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曾被杜甫称为 “酒中仙 ”。李白是盛唐时期极负盛名的著名诗人之一。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涌泻而出,绝无牵强之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比较有名的关于酒的诗词有《将进酒》、《把酒问月》、《金陵凤凰台置酒》、《对酒》、《襄阳歌》、《悲歌行》、《对酒忆贺监》等。这些诗词皆为千古盛传不衰的咏酒名篇。
《月下独酌》前文已有述及,其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实在是李白关于 “酒的自白”。李白有酒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与其说李白是诗仙,倒不如酒仙更有人情味,醉酒下的诗文,气势是强烈的,意境是奇特的,想象是大胆的,语言是夸张的。他让自己的生命力和个性在酒中充分释放,在诗中尽情张扬,想长安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入京时 “迎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忧愁时,“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千里送别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待功名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思考人生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知是酒成名了李白,还是李白成名了酒。只知道李白与酒相得益彰,酒与李白融为一体,李白让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最好的发扬。
李白在《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写到:“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尔,陶然共忘机。”诗人到一山中隐士家留宿,置酒痛饮,谈话投机酒是欢喜之酒,情是欢喜之情。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要把洞庭湖和湘水一律化为美酒,使巴陵大地,酒浪滚滚,供他醉杀。可称千古酒人豪语之最。
《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 “酒”饱含了多少离情别意啊!
《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此 “酒”深藏了诗人多少寂寞冷落之情!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诗人借酒销愁,实如抱薪救火。《行路难》中说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感叹世路艰难,惋惜自己命运坎坷。还是《将进酒》最豪迈大气:“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杯莫停”,“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诗句名千古,诗仙酒中见真情。酒使李白实现了自我,成就了伟大的业绩;酒又帮助他超越了自我,成为中华文人不服权贵,率直坦荡的楷模。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 “诗圣”。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 “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 “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 “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表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杜甫诗歌中 “酒”呈现着诗人一生穷困悲愁生活的剪影,展示着唐代历史现实的画卷。酒中散发着真挚友谊的醇香,闪耀着美好人性的光辉。酒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芬芳。
据郭沫若先生的统计(见《李白与杜甫》),李白留下来的1050首诗歌中,与酒有关的有170首,占总量的16%;而杜甫留下来的1400多首诗歌中,与饮酒相关的就有300多首,占总量的21%。诗人和酒,往往要发生密切的联系。《曲江二首》之二是最真实的记录。诗是七律,只切取前四句如下:“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每天都要质当衣服来喝酒,而且要喝到 “尽醉”。没有衣服当时,便赊债,而且处处都有 “酒债”,酒喝的太多了,不伤身体吗?顾不了那么多,反正人活到七十岁是很少有的。杜老实在是拼命在喝酒。另有《曲江对酒》一首是同时之作,其中有这样的两句:“纵饮久拼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为了要纵饮,便不惜抛开职务 “懒朝”。特别是《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活画出了好酒情怀,也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杜甫。
杜甫也写过一首豪放的浪漫的跟酒有关的诗,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是他写得最豪迈的一首诗。
杜甫终身嗜酒,且卒于酒。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说杜甫是死在酒肉加白酒的中毒。杜甫以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四月到了耒阳,该县聂县令知君喜酒,且送牛肉伴酒,因为牛肉太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的不好,最终腐化,杜甫舍不得扔,殊不知腐肉有剧毒,且加上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于是导致一代诗圣在一个月冷星稀的寒夜,告别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最终报恨西归。他的嗜酒如命,漠视健康的人生态度,对于今天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www.xing528.com)
杜甫吟酒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白居易受杜诗影响,写了不少吟酒诗,其中《秦中吟·歌舞》无论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内容,还是在运用对比等艺术手法上,都受杜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影响。黄庭坚有一首《登快阁》,此诗形式上显然受杜甫的长律《曲江对酒》的影响。文天祥曾集杜甫的诗句为诗,抒发情感,以至于自己作的诗,他本人也 “不知是杜诗是己诗”了。元好问《和白枢判》一诗中有“白日放歌须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其中的第一句便是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原封不动地搬来的。至于清代的沈德潜、邓辅纶等人多少也受杜甫吟酒诗的影响。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晚唐著名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十七八岁的白居易初到长安时,大约与今天的文学青年差不多。他带着自己的诗稿,不无忐忑又不揣冒昧地登门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不失为性情中人,没有拒绝他,否则这颗 “明珠”还不知要尘封多少年。但一开始也没怎么拿他当回事。白居易呈上诗稿,顾况瞥了一眼署名,借题发挥道:“居易,居易?如今长安柴昂米贵,想在长安居住可不大容易。”但当他读到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拍案叫绝,慌忙改口说:“如此奇才,能写出这等好诗,想在长安留下也就 ‘居易、居易’了。”于是刮目相看,郑重地设宴款待。这或许就是白居易最初的涉酒。
白居易29岁得中进士,先后担任过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等京官。这是白居易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怀着 “兼济天下”的抱负,屡屡上书参与朝政,不仅敢于与权贵较劲,甚至敢于当面指责皇帝的过失。同时,他还有意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手法,以诗歌作为 “补察时政”、“泄导民情”的工具,写下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大量令朝中权贵切齿、失色的讽喻诗篇。在这一时期,白居易并没有多少涉酒之作,可见这时的白居易并不嗜酒。他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明了自己对饮酒的态度:“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 “勿嫌饮太少”,“便得心中适”。对那些狂饮烂醉者,他不感兴趣:“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
唐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皇帝安排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次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白居易十分气愤,立即上疏主张查处凶手,不料反倒让掌握朝政的权贵们抓住了把柄,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 “僭越”行为,不配再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根源当然还是那些讽喻诗。因此,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给白居易的打击很大。从那以后,他抱定了 “独善其身”的宗旨,“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与非。”而将酒、诗、琴视为 “北窗三友”,同时热衷释迦牟尼。
在洛阳居住期间,白居易命家人置了一付抬子,里面放上一张琴、一个枕头和几卷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文,抬杆两端悬挂着两只大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饮酌,尽兴而返。”“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寺观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良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他还不时地把朋友邀请到家中,先摆上酒席,再打开藏书箱,“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这一时期的白居易,酒量也大将起来,总是 “典钱将用买酒吃”。当他感到难以为继时,便亲自动手酿造。十年间居然酿酒百余斛。常常是 “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故自号醉吟先生。”十年间竟得诗千余首,是他一生创作总量的一半之多。大量涉酒的诗篇,差不多都出自这一时期。67岁时,他自谓 “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
晚年的白居易,信奉的是 “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整天陶陶然昏昏然,健康状况日见其差。他患有眼疾,曾作诗自叹云:“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可见视物已到了模糊不清的程度。为他看病的医生说,这与他的长期嗜酒有关,有意劝他戒酒或节酒。他不以为然。他的妻、子、弟、侄等一齐干预,说得多了,他便恼火,强词夺理与他们辩论。他说:人无完人,哪个没有一点偏好?我不过就是喜欢一点酒,这没什么不好。假如我好利,贪污受贿祸及全家怎么办?假如我好赌,一掷万金倾财破产怎么办?假如我好道,炼铅烧汞一事无成怎么办?幸好我不喜欢那些,只爱杯中之物,这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妨碍呀!何必硬要我舍弃呢?
白居易与酒,前半生、后半生判若两人,很显然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是他的人生信念发生嬗变的直接反映。他的后半生似乎消极有余,但也更值得玩味。他自己也曾评品自己:“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唐代嗜酒的八位学者名人,亦称酒中八仙或醉八仙。《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 “酒八仙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后世瓷器画面绘饮中八仙,每每于人物之上书以人名。以清代为多见。
《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诗中 “知章”,贺知章(公元659—744年),字季真,唐会稽人,自号 “四明狂客”。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官至太子宾客、检校工部侍郎、秘书监。写的诗清新通俗,《回乡偶书》、《咏柳》等都是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不朽名篇。“汝阳”,汝阳王李琎,是皇室贵胄,李隆基呼之为 “花奴”的侄儿。“左相”,李适之,一名昌,恒山王承干之孙,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宗之”,崔宗之,袭封齐国公。他风流倜傥,豪饮时藐视一切,高举酒杯旁若无人,醉如玉树临风摇曳,醉态十分优美。苏晋幼慧,以文章知名当世。苏晋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他一面斋戒参禅,一面嗜酒成性,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酒力胜“佛”。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最后一位焦遂,是位平民,他平时口吃,但五斗酒下肚,便能高谈阔论。
他们的豪饮虽不一定在同一场合,寄托也各有不同,但均在不满现实的同时,夹杂着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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