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绝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关键

军事-官僚国家形塑了经济的发展以及类似于普鲁士的阶级动力学。经济以及市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都很快在国家指导之下运行。但是，法国并不与其东面的邻居相似，而这些区别是使法国拥有第二次机会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

17世纪早期的法国经济要比普鲁士更加有活力，也更为多样化。纺织业、葡萄酒酿造以及农产品都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反之，普鲁士，至少在军需总处施行发展政策之前，都以耕种为主，其各城镇随着出口港的日益集中以及汉萨同盟失败的命运而逐渐衰败。法国北部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商业要比普鲁士的城镇更为活跃。尽管如此，对资源的需求促使政府施行经济发展的系统工程，由路易十四才华卓越的部长们来进行管理。沃邦（Vauban）^[48]和列托利（Le Tellier）^[49]在军事上功勋卓越，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50]则试图为经济作出贡献。

在1661年柯尔贝尔得到任命之前，法国很少有关于经济保护与经济管理的项目，尽管这些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51]。随着法国日益卷入战争，以及在遗产继承战（War of Devolution，1667—1668）、荷兰战争（the Dutch War，1672—1678）以及奥格斯堡同盟战（the 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1689—1697）中介入深入，新支出不断增长，国家刺激经济来支持西班牙王位继承战（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一支29万人的军队。柯尔贝尔内阁补贴工业，对其他产业实行免税（尤其是在落后的行省），并从荷兰和瑞典引进工程师，提高国内矿产量；吸引熟练的国外工人补充法国的人力资本，将殖民地用来做封闭型市场（但是宗教仇视使勤勉的胡格诺派教徒逃亡国外，很多人前往勃兰登堡-普鲁士）。柯尔贝尔内阁管制国家出口产品的质量，是三个世纪后日本通产省的前身^[52]。

法国政府继续那些富有雄心的法律与经济工程，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中产阶级或大革命的成就。柯尔贝尔重新调整了市民法，为法国制定了关于合同、贸易政策、破产甚至簿记的国家法^[53]。柯尔贝尔内阁还通过道路、桥梁以及运河系统将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连接起来，尤其是那些刚刚通过战争所获得的区域，建设了统一的国家市场。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产阶级所支持的经济政策或法律的聚集，而是国家富有目的性的行为，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持并扩张军队^[54]。法国重商主义的核心要件在于刺激国际贸易。在商业上的获益增长将会有利于国内工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显而易见地——制造战争的能力，这一终极目标，从来都没有远离政府掌门人的考量。这种关系可能由柯尔贝尔自己做了最好的阐释：“贸易是财政的来源，而财政是战争的神经。”^[55]随后便是补贴以及国家运输保险的采用，但是外国海军、海盗以及私掠者对于法国商船的封锁也非常普遍^[56]。

为了保护商业，柯尔贝尔将海军的支出从1660年的30万里弗增加到两年后的760万里弗，到1670年达到了1 340万里弗^[57]。法国政府在土伦、布雷斯特、罗什福尔以及敦刻尔克建立了主要的海军基地，以及自己的造船厂和加农炮铸造厂。在这些地方派驻了新的行政长官，负责组织调动娴熟的劳力并管理各种设备。当海军招募影响到商船队的水手供给时，柯尔贝尔建立了国家海军征兵制度，为1690年法国人数众多的海军提供了大多数人力^[58]。正如沃邦已经动员了国家科学界来让地面战争理性化，柯尔贝尔成立了法国王家科学院（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66）参与地形学、化学以及工程学，为海战服务^[59]。(www.xing528.com)

强调商业刺激经济，这一手段并未避免尖锐的对立与帝国主义的后果。柯尔贝尔对法国商船设立的关税以及优待引发了其他商业力量的敌意，在这个和平异常脆弱的时代里，商业优势是发动战争的绝好理由。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果没有引发战争的话，至少会招致支持私掠船这种形式的报复。当辅之以充分发展的陆军与海军，法国的贸易政策与安全顾虑对于经济繁荣地区的入侵与兼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极不友好的商业兼并：最初会有一些不悦与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资源进一步扩张，利益得到了确保。这就是路易十四错误地对荷兰共和国发动入侵的主要原因，他巨大的财富以及所拥有舰队数量甚至能够对抗所有其他欧洲国家，本可以让法国成为霸权力量。

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另一结果是在政治上不独立且不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至少在18世纪的后半叶前是如此。尽管他们绝不是柯尔贝尔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很少与法国绝对主义为敌；即事实上，他们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政府保护他们，打造全国性的市场。还有，尽管在大革命前存在很多贵族特权与豁免权，政府在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系统上进行了大量具有实质性的推进。酒商或者纺织厂主购买政府官位并成为穿袍贵族，在某些方面有些类同于英国的商人购置房产以及（可能的话）购买头衔。但是这些行为的政治重要性上，英国的暴发户们的购买行为并不会使他们位列于政府之内，这是极为不同的。从17世纪早期的波莱特开始，一个现在可以世袭的职位并不仅仅能带来声望，还是颇为不错的商业投资，可以带来宜人甚至可观的回报。其他的市民则通过其在军事以及奢侈品上的开支与政府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18世纪，随着商业在政府的监管下慢慢显现，当公债打击了财政部门的自信心，以及当新的未受惠的职业中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种共同利益才渐渐瓦解。

普鲁士贵族与国家的融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部分是基于相对贫困的那一小部分容克地主。对于大多数的普鲁士贵族而言，通过为国家服务或在军队服役来获得个人收入的增加是至关重要的。法国农村的经济要更有活力，在整个18世纪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葡萄酒酿制、包税制（tax farming）以及简单地利用封建地主的特权从农民那里榨取点盈余就能保证贵族独立的经济基础。不过仍旧有大量的人进入国家任职，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贿赂达成这点，这将能为官员们提供基于契约的人身自由与政治独立性。与金钱进行交换的是，花钱者具有了从世袭官位获得收入的权力，而普鲁士的官僚与俄罗斯服役贵族（service noble）则仰赖于他达成某项任务方能获得薪金与俸禄。他并不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将其官职视为财产。由此，法国与普鲁士关键社会基层的忠诚性存在着关键的区别。当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国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时，法国贵族，无论是由于旧有的军事遗产或者是通过贿赂获得权势，不仅变得更为独立，在国家机器中也更有影响力；他们使用这种影响力来扭转与之不利的、意图取消腐败官职与免除税收的王室政策。只要这两种特权（直到七年战争——1763年——之后所引发的财政危机之后）依旧存在，贵族就得以存在，即便不是忠心耿耿的，那也是舒适自如的^[60]。

贵族的独立性，在与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结合上，是一个关键的弱点，这使其区别于普鲁士国家模式，并为法国采取另外一种政治路径提供了可能。我们现在需要更好地考虑法国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其他裂痕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