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学发展视野下的两种历史文化及其纠葛

这些都以历史为生计和梦想的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进而在魏玛德国的公共空间内摆出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姿态呢？事实上，这场笔战正是公共历史争议的一次呈现，只不过它的焦点问题不是某个历史事件，而是史学本身。若我们进一步分析其论辩话题，便会发现两大阵营表面聚焦于历史传记的目的、写法与本质，其实指向了历史研究（Geschichtsforschung）和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之间的纠葛关系。进一步而言，它是19世纪以降史学发展中两种观念相互碰撞的结果：即重视“历史书写”的前历史主义观念与重视“历史研究”的历史主义观念之间的较量。

一般认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观念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此之前上溯到16世纪的史学观念被称为“前历史主义”，因它与人文主义思潮联系紧密，又被命名为“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humanistische-rhethor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这种观念认为“史学”（Historia）就是“叙述事实”（narratio reigestae sei）。这些历史事实是所谓“三位一体训练”（语法、修辞和辩证）的组成部分。根据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讲述历史者的任务就是运用修辞来更好地提供历史经验。1504年，美因茨大学设立了德意志境内的第一个历史学教席，但其使命如诗学或辩论学那样，乃是“传播历史书写的技能”^[32]。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史料考证业已被视作史学家的必备技能，但史学本身仍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一些史学家的作品便被视作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对象，如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Gesch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1763）^[33]。简言之，“前历史主义”的观念把史学理解为“叙述事实”，因其目标是传播亘古不变的历史经验，故书写技巧或美学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自18世纪后半叶起，西欧社会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如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与层出不穷的革命体验，人们逐步放弃了停滞的时间观，对神秘未来产生了憧憬，以至于对历史的认识连同史学本身都出现了重大转型。^[34]其结果就是“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如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在哲学层面建构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旨在“深入理解个性、个别特征与超个性的人类形象”及发展理念，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生命哲学^[35]，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推动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形成，这种学科化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36]

第一，在自我界定上，把社会导向需求转变为科学认知兴趣，并将之精准化。史学不再被仅仅视作“叙述事实”，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且还扩大到知识本身，成为“科学”（Wissenschaft）^[37]认知的对象。由此，大量偶然性或延续性事件被归纳起来，人们从中得出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历史本体”。在德语语义学上，这一进程鲜明地体现在“历史”一词从复数（Geschichten）转向单数（die Geschichte）中。^[38]

第二，在方法上，创立历史研究的系统性路径。这一方面体现在从史料搜集、考证到论文撰写的一整套科学研究机制上，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历史研究者的职业图景越来越清晰（进入大学或研究所）、学术交往的平台日益专业化（期刊、协会）、培养模式也不断得到巩固（讨论班）。所有一切都再次表明史学对“科学性”的诉求。这一点后来被人们视作历史主义的核心内涵，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卡尔·豪斯（Carl Heussi）在讨论“历史主义的危机”时，主要针对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书写”^[39]。

第三，在旨趣上，把针对过去的视角转向当下和未来，用理解的方式来建构认同。聚贝尔在1859年《历史杂志》的创刊词中写道：“我们不想成为好古的机构。我们也希望首先处理那些与当下生命拥有着鲜活联系的史料及其与史料之关联。假如历史观察的最高使命是去认识所有事物和生命的法则及其统一性，那么这样一种认识只能更为明确地表现在过去仍然当下化的证明之中。”^[40]历史主义作为“正在上升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便致力于探求如民族和国家这样的重大时代问题。^[41]

第四，在书写上，告别修辞性，强调叙事化（Narratisierung）。由科学认知带来的“研究”（Forschung）概念取代了此前流行的“术”（Artes），让史学摆脱了归属于修辞术的命运，从而得以与诗学或艺术学分离。“描述”（Darstellung）更大程度上不过是重现了研究（Forschung）结果而已。到19世纪末，在贝恩海姆（Ernst Bernheim，旧译“伯伦汉”）看来，继续强调史学的文学或艺术特征的观点已经成为“偏见”，因为“它损害到历史的严格科学特性”^[42]。

总而言之，在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念下，“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对于书写技巧或美学功能的重视消失了，“历史书写”或者与“历史研究”分道扬镳，或者演变为“科学化的历史书写才是历史研究”这样的认识。到20世纪初，此类观念甚至还走出象牙塔，被一些通俗作家们所接受，在大众杂志《园亭》上所刊登的多数历史文章，也十分重视所谓“科学性的凭据”^[43]。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也曾努力“把自己乔装打扮为真实事件的编年史记录者，从而让自己的工作接近于‘科学的’历史写作”^[44]。历史小说家弗雷塔格（Gustav Freytag）曾多次要求出版社为他寄去“科学性的”最新史学著作，而他的这种态度连同支持“小德意志方案”的政治立场，也得到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认可，如特赖奇克便多次肯定和称赞其作品。^[45]

正是在上述认识下，历史传记之争中的专业历史学家们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们指责传记作家们只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却不了解其作品不过是一种“工厂制品”（Fabrikate）而已；这些著作引证错误，缺乏考证，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它们试图“显现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但都是“笨拙的”，而且未能“理解”老帝国；至于它们在书写上的成功，更被形容为“用汽水来冒充窖藏红酒”，并不足以重新燃起“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讨论。^[46]

然而，如此这般对于科学性的“历史信仰”^[47]，既忽视了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从未完全放弃过诗学或美学追求的事实，又对同时代“前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续存及延伸视而不见。恰是在这一意义上，路德维希的出现及反攻绝不是空穴来风。

首先，在书写功能及其美学认知上，历史主义史学并未与先辈截然分离。事实上，历史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他们对于“历史书写”的重视。

1821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其著名的《论历史书写者的使命》中特别指出了史学家与诗学家在创造性幻想方面的相似性：“历史书写者的使命是描写事件。他越是纯粹而完整无缺地实现这一点，他便越完美地完成这一使命……前者根据此前发生的事情，通过描写来达到事件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他补充和联系直接观察所未能看到的及碎片化的东西，如同诗人一样，靠的不过是幻想而已”。当然，史学家不同于诗人的是，他把幻想置于“体验与勘察真相”之下。即便如此，“历史描写，如同艺术描写那样，是对自然的模仿。两者的基础都是认识真实形象、找到重要之处、凸显偶然部分”。或因如此，洪堡坚持使用“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chreiber）而非“历史研究者”（Geschichtsforscher）或“历史科学家”（Geschichtswissenschaftler）来称呼史学家。^[48]

兰克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把史学塑造为一门联结科学和艺术的学科。早在1814年，他便写道：“人们曾经说过，古人完全是艺术性地处理史学，而在这种历史书写的艺术中，存在着人们无法企及的贡献……在这里，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少；也是在这里，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因为科学勘察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艺术会把这件事刻画出来，并将之表现在眼前。”^[49] 19世纪30年代，他又一次强调“史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地方在于，它同时还是艺术”^[50]。1872年，他再次谈及“历史书写的艺术”。在他看来，历史书写的科学特点使之有别于历史的哲学建构与历史资料的诗性加工，但历史书写仍然需要遵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规则。^[51]不过，这位历史主义的鼻祖比洪堡更清晰地区分了史学的认知功能与描述功能，强调了历史书写的工具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兰克表扬过一些历史小说家体现了“诗性描写的好处”^[52]，而其个人也是把书写与研究有机结合的绝佳范例，如他的《16—17世纪罗马教皇史》在30年间再版6次，《宗教改革史》到20世纪初已有第4版。^[53]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历史主义作为“美学性历史书写”的特征。^[54]

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部分接受了兰克的历史书写观。在其名著《历史知识理论》中，他探讨了“幻想”（Illusion）的作用。由于“我们的知识片段和历史知识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历史学家（Historiker）不得不制造一种“事件、动机和目的的封闭式链条”，来提供“一种完整历史进程的幻想”。他称之为“历史的教育式描写”（didaktische Darstellung der Geschichte）。但与兰克不同的是，他试图严格区分“历史学家”和“诗人”或“小说写作者”。历史学家所处理的“幻想”首先是“置于人类教育视角下的整体”，其目的“是为了用业已得到论证的人类精神发展延续性的知识，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思想世界，让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去看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并去接受它，在理解这种联系后去参与发展”^[55]。由此，他把书写功能嵌入到研究功能中，如其手稿所言，“历史学家越是根据实际地、现实主义地在事实中进行思考，他就越能够更好地讲述”^[56]。(www.xing528.com)

特奥道尔·蒙森正是历史主义学派中把书写艺术完美嵌入到研究主旨中的杰出代表。他最开始接受的是法学训练，但自觉跟上了历史主义的步伐。其《罗马史》基于十分严格的实证基础，如采用了大量刚刚发现的铭文，还同时运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这使得他不仅受到了专业史家们的尊重——德罗伊森特别称赞了他的作品^[57]——而且让该书颇为畅销，到20世纪初已出现了第10版^[58]，他还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1874年，他曾用充满敬意的口吻说“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schreiber）“或许更多属于艺术家，而不是学者”^[59]。然而到晚年时，他的研究意识越来越增强，“写诗是一种放纵，诗人们如此说；历史书写的内涵则更多。因为史学家必须知道所有一切，而独特艺术存在于它不需要考虑对立面的地方”^[60]。在研究者看来，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精神行动把历史书写排斥在外”，使得即便蒙森这样拥有极高结合两者能力的学者，也面临了写作困境。而这一点正是他始终未能完成《罗马史》第4卷的重要原因。^[61]

简言之，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对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的模仿与延伸，远比20世纪初的那些专业历史学家们理解得更为复杂。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二分法也从来不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哈特维希（Wolfgang Hardtwig）所言，“这样一种无意的、与表面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思潮相抗衡的历史主义理论中的诗学和美学部分，应被我们牢牢记住”^[62]。

其次，进一步来看，即便在职业圈中，历史主义观念也不是“一统江湖”的。与德罗伊森同时代的不少历史学家并未接受所谓“科学性史学”的“学科矩阵”（disziplinäre Matrix）^[63]，而是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哥廷根大学历史教授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enus，1805—1871）便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如同艺术家之于身体原型、诗人之于一种特征的理想类型那样，历史学家也应该学习认识已发生之事的纯粹形式，以便冷静而确切地从相关偶然性中提取真正重要的因素。”^[64]在多卷本的文学史中，他便用诗学理论来思考历史书写作的旨趣与方法。^[65]

布克哈特及其文化史或许是19世纪历史主义思潮的最大对立面。他反对过程性的、目的性的历史描述，因为“鲁莽地参与到这样一种世界方案中，将会导致错误，它是从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中心是“那些有忍耐力的、奋斗着的与行动着的人”，是把“那些不断出现的、稳定的、典型的东西视作在我们这里能够回忆起、并且得到理解的东西”^[66]。正因如此，艺术才是“真正的真实性”的承载者，是一种“内在世界的永恒”。历史学家应该“感谢诗歌，因为它认识到人类之本质，认识到有关时代与民族的丰富启示”，“对于历史而言，诗歌是民族中永恒之物的图景”^[67]。

这样的思想后来被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所继承，进而引发了20世纪初的“文化史之争”。兰普莱希特认为，倘若史学是一种科学，那么它就必须阐述一般性的发展规律，进而必定超越政治史而扩展到文化史、经济史、法律史和思想史。在他看来，“某种艺术化的研究方法比科学本身能够产生对于历史过程更为‘科学的’理解”^[68]。

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职业圈外的人文学者也陆续对历史主义观念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尼采、狄尔泰及李凯尔特。尼采对整个19世纪的历史书写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历史书写存在着“纪念”“好古”和“批判”三种途径。这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史学作为科学的自我界定。在尼采看来，倘若史学未能如歌德所言，“通过高贵的实践影响外边的世界”，那么它便不过是一种“死的知识”^[69]。狄尔泰从一开始就否认史学是一种科学：“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理性来理解客观精神，而是得返回到那在各个共同体中有其连续性的生命单位的结构性关系的系统之中。我们不能将客观精神嵌入一个观念系统，而是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其实在性的基础。”^[70]李凯尔特进一步指出历史研究的主观特征：“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做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又不至于像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而且经过处理和简化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还不能视为科学表述的单纯事实‘描述’”，“认为在历史科学上有时也能持一种绝对摆脱价值的观点，即不仅避免做出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而且还要避免使用理论上的价值联系，这乃是自欺之谈。”^[71]

最后，正如20世纪20年代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观念作为“有关人、文化及其机制的所有思想的本质历史化”、一种“有关历史、国家和社会的特殊德国思维”，其危机并不仅限于学界内部。^[72]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学界之外公共领域中的历史书写，同样充满着“前历史主义”色彩，只不过到20世纪初，这样的色彩伴随着路德维希们的自我意识强化而变得更为耀眼。

在19世纪以降的德国，参与历史书写的人自然远远超过专业史学家的数量。^[73]他们有些自学成才，有些则接受过专业培训。^[74]他们以历史小说、历史剧本甚至简史等体裁，进入商业市场。其中不少著作颇受欢迎，如上文提到的历史小说家弗雷塔格的《借方与贷方》（Soll und Haben，1855）到1918年推出了94版^[75]，一本有关东哥特人争夺罗马的历史小说（1876，初版）到1918年重印了110次！^[76]

这些面向公众的历史书写有意继承了传统的修辞性描写策略，如（1）去除注释，一位历史小说家表示，“作者特别删除了注释；假如该书不是写给德意志青年人，而是为评论家写的，他会补上的”；（2）改变研究动态的呈现位置与功能，大部分著作把相关研究书目从开头移至附录中，而且不加评述；（3）直接引用研究成果而不加考证，大部分的写作重点在于美化而非证实；（4）把繁杂的学术语言简化，以取悦读者的休闲需求，如一本1858年的帝国简史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希望一本应该取悦自己的历史著作做点什么事呢？首先就是吸引和迷惑”。为此，多数作者会举例证明、主观评价、栩栩如生地描写。一位畅销作家坦言：“对于描写而言，最有保障的手段……更热烈的兴趣，在我看来，就是历史名人，连同其在最准确情势之下所有方向上所起到的独特的进步作用。”^[77]

部分策略也被那些愿意面向公众写作的专业史学家所分享。慕尼黑大学的中世纪史专家波罗西恩（Hermann Brosien）在其有关查理大帝的传记中也删去了所有注释，还如此解释说：“由于这是以普及形式来撰写查理大帝传记的尝试，删除与史料相关的引证以及最近研究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并非是鲁莽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完结。”^[78]

进一步而言，19世纪出现的大众读者群是上述“充满着前历史主义”色彩的著作能够流行的重要前提。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观念是被所谓“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所分享的，但他们的数量始终有限。据估算，此类人在1850年左右大概有23万，到1870年增加到30万，一战爆发前最多只有68万。^[79]与此相反，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推广，更多人拥有了阅读历史的能力。一些人并不关注历史主义观念所强调的“科学研究”，甚至对某些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时对普世史的话题表现出更大兴趣。^[80]

在上述背景下，路德维希在魏玛时代的崛起，除了其个人努力外，实际上也是此前一百年间公共领域内实践人文主义—修辞式历史书写的延续。他在传记中使用的那些描写策略，多半与前辈们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史学与诗学》一文中自觉梳理了这一传统，点出了从布克哈特到老蒙森的实践。进一步来看，他的读者群几乎覆盖了所有阶层，如在波莫瑞州，读者中的工人比例高达40%；而在法兰克福市，76%的读者来自资产阶级；其作品中的戏剧氛围和叙述结构甚至还得到了资深剧作家的称赞。^[81]

言而总之，当我们把这场历史传记之争置于19世纪以降的德国史学观念发展史中加以观察，便会发现，专业历史学家们与路德维希的矛盾，实际上源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的观念纠葛。在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形成的光谱中，历史主义观念越来越偏向后者，而人文主义—修辞式的历史观念更关注前者。但无论是专业圈，还是学者群体或公共领域中，还存在着大量兼及两者的实践。问题在于：当舒斯勒们与路德维希爆发笔战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两端，实则过度放大了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