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经济发展与繁荣

第四节　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与党项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最早活动于祖国西部的青藏高原，过着“男女衣裘褐、披毡，畜犁牛、马、驴、羊为食，不耕稼”的氏族公社生活。他们以牲畜及其副产品，“取麦他国以酿酒”^[14]，处于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阶段。后来，因受强大起来的吐蕃的压力，从唐初逐渐向内地迁徒，“散居于西北边”。历经五代，到宋初时，“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15]，也即散居于北起河套，南达陇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或是沃野千里，或有灌溉之利，是汉族人民累世经营的先进农业区。党项族人民在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影响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人入居州城乡镇，学习汉人从事农耕，甚至经营工商，已和汉人差别不大；而更多的部落族帐，则散居深山荒漠，仍然从事畜牧。但他们通过和汉人的接触，接受汉族的影响，逐渐改变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不知货币为何物的人了。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但已经逐渐进入货币经济阶段了。

党项族八部中最强的拓跋氏，定居夏州后称平夏部。唐朝末年，其首领拓跋思恭积极参与唐僖宗镇压黄巢之乱^[16]，因“功”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开始割据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实际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他们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广泛开展贸易活动，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宋史·食货志》载：“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17]。贺兰山出土钱币，唐开元钱占窖藏出土宋以前诸钱总数的89%～92%；其他地方，也多出土开元钱，而五代钱绝少，正是《宋史》记载的真实反映。

到了西夏建国前后，特别是建国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货币经济比之五代有了更大进步。于是，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不太多的文献材料中可以看到，货币已成为西夏社会普遍的价值尺度，发挥着流通和贮藏的功能。宋仁宗庆历年间，宋夏发生战争，宋朝断绝和市，西夏货源断绝，财用不给，物价暴涨，“饮无茶，一绢之直，八九千钱”，“尺布至直钱数百”^[18]。苏轼说：西夏“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19]。王安石也说：“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20]。这种价值观念，甚至出现在政治领域。庆历宋夏战争期间，宋帅夏竦揭榜，得“元昊首者，赏钱五百万贯”，而元昊反讥，“得夏竦首者，与钱三千文”^[21]。货币不仅在城镇地区广泛使用，而且在深山荒漠地区的部落人民中通行。《宋史·宋琪传》载，自灵州通远军入青岗峡，“向来使人商旅径由，并在部落安泊，所求遗赂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货币也被人利用来进行高利贷剥削。身为一国之主的西夏第二代皇帝李谅祚，放“息钱”于众，贷者“累岁不能偿”^[22]；其臣高怀正“贷银夏人”，进行盘剥^[23]。现存国家博物馆的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西夏文瓜州审判档案残篇，就是审理有关牲口钱财纠纷案件的记录。

关于西夏后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资料，文献中很难找到，有关货币经济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然而，近百年来的西夏考古，却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实物资料，展示了西夏后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城镇商业贸易发达，货币经济繁荣的状况。

20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大批西夏文物中，有一幅《肉商图》，画面是一个卖肉小商口咬屠刀，卷起衣袖，正准备切割木架上挂的羊肉；另一商贩，身边放着宰好的鸭子，正在动手杀鸡^[24]。1972年，武威张义乡出土文物中，有两张西夏文占卜辞残片，皆每行三句，每句五字，汉译为“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来喜”等常见的求财求利吉语^[25]。这些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夏城镇商业发展的状况。

著名的汉文、西夏文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这是城市经济繁荣的反映。又说，庙塔修成后，“特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衣著罗帛六十段，罗锦杂幡七十对，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又赐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充蕃汉僧常住，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资焉，二时斋粥者有所取焉”^[26]。大数额金银钱币的赏赐，联系武威丰富的出土钱币资料，说明这里的商业贸易和货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

黑城出土的乾定二年（1224年）黑水守将仁勇《告近禀帖》称：“远边之人，贫而无靠，唯持食禄各一缗”^[27]。说明西夏王朝已部分用钱币支付工资。

1972年，武威张义乡出土西夏文物中，还有两张单据，一张是汉文“欠款单”，记载“李伴朝欠钱叁吊伍百文，刘的的欠钱贰佰伍拾文”；一张是西夏文“会款单”，记载讹利娘娘等十个西夏人，在天庆虎年（1194年）共会集750钱的事^[28]。这些文书单据，生动反映了钱币在西夏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

【注释】

[1]（明）胡汝砺撰，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9页。

[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〇，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3]（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中华书局，第2926页。

[4]（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中华书局，第8753页。

[5]（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页。

[6]苏舜钦：《苏学士文集·赠太子太保韩公行状》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7]本文有关大风沟、榆树台出土钱币数字，均采自本书第九章第一节《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一文附表。

[8]文中涉及宋朝每年铸钱数字，皆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第451页“北宋铜钱铸造额表”。

[9]（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钱币》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4380页。(www.xing528.com)

[10]（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钱币》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4384页。

[11]西夏前期，只有西夏文“福圣”“大安”“贞观”宝钱和汉文“大安通宝”“元德通宝”隶书“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钱7种；后期有西夏文“乾祐”“天庆”宝钱，汉文“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元宝及“天盛”“乾祐”元宝铁钱11种。

[1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36页。

[13]黄一义：《吉林金代窖藏铜钱的几个问题》；王禹浪：《浅谈金代窖藏铜钱及其货币制度》，均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

[14]（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4页。

[15]（元）脱脱等：《宋史·党项传》卷四九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8页。

[16]王永兴：《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该书认为黄巢及其将佐杀入长安后，梵市肆，杀人满街，残暴酷虐，当称之为盗为贼，“称之为义军，绝对不可”。

[17]（元）脱脱等：《宋史·党项传》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4375页。

[1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六，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19]（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八《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华书局，1986年。

[20]（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市易》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4548页。

[21]（元）脱脱等：《宋史·夏竦传》卷二八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9575页；（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五，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22]（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3]（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中华书局，第3902页。

[24]1908、1909年，俄国大佐柯兹洛夫率领沙俄皇家探险队，在哈拉浩特（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考古发掘，获得大量西夏文物及西夏文书、绘画资料，现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中所引有关黑城出土文物资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2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均见《考古》1974年第3期。

[26]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年第4、5期合刊。

[27]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28]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均见《考古》197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