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自朱子作《诗集传》，专攻《小序》，说《诗》乃颇与毛、郑歧异，元、明以来，学者宗之。国朝诸儒，祖述汉氏，薄弃宋贤。陈启源氏始力诋朱子，一反毛、郑之旧。乾、嘉以后，曼衍益甚。于是，《集传》一书，仅为习贴括者之所循习，耆儒硕老及稍有志于古者一深摈而不之及矣。夫异毛、郑不自朱子始也，欧阳氏固已启之矣。彼岂好异论，抑实于志有所不能安者欤？ 或谓汉儒之学长于考证，宋儒之学长于辞义。毛、郑之学互有得失，不可偏废，似已。然毛公《故训传》岂果举义理，文辞而一不之及欤？ 朱子《集传》，固时不免臆断，亦岂无确有依据为前人所逮者欤？ 世皆谓毛公遵《小序》，然即篇首《关雎》一诗，其说与《小序》固已岨峿而不合矣，世固弗之察耳。苏子由氏于《小序》独采首一语，而其余则无取焉。其说果然欤？ 否欤？ 郑康成依《毛传》作《笺》，然其与毛公异者抑何多也。即其同者，亦岂能悉得毛公之意欤？ 郑与毛且不能尽同，况能胥强后之人而同之欤？ 孔子论《诗》之言，著在《论语》，孟子之说《诗》也，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斯为得之。”秉孔孟之指，以进退百代后儒之说，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解答
要解答这一组问题，牵涉面很广，也不是从一两个方面回答得了的。下面分几个方面作一些说明：
（一）
西汉鲁（山东曲阜）人毛亨（人称“大毛公”），开创“毛诗学”，作《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以授毛苌（人称“小毛公”）。毛苌是西汉赵（邯郸）人，《诗》学受之大毛公。《诗》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距毛公作《传》已有五、六百年了。《毛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是《关雎》一诗前边的《小序》之后，有一大段文字，是冠于全书的序言。《小序》是加在每篇诗的前面，提要解释性的短文。《大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明“言志”是诗歌艺术的本质；教化作用是诗歌应有的社会功能；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的创作原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大序》还对“风、雅、颂、赋、比、兴”作了解释。《小序》置于每篇诗之前，说明诗篇的主旨、作者、写作背景等，有似诗的提要，好像诗因序意而作。
《毛传》多以史证诗。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毛传》所云，皆与《左传》符合。《毛传》讲“美”讲“刺”。到了东汉末，大儒郑玄，字康成（127—200），为《毛传》作笺释，书名《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毛公作《毛诗故训传》并不完全遵从《小序》，如首篇《关雎》一诗，其说与《小序》就岨峿（jǔ yǔ，不相融合的样子）不合。《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毛传》云：“《关雎》后妃之德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陂（邪诏不正）私谒（妇人有宠多私受亲戚请托）之心。”《小序》讲的是后妃之德的重要性，放在风化的首位，其作用可以风化天下，对乡人和邦国都是适用的。而《毛传》又强调了“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有进贤之志”，而无邪诏不正和私下接受请托之心。这些与《小序》之意显然不完全相合。
（二）
郑康成依《小序》作《笺》，其《笺》与《毛传》有同有异，即其同者也不能全得毛公之意。下面就其同异两个方面举例说明之。
其相同者如：
《秦风·蒹葭》中“宛在水中央”句。清代桐城人马瑞辰根据《说文》释“央”为“旁”。《毛传》《郑笺》都认为“中”是语词，“之”也。“水中央”即“水之旁”。下二章中的“中”字，义亦同“之”。
《邶风·静女》：“爱而不见”句子。《毛传》《郑笺》都按“爱”的本义解释。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认为“爱”是“薆”的假借字。“薆”，隐避。女孩子有意戏弄男子，暂时隐避不现身。
其相异者甚多，略举例如下：
《郑风·山有扶苏》，《诗序》云：“《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忽，即郑昭公名忽）。一般认为，此诗是一个女子跟恋人戏谑的短歌，全诗两章，首章前两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毛传》云：“兴也，扶苏，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次章前一句：“山有桥松，隰有游龙。”《毛传》云：“松，木也。龙，红草也。”《郑笺》云：“游龙故纵也。桥木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红草放纵枝叶于隰中，喻忽听咨小臣。此又言养臣颠倒失其所也。”这第二章的笺释与《传》毫无联系。再说，《毛传》在第二章中不言《序》的旨意，而《郑笺》却自出心裁与《序》挂钩。清人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批评郑康成说：“扶苏、桥松，皆木也，宜于山；荷华、游龙，皆草也，宜于隰。反喻昭公用人贤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不如也。《传》义平正简明，康成不用其说，分首章之“兴”为用臣之失所，次章之“兴”为养臣之失所，凿矣。”
《关雎》旧分三章。《毛传》述其章旨，第一章云：“后妃说（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第二章云：“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第三章云：“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毛公皆以淑女为后妃，《诗》方后妃有盛德，为君子好匹，宜有钟鼓之乐。郑氏之《笺》，与《毛传》龃龉不合。第一章《笺》云：“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第二章《笺》云：“言后妃之共荇菜之菹（zü，音租，沼泽地），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言后妃觉寐则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第三章《笺》云：“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琴瑟在堂，钟鼓在庭，方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共作，盛其礼也。”凡此云云，与原诗及《毛传》风马牛不相及也。
马瑞辰批评郑玄：“后妃求观之说，始于《郑笺》误会《诗序》‘忧在进贤’一语为‘后妃求贤’，不知《序》所谓进贤者，亦进后妃之贤耳。”
郑氏谓“三夫人以下”。据《礼记·昏义》：“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郑玄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清学者道光举人陈澧《东壁读书记》云：“毛以后妃为淑女”，“郑以淑女谓三夫人以下者，由未解篇义‘忧在进贤’之语。”
《王风·丘中有麻》首章后二句：“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伺闲独来见己之貌。”二者文意，显然有别。《传》从贤者难进的角度，描述诗人用此诗表达“难进之意”，而《笺》则以“思之欲使来，认为‘不宜言其难进’”。
《小雅·斯干》第五章：“殖殖其庭，有觉其楹。”《毛传》云：“有觉，言高大也。”《郑笺》云：“觉，直也。”
《卫风·伯兮》首章：“伯兮朅（qiè，健武貌）兮，邦之桀兮。”《毛传》：“伯，州伯也。”《郑笺》：“伯，君子字也。”《传》之言：“州伯”，即称“州长”。唐代孔颖达《疏》云：“伯、仲、叔、季，长幼之字，而妇人所称‘伯’也，宜呼其字，不当言其官也。”他否认《毛传》的说法。
《齐风·卢令》次章：“卢令环，其人美且鬈。”《毛传》云：“鬈，好貌。”《郑笺》云：“鬈，意为勇壮也。”鬈（quān），头发曲弯，形容发美好。今人注《诗》，有将“鬈”注为“健勇”者。
（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其草堂匾曰“晦庵”，人称“晦庵先生”。他作《诗经集传》，在注释方面，多采取三家诗。郑玄作《毛诗传笺》，也多采用三家诗，最多的是韩诗。因此，朱子取三家诗作注时，有时与郑氏相同。朱子为《诗》作传，摈弃《诗序》解诗的传统，从诗篇本身探求诗的主旨。因此，朱氏《诗集传》，颇与毛、郑歧异。
一、对“风”的解释，与《毛诗·大序》有异
《大序》认为，《诗》是宣扬教化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义而谲（j Ué，委婉地）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又说：“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说：“而‘风’者，民族歌谣之诗也。”
二、对诗旨的诠释
《周南·关雎》，《毛诗序》云：“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朱熹在《诗经集传·序》中说：“谓之‘风’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又说：“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余谓‘此言于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朱熹强调了这首诗的感动作用；而感动力量来源于“性情之正，声气之和”，由艺术的感染力量，而达到政治的教化作用。
《邶风·柏舟》，《毛诗序》云：“《伯舟》言仁而不遇也。卫倾公之时，仁而不遇，小人在侧。”《郑笺》云：“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孔颖达疏《郑笺》云：“《笺》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进士，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泛其流’，明与小人并列也。言‘不能奋飞’，是在位不忍去也。”朱熹《诗集传》：“妇女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方以柏为舟，坚致牢实，而不以乘载，无所依薄，但泛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隐忧之深如此，非为无酒可以邀游而解之也。《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绿衣》）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
《卫风·静女》，《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把表述男女正常爱情活动之作，斥为淫奔之诗，仍头巾之气十足，与汉儒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王风·丘有麻》，《毛诗序》说诗的主旨云：“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说是国人思贤之作。朱熹在《诗集传》中说：《丘有麻》“女子盼望与所私者相会”的诗歌。诗中“丘有麻”“丘有麦”“丘有李”，是说在麻田里，麦地中，李树下，正是姑娘与情郎抒发爱情的地方。
《卫风·木瓜》，《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曹，齐桓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朱熹之说得到现代学者的赞同。
三、对诗句中词语的诠释
《周南·女坟》首章：“未见君子，怒如调饥。”《毛传》：“怒，饥意也。”《郑笺》：“怒，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也。”朱《诗集传》：“怒，饥意也。”
《王风·丘中有麻》首章：“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施施，舒行，伺闲独来己之貌。”此处，《传》从贤者难进的度角，描述诗人用此诗表达“难进之意。”《笺》则以“思之欲使来”，不言其“难进”也。朱熹《诗集传》：“施施，喜悦之意。”
《卫风·伯兮》，诗中对“伯”的解释，《毛传》：“伯，州伯”。朱《诗集传》云：“伯，妇人目其夫之字也。”
《齐风·卢令》次章：“卢重环，其人美且鬈。”《毛传》：“好貌。”《郑笺》：“鬈，意为勇壮也。”朱《诗集传》：“鬈，（quān），鬚鬒好貌。”鬒，头发稠而黑。
《鄘风·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疆疆。”《毛传》：“鹑则奔奔，鹊则疆疆然。”《郑笺》：“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韩诗：“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朱《诗集传》：“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
《鄘风·相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毛传》：“止，所止息也。”《郑笺》：“止，容止。”《孝经》曰：“容止可观。无止，则虽居尊，无礼节也。”韩诗：“止，节，无礼节也。”朱《诗集传》：“止，容止也。”
《小雅·车攻》：“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毛传》：“甫，大也。”《郑笺》：“甫草，莆田之草也。”《郑笺》：“甫田之训，实本韩诗‘圃草’”。朱《诗集传》：“甫草，甫田也……此章指言将往狩于圃田也。”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玄鸟，配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娥氏之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效禖（méi，求而赐子之神）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以简狄于春分燕至时，与帝祈于郊，因而生契。《郑笺》：“降，下也，天使鳦（yì，玄鸟）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娥氏之女简狄吞卵而生契。”
（四）
清康熙年问，诸生（俗称“秀才”）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竭力诋毁朱子，一返毛、郑之旧。陈氏指出：“朱晦庵误解“郑声淫”一语（孔子的话，见《论语·卫灵公》），以为郑声皆淫，是刺忽之诗，皆释为淫奔之作。”“凡《小序》言刺者，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来自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如六朝歌谣之类，恐未有以类《国风》。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虽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 晦庵之言亦无知而妄作耳。”这两段文字，对卫道者朱熹，把男女之问的爱情诗，一概斥之为淫奔之作，批评得十分尖锐。清代桐城人马瑞辰（1782—1853），嘉庆乙丑年（1805）进士，作《毛诗传笺通释》，遵从《毛传》、《郑笺》，摒弃朱子《诗集传》。安徽泾县人胡承珙（1776—1832），字景孟，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著《毛诗后笺》，竭力推崇《毛传》，兼取《郑笺》，亦摒弃朱子。长洲人（今苏州）陈奂（1791—1863），字硕甫，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著《毛诗说》，独尊《毛传》，不取朱子。陈启源甚至申言：“齐、鲁、韩三家诗至宋全亡，倘三家诗不亡，晦庵作《诗集传》，当不至荒谬如此。”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清初学者，汉、宋兼采，至乾、嘉年问，形成了“人人毛郑”，曼衍益甚，尊毛崇郑的诗派，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对于《诗集传》，只有那些应付科举考试的人才去诵读。而那些年长的儒士和声望高的老人，以及一些有志研究古文的人，都放弃而不涉及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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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传》《郑笺》的异议，并不是从朱熹开始的。早在北宋时期，欧阳修（1007—1072）就开始了。欧阳氏作《毛诗本义》，认为《卫风·氓》一诗的本义是“女子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因而自悔之辞。”“一篇始终是女子责男子之语。”而《毛诗序》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郑玄《笺》云：“桑之未落，谓其时仲秋也。于是时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吁嗟而戒之。鸠以非时食葚，犹女子嫁不以礼，耽非礼之乐。”朱熹《诗集传》云：“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以上比较起来，还是欧阳氏之论，平正而合乎诗旨。欧阳修还指责郑玄说：“不知郑氏何以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说也。”清代翰林院编修胡承珙（1776—1832）在《毛诗后笺》中也批评郑玄说：“毛意盖以此妇人之诗，故因女工之所起桑为兴。即‘沃若’‘黄陨’，亦不过颜色盛衰之况耳。《郑笺》泥于秋期之说，遂分‘未落’为仲秋，‘黄陨’为季秋，殊不知贸是孟夏。‘桑葚’是孟夏之物，仲秋安有葚。”
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对其他人和后人《诗》学研究的影响很大。苏辙（1039—1112）著《诗集传》指出：“《诗序》不可尽信。”清人郑樵（1103—1162）著《诗辩妄》，专攻《小序》《毛传》《郑笺》。朱熹作《诗经集传》。郑樵、朱熹等宋儒解《诗》，与汉儒有异，摆脱了汉学，从诗歌本身去探寻诗旨，此由欧阳氏之书肇始。这些人并非好为异论，而是觉得汉儒解《诗》，很多不合情理，心中有所不安者也。
（六）
有人说，汉儒之学，长于考证；宋儒之学，长于文辞义理。毛郑及朱子互有得失，不可偏废，似是如此。然毛公《训故传》在举义理的同时，对文辞作了大量的诠释。朱子《诗集传》从诗文本身的分析来断定诗的旨意，有时不免臆断，然而他用这个方法提示诗的本旨，确有依据，为前人所不企及。
毛、郑吸取了三家诗的传解，有许多地方是对的；但是，有些传解，脱离了诗的本旨，妄言“美”“刺”，造成了许多失误。朱子著《诗经集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也不可谓无失，其得失可以分辩如下：
第一，朱子就诗篇本身探索诗的本旨，不受《诗序》束缚，不拘泥于训诂之学，提出了许多新解。如认为《邶风·谷风》是“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邶风·谷风》是说：“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说《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这种创造性地解《诗》，是其突出的成就。
第二，纠正《诗序》的许多曲解，扫除掩盖在许多诗篇上的一层迷雾，让人们认识诗篇的本旨。例如：认为《国风·葛藟（lěi）》的诗旨是写“一个流浪他乡无人照料者的哀诉。”《鸨羽》是写“民从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这比《诗序》所说的“刺晋献公也”，“刺时也。”更为合理。又如：认为《邶风·静女》是男女“期会之诗”，《卫风·木瓜》是“男女相赠答之辞。”而《诗序》认为是“刺时也”“美齐桓公也。”这是曲解。
第三，朱子传《诗》，通俗简明，易读易懂，使《诗》在民问广为流传作出了贡献。朱子《诗集传》对每一首诗中的每一章，都是先注释词语，后作概括地说明。如：《卫风·伯兮》，第一章注：伯，妇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过人也。殳，长丈二而无刃。接着加以说明：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逐也。第二章注：蓬，草名，其华如柳絮，聚而飞，如乱髪也。膏，所以泽髪者。沐，洗首去垢也。适，主也。接着，加以概述：言我髪乱如此，非无膏沐可以为容，所以不为者，君子行役，无所主而为之故也。第三章注：其者，翼其将然之辞。接着简述云：翼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以此望其君子之归而不归也。是以不堪忧思之苦，而宁甘心于首疾也。第四章注：谖，忘也。谖草，合欢，食之令人忘忧者。背，北堂也。痗，病也。再加简要说明：“焉得忘忧之草，树之北堂，以忘吾忧乎！ 然终不忍忘也。是以宁不求此草，而但愿方思伯，虽至于心痗而不辞耳。心痗则其病亦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朱子《诗经集传》不仅对每章诗注释简明，对诸侯国的位置也作了简明的交代。在《诗集传》第二卷的开头，对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纣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纣域，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不祥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卫本都河北，朝歌之东，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为狄所灭，戴公东徙渡河，野处曹邑。文王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在今卫州卫县西二十二里，所谓殷墟。卫故都即今卫县。曹、楚丘皆滑州，大抵今怀、卫、澶、相、濮等州，开封大名府界，皆卫境地。但邶、鄘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则不可晓。而旧说以此下十三国皆为变风焉。
朱子《诗经集传》，在民国年问的塾学里，为必读之书。在今天，七十多岁读过私塾的人，都读过朱子集注的《诗经》。
第四，朱子《诗集传》在注释词句、词义方面吸取了《毛传》、三家诗的精华，保存了传统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信的注解；他对前人成果兼收并蓄，表现一个学者的开阔胸怀和严谨的学风。因此，他所著的《诗经集传》，至今仍放射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无可讳言，《诗集传》也有失误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第一，朱子把反映社会民情的歌谣，纳入到理学家的“存天理”“通人伦”的藩囿，也保留了汉人解《诗》注入的“纲纪”“人伦”的道德观念。他在《传·序》中说：《诗》之所以为“经”，“所以人事浃（jiā，通）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他提出学《诗》的方法“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问，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对于学《诗》的目的，他在两处明确地提到：一是在他的《集传·序》中说：“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如此矣。”一是在《周南·序》中说：“著名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焉。”《诗·召南·采蘩》：“于以采蘩，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这本是写女子采蘩采藻劳动的诗歌。朱子说是“南国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他把劳动诗歌也要牵扯到教化上去，仍未摆脱汉儒诗教的旧窠。
第二，他虽然说了“《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但他又把许多民问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相恋约会之诗，说成“淫奔”之作。《郑风·子衿》是一位女子思念恋人的短歌。他说：“此淫奔之诗。”他说《郑风·溱洧》：“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扶苏，小木也），隰有荷华。不见子都（男子之美者），乃见狂童。”此诗写一个女子外出寻找自己的恋人，没有见到，却遇到了一个恶少。朱子在《诗集传》中却说：“淫女戏其所私者曰：‘山则有扶苏矣，隰则有荷华矣，今乃不见子都，而见此狂人何哉！’”朱熹的这些论点，违背了孔子所概括的《诗》总主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第三，采用吴棫的叶（xiè）韵说
吴棫（约1100—1154），南宋音韵学家。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进士，著有《韵补》《诗补音》等。由于语言的发展，语音的变化，宋代读《诗经》，已有许多读不出是押韵的来。吴棫提出叶（xiè）韵说。朱熹在《诗集传》中采纳了叶韵说，在有些字下边注“叶某某反”，就是注明这个字应该改读作某音，以求押韵。例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读若“迫”）。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又如《大雅·文王》首章：“文王在上，于（音乌，叹词，下同）昭于天（叶铁因反，读若‘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上帝）命不时（叶上纸反，读若‘申’），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己反，读若‘温）’。”如此，等等。由于当时对上古音还缺乏研究，按照叶韵的字音读《诗经》，能铿锵悦耳，顺畅如流，所以很快被人接受，广泛传播，流传后世。至清代乃至民国年问，上古音韵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人们读《诗经》，还相信和利用叶韵说。笔者少年时读《诗》，塾师就利用叶韵说来教唱读《诗经》。
（七）
有人说：“苏子由氏于《小序》独采首一语，而其余则无取焉。”其说果然欤？否欤？
西汉毛公作《毛诗故训传》，自云：“子夏所传”。《隋书·经籍志》云：“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晚唐著作家成伯玙在他的《毛诗指说》中说：“今学者以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无惑。如《关雎》之序首尾相接，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编入《文选》。其余众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其余皆是大毛公自以为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苏子由在他自己著的《诗经集传》中说：《诗序》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是诗言是事也”。因而，他独取《小序》之首句。他以为这样做，遵从“孔氏之旧。”
苏子由专攻《小序》，专取首句，这是事实。但是，说他取首句之后，对“其余则无取焉。”这不符合事实。苏子由对有些《诗序》取首句之后，尽弃其余。对有些《诗序》取首句之后，对其余部分亦有所取。其取用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是全部取用。如《鄘风·相鼠》，《毛诗序》云：“文公之诗也。文公能正其群臣，故刺在位而无礼者。”苏子由取了首句“文公之诗也”，接着在下段取了后一部分云：“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化无礼仪也。”
二是在首章之后，全部用后一部分。如《郑风·有女同车》。《小序》首句的后一部分云：“郑人刺忽之不婚于齐。太子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苏辙在他的《诗集传》中吸取了这个部分，曰：“太子忽尝有功于齐……，故国人称同车之礼、齐女之美以刺之。”这里是说太子忽未能得到“同车之礼、齐女之美”而遭讽刺。
三是对首句后剩余部分取用其中一小部分。如《郑风·遵大路》《小序》的后部分云：“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苏子由只取后部分的前半部分曰“毛公之序曰：‘庄公之诗也’。”
四是取《小序》首句后的剩下部分进行批驳。如：《大雅·荡》。苏子由认为，毛序之说，是诗所不言。苏子由的《诗集传》中说：“《荡》之拟以为《荡》，由诗有‘荡荡上帝’也，《毛诗》之序以为‘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其所以名篇，非其诗之意也。”苏氏从分析诗本身出发得出诗义，批评《毛诗序》。
苏氏专取《小序》首句之举，在今天看来，失而无得，问者无涉，故不言及也。
（八）
孔子论《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句话概括了全《诗》的主旨。
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是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忧郁而不哀伤。评价这首诗思想感情适中，合乎中庸之道。
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说读《诗》可以兴奋精神，遵《礼》可以养成做人的行为规范，听《乐》可以加强人的品德修养。三者对人能起到修身的作用。
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是说：从音乐大师挚演奏开始，到《关雎》结束，美妙动听的音乐充满了耳朵。这种合乎中庸之道的声音，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反回鲁国，然后对乐曲进行订正，使《雅》《颂》分别各归其类。说明孔子对《诗经》中的乐曲进行了订正编排。
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熟读《诗三百》，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国外，又不能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孔子看来，学《诗》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提高修身、齐家、治国的能力。
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是说不学《诗》，不能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说：小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 读《诗》可以提高省悟启发能力，可以提高观察能力，可以培养团结合群的品格，可以排遣胸中的郁闷；浅近的道理可以侍奉父母，深远的道理可以事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十分重视《诗》对人的教养作用。
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欤？”（《论语·阳货》）孔子对伯鱼说：你研究过《周南》《召南》了吗？ 一个人不研究《周南》《召南》，他就像正面对着墙壁站着一样，无法开步向前走。这样，就会或左或右，不能沿着中庸之道前进。
在《孟子·万章》中记载，孟子说学《诗》要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斯为得之。”是说：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了词句，也不要拘泥于词句而误解了原意。要用自己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才算理解到了。
对于孟子的几句话，我们要看一下在《孟子·万章下》中，孟子对他的弟子公孙丑的一段对话，就清楚了。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 有人如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而己垂涕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已夫，高叟之为诗也。”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教他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他的“亲亲”（热爱亲人）。因为亲人有错误，怨恨他的错误，这正是热爱亲人的表现。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这是出于对其父幽王的爱戴。孟子转弯抹角“以意（己意）逆（揣摩）《小弁》之“志”（思想内容），为其宣扬“仁爱”服务。这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观念，经过一番转弯抹角的辩解，把诗歌作者所表达的“志”拉扯到自己的思想观念上来，合乎自己的思想观念，“斯为得之。”这样解《诗》，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主观片面性。孔子对《诗》旨作了高度的概括，对《诗》的社会功能作了高度的评价，为后人学《诗》作了方向性的指示，其论《诗》的言论，很宝贵。
所谓“古文家”“今文家”，最初，只是文字上的区别。先秦时期《诗》的文本，用籀文、篆文，掌握这种文本传授《诗》的即是古文家。汉代用隶书，称今文，三家诗的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燕所用《诗》的文本都是隶书。称今文家。后来由解释《诗》的本旨所遵从的人属古文家和今文家的不同，才逐渐形成派别，相互抵牾，各执其词。他们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方面，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对有些诗旨的理解和词语注释上存在着分歧。也很难划分，谁是绝对的古文家，谁是绝对的今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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