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目前出土文物中关于两周时期鲁国乐器的文物较少，以下的内容我们以两周时期齐国乐器考古为主。
见诸发表的齐国故地周代乐器考古发现中，西周制品目前仅见龙口和平村编钟、寿光已侯钟、胶县张家庄特磬三例，而这些乐器的出土地在西周时尚不属齐国所辖，因此可以说，西周齐国乐器文物至今仍无可信的研究材料。随着东周时期齐国实力的加强和齐文化分布区域的拓展，齐国乐器考古发现也相应增多。本文根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林济庄《齐鲁音乐文化源流》两书及各地发掘报告中提供的乐器资料进行了汇总，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8月，山东地区见诸发表的东周出土乐器（包括实用器与明器）共559件，分属齐、莒、鄅、莱、滕、邿、
、鲁、郯、薛等国。其中，确属齐国的有273件（包括清同治年间山西荣河后土祠出土的
镈一件），占上述总数的48．8%。总体看来，考古发现的齐国东周时期乐器多数出自墓葬，而且乐器之间多有明确的共存关系、为几种类型的配置组合。出土乐器较为集中的墓葬有以下几处：
1．海阳嘴子前M1、M4。嘴子前东周墓群位于海阳盘石店镇嘴子前村东北，此处共清理了5座墓葬，编号为M1、M2、M3、M4、M5。M1共出土铜、陶、石质遗物30余件，其中包括铜质镈钟2件，甬钟5件。两件镈钟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次，通体铁黑色，双范合铸，铸制规范。甬钟形体较大者3件、较小者2件，中间或有空缺，各钟均为双范合铸，其中2件已残。M4共出土铜、陶、玉、漆木器物240余件，由于墓室用青膏泥封填，椁室及头箱内的随葬品大都保存较好，尤其是青铜器和一些易腐朽的漆木器出土时鲜艳如初，在北方比较少见。墓中遗物包括铜质甬钟7件和钮钟2件，甬钟形制及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是为编钟。该墓北二层台上有两个用苇席包盖着的木架，皆施黑漆朱彩，编钟出土时就悬挂在其中一个木架之下。发掘者根据墓中随葬品的形制认为，嘴子前M1的时代在春秋晚期，M4的时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M4中铜甗、铜盂的铭文则表明，这座墓群可能是后来取代姜氏掌握齐国政权的陈氏家族远在胶东半岛的族墓和封邑。
2．临淄郎家庄M1。该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郎家庄村旁，北距临淄齐故城南城墙仅半公里左右。墓中共出土铜、金、铁、陶、漆、玉、石、骨、牙、贝、玛瑙、水晶、玻璃、丝麻等质地的遗物约一千件。墓中有陪葬坑17个，每坑一个陪葬者，都有丰富的随葬品，部分还有殉人。经鉴定，陪葬者骨架中有6具为15至3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殉人中则至少有5具是20至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发掘者认为，该墓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墓主人应该是卿大夫一级的贵族。该墓随葬品虽丰富，但随葬乐器仅有编磬3件，出土于6号陪葬坑，编磬均为青石质，保存较差，出土时已残2件。由于此墓早年曾多次遭盗掘，故无法知晓是否有其它随葬乐器。
3．阳信城关镇西北村战国墓。该墓位于阳信县城关镇西北村西洼地，主墓室尚未发掘，陪葬坑共出土陶、铜、石类遗物120余件，还有大量滑石管饰、滑石质磬片形饰、骨节环、穿孔蚌等。发掘者根据陪葬坑中器物的形制推测，该墓器物陪葬坑年代为战国早期。出土乐器存放于陪葬坑中部，共有钮钟9件、镈钟5件、编磬13件。该墓钮钟造型相同、风格统一，是为成编的乐器，镈钟亦然。钮钟和搏钟均制作粗劣，腔体极薄，铸疣未作修磨，内腔有窄细三棱状内唇，但无调音磨锉磨痕，腔内大都存留泥胎内范，为不能发音的明器，保存情况多不佳。编磬均为青黑色石灰岩磨制，有的磬出土时表面残存红彩，说明原来经过彩绘。因出土时受扰动，各馨原来的放置状况不明，发掘者将其由大而小编为13个序号，除2号磬出土前从据句部断裂又经粘合外，其余12件保存很好，仅部分编磬的侧边略有磕缺，多数磬棱角分明，几无磨损。多数磬发音纯正、清脆，音乐性能较佳。
4．临淄淄河店M2。淄河店墓地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淄河店村西南，东隔一条沟壑与田齐王陵相邻。该墓地目前共发现大、中型墓葬34座，已清理的7座均属战国时期。淄河店M2早在汉代和明清时期即多次被盗，椁室几乎被盗掘一空、之后又经火焚烧，残存的钟、戈、矛、戟等铜器被焚烧变形，其余的随葬品均被焚毁。墓内有专门殉葬坑，内有殉人12具，每人都有一定随葬品。经鉴定，其中5具保存较好的骨骼均为年轻女性。发掘者根据出土器物特征推断该墓葬年代约为战国早期，墓中铜戈铭文则显示该墓可能与春秋中、晚期齐国旺族国氏有关，墓主应该是具有一定权势的卿大夫。淄河店M2共发现青铜编钟34件和石编磬24件。编钟分镈钟、甬钟、钮钟三种，腔体较薄，皆为明器。其中，镈钟8件，分A、B两型。A型4件，形体较大，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是为一组。B型4件，形体较小，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亦为一组。甬钟16件，保存完整，分为两组，每组8件，均大小相次，形制、纹饰基本相同，是为成编乐器。椁室内有钮钟10件，由于遭火焚烧及塌陷的大石块砸压多已变形，无法复原，但基本大小相次，应为成组编钟。因椁室被盗，钮钟原有数量及组合情况不明。该墓编磬分为3组，每组8件，均为石灰石质，大小相次，形制基本相同，大小厚薄各异。馨体大多通体磨光，磨制较精，造型规范，个别留有磨制时的细擦痕，据孔单钻，一面钻孔光洁，一面为敲凿，有的据孔背面有凿琢的痕迹。
5．临淄大武镇东夏庄M4、M6。该墓地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东夏庄西南棉花山北麓，有关部门为配合齐鲁石化乙烯厂建设对此间7座有封土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M3、M4、M5、M6系战国墓葬，出土乐器发现于M4、M6中。M4中共有陪葬坑19个，每坑均葬有一个陪葬人，其中凡是能确定性别的均为女性。墓葬曾遭盗掘，尚存陶、铜、石、水晶、玛瑙、骨、蚌类器物700余件。其中有陶镈7件，复原3件，形制相同，大小有别，为一组编镈。陶钮钟7件，复原1件。该墓乐器出土时下方还伴有四块两长两短的方木板，板上有红、白、蓝三色彩绘纹饰，发掘者认为这些方木当是悬挂乐器的虡。该墓出土时原有陶质乐舞俑一套18件及陶鼓1件，因烧制火候极低，清理时已化为粉末。M6有陪葬坑22个，共葬有40个陪葬人，经鉴定后能确定性别的均为女性。该墓曾遭盗掘，尚存陶、铜、铁、石、玉、水晶、玛瑙、骨、蚌质器物1200余件。据发掘报告记载，墓中有陶镈、陶甬钟等残陶器，陶搏被压碎，无一完整器，陶甬钟保存较好，经复原为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1]《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录入M6陶镈2件（经复原），而陶甬钟仅2件、形制也与发掘报告有所出入。不知陶甬钟出土后是否又有残损，或整理时与其它陶乐器资料发生混淆，因此本文以发掘报告提供的原始资料为准。
6．长岛王沟M10。长岛王沟墓地共发掘墓葬19座，其中M10为大型贵族墓，时代为战国早期。研究者认为该墓的随葬品和墓式特征属齐墓无疑，并认为此处墓地与文献中“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的记载有关。长岛王沟M10出土2件扁圆形陶鼓，同墓还出土有彩绘乐舞俑，造型似为奏乐者。
7．章丘女郎山M1。该墓位于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西坡。墓室周围二层台上有专门存放随葬品的器物库，还有五座陪葬墓。每墓有陪葬者一人，还有数量不等的各类随葬品，随葬者皆为年轻女性。主墓室的外椁盖上发现殉人一具。研究者认为“这座大墓的主人可能就是齐国的大将匡章子”，墓葬的时代则“应属于战国中期偏早阶段。”[2]汝郎山M1共发现陶、铜质礼器、乐器以及玉器、玛瑙器、兵器、车马器、乐舞俑等300多件，还有各种骨、石、蚌串饰品6000余枚。其中，随葬乐器有钮钟7件、镈钟5件、编磬7件、陶埙1件。钮钟与镈钟造型大同小异，各自成大小相次的序列，均为成编乐器。部分钮钟因残破已不能出声，其余钟多数音色欠佳。编镈1、2、3号保存基本完好，4、5号残破严重。编镈和编钮钟出土时成套悬挂在同墓出土的乐器支架上。该墓二层台上原出土两套石编磬。西北角的编磬残破严重、仅存一件较大的石块。东南角7件编磬整体外形保存基本完好，造型相同，大小相次，均为青石切割磨砺而成、整体磨制光平、切割规整、表层可见细微的磨痕。倨孔开口多为一面稍大、另一面略小，壁周可见横向擦痕。这套编馨出土时有规律的排放在一长1．16、宽0．9米的彩绘木质磬匣内，应为实用器，但因残已不能作整套的测音。陶埙制作小巧玲珑，保存完好，尚能吹奏，应为实用器。另外，一号陪葬坑中还出土了彩绘泥俑38件，有奏乐俑、歌唱俑、舞蹈俑、观赏俑以及乐器、祥鸟等不同的造型。其中5件奏乐俑均为男性造型，分别演奏琴、编钟、编磬、大建鼓、小建鼓等乐器，与之相匹配的乐器表面均饰黄、红、褐等多种彩绘，乐器下面还置有支架、器座等附件。
8．临淄大夫观战国墓。大夫观战国墓位于郎家庄M1以东约0．5公里、为两座并列墓葬，考古工作者对西面的一座进行了发掘。据推测，该墓的年代为战国后期。该墓曾被盗掘，残存器物不多，其中包括甬钟8件、石磬16件。甬钟保存完好，青铜铸制，通体铜锈覆盖，造型大体相同、大小有序、是为一套编钟。这套编钟有内唇、无音梁、无调音痕迹，音质亦极差，故应系明器。石馨为2组编磬，每组8件。皆为青灰色石灰岩制，除乙组第四枚已断，其余保存较好。二组编磬音质均较好，皆为实用器。
9．临淄永流乡商王村M2。该墓地位于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西侧，文物考古部门为配合临淄水泥厂扩建工程在此间发掘了102座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古墓。M2年代为战国末期，是“临淄地区三十年来齐墓发掘极少数未被盗掘墓葬之一”[3]，据推测，该墓主人应该是卿大夫以上的官职，但墓葬的规格形制与墓主人社会地位并不相符[4]。商王村M2共出土各类随葬品216余件，其中包括石磬与铜质钮钟。发掘报告称该墓共出“石磬19件，按大小次序分两组东西排列，一组10件，另一组9件。”[5]《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录入商王村M2石磬16件，据该书记载：商王村M2编磬分甲、乙两组，各8件，每组均形制相近、大小相次，馨石保存完整，石灰岩质，磨制较精，造型规范，个别留有磨制擦痕，据孔单钻，一面钻孔光洁，一面为敲凿，有的据孔背面有凿琢的痕迹，各磬音质均较好。发掘报告所载另外3件石磬不知是否于出土后残碎，或因其它缘故未录入《山东卷》。另外，两书中提供的石磬尺寸数据也相差较大。本文认为，发掘报告是墓葬出土时的原始记录，故统计乐器数量时宜采用发掘报告提供的数字，可以避免由器物出土后各种因素造成的误解；而《山东卷》所载测量和测音结果是有关专家专门利用现代化仪器得到的科学数据，较之器物出土时的大略测算应该更精确，因此在分析乐器结构和音列时采用《山东卷》提供的数据结果。商王村M2出土钮钟14件，均为合范铸成，铸工精良，分甲、乙两组，各7件，每组大小相次，形制、纹饰相同，系成编的乐器，且皆为实用器。除乙组1号钟于口微裂，其余保存完好，通体绿锈覆盖。该墓编钟、编磬出土时，“附近有8件方形铜构件。构件原镶于木质钟馨架横木两端，横木朽毁后铜构件散落于墓底，构件内尚残留横木朽迹。”发掘者根据钟、馨和铜构件的出土位置推测，编钟、编磬在下葬时受撑室外空间所限并未悬于架上，而是被集中堆放、并将木架象征性地置于墓室中[6]。(www.xing528.com)
另有部分散见于各地的出土乐器，由于详细的墓葬发掘资料尚未公布，以下仅对其乐器的大体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1．临淄于家庄M1磬。该墓共出土石磬12件，造型相同，大小相次，是为一组编磬。磬体用石灰石制成，均表面磨制光滑，边缘齐整，倨孔系管钻。除第3、4号磬断裂外，其余大部分保存较好，个别因地下水浸严重而呈灰白色或略有磕缺。
2．临淄齐都镇石佛堂磬。该地出土石磬8件，保存良好，边缘几无磨蚀。各磬皆为青灰色石灰石质，造型规范，色泽齐整，是为一组编磬，磬体素面无纹饰，打磨精细，工艺较高。
此外，还有部分非墓葬所出的乐器，尽管缺乏地层依据、器物共存关系也遭到破坏，但因出土地点明确、形制特征明显，故而也被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1．章丘小峨眉山句鑃、甬钟。章丘明水镇小峨眉山北侧未发现有墓葬及居住遗址，但陆续有铜器出土，其中包括句鑃32件、甬钟4件。句鑃分两批出土，第一批22件与甬钟一起系掘地所得，第二批10件出自窖藏。句鑃大都保存完整，少数略有磕损，表面覆盖绿锈，锈蚀严重。甬钟皆残破音哑，为明器，亦已不同程度的破损。研究者认为小峨眉山甬钟的主人“应为王侯或僭越君礼的公卿大夫，从出土的其它器物看，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显示了主人地位的显赫。”并认为小峨眉山下的土鼓城可能就是春秋初期齐相管仲的封邑小榖。[7]
2．临朐杨善公社甬钟、镈钟。当地水利工程中发现青铜甬钟5件（为一组编钟）、镈钟1件，制作轻薄、简陋，皆属明器。据传当地还发现有石磬，但未见相关资料。研究者认为临朐甬钟、镈钟的时代稍晚于齐景公时公孙灶当权的年代，“应该属于春秋晚期”[8]。
3．临淄河崖头村镈钟。临淄齐都镇河崖头村位于齐故城大城东北部，此处被确定为一处齐国君王贵族墓地。镈钟等铜器系村东的淄河岸边窖藏出土，不知是否与祭河等活动有关。镈钟钟体双范合铸，铸制规范，通体绿锈覆盖，氧化严重。正鼓部能发出一音音高，但内腔平整，无音梁，无调音痕迹。
4．临淄齐都镇韶院村馨。由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农民捐献，原系冢存，共存关系不详。鼓博处阴刻“乐室”二字铭文。
5．海阳郭城镇西古现村钲。西古现村东南河旁台地1．5米以下发现有深度约2．5米的文化层，据推测此处可能有一座古墓，但未发现棺椁、尸骨。出土器物计有泥质灰陶罐1件、铜器6件。所出土青铜钲1件，保存完整，钮体厚重，器表有较薄的绿色氧化层覆盖，表面光滑素洁，体两侧及甬上均有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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