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考课经史词章，一个主要的动因是：“承学之士尚沿前明以来空疏陋习，专以时文帖括为务。”（《诂经精舍七集》廖寿丰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因此，以经史词章课士，旨在提倡读书风气，使书院生徒不囿于时文俗学。从而在书院“不可避免地沦为科举的附庸”[142]的形势下，能够起到一些挽回补救的作用。不过，考课经史词章与举业的关系，至少有几点仍需辨析：
（一）有不少书院既课八股试帖，也课经史词章；有少数书院原课八股试帖，后改课经史词章
“考试时文的书院”（以下简称“时文书院”）和“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以下简称“古学书院”），这两种类型并非泾渭分明。有不少时文书院以八股试帖为正课（或称常课），以经史词章为小课（或称散课、经古课、诗赋课、策论课）。如杭州崇文书院课八股文，自胡敬（1769—1845）担任主讲，“正课之暇，辄用诗赋试士”（《敬修堂词赋课钞》讷音富呢扬阿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松江郡城有云间、求忠、景贤三书院，肄业诸生考课时文，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开始，亦课以“诗赋杂文”（《云间小课》练廷璜序，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宁波崇实书院，“试士以时艺为先”，“斋课散课，淹贯众长矣”。斋课“一制艺文，一试帖诗”，散课“则诂经一，论史一。其一或天算、舆地、掌故、时务，又一或赋，或杂文，或古今体诗”（《崇实书院课艺》吴引孙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这种做法，有的书院开始得比较晚，如攸县东山书院“向课时文，岁辛卯（1891）始加课经史词赋”（《东山书院课集》胡元玉序，光绪十八年刻本）。现今存世的书院课艺总集中，杭州《敬修堂词赋课钞》、《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上虞《经正书院小课》、松江《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云间小课》、《云间郡邑小课合刻》、太仓《娄东书院小课》、苏州《正谊书院小课》、扬州《安定书院小课》、《安定书院小课二集》、《梅花书院小课》、西安《关中课士诗赋录》、《关中书院赋》、香山《丰山书院课艺（古学编）》等，都是时文书院的小课作品汇编。
也有时文书院将小课改成专课。如苏州正谊书院，月课八股试帖之外，又有小课，以经史词章命题。咸丰间书院毁于兵燹，同治间重建讲舍，“遂以制艺并入紫阳，而专课正谊诸生以经解古学，盖仿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之例”（《正谊书院课选》蒋德馨序，光绪二年刻本）。这种情况，则是从时文书院转变为古学书院。
概言之，本文所论“经史词章”，既包括古学书院的考课内容，也包括时文书院的小课内容。
（二）古学书院的建立，通常是以同城已有时文书院为前提
举业是清代读书人的首选出路，自雍正后期倡兴书院，书院的首要功能就是服务举业。因此，只有本地士子的科举训练得到了保障，专课经史词章的古学书院才有其设立的合法性。诂经精舍建于嘉庆六年（1801），其时杭州已有敷文、崇文、紫阳三所书院专习举业。《诂经精舍续集》胡敬序即云：“以制艺会城设有三讲舍，不更试。专试经解与碑版、考证诸作，即诗赋录取亦不多。”（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诂经精舍三集》马新贻序云：“杭州旧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专习举子业，而此独为诸生讲经之所。”（同治六年刻本）《诂经精舍五集》俞樾序云：“吾浙素称人文渊薮，而书院之设亦视他省为多。其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光绪九年刻本）诂经精舍能够“不涉时趋”，是因为同城的其他书院“涉时趋”。
南京书院也是如此。“金陵文物望海内，凡书院四：曰凤池，课童子之有文者；曰钟山，曰尊经，课举子业；曰惜阴，课诂经之作与诗古文词”（《惜阴书院西斋课艺》薛时雨序，光绪四年刻本）。凤池书院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钟山书院建于雍正元年（1723），尊经书院建于嘉庆十年（1805），皆以举业课士。道光十八年（1838），惜阴书院建成，遴选钟山、尊经书院的高材生肄业其中，课以经史，兼及词赋。“其时钟山、尊经第课制举，文公（指两江总督陶澍——引者注）虑士人或溺于帖括，无裨实用，思所以转移其风气，而默培其根柢，故有斯举”（《惜阴书院课艺》褚成博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像杭州、南京这样文化发达、书院较多的地区，就有条件形成分工。类似的又如：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课时文，后在正谊书院之西设立学古堂，课经史及《文选》、算学等[143]；松江云间、求忠、景贤三书院“课八股”，融斋书院“课经史性算”（《云间四书院新艺汇编》姚肇瀛序，光绪二十八年刻本）；常州延陵、龙城两书院原以举业为务，龙城书院后“改设经古精舍，导源于经史词章；别设致用精舍，博习乎舆地算学”（《龙城书院课艺》有泰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江阴礼延书院“课以八股试帖”[144]，南菁书院追步诂经、学海；南昌豫章、友教两书院课时文，经训书院“专课经解、古文、诗赋”（《经训书院文集》卷首《经训书院改章原奏》，光绪九年刻本）；广州粤秀、羊城等书院应科举，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则课经古；其他如成都之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福州之鳌峰书院与致用书院，长沙之岳麓书院与湘水校经堂，昆明之五华、育材书院与经正书院，等等，皆有类似分工，正所谓“衔华佩实，相辅而行，法至良，意至美也”（《经训书院改章原奏》）。
（三）经史词章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
书院考课经史词章，一个重要意旨在于挽回时文课士之弊。这很容易让人以为经史词章是“纯学术”“纯文学”，而与科举考试无关。事实上，清代科举考试与经史词章多有关联。“博学鸿词”这种特科考试，以一赋一诗取士，姑且不论；常科考试当中，也有经史词章。对此，课艺总集序言多有提及。
杭州崇文书院戴熙（1801—1860）：
国家以制艺设科，乡会后场、学政考试，旁及经解、策论、诗赋，殿廷则兼用之。（《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戴熙序，咸丰八年刻本）
苏州正谊书院蒋德馨（1810—1893）：(www.xing528.com)
我朝文治昌明，远轶前代。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词章为可忽也。（《正谊书院课选》蒋德馨序，光绪二年刻本）
扬州安定书院钱振伦（1816—1879）：
国家以时文取士，盖沿前明旧制，唐宋取士则以诗赋策论。以今制较之，自童试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各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则诗赋未尝废也。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对策，自童试以至进士、朝考、大考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则策论未尝废也。（《安定书院小课二集》钱振伦序，光绪十三年刻本）
宁波崇实书院陆廷黻（1835—1921）：
国家沿明制，以制义取士。乡会试后场益以经文、策文；其试之殿廷者，有论疏，有诗赋；而学使者岁科两试，专试古学，场则有经解及杂著等篇。盖深望斯世有通才，而又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士之负一材一艺者未由自见也。（《崇实书院课艺》陆廷黻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所以书院既课八股试帖，又考课经史词章，是“为馆阁储才起见”（《紫阳书院课余选》屠倬题识，道光四年刻本），“预为朝考、馆课计”（《学海堂课艺五编》刘秉璋序，光绪十一年刻本），“非徒宏讲风流，盖备他日承明著作之选也”（《敬修堂词赋课钞》胡敬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其功利目标——而且是长远的、高层次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以经史词章为小课的时文书院，这一点更为明确，如扬州安定书院掌教方浚颐（1815—1889）就说：“国家以时文校士，而解经论史以及诗赋各体文，亦所不废。书院之有小课，由来尚矣。”（《安定书院小课二集》方浚颐序，光绪十三年刻本）至于专课经史词章的古学书院，其“纯学术”“纯文学”的意味要浓一些。
（四）八股文与经史词章相通，这是很多书院官师的共识
张文翰（字墨缘）于光绪十二年（1886）任香山知县。当地有丰山书院，专以时文课士，张氏为之增加古学月课。之所以作此革新，缘于他的一个理念：“无论何家学问，必先从词章入手；无论何体词章，必先从时文入手。盖时文无法不备，尤以读书穷理为本。此其与古学不特不相背，且直相成。”而《丰山书院课艺》将时文、经解、论诗、杂作汇为一集，就是要让生徒明白“时文、古学源出一流”（《丰山书院课艺》张文翰序，光绪十四年刻本）。
这一理念颇有同道。如《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戴熙序：“制艺述经，具经体而微；经解、策论、诗赋拟经，各得经之一体，大要皆经之流。”（咸丰八年刻本）苏州《正谊书院小课》欧阳泉序：“经解、诗赋与制义相为表里者也。”“八股体制，萌芽于其间，八股不在经解外也。”（道光十八年刊本）《崇文书院课艺》薛时雨序：“窃谓制艺一道，著作家辄鄙薄之，然实有根柢之学焉。外无所得于经史，内无所得于身心，其文必不能工。”（同治六年刊本）不过，这些都是时文书院的声音，古学书院无需如此声张。“时文、古学源出一流”之说，与其说是共识，不如说是时文书院自我鼓气、树立自信的标榜。
（五）实践表明，书院考课经史词章，非但无害于举业，而且有益于科举功名
士子溺于帖括，原因在于：科举文体，时文最重。录取名额又极其有限，士子不得不投入全副精力攻研时文，以冀一遇。然而这是个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士子不但知识面狭隘，而且也很难入彀。书院的考课实践则表明，突破时文藩篱，研习经史词章，恰恰有利于科名。孙星衍（1753—1818）在《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中就说：“（《诂经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145]成都原有锦江书院，大抵惟科举是务。虽有习经，涉猎而已，未有专业教学。同治十三年（1874）建尊经书院，专考经义，兼习古文词。十七年后山长伍肇龄（1826—1915）序《尊经书院二集》，写道：“十余年来，登进者历科转盛，风会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光绪十七年刻本）昆明原有五华书院、育材书院，乃时文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建经正书院，专课经古之学。十二年后云南粮储道陈灿（字昆山）序《经正书院课艺二集》，有云：“十数年来，经明行修之士多出其中，相继掇巍科，登词馆。即乡里聘师者，一闻院中士，咸争先延致。近日遴选教习及师范游学各生，率皆取材院中。”（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其中生徒袁嘉谷（1872—1937）在院肄业最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进士，旋中经济特科状元，成为经正书院的荣耀。
当代学者的统计研究，也可以提供佐证。李兵教授估算杭州诂经精舍的乡试录取比例达到20%，广州学海堂的科举及第率也达到20.3%以上。因此，这两所书院的生徒，“也是科举考试有力的竞争者，占据了当地科举及第的大部分名额”[146]。由此看来，经史词章有益于科举功名之见，能够得到数据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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