制度机构使英格兰相形见绌。英国的君主从来没有地方或者重要机构来施行像普鲁士那样野心勃勃的政策。另外，英国的重商主义需要与议会协同，或者至少要等到议会的同意才能得以决定。最后，时机非常重要。当18世纪重商主义已经开始衰弱或甚至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开始销声匿迹之时，普鲁士却仍旧在新征服的领地上加速传播，并在原有的土地上更进一步扎根。这些共有的因素使经济这种可以支撑军队的角色：“对他（国王）而言，永远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加强军队，增强国家财力。”^[62]这不可逆地将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牢牢地置于其特有的道路上。

国家管理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有利的方面。在18世纪一开始并继续到下一个世纪，普鲁士王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保留农民的社会地位。《农民保护法》（Bauernschutz laws）试图保护农民免受其领主逐渐增多的劳力需求，以及要牺牲那些保留一些地产的农民利益扩张领土的意图。这些法律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保护农民个人，或者甚至避免贵族的肆意扩张；实际上，它们是为了保护军队所仰赖的有序的税收抽取^[63]。大选帝侯以及他的继承者（最显著的便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管理国家资源，用于公共卫生问题，镇压庸医，甚至比欧洲的其他国家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就开始用于公共教育^[64]。在刑事诉讼中，酷刑被彻底废除。由于为了战时所作的大量粮食储备，国家能够调节食品价格，这方面的波动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包括英格兰，很容易就会挑起冲突与骚乱^[65]。

对于这些福利项目的动机存在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国王在福利上父亲般的关照对于他的臣民至关重要。这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牵强。绝对主义国家，至少是由一个专制君主而不是冷漠无情的官僚机构统治的时候，有能力提供开明的政策，在专制君主领导国家的时候，提供正确的价值观是深植其中的，这在腓特烈大帝时肯定如此。不过欣茨的解释似乎更为重要：“在权力目的前面，文化目的以及福利目的黯然失色了……国家理性主导了所有的领域。”^[66]国家在18世纪建立起的公共教育，其目的在于反复灌输尊重权威的理念，以及提高温顺的农民们的生产力。虔信主义被用来教导对权威——神圣的及世俗的权威——的顺从，正如从一本学校的教义问答书中所摘录的：

问：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何方？

答：这种权力来自上帝。

问：上帝授权于谁？

答：所有拥有权威之人。因为所有行使权威之人都由神授，臣民们必须服从、忠诚、忠顺。

问：反抗权威意味着什么？

答：反抗权威即反抗神圣秩序。

问：不顺从权威之人的后果为何？

答：他们将永入地狱^[67]。

福利政策用来扩展国家控制，并使公众保持最佳的经济状态与健康状态，有助于对税收的管理与征集更加平顺，也更具预测性。国家在各种方面侵入其臣民的生活中，根本不能有助于他们的社会福利。法律规定了婚礼、着装风格、喝酒场所营业时间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这种禁奢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随意的消费来确保税收，也用来引导公众的精力转入更易于管制与管理的行为^[68]。

管理主义包含了一种更有利于帝国扩张的逻辑。一个强大的组织被托付了为战争而获取资源的责任，会把周边的弱国看成是潜在的资源与收入的来源。当1740年的王位继承战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大胆兼并了西里西亚富有地缘吸引力与经济富饶的地区。其他的兼并行为一直持续到德国统一。这些动作有效地结束了欧洲国家体系的逻辑循环：普鲁士防御外国征服者的政策引发了对国内资源无情的动员，而随后攫取外国资源，使得普鲁士自身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