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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城市的记忆》第三章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章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而言,上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本章将从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建立与发展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本研究看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地展现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及其文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城市的记忆》第三章

第三章 印刷现代性上海启蒙文化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而言,上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很多研究看来,上海的辉煌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以上海滩上午夜场外的霓虹灯为代表的视觉文化。仿佛只有光怪陆离才够“Light,Heat,Power”,只有“五洋杂处”、十里洋场才能证明那是“东方的巴黎”。其实,那样的浮华只是电影小说的想象,上海之成为近现代之上海,有其在中国“现代”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启蒙的作用,无论是实业、技术,文化、思想,还是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在上海的文化要素里有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学者孟悦就认为,上海之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大都市,除了西方的影响以外,很大的原因还在于它在19世纪中后期的战乱、变革过程中,各个行业和阶层的社会精英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技术和财富聚居到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江南社会重建和文化再生之地。[1]而更多的资料也已经证明,近代上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上海文化的勃兴,和以苏、浙为中心的江南腹地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支撑密不可分。[2]这一讨论显然为中国近代史学“冲击-反应”论述模式之外带来了新的思考。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说,是“称得上伟大发明的印刷术引起了学识的变化”。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而知识的真正目的存在于实践劳动中,存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中,并以此服务和造福于人类。[3]而在本·安德森的论述里,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4]而小说和报纸正是以印刷和出版的大规模的快速的发展为主要依存手段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石印、铅印等西式印刷技术进来以后,逐渐成熟并取代了原有的雕版印刷方式,开始了机器印刷的时期,文化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晚清以降的白话文运动语言革命、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成为可能。[5]清末民初的印刷革命造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也边缘化了传统的旧式知识群体。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们就有了利用新式印刷技术创办现代教育、新式出版、新式媒体的可能,并由此而开辟了改造社会的新战场,重新构建了精英知识群体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改变了中国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因此,不只是新文化运动和那些振聋发聩的“思想”革新和启蒙了民众,开启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带来了各种观念的变革,更带来了各种生产技术的变革。于是,1896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为主笔,一时之间倾动大江南北。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这家中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出版社最初出现在上海,显然不是偶然的。1911年,中华书局也是在上海成立。从此,印刷出版从传统作坊走进一个现代企业生产的新时代。从此,各种各样的最新教科书得以出版,新式学堂取代旧时的私塾,大批新人被教育和出版“生产”出来。这些活动既是一个企业的生意,也是针对中下层和社会大众的教育和启蒙运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大量的辞书、各个层面的教科书、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以新式印刷物的方式传播到整个社会。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主持下更出版了《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图书馆工程,其启蒙国人之功绩之大超过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行。如何理解和思考印刷技术的变革及其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思考类似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印刷企业在中国现代过程中“启蒙”作用,为什么这样的技术变革和印刷出版公司最初都出现在上海?这些与上海的文化传统和启蒙文化之间有何关系?(www.xing528.com)

一个新的思考和论述空间由此得以打开。其一,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变革,印刷文化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新式出版物、新的知识形态得以出现,这不仅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启蒙思想的重要载体,更是启蒙思想和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印刷现代性的展开构成了上海启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刷出版成为变革“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其二,印刷出版的工业化生产,不仅改变了传统雕版印刷的文化生产方式和面貌,也改变了印刷出版企业的文化和组织方式。传统官刻、坊刻中占主流的一个老板加上几个伙计组成的编校、刻印、发行三位一体的书铺生产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化生产的需要,新式的书刊编辑组织工作,编辑部的建立成为出版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由于社会组织和文化生产形态的变化,上海的近代化过程由此开始,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严密、分工细密的近、现代印刷出版的生产模式得以确立。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技术变革和文化生产不仅书写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变迁历史,更暗示了上海何以在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能够成为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高地的原因。这样的局面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能带来的,它同样是一种文化传统。对晚清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技术变革的研究,对商务印书馆及其文化产品状况在上海之建立及其历史的考察,就成为考察这一传统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因此,本章将从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建立与发展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本研究看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进一步地展现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及其文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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