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献研究:从八股试帖到经史词章再到新学西学

明清科举，时文为先。明代“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152]，清代亦是如此，“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153]。这一制度导致的浅陋空疏之弊，至清代后期已经相当严重。“世俗之士，歆侥幸，径简易，帖括自封，房行徒究，甚至毕生未诵五经之全，里塾不睹史家之籍。”（《经心书院续集》谭献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甚至“高第之子，未窥六籍，已入翰林”（《沩水校经堂课艺》廖树蘅序，光绪十八年刻本）。这与科举选人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国家沿明制，以四书五经义取士，而提学试有经古，春秋试有策对，钦定十三经、廿四史、九通，旁及群籍，著录四库，颁示天下学官，所以造士通圣贤微言大义之归、古今治乱兴衰之故，非不备也。”（《经心书院续集》谭献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科举的初衷，本来就是要选拔通材。因此，无论是时文书院增设小课，还是古学书院专课经史词章，其首要目标是改变这一现状，学期有用，培养通材。前人论清代书院，多称书院已经沦为科举的附庸，认为这是书院的消极面。就书院以考课时文为主而言，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而从书院考课经史词章的实践来看，它又上接科举的初衷，虽然还是“附庸”，但其意义仍有积极的一面。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看，考课经史词章有助于增进学识，涵养性情。松江知府练廷璜（1798—1851）序《云间小课》有云：“课士以诗赋杂文，所以勤博习。”（道光二十九年刻本）江宁惜阴书院山长孙锵鸣（1817—1901）则强调：“文字训诂之未明，曷由进而探性命精微之旨！而诗赋杂体文字，又所以去其专一固陋之习，使之旁搜遐览，铺章摛藻，以求为沈博绝丽之才。”（《惜阴书院东斋课艺》孙锵鸣序，光绪四年刻本）

更重要的是，个人学识、性情的养成，与国家目标相一致。孙锵鸣又说，学习“文字训诂”和“诗赋杂体”，最终在于“异日出而润色鸿业，高文典册，以鸣国家之盛者也”（《惜阴书院东斋课艺》孙锵鸣序，光绪四年刻本）。尤其在国家多难、社会变革之际，士人的知识、思想水平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江宁惜阴书院，又名惜阴书舍，道光间仿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而建。咸丰间半毁于兵，同治间复课，仍以经史词章课士。之所以依然推重这看似“无用”的学问，山长薛时雨（1818—1885）从“国之元气与士气相消长”的角度做过分析：

当伯相规复时，大难甫夷，扫地赤立，而独书院之是务，不惟制艺之在功令也。又汲汲以词章训诂为诸生导，一若非当世之亟者。然国之元气与士气相消长，士气不振，则桀猾者无所放效以几于善；且豺虎所窟宅，其凶鸷痡毒之气，非鼓歌弦诵，不足湔祓而更新之。然一于科举速化之术，而不知通经学古，士亦日汩于禄利，无以广己而造于大。（《惜阴书院西斋课艺》薛时雨序，光绪四年刻本）

正因着眼于长远的“有用”，对于士子而言，能不能进入仕途，或许不再是一个特别令人焦虑的问题，士人的出路将是多元的：“上之匡时弼教，郁为右文之治；次亦出其所业，待诏阙下，备天子之顾问，国有大典礼，研京炼都，润色鸿业，亦足张相如、子云之风；不幸而不遇，犹得键户述作，比烈雅颂，垂不朽于后世，使天下知儒者之业有其远者大者，不同于刀笔筐篚之士。”（《惜阴书院西斋课艺》薛时雨序，光绪四年刻本）一个世纪前，薛时雨的同乡先贤吴敬梓笔下的寒儒倪霜峰曾经感叹：“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154]假如他是惜阴书院生徒，也许就不会有此叹息了。

不过，形势在变化，“有用”“无用”的内涵也在变。承平之日，八股文“无用”，经史“有用”，词章也“有用”。所以即便是乱后重建，惜阴书院仍能够继承之前的传统，虽以讲习经史为主，而特重词赋，“词翰之美，趠越一时，东西两斋之刻，掞藻摛华，称极盛矣”（《惜阴书院课艺》褚成博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褚成博（1854—1911）担任惜阴主讲，这时候内忧外患极为严峻，国家对于实用人才的需要更为迫切。词章相对于经史而言，其重要性只能等而下之。褚氏就说：“窃维人才之出，必原经史，则所以与诸生讲习而切劘者，不得不稍易同光以来之故辙，而上窥文毅创设之初心，每课率以一经一史为题。其时犹未奉裁撤诗赋之明诏，故仍以一赋为殿。庚（1900）辛（1901）以后，并赋裁之。”书院的这种变化，实乃时势使然，褚氏由此感慨：“昔人遭其盛，而不佞适际其衰，使升平歌咏之声，一变而为慷慨忧时之作，循览斯编，能无怅惘？”（《惜阴书院课艺》褚成博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而更令他增添无穷之感的，是辞去讲席不久，连书院也停办了。

时势骤变，书院不可能超然物外。曾任江阴南菁书院院长，后改任学堂总教习的丁立钧（1854—1902），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大凡运会既至，捷如风雨。”戊戌（1898）以前，好似“盛夏之郁蒸也，虽有忧时之士，不得不息机观变，自率其优游泮涣之素”。等到暴风雨来临，“人世动心怵目之事，日相逼而至，虽忘情者不能屏闻见以逍遥事物之外”。特别是“庚子（1900）教哄，仓卒变生，朝野震惊，不遑宁处”。编刊于辛丑年（1901）的《南菁文钞三集》，与前刻相比，体例仍然一致，但“所为文多指陈世务，辞气激宕，视前刻稍不侔”。丁立钧说：(www.xing528.com)

意言者心声，文章之事关世变之迁流欤？虽然，何其速也。世运之隆也，其文多高简，又音节和雅可诵。及既衰，每辞繁数而意危苦，有历历不爽者。然南菁之初刻也岁己丑（1889），距今十二年；再刻岁甲午（1894），距今七年，不应先后歧异若此。噫！此不能无怵于世变之既亟矣。（《南菁文钞三集》丁立钧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19世纪晚期的时势，正所谓“中外一庭，时局日新，去古悬绝”（《学海堂课艺八编》杨文莹序，光绪二十年刻本）。世变既亟，急需人才。而培植有用之才，光靠经史之学是远远不够的。有泰（1844—1910）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守常州，当时刚刚签订《马关条约》，“朝野动色，东南士大夫深维中外强弱之原，谓非兴学以培才，无自振衰而雪耻”（《龙城书院课艺》有泰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常郡原有龙城书院，为武进、阳湖两县课士之地，卢文弨（1717—1796）、邵齐焘（1718—1769）等曾在此讲学，一时经述文章，照耀海内。可惜百余年来，流风渐沫，院宇尘封，有识兴叹。于是“远绍安定之绪，近师文达之规，改设经古精舍，导源于经史词章；别设致用精舍，博习乎舆地算学”（《龙城书院课艺》有泰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并请缪荃孙（1844—1919）、华世芳（1854—1905）分主讲席，招致生徒肄业其中。又广置图书，优予膏火，用以开通智识、作育人才。

在经史词章之外，增加“致用”之学的，远不止龙城书院一家。大约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即有书院开始考课新学（时务、时势）、西学（泰西思想、知识），这一风气至九十年代达到最盛。“识时通变之士飙起云集，尊西法而抑中学，侈经济而陋词章，崇策论而卑八股”（《凤山书院课艺》何国澧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成为时代风尚。特别是词章之学，几乎和时文一样，为通家所鄙弃。张之洞改革武昌两湖、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分习经学、史学、地舆、算学四门，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155]。有的书院如上海格致书院，专课新学西学，姑且不论；这个时期出现了既课经史词章，也课新学西学的书院；还有的书院，八股试帖、经史词章、新学西学，皆为考课内容。其指导思想，或讲“体用”：“近赅中夏大备之成规，博采西域专门之实业，以经学、理学、经制、词章为体，以算学、格致、舆地八门为用，意在旁罗俊乂，成全材。”（《中江书院课艺》汪宗沂序，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约之身心之学以植其体，博之经济之途以扩其用。”（《崇实书院课艺》陆廷黻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或讲“先后”：“夫士束发诵习，莫先于鄹鲁，阐儒先之闳旨，植名教之始基，故经义首之。稽古居今，以史为纬，审中外之异，宜决彼己之胜算，故中西政策次之。格致之学，发源天代，抉几何之阃奥，辟众蓺之阶梯，故算学又次之。”（《春江书院课艺》陈承澍序，光绪三十年刻本）或讲“综合”：“肄业其中者，无论西法、中学、经济、词章、策论、八股，皆当实事是求。”（《凤山书院课艺》何国澧序，光绪二十六年刻本）要之，书院考课内容之复杂多元，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为最。

变还是不变，这是个让人感到焦虑的问题。光绪二十年（1894）季冬，俞樾着手编刊《诂经精舍七集》，他在序中说：“余自戊辰（1868）之岁忝主斯席，迄今二十八年。区区之愚与精舍诸生所忞慔者，务在不囿时趋，力追古始。”（光绪二十一年刻本）这是俞樾的教育自信。而到次年（1895）六月，浙江巡抚廖寿丰为《诂经精舍七集》作序，已经透露出变通的紧迫性。他说当年阮元以经义故训提倡后学，士风为之一振。然而其失在于以新奇饾饤为事，以抄撮剿袭为工，泥古而不能通今。“由是言之，古学之弊，一前明之帖括也。夫道有穷而必通，势积重而思返。”他期待的是“明体达用，务求实济，足以经世务而挽颓风者”的“有用之材”（光绪二十一年刻本）。时变之速令人应接不暇，仅隔三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俞樾选编《诂经精舍八集》，他不得不感叹：“嗟乎！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他也不得不承认：“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谨守传统：“精舍向奉许、郑先师栗主，家法所在，其敢违诸风雨鸡鸣？”（《诂经精舍八集》俞樾序，光绪二十三年刻本）今所见《诂经精舍七集》《诂经精舍八集》，在内容上与《诂经精舍初集》《诂经精舍续集》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曾经在十九世纪之初引领书院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诂经精舍，经历了一个世纪，依然在秉承传统，这是一种难得的坚守，还是固步自封的保守？

勇于改革者面对扑面而来的泰西文化，也常有选择和保留。富阳知县陈承澍（1871—？）序《春江书院课艺》云：“国家教育之法与时为变通，蕲于得人才、泲时用也。故崇本而抑末，则经义胜于帖捪。斫雕而为朴，则策论美于辞赋。乃若列强竞争，其政治蓺事之改良，有得之重译，有见之时报，斟酌时宜，取彼之长，以攻我之阙，此国家通变宜民之微意。学者当决然舍弃锢蔽之习，而以经世致用为先务之急也。”这是开明通达之见，不过同时他又强调：“虽然，国有与立，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若废圣贤之义理，忘忠孝之大闲，而以耶佛平权为宗旨，以民约自由为口实，则适足以戾时用、长乱荫尔。”（光绪三十年刻本）昆明《经正书院课艺二集》陈灿序亦云：“士生今日，固宜讲求时务、西学，扩充见闻，博通经济，为切实有用才，断不可墨守老生常谈，硁硁然自画自封；而要之根柢所在，趋向所宗，必先崇经术以正人心，明人伦以固邦本，于平权、自由悖谬不经诸邪说，皆当峻其防闲，绝其渐染，以期为吾道之干城、国家之桢干。”（光绪二十九年刻本）较之于诂经精舍的固守经史词章，富阳春江、昆明经正等书院积极拥抱新学西学，可谓“预流”。只是，浸润传统太深太久，顾盼、迟疑和回旋，难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