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忌习俗：跨越时间与节令的趋吉避凶

王逸之

禁忌，是民俗学的重要学术概念。民俗学把禁忌事象作为最主要、最基本的考察对象之一。在国际学术界统称其为“塔布”（taboo原是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为“神圣的”、“危险的”、“不可接触的”），许慎《说文解字》云：“禁，吉凶之忌也。”而“忌”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憎恶也，从心己声。”禁忌一词，最早见于《前汉书·艺文志》，其云：“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1]然而禁忌事象却可上溯至原始图腾时期，且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史。从社会学上来讲，禁忌民俗具备显著的社会契约作用。对某种禁忌标识的共同遵从成为社会群体的象征，加强了社会和自然观念的规定性。禁忌习俗是民俗生活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不外乎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而已。唐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其民众社会生活异常繁盛丰富，与之相关的禁忌民俗也自然如影随形。鉴于禁忌风俗繁复驳杂，本文欲从时日节令为切入点，以其“一斑”而窥唐代禁忌风俗之“全豹”。

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唐太宗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泛滥，各种名目的禁忌穿凿讹伪甚多，敕令吕才等严加勘正，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641）颁行全国。如其中《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判，云：“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2]这虽是从墓地日期禁忌的择选上而言，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唐代社会民众禁忌观念的繁盛。

一　干支日期禁忌

关于干支日的禁忌，明清以来社会上就广泛流行的万年历、通书，都记载有“百忌日”。内容上多大同小异，据《协纪辨方书》记载，十天干禁忌为“甲不开仓,乙不载植,丙不修造，丁不剃头，戊不受田，己不破券，庚不经络，辛不合酱，壬不决水，癸不词讼”；十二地支禁忌是“子不问卜，丑不带冠，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远行，午不苫盖，未不服药，申不安床，酉不会客，戌不乞狗，亥不嫁娶”。其实，这在唐代早已有类似记载。《敦煌丛刊初集》九载十天干忌事：“甲不开藏，乙不纳财，丙不指灰，丁不剃头，戊不度□，己不伐树，申辛不作酱，壬不归家，癸不买履。”[3]十二地支日忌事：“子不问卜，丑不冠带，又不买牛，寅不招客，卯不穿井，辰不哭泣、不远行，巳不取奴，午不盖屋，未不服药，申不裁衣、不远行，酉不会客，戌不祠祀，亥不呼妇。”[4]

如以辰日不宜哭泣为例，唐初大臣张公瑾卒后，唐太宗悲痛万分，有司称：“准《阴阳书》，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依旧举哀哭泣[5]。御史大夫韦挺讨议风俗利弊时，特意提及辰日不宜哭泣对礼教的不利影响，其上奏曰：“臣闻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至于丧服之数，哭泣之哀，圣人作范，布在《礼经》。亡禄之家，鲜克由礼。今朝廷贵臣，缙绅士族，衣冠递袭，教义是闻，丁父母重哀，拘挛俗忌，至辰日不哭，谓之重丧。信阴阳之书，惑吉凶之说。忽仁孝之至道，忘圣哲之丕训，浸以成俗。为日已久。有皇风，事须惩革。”[6]辰时缘何不宜哭泣？《论衡·辨祟篇》曰：“辰日不哭，哭有重丧”，颜之推依阴阳五行学说，在《颜氏家训·风操》引阴阳书解释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这即是说，不幸于辰日死亡的人，已有水、土两墓在那，如若再哭泣、悲伤，就很可能会再死一人，有所谓“重丧”之祸。又如“甲不开藏”，因甲为十干之首，干支初转就有破费，实属理财不谨，传统理财崇尚节俭、慎于用财，固有此忌。《敦煌丛刊初集》九又载：“丁巳日裁衣，人大凶；秋裁衣大忌，申日大吉；血忌日不裁衣；申日不裁衣，不死巳，凶；己午日出财，此绝本日，不利；丙子日不得与人钱及出粟与人，令人家贫，不利；癸亥日还债，令人终身负他人债，凶；丑日作窗，令人不利兄弟，凶；推诸忌讳，丑不种□，丁亥不治田、下种，戊不种树，未不与人钱，望不受奇，夏至不呼女。”[7]如癸亥日，乃为六十甲子之末，古之谓为“穷日”。拖到癸亥“穷日”才去还债，足见其人不善理家治财，终身穷厄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另外，唐代还流行“占十二时卜法”，此法以十二月为序，在子丑寅卯等十二时下分别注上“一”、“二”、“三”等，然后根据所卜之事，做出吉凶禁忌的判断[8]。

有唐一代，还盛行“五姓图宅”的墓葬之法。将所有姓氏归结到宫、商、角、徵、羽五音，然后依据五音的五行属性，推断出各种吉凶宜忌，其与时日关系也较为密切，如木刻006号乾符四年具注历就记载有“五姓修造日”的内容。斯612号背面更有详细记载：“宫家：用金、火日，水、木日凶；商家：用水、土日，火、木日凶；角家：用木、火日，金、土日凶；徵家：用木、土日，金、水日凶；羽家：用金、木日，火、土日凶。”唐代丧葬择吉还最忌“灭门”日和“大祸”日。伯2534号《阴阳历》卷13《葬事》云：“凡葬，值用岁月日灭门大祸者，凶。安葬及殡埋斩草日值灭门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祸日者，被劫盗，日与姓音相克害深。”而伯3281号《六十甲子五行本命元辰历》则较为详细记载了从甲子到癸亥六十日五姓的吉凶宜忌，最为充分体现了唐代趋吉避忌与重音姓的禁忌观念。

关于唐代日期禁忌，有诸如入山忌日，《酉阳杂俎前集》卷11记载为：“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晦日百官休息，不治事的禁忌。《新唐书·宋申锡传》（卷152）云：“时二月晦，群司皆休。”“国忌”或“公忌”（指皇帝的驾崩之日），此日凡大小百官皆停止日常政务，全国臣民禁止饮酒作乐。《旧唐书·崔蠡传》（卷117）记载，大和年间（827-835），礼部侍郎崔蠡曾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然唐文宗未予接受，认为这是“有助圣灵，冥资福祚”的盛事。与“公忌”相对而言的“私忌”，指一般臣民的父母亲祭日。《朝野佥载》卷4有相关记载，唐代一官员龙襄，问同僚何为“私忌”，对曰：“父母忌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此外，晚唐风水宗师杨筠松依“二十八星宿”顺数，还创制了“杨公十三忌”。这十三个“忌日”分别依次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廿九、八月廿七、九月廿五、十月廿三、十一月廿一、十二月十九。“杨公十三忌”自古以来即受到江湖术士的重视，与这十三个日子相关的禁忌也名目繁多。熊伯龙《无何集》曰：“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其术元旦起角宿，依二十八宿顺数，值室即为杨公忌。”[9]张巨湘先生在《月球影响的探索》一书中，运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十分准确地验证了它不过是对黑道凶日的另一种表述。由此足见，唐代日期禁忌名目之繁多，涉及方面之广泛。

二　月份禁忌

关于月份禁忌，《敦煌掇琐》载：“凡八月六、十六日、廿二日不裁衣，凶；正月不洗衣；以十月十日裁衣，□死；夫妇勿以月一日、十六日沐浴，凶，不利。”此书还载有十二直日禁忌，云：“建日不治头，除日不治眼，满日不治腹，平日不治背，定日不治脚，执日不治手，破日不治口，危日不治鼻，成日不治胃，收日不治眼，开日不治耳，闭日不治目。”《酉阳杂俎前集》卷11亦载：“三月三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树木，五月五日勿见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恶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罚责人，十一月十一日（不）可沐浴，十二月三日戒斋。在诸多月份之中，以五月禁忌最为引人注目。”

唐代凡出门远行，必择以良日佳期。当时普遍认为五月为凶月，出行则犯阴阳之忌，主不利。即便官吏上任，也会避开此月。《日知录》卷6有云：“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五月，俗谓“恶月”，亦称“毒月”、“凶月”。有谚云：“善正月，恶五月”，五月历来多禁忌，重五之日（五月五）自然更是令人讳莫如深。

《风俗通义》佚文云：“俗话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又云：“俗话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缘何如此？《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宴阴之所成。”其解释说，五月乃阴与阳、生与死激烈斗争的一个月，君子须保持身心安定，禁绝一切欲望，以静待阴阳成败。《新唐书·崔信明传》（卷201）记载：“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异雀鸣集庭树，太史令史良为占曰：‘五月为火，火主《离》，《离》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鸣，此儿将以文显。然雀类微，位殆不高邪。’”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尊者讳，实际是对禁忌恐惧的一种心里折射，也反映了这种禁忌观念在有唐一代的广为流行。《酉阳杂俎前集》卷11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言五月上屋会魂魄离身而去，即所谓“人蜕”，因而五月还忌讳上屋。

俗谚曰：“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五月五日，这天恶疫毒物横行，为防疫避毒家家户户门上须悬挂艾草和菖蒲，儿童额前点雄黄，臂系五色丝线（有时也可朱索系发，头戴朱帽）。《隋书·五行志》记载，南朝梁代，有妇女生了一男孩，眼睛竟长在脖子后，似两岁大小。孩子一生下来便对父亲说：我是给人间带来旱灾疫病的鬼怪。母亲要他帮助战胜暑疫。他说，您赶紧做一朱帽戴上即可。母亲来不及做朱帽，便以红线系在头发上，战胜了旱疫。此事一经传开，遂成隋唐以来端午之禁忌习俗。

远在先秦时代，艾就被制成艾条用于治病，而菖蒲有性温味辛的特点，可开心窍，祛痰湿，饮菖蒲酒对预防夏令感染病有一定效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五月处于春雨甫去、酷暑将临的转接期，正是流行病、瘟瘴病疠潜伏发作之时，乙脑和脑脊髓炎等恶疾发病率也最高。古代社会生活在科技医疗卫生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由对疾病的恐惧而产生的诸多禁忌，譬如五月五日的“五”字谐音与户、父、母相似，又进一步将其抽象的病魔具象为蛇、蜘蛛、蜈蚣、蛤蟆、壁虎等“五毒”，也是完全可以令人理解接受的。顾炎武则认为源自五行家言和古老的“喜偶憎奇”观念，在《日知录》卷6举例说：《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又，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月为忌。喜偶憎奇，古人已有之矣”。此论断也不无道理。

三　节令历日禁忌

（一）寒食节

自先秦始至南北朝，寒食历来被视作一个重大节日，有两个形成的源头，其一是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习俗，其二则是春秋晋国故地山西祭奠介子推的习俗，主要包括禁火和冷食两项。

寒食节在唐代仍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当时有不少诗人留下了有关寒食节的诗作。如张籍《寒食内宴诗》云：“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故放休。”[10]元稹《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11]沈期《岭表逢寒食》云：“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杨。”[12]足见当时寒食节活动之盛况。

（二）社日

社日，有春社和秋社之分，乃古代祭祀社稷神的日子。历代社日，各有不同，周用甲日，汉用午日，唐代以来则用戊日，即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自唐代始，就有社日停针线、妇女归宁的习俗。唐张籍《吴楚歌词》诗曰：“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缨树下行。”[13]这也许是妇女们生活太过艰辛，某位聪明乖巧的同情者突发奇想，杜撰此一禁忌，可轻轻松松回娘家逍遥快活，因而深得民心，争相仿效而成习俗。

（三）中和节

中和节肇始于唐代中期，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正月诏：“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4]唐德宗以后，每逢中和节禁屠一日，每年至二月初敕令禁止弋猎，以便于及时农作。

（四）七曜历日(www.xing528.com)

七曜（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历日本始于古巴比伦或埃及，于8世纪唐代中期，经摩尼教徒由中亚之康居，传至敦煌进入我国内地。开元十五年（727），僧一行所作《大衍历》已引用康居语七曜日译名。之后迅速被传统文化改造而广泛传播，唐代以七曜论日期宜忌之俗极其流行，每一曜日都既有所宜，又有所忌。敦煌文献斯2404号日历序文载云：“七曜日忌不堪用等：蜜日（日曜日），不得吊死问病、出行往亡、殡葬、斗竞、咒誓，速见耻辱，凶；莫日（月曜日），不得裁衣、冠带、剃头、剪甲、买奴婢六畜及欢乐，凶；云汉日（火曜日），不得聚会作乐、结交朋友、合伙下及同财、迎妻纳妇，凶；嘀日（水曜日），不得出行，未曾行处不合去，冠带、沐浴、着新衣，凶；郁莫斯日（木曜日），不得恶日啾唧、奸非盗贼、吊死问病、斗讼，凶；那颉日（金曜日），不得和合汤药、往亡、殡葬、哭泣、兴易，凶；鸡缓日（土曜日），不得出财，一出不回，作欢乐聚会，赏歌舞音声，凶。”

除此之外，伯3081号《七曜日占法七种》还有：“七曜得病望”，以得病之不同曜日来占病情轻重及宜忌。同类的还有“七曜日失脱逃走禁等事”、“七曜日生福禄刑推”、“七曜日发兵动马法”、“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等。伯2693号《七曜历日》，则用十二地支所值不同曜日来卜断各日吉凶宜忌。由此可见，七曜在唐代社会生活用日方面无处不在的身影。

（五）太岁

民谚有云：“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太岁当头坐，非灾便是祸”。自先秦迄有唐一代，此禁忌盛行不衰。《唐开元占经》卷23引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由此可知，“岁”即岁星，亦称木星。古代认为岁星12年行一周天（实际为11.86年），故而将黄道十二等分，以岁星所在位置为岁名。此即所谓的岁星纪年法，然岁星运行方向自西向东，与古人将黄道划分为十二地支的顺序方向恰好相反。于是便假设出一个与岁星实际运行方向相反的“太岁”（亦名“岁阴”），又被称之太岁纪年法。《史记·天官书》云：“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荀子》、《尸子》也记载有周武王伐纣东面迎（逆）太岁或“岁在北方，不可北征”，而武王未从之事。表明早在商末周初，太岁禁忌观念已发生变异，由最初的时辰纪年法又衍生出方位禁忌。

迨至唐代，有关太岁禁忌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册。敦煌文献斯2404号具注历记载：“凡太岁太阴同游日，常以甲子东游，己巳日还；丙子日南游，辛巳日还；庚子日西游，乙巳日还；壬子日北游，丁巳日还；戊子日中游，癸巳日还。若出游之方，不得修造动土，若犯太岁妨家长，犯太阴妨家母。”从此则材料可以看出，太岁的日期与方位禁忌融合的痕迹。唐代张读《宣室志》卷五载：“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酉阳杂俎·续集》卷2亦载：“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之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女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存焉。”

四　结语

日、时、月、节气等时间概念都是人类对自然界时间性规律认识的反应。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由于时间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便造成了许多方面的禁忌规约与习俗。这些禁忌将某一时刻或者某一时间阶段看成是一种禁忌物，故而时间在这里也成了唯一重要的禁忌因由和根据。时间禁忌体现了我国传统民众对时间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凡时间皆有“宜”与“忌”、“吉”与“凶”、“良时”与“恶时”之别，禁忌正是为了明确和强化此才应运而生的。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民众社会日常生活习俗异常繁盛，与之相伴的时间禁忌也自然丰富多元。然纵观有唐一代的时间禁忌，总体来说它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行动，具有消极防守、自我封闭的整体特点。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在雄阔豪迈、意气高昂的唐代主流精神世界之外，对一些事物现象也是抱有恐惧、怀疑态度的另一侧面。

注　释

[1] 班固：《汉书》卷30《志》第10，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4-1735页。

[2] 刘等：《旧唐书》卷79《吕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23-3724页。

[3] [4] [7] 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11页。

[5] 《旧唐书》卷68《张公瑾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07页。

[6] 王溥：《唐会要》卷38，中华书局1955年，第699页。

[8] 参见敦煌文书S.5614、P.2574、P.2859、北新0836等。

[9] 熊伯龙：《无何集》卷7，中华书局1979年，第293-294页。

[10] 董诰等：《全唐诗》卷385，中华书局1999年，第4348页。

[11] 《全唐诗》卷419，中华书局1999年，第4624页。

[12] 徐坚等：《初学记》卷4《岁时部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

[13] 《全唐诗》卷386，中华书局1999年，第4373页。

[14]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367页。

（王逸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