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六次龙山古迹的奇观

吴金鼎

让我们将时光拨回到9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

1928年3月24日凌晨，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虽夜色未消，但住在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一间宿舍里的两位年轻小伙儿却早早起床了。他们随便吃了些早餐，便径直去济南北关坐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这两位年轻人，一位名叫吴金鼎，另一位是崔德润，两人是好朋友，打算前往章丘龙山镇考察一片神秘的土地。那么，吴金鼎和崔德润为何要到访龙山镇呢？他们到底要考察什么呢？

原来，当时吴金鼎正在齐鲁大学任教，他曾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跟随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攻读人类学专业，所以对田野考古兴趣浓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有志于为家乡的考古事业做贡献的吴金鼎便回到母校齐鲁大学任教。除了做实地考察以外，他还经常翻阅相关史料。在翻阅《济南府志》和《历城县志》时，他发现济南当地一座已被废弃的平陵古城竟然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这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决定找个机会亲自去探访一下。机缘巧合，过了不久，他的朋友崔德润来到齐鲁大学。说起平陵古城，崔德润也有所耳闻并饶有兴趣，愿陪他一起去探访古城遗址。就这样，二人于1928年3月24日一大早，兴冲冲地搭上了东去的列车。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平陵古城遗址的所在地——龙山镇。随后，他们找到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张绳五当向导，一起前往古城遗址。

这座古城虽早已被废弃，城墙也毁坏殆尽，但通过残存的城基仍可以看出其宏大的规模。他们在城址中四处搜寻，却只捡得一些砖瓦碎片。突然，在一条土沟里的一堆残砖乱瓦中，吴金鼎发现了一块厚石片。此物上面雕刻有多个圆圈图案，经过仔细分辨，竟然是一件用于铸造五铢钱的汉代钱范。吴金鼎不由得一阵狂喜，忍不住大叫起来。本想再继续搜寻一番，看看还能发现什么“宝贝”，怎奈天色已晚，吴金鼎和崔德润只好辞别张绳五，恋恋不舍地乘车返回齐鲁大学。虽然此行收获不大，但还是令吴金鼎感到惊喜，他对平陵古城遗址愈加惦念了。

于是，1928年4月4日，吴金鼎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龙山镇。正是这次龙山访古，因一次偶然发现，让他名扬四海，也令龙山震惊天下。本来，吴金鼎此次来龙山还是为了探访平陵古城遗址，所以他仍然找到张绳五当向导，但遗憾的是，他们在古城遗址几经搜寻后并未有新的发现。返程途中，当他们二人走到村北，站在高地上往镇东望时，看到在武源河畔有一个小城垣状的台地。张绳五向吴金鼎介绍说，那是城子崖，俗称“鹅鸭城”。吴金鼎心生疑惑，不解地问：“老百姓养鹅养鸭何须用城？”张绳五笑道：“那可不是普通老百姓养鹅鸭的地方。相传，在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的五儿子李祐被封为齐州都督，龙山一带也属于他的辖区。李祐骄奢淫逸，不务正业，尤为喜欢斗鹅、斗鸭，因此让人在城子崖这个地方养了许多善斗的鹅、鸭，于是老百姓就讽刺此地为‘鹅鸭城’。”吴金鼎听后觉得甚为有趣，决定临时改道，去城子崖一探究竟。他沿崖南行，却没想到发现崖上的红土、灰土分层明显，堆积较厚，土里夹杂有陶片、贝壳、动物骨头等，并且在断崖上还发现有火烧的痕迹。经过一番仔细搜寻，他仅找到了两枚粗糙的骨锥，并未在土层中发现金属器、瓷器等遗物及碎片。凭借知识积累和专业敏感，吴金鼎觉得这个遗址比平陵古城遗址年代要久远得多。根据种种迹象，他推断这个遗址应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此后，他暂时放下对平陵古城的勘察和研究，转而探索神秘的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全貌

1929年7月31日，吴金鼎又踏上了城子崖这片神秘的土地，这是他第三次到龙山镇访古。此次，吴金鼎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他在距台地顶部一丈二尺的崖壁上凿了一个斜洞，没想到只挖了约半尺深，就发现了一件完整的石斧。次日，他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勘察。他发现，遗址中土层的颜色除了红色就是灰色，包含物以陶片居多，也有一些骨头、贝壳、石器等，还有取火的痕迹。单从陶器来看，在该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一种油光发亮的黑色陶片。吴金鼎推测，这种油光黑陶或许就是城子崖遗址所蕴含文化的典型特征，这明显不同于此前国内发现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

为了进一步探明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内涵，吴金鼎于同年8月12日第四次前往龙山，此次一待就是五天。几天内，他绕着城子崖遗址四周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勘察，周围七八里的区域内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后，他对遗址周边各区域的年代做了大致推测。他认为，城子崖遗址及孙家庄南崖的灰土层为年代最古层；龙山镇东大道沟两崖及东北大道沟北崖所包含的灰土层年代稍晚些；而镇西直至西河皆属较晚的文化区域，年代距今不远；镇北大沟所包含的文化层，年代较镇西要早。

同年9月28日，已被城子崖遗址深深吸引的吴金鼎第五次来到了龙山。这次，他在遗址中部一片明显被水冲刷的区域内，捡到了一把完整的石刀和一把带孔的半块石刀以及一些陶片。当地农民告诉他，这个地方处于“鱼脊骨”上，石块较多。在征得农民同意后，他在田里东西两边各挖了一个五六尺长的坑，从中发现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与地面所采集的相同。此次，城子崖遗址的神秘彻底征服了吴金鼎。回去后，他立下誓言，将来一定要揭开城子崖遗址的“面纱”，彻底弄清该遗址所蕴藏文化的内涵。

同年10月9日，已“走火入魔”的吴金鼎又来到了城子崖遗址，这是他第六次访龙山。这次，他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尝试性发掘。他采取以前惯用的“向壁深凿法”，在大道旁东西两台的最高崖壁上进行凿洞。每获一物，他都记下离地的深度以及其在遗址中的位置。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他收获颇丰，获得了比较完整的石斧、石凿、油光黑陶杯，还有一些陶片、残碎石器、骨头、贝壳等。他心满意足，满载而归。至此，神秘的城子崖遗址和龙山文化开始向世人展现出真容。

这正是“金鼎六次访龙山，古迹真容终显现”。

正是由于吴金鼎的偶然发现和坚持不懈的考察、探索，使得历史的夜空中又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明星——龙山文化，这不仅改写了中国文明发展史，也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鉴于吴金鼎对龙山文化的发现之功和对中国考古学的突出贡献，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位一代考古学大师的身世和人生经历做个简要介绍。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山东省安丘县宋官疃镇（现已并入景芝镇）万戈庄人。出身于农耕世家，幼年家贫，父母无力供其上学。幸而得到富有远见的外祖母的支持和资助，年幼的吴金鼎得以求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小学、潍县广文中学（今潍坊二中）。吴金鼎深知机会难得，故发奋刻苦，终于在1919年考入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学系。

1926年，吴金鼎怀着“知识救国”的宏图大志，刻苦深造，又考取了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他师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系统攻读人类学专业，从而爱上考古工作，并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

1927年，吴金鼎完成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课程，但因没有完成毕业论文，故未取得毕业证书。同年，他离开清华，返回母校齐鲁大学任助教，并开始在山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工作。

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吴金鼎先后6次前往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做考古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进而舍弃对平陵古城遗址的研究，确定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其学术研究的专攻方向。1930年，吴金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本上发表《平陵访古记》一文，记录了他6次探查龙山古代遗址的经过和重要考古发现。之后，经过对城子崖遗址的数次发掘和系统研究，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现、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930年，吴金鼎获聘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助理员。1930年秋，史语所派他前往山东东部距章丘龙山约60里的临淄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他在临淄发现的一些石器和黑陶碎片，竟然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遗物属于同一种类型，于是论证黑陶的发现并不仅限于龙山一处。同年10月18日，他与其师李济一同视察龙山遗址，此后“黑陶文化”被学术界广为重视。同年11月7日至12月7日，他与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展开了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批黑陶和卜骨。(www.xing528.com)

1931年2月2日至5月12日，吴金鼎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李光宇、王湘、周学英等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的第4次考古发掘，获字甲751版、字骨31版，共782版，兽骨刻辞1件，器物共二百余箱，并在小屯村北发现殷人居住的洞穴。

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吴金鼎与李济、董作宾、刘屿霞、王湘、周英学、李光宇等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6次发掘，获得字骨1版，发现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房基和完整的殷代炉灶，以及陶、骨、石、蚌等各类器物百余箱。同年冬，他再于津浦铁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出土黑陶和石器的古代遗址。

1933年7月，吴金鼎获山东政府的奖学金，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叶慈教授修读博士学位。同年冬，他跟从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做考古发掘工作。

1934年，吴金鼎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屿霞合著的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出版。该书是我国早年关于“龙山文化”的一部重要发掘和研究报告，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的根源之谜。它以大量的实物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并得到了公认，为确立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永恒的坐标和不朽的丰碑。

1935年，吴金鼎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助金，于夏季返回中国考察最新出土的陶器，特别是数量达数万片的史前陶器。同年10月，他在英国伦敦完成《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一文。该文于1936年发表在史语所专刊之十三《田野考古学报告》第一册上。文中说明高井台子遗址内包含类似积累的三叠文化层，上层为灰陶，中层为黑陶，下层则为彩陶。

1937年，吴金鼎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离英归国。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发行。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陶器及考古学的必备参考书。吴金鼎学成回国时，时值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田野发掘工作极度萎缩，考古队伍遭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他先被李济安排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后应傅斯年邀请，重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重任，成为史语所年轻一代的学术中坚。

《中国史前陶器》

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吴金鼎与曾昭燏、王介忱（吴金鼎的夫人）到云南大理和洱海境内做考古工作。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联合组成“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负责调查苍山、洱海一带的史前遗迹。调查期间，他们先后发现了32处遗址，并主持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龙泉、白云等多处遗址，之后撰写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从而奠定了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成员中有两位女性——吴金鼎的夫人王介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这是女性考古学家首次在中国从事田野发掘，所以此次发掘也开了一个先河，即“女性考古”。

1941年，吴金鼎任史语所副研究员。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又联合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到川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仍由吴金鼎任团长。同年春至1942年12月9日，他与夏鼐、曾昭燏、高去寻、陈明达、王介忱等人先后探明了900多座汉代崖墓，并发掘了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王家沦、寨子山、陈家土扁等多处遗址和墓葬，共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室墓2座，阐明了四川地区特有的一种墓葬制度。

1943年春，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立博物馆及中国营造学社（当时已经成为博物院之一部）联合组成“琴台整理工作团”，吴金鼎再次出任团长，主持成都抚琴台前蜀高祖王建墓“永陵”的第二阶段发掘。自3月1日至9月21日，他们探明了永陵的墓道及地宫，清理了前室和中室，并判定其年代下限为唐末五代，可谓成果丰富，成绩辉煌，对于五代十国时期的王陵建筑和艺术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琴台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在成都整理发掘报告，但国内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已严重恶化。在国破民穷的情形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促使吴金鼎决意弃笔从戎，参加抗战。即使傅斯年再三挽留，也没能改变他的心意。1945年，吴金鼎加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任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2招待所主任，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障。但是，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而是给了他5个月的假，可期满后战局仍未结束，吴金鼎不得不再三请假。其实，吴金鼎在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不忘读书和从事他心爱的考古研究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吴金鼎也解除军职。他本来打算回史语所继续从事其热爱的考古工作，但母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事。1946年3月，吴金鼎在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最后接受其母校齐鲁大学的邀请，返回济南，主持学校复员之事。在校内，他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工作烦琐而忙碌。他在担负的各项工作上都有出色表现，为齐鲁大学贡献良多。

在齐鲁大学任职期间，吴金鼎仍不忘田野考古，亲自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做史前遗址调查，并出版新著《山东人与山东》。他还亲自编写考古学讲义，讲授《田野考古学》，培养考古人才。其实，吴金鼎还是非常怀念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的纯粹性考古研究工作，梦想有朝一日还能返回田野考古工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说：“在中国考古刚刚发轫的时代，像吴金鼎这样正统派的田野考古学家，尤为需要，只有多做田野工作，多发现新材料，然后才能进一步做切实可靠的综合工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至去世，吴金鼎再也没机会参与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正当吴金鼎不遗余力地培养考古人才的时候，却因劳累过度患胃癌入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由于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返回济南不久即于1948年9月18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

通览吴金鼎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辉煌，正如昙花一现，闪出了耀眼的光辉，留住了永恒的美丽。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已与他的名字融为一体，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发展的丰碑上，深深印入世人的记忆里。

无论未来世事如何变迁，每当有人提起“龙山文化”，也许都会想到当年那位6次去龙山访古的年轻人。正是由于他那次的偶然发现，成就了他与龙山文化的美丽邂逅，才得以让埋藏在地下4000多年的古文明重见天日，轰动世界，正所谓“千载沉睡无人知，一朝醒来惊天下”。虽然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历史的机缘却使具有丰富考古知识和田野经验的吴金鼎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正如作家岳南在《南渡北归》第十一章第二节中所说：“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

吴金鼎一生的志向是为中国文化找寻源头，他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值得后人学习，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值得世人敬仰。虽然他没有后代，但却留给人们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