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俄苏小说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极为艰辛、复杂，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家。所以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一、生平与创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0月30日出生，1881年8月28日去世）出生在莫斯科苏舍沃区一个军医家庭。1834—1837年，他先后在莫斯科两所寄宿中学读书，阅读了大量俄国和西欧文学作品。1838年，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期间醉心于阅读普希金、果戈理、巴尔扎克、雨果等大家的作品，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841年晋升为陆军工程兵准尉，1843年毕业，留在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1844年辞职，并以陆军中尉退役，从此专事文学创作。

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和《鲍里斯·戈都诺夫》（均没有保留下来）可以视为他的创作开端。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次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完成，1846年1月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上，问世后一鸣惊人。这部作品深化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主题，得到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涅克拉索夫称他为“新的果戈理”。

《穷人》的主人公小官吏杰弗什金善良、敏感，富有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虽然教育水平不高，但拥有美好的内心世界。他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表示愤慨。尽管他自己愁吃愁穿，却经常倾其所有，接济一个家境困难、举目无亲的孤女瓦尔瓦拉，并且安慰她、鼓励她。瓦尔瓦拉也将他当作唯一的依靠。他俩同病相怜，相依为命，在回忆和幻想中度日，但等待他们的是不幸的命运：先是杰弗什金因人格受辱，病苦地酗酒，后是瓦尔瓦拉为生活所迫，嫁给了粗暴、吝啬的贝科夫。作家让两位主人公以书信的方式抒写他们因贫困而感受到的不幸，解剖自己、分析他人。杰弗什金的形象闪耀着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作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小人物”的悲苦命运的同情上，而是进一步肯定了“小人物”的价值和尊严，表现了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对此，别林斯基称赞道：作家“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少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55]

别林斯基称这个作品是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它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深刻地挖掘了小人物的深层复杂心理，因此批评家B.迈科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心理诗人”。处女作的成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国文坛上的一颗新星，步入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队伍的行列。与别林斯基和进步文学团体的接近，对这位年轻作家的成长产生了良好影响。

作家的第二部小说《双重人格》（或译为《同貌人》《孪生兄弟》，1846）的主人公小官员戈里亚德金在生活境遇上稍强于杰弗什金，但他精神空虚，猥琐怯懦，唯恐成为人们眼中的破“抹布”。他渴望向上爬，追求五品文官的女儿，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落入狼狈的境地，导致他精神分裂，幻觉中出现了他的化身——小戈里亚德金，这个分裂出来的化身实际上是他内心世界阴暗的一面。这部小说既是作者对精神病研究（他曾就此与医生探讨，并阅读关于大脑、神经系统等方面书籍）的结果，更是他对时代典型的成功捕捉。

所谓双重人格，就是人性的异化，即自我异化为非我。这种异化现象归根结底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压迫、威胁造成的。戈里亚德金人格的分裂是受欺辱的底层阶级的迷惘、绝望而又挣扎、幻想，渴求出路的心理表现。而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人性的异化会成为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心理现象。所以，戈里亚德金的形象及其心理特征极具典型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批判了专制农奴制以及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平民阶级物质方面带来了深重苦难，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它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创伤。在俄国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个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现象，这正是他创作的独到和深刻之处。

《双重人格》曾因为其中的“幻想的色调”而受到别林斯基的尖锐批评，但作者却自我感觉良好，他十分看重这篇作品。1846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里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评价如此不同，其原因取决于二人在文学观点上的分歧：批评家坚持的是自然派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作家奉行的是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幻想现实主义。《双重人格》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作品，它不仅是作家此后所执着的“双重人格”主题的奠基作，而且开作家以幻想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之先河。

继此发表的《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的主人公因深感地位卑微而惜钱如命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这个“葛朗台”梦想借金钱改变自己屈辱的地位，达到为所欲为的目的。他是作家笔下首个拿破仑思想的体现者，这一思想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特别是《罪与罚》中得到充分地发挥。

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在这些小说中塑造了系列“幻想家”的形象。在《彼得堡纪事》（1847）的末尾，作家谈道：因为客观和主观原因，很多俄国人无法找到并从事喜爱的工作，久而久之这些意念薄弱、软弱无能的人变成了一种特殊而奇怪的中性存在物：幻想家。他们善良，有才能，内心复杂，但却耽于幻想，害怕真实的生活，或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才华，不求长进，总是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做白日梦，于是失去了施展才能或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其中《女房东》（1847）笔触怪诞，人物具有象征性；《白夜》（1848）是作家少有的色彩明朗的小说；《涅朵奇卡》（1849，未完成）中的儿童心理、病态心理刻画得相当细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关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但他的兴趣集中于刻画人物心灵的各个层面，偏离了别林斯基等人所期望的、挖掘小人物心灵中的美德和揭露当代社会的阴暗面的坐标。他的作品因此受到冷遇以至于激烈的批评。除文艺观外，他与别林斯基还有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傅立叶的信徒，另一个则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这导致他们在1847年初最终决裂。

早在184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邂逅。与别林斯基决裂后，他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这一决定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命运。但他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信仰傅立叶主义，认为它是“和平的体系”，并主张对俄国社会进行和平的（非斗争的）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他却加入了激进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参与建立秘密印刷所和发动政变的计划。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后，他与小组的重要人物被捕，因他在一次“星期五聚合”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一刻，他与其他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得到沙皇的“赦免”，改判服苦役四年，期满后再当五年列兵。

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十年是“他被活埋和禁锢在棺材里”的时期。这是他人生的炼狱，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使他对俄国社会的黑暗有了切身体验，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和思考更加深刻；同时在流放中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十年的囚徒生活，使他与整个社会，特别是与俄国的进步力量和革命思潮隔绝了，他的世界观因此发生了变化。昔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热血青年抛弃了社会主义信念，政治思想向保守、反动方面转化。另外，苦役和流放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原有的癫痫病更加严重，后来经常发作。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对他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他之所以能把人物在歇斯底里发作时的杂乱无章的心理活动揭示得那么真实，那么深刻，这与他本人犯病时的切身体验有直接的关系。俄苏文艺学家П．萨库林院士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成熟的作品都溯源于苦役和流放的岁月。”^[56]

苦役期满，他于1847年转往塞米巴拉金斯充当列兵。在那里，他与税务官亚·伊萨耶夫的遗孀结婚。但因作家的身体状况和伊萨耶娃敏感脆弱的性格，他们的婚姻并没有走得太远。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以陆军少尉退役，并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重返文坛后的创作可以说是过渡性的。除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民民》（1859）外，重要作品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多线索小说：娜塔莎和阿辽沙的爱情、涅莉和斯密特的遭遇，伊凡的奔走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活动……瓦尔科夫斯基是书中众多人物蒙受苦难的罪恶之源。他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认为整个世界是为他而创造的。集中体现了当时自私、贪婪和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的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本性。他觊觎工厂主斯密特的财产，勾引他的女儿，后又遗弃她和女儿涅莉；他诬陷管家伊兹缅洛夫，诈取了他的一万卢布使他破产；他为了捞取三百万嫁妆，破坏娜塔莎与自己儿子阿辽沙的婚姻。小说中的叙述人伊万有作者自传的成分。娜塔莎和涅莉是截然相反的性格，涅莉至死也不愿饶恕瓦尔科夫斯基，而娜塔莎则要以痛苦换取未来的幸福，认为痛苦能洗涤一切。小说结尾娜塔莎一家虽团聚，但带有感伤气息，而涅莉的死则保持了全书的悲剧气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也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中。

《死屋手记》（1861—1862）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是作者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观察、思考和感受的真实记录。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触及过西伯利亚监狱生活的题材。《死屋手记》第一次将俄国这“黑暗王国”中最黑暗的角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可以说是沙皇专制统治下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赫尔岑将该书评价为“一部可怕的作品”，并与但丁的《地狱篇》相提并论。

《死屋手记》写的是狱中生活。囚犯们的劳动、争斗、打架，偷贩私酒、放高利贷、嫖妓、赌博以至洗澡、娱乐等景象，囚犯们常常遭到非人的待遇。残酷成性的狱吏对囚犯为所欲为，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刑吏以行刑为乐事，想尽办法折磨犯人。

作者从人道主义立场批评这种残酷的牢狱制度，认为任何的烙印和脚镣都不能迫使犯人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小说更多观照的是囚犯们复杂的性格。人不是按照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分成善恶的。他看到道德败坏、腐化透项、卑鄙下流的告密者贵族A，比力量过人、恶毒残酷的鞑靼人卡津和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更加野蛮和厚颜无耻；也看到善良纯洁、可爱又可亲的鞑靼人阿列伊和宁静开朗而又嫉恶如仇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列兹金仁努拉等最受压抑的受苦人“白白地毁灭在牢房和痛苦的厄运中”……他看到N犯在仇视贵族出身的犯人，感到人民与贵族的敌对，他还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而强盗中间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他认为，在罪犯们的野蛮、粗鲁的表面下隐藏着淳朴、智慧、善良、特别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正教意识——承认自己有罪并自觉地服罪，因此得出结论：需要学习人民的思想。这些认识成为他后期的“根基论”基础。梅烈日科夫斯基说：“命运给他上了一堂严峻而又极好的课，不上这一课，他就不可能走上新的生活道路。”^[57]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长兄米哈伊尔的名义（并由他担任名义上的编辑）呈准创办月刊《时代》（1861—1863）。创刊之初，在各重要刊物上发表的《1861年〈时代〉杂志征订启事》，是作家当时开始形成的“根基论”的宣言和纲领。“根基”（почва，或译为土壤）是指人民。他认为俄国不同于西欧，它应该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俄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信仰基督和忠于沙皇，忠君、博爱、宽恕、忍耐、顺从是人民的道德“本源”，是俄罗斯民族的“根基”；而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宣传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无神论和革命思想，既不符合俄国的国情，也有悖于人民的道德传统，脱离俄国的“根基”，人民自然不会接受；他呼吁文化阶层应该回归到人民和民族的“根基上来，从中汲取道德理想和寻求解决俄国社会的途径——即用基督教精神促成上层和人民的和解，实现社会各阶层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这才是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国生活未来发展的基础，不应该同整个欧洲一样到处是阶层之间的相互敌视，胜者与败者的相互敌视。”“……我们说的是文明社会与人民本原之间的和解。我们感到双方最终应该相互理解，应该澄清它们之间积累下来的众多误解，而后和谐一致地共同走上宽阔美好的新路。无论如何要好好团结起来……”。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观点的矛盾性也一目了然。一方面他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现存社会感到不能容忍，痛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暴压迫和掠夺，迫切希望改变社会现状。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感到幻灭，极力反对用革命手段变革现实；一方面对人民的深重苦难痛心疾首，对被侮辱和被欺凌者寄予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又号召人民和解、容忍、顺从，这又是在维护沙皇专制制度。思想上的尖锐矛盾构成了他的精神悲剧，影响其一生。

这期间他发表了两个篇幅不长而意义重大的作品：《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1863），和《地下室手记》（1864）。《冬天记的夏天的印象》是1862年6月至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出国游历德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观感。这并非旅行笔记，而是思考和总结，它带有政论色彩。特写以讽刺笔触描写拿破仑三世时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展现了伦敦无产者的可怕生活画面，揭露了西欧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虚伪性。特写是作家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纲领的缩影，是对争论俄国社会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抑或采取自己的独特形式走自己的道路的一个还原。作品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但对西欧资本主义对沙皇俄国的进步影响没有谈及，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片面性。

《地下室手记》被称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导言”。“地下室”一词来自普希金的《吝啬骑士》。原计划小说共有三章，但只写成两章。第一章是主人公的自白，他是退职的八品文宫，一个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孤僻成性，与社会隔绝，像老鼠一样20年间躲在地下室里。他又是个“悖论者”，中心思想是：人喜爱随心所欲地行动，不愿受理性的约束。地下室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高尔基语），鼓吹自由意志，认为自由独立的意愿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关于这个作品，批评家K．莫丘尔斯基说，就大无畏的精神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逊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58]作家自己说过，这个形象是“我从心里挖出来的”。显然，作品带有自传因素。但他后来在《少年》的前言中对地下室人持批评态度。他说：“地下室之因，在于丧失对公共规范的信念，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正是在完成《地下室手记》与《罪与罚》的60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世界观和社会、政治以至文艺思想观的最终转变。

1864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不幸的一年，他的第一个妻子伊萨耶娃和兄长米哈依尔相继病逝，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特别是哥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沉重的债务，杂志严重亏损，经济陷入困境。以前出国访问时，他染上了赌瘾，梦想从赌博中赢钱，而结果常常是输得精光，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此后，终生在贫穷困顿、囊中羞涩中度过。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生活优裕、舒适的作家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境遇可谓是天壤之别。

为了生活，为了还债，他拼命写作。1866年，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还未最后完成，就已经在公众中引起轰动。这部小说的问世，大大提高了作家在俄国文学界的地位，并给他带来世界声誉。

《罪与罚》尚未竣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与出版商签订一项合同：他必须在1866年11月1日之前完成一部长篇小说，逾期不交，以前全部作品的版权归出版商所有。时间紧迫，他聘请了女速记员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协助，以口授方式，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赌徒》。小说描写主人公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不安于家庭教师的卑微职业，幻想通过赌博获得财富和权势，结果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最后堕落成一个到处流浪的赌棍。小说融合了作家本人赌博的体验，所以对赌徒的种种行为和心理揭示得真实而深刻。

《赌徒》的创作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相爱的契机，次年，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作家携妻子出国旅居四年。期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1868），这是继《罪与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主题是“十分美好的人”。主要是与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中的“新人”相抗衡，他以自己定义的正面人物来表达理想人物和社会政治观点。

《群魔》于1871至1872年刊登在《俄国导报》上，1873年出版单行本，是作家最激烈的反虚无主义的小说。作者几度更改创作构思，最后利用1861年刊登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杀害他的“人民惩治会”中一个不可信赖的成员、农学院学生伊凡诺夫的案件，从而确定写无神论的虚无主义者。

中心人物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卑鄙、奸诈、凶残，自称是“骗子手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以成员间相互监视来严加控制，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从事种种阴谋活动。是他主使暗杀了小组成员、所谓的“告密者”沙托夫。显然，这个韦尔霍文斯基形象，是对当时60年代年轻革命家的丑化，而且是把当时进步青年与涅恰耶夫成员混为一谈。

斯塔夫罗金出身贵族，作者原来是要把他写成因信仰与不信仰矛盾斗争而深受折磨的人，后又把他写成“新人”，但却失败了。斯塔夫罗金聪明过人，外表潇洒，镇静而理智，却是一个冷酷乖戾、淫乱心狠的阴谋家。他指使费季卡杀死自己的“妻子”——跛脚女人。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活动，但他是“精神上的煽动者”。他从有信仰的人变成无神论者，是典型的双重性格：他无视善恶的原则，却明确二者的界限；他能在干坏事和做好事时体验到同样的乐趣；能够在爱一个人的同时恨他。在作品发表时被迫删节的《谒见吉洪》一章里，斯塔夫罗金在“自白”中谈到奸污一个14岁女孩，并在她自杀时坐视不救（当时他在窗中见到的“红蜘蛛”正是他心灵淫乱和堕落的象征），最后他因良心上无法摆脱这一罪恶感而自缢。

这些都是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的阴谋恐怖分子，这样的虚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就像魔鬼一样附在俄罗斯祖国的身上，而俄罗斯只有摆脱这些魔鬼，才能获得新生。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是对俄国革命者的歪曲和丑化，但它仍有一定的客观意义：这一形象集中概括了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政治骗子、阴谋家、投机家的特点，反映了俄国革命运动中沉渣泛起的现象，警示人们要提防这类蠹虫混入革命运动。

小说另一重要人物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一位40年代的西欧派、自由主义者。他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肉体上的父亲，又是斯塔夫罗金的精神上的父亲（教师）。作家认为西欧派、自由主义者脱离俄国，脱离人民是产生虚无主义的根源。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一般认为是40年代自由主义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也带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身影。这个人物身上固然有一些美好的品质，但却被漫画化，显得滑稽可笑。小说中的卡尔马津诺夫的原型是被丑化了的屠格涅夫，也因为他是西欧派、自由主义者。基里洛夫是道德上纯洁而又甘于自我牺牲的人，但他因斯塔夫罗金的引导成为极端的无神论者，以至于认为“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是上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最后以自杀证明了自己所追求的绝对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部作品时很有激情，在给II．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甚至说；我想说出“……在我的脑海里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纵使因此毁了我的艺术性也在所不惜”。

《作家日记》最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任《公民报》编辑时在报上开辟的一个专栏，1876年后则是他自己创办的一份月刊（1876—1877，1880，1881），专门发表自己的作品。《作家日记》在他的文学遗产中有着重要的分量。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之所以用“日记”命名，是因为发表的都是作家对每月的新闻事件或各种琐事的切身感受和印象，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书中有政论，有关于大俄罗斯主义和根基论的充分论述，关于“偶合家庭”和青年问题的见解。有短篇小说，最出色的是《温顺的女性》（1876）。作品在时间上充满幻想性，并较为集中地采用了意识流手法。

70年代中期，因涅克拉索夫的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1875）。这是一部教育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经历了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生活历程。作品着重写的是当时俄国大转折时期社会秩序混乱、思想道德败坏，在贵族中出现的“偶合家庭”。阿尔卡季就是“偶合家庭”中的“偶然”成员——他是贵族韦尔西洛夫与家奴马卡尔的妻子的私生子。他来到彼得堡，要实现他的一个“罗特希尔德思想”，即通过积攒，成为像当时欧洲的大银行家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式的人。他认为金钱万能，但并非崇拜金钱，只是将它当做一种手段，借以得到充分的“自由”，而他所追求的“自由”，是高傲地漠视一切、过一种幽居独处的生活。但在经历一些纠葛和阴谋之后，阿尔卡季渐渐对“罗特希尔德思想”、对金钱失去兴趣，开始考虑如何生活的问题，最后阿尔卡季见到自己的养父——马卡尔。一位笃信东正教的信徒，是云游四方的朝圣者。阿尔卡季从他身上看到“好人品”。^[59]其意义大致是信仰基督，爱生活，不作恶，为他人效劳。阿尔卡季说自己热烈追求这种“好人品”，作品最后交代，阿尔卡季开始了新生活。

小说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形式上是采用刚成年的主人公手记，让他对周围发生和接触到的一切，都不甚了了，常常是猜度的、假定的，因此他的叙述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甚至情节安排也较为混乱，但这恰恰表现出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风格。

作家晚期创作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汇集了作家所经历过的、思考过的、写作过的一切，成为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史诗性巨著。

1881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偿清了债务。但舒心的日子不长，同年2月9日（俄历1月28日）病逝于彼得堡，走完了他坎坷、磨难的人生旅程。诚然，他的思想和创作充满矛盾，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鲜明反映，他以丰硕的成果和精辟的见解构建了一座伟大的艺术丰碑，为后世文学开启了多方源头。

二、中长篇小说分析

（一）《罪与罚》

《罪与罚》是作者60年代重要的作品，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和创作的日益成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1866年，这部长篇小说在《俄国导报》上分期发表。该书的构思始于18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列兵时期。1865年9月他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要写“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基本情节与后来写成的小说相似。但在写作过程中又有了变化。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因贫困辍学的大学生。他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但有时淡漠无情、麻木不仁到几乎毫无人性。他高傲孤僻、深沉而耽于哲理思考。他的生活费来自每年仅有125卢布抚恤金收入的母亲，因此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靠抵押借贷过着蜷缩在棺材般的阁楼里的艰苦生活。于是萌生了杀死高利贷老太婆的念头。杀人的动机是一连串的事情：先是在酒馆里听到邻座一大学生也要杀死这个老太婆，劫富济贫；继而看到马尔美拉多夫一家，尤其是他女儿索尼娅因家境而被迫卖淫的痛苦境况；随后又接到家书得知妹妹杜尼娅准备为了他而嫁给卑鄙冷酷的律师卢仁。在走投无路之际，为挽救妹妹，也由于愤恨社会的不公正，他决计铤而走险去杀人。各种巧合使他顺利得手，但当他杀死了老太婆，抢得财物准备逃走时，又劈死了从外面回来的善良无辜的丽扎维塔。

《俄国导报》第4期上刊出的《罪与罚》第4部（第5章）中，侦察员波尔菲里第一次提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此前发表的文章《犯罪论》，文中将人分为两类：“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平凡的”人只配繁衍后代，俯首帖耳地过日子；而“不平凡的”人则有权超越法律，为所欲为，如斯巴达立法者来喀古士、雅典执政官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他认为自己似乎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样他的杀人又有另一动机，小说也因此成为了哲理小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将抢来的钱物藏妥，不留丝毫痕迹。但他行凶前的种种焦虑此时化为与世隔绝的无尽的折磨，他曾想到自杀或自首，“一了百了”，但又下不了决心。之后，小说主要展现他与索尼娅和波尔菲里的思想上的“决斗”。波尔菲里长于观察和推理，他得知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警察局晕倒和他去作案现场拉门铃等情况后，联系到他的论文，断定他是凶手，苦于没有证据，再三用攻心的方法拷问他，同时又不无同情地开导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显然以挑衅的态度与他抗辩，但最后决定接受索尼娅的十字架还是由于波尔菲里的威逼和推动。

对于这次犯罪动机，拉斯柯尔尼科夫前后解释不一，时而说是因为贫穷，他要用抢来的钱完成自己的学业，以便将来走上独立的生活道路；时而说他杀人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做“不平凡的人”；时而又说他杀死老太婆是想“为大众造福”，“想要做人类的恩人”等。这说明他犯罪的原因很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他的贫穷潦倒，走投无路的绝境，因为生存而导致犯罪，归根结底，是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正如马尔美拉多夫所说：“走投无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在此，作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迫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的深层原因。不论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还是马尔美拉多夫的酗酒，还是索尼娅的卖淫等等，其根源皆在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但是，他的犯罪也有主观原因，那就是他的个人主义的“理论”。他妄想成为“不平凡的人”，要么做主宰世界的拿破仑式的统治者，要么做施恩于人类的救世主。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归根结底都是从“我”出发，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正如他的反复申明：“我杀人只是为了我自己，只为了我个人。”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毒害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造成了他人性的异化和心理的变态。所以他采取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手段与社会对抗。但是，这种反抗手段根本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也不能改变大多数被压迫者的命运，反而成为罪孽之人。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以及所谓的“实验”破产了。事实证明，他无法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不能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不平凡的人”。他杀人之后，灵魂颤栗了，精神崩溃了，陷入无限痛苦中。他觉得仿佛用一把剪刀“把自己和一切人和一切往事截然剪断了”。他在孤独和恐怖中忍受着良心的折磨。他对索尼娅说：“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此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我就这样一下子毁了自己，永远毁了！”他在心里叨咕：“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我破坏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作者看来，就是俄国人民的道德基础——基督教的“爱”的原则。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别人，也就杀死了自己的良心；毁灭了别人的生命，也就破坏了人民的道德法则。因此，他必定受到外在的、法律的、肉体的制裁，也会受到内在的、精神上的、道德良心的惩罚。但作家强调的是后者。所以，小说以大部分篇幅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的紧张、激烈思想斗争和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活动。他难以消除负罪感，良心受到深重的拷问和折磨……他经受了一次精神上的苦刑。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失败结局既否定了他的“理论”，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给予了批驳，也否定了他的暴力反抗手段，旨在表明，人一旦迷信暴力思想，走上暴力道路，就必然任意妄为，必然导致精神崩溃和人性毁灭。

在经历了苦刑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出的唯一出路就是忏悔、赎罪和皈依上帝，用基督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通过受苦受难而走向新生。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坦白说他杀了人，该怎么办时，索尼娅说道，立刻去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被你玷污了的大地，然后向全世界承认“我杀了人”，那么上帝就会宽恕你，使你获得新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拉斯柯尔尼科夫果然这样做了，随后投案自首。最后，在索尼娅的爱情的温暖下，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他甘愿以受苦来赎罪，洗涤自己的灵魂，他逐渐恢复了心灵的纯洁和平静，道德上获得新生，精神上复活了：在他那“病容满面、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新的未来和充满新生和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的曙光”。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苦难的人们指出的一条出路。但这又是无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情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彻底否定了它的弱肉强食的道德原则，对“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表示了深切同情，但他除了乞求于宗教外，找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不能为苦难的人们指出真正的出路。这是他世界观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剧。(www.xing528.com)

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化身，是东正教信仰的体现者。她善良、单纯，为了救助家庭不惜沦落风尘，甘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她总是怀着罪孽深重的忏悔心情去承担加在她身上的一切苦难，把忍受苦难当作赎罪。她爱得越深，忍受苦难的毅力越坚强，正是她的隐忍和忍受苦难的顽强毅力，在她身上闪耀着强烈的爱的光辉。作家把她看做是人类苦难的象征。拉斯柯尔尼科夫俯伏在地吻她的脚，说道：“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通过这一形象，作家宣扬的是基督教的仁爱、宽恕、忍耐、自我牺牲和受苦受难的精神。正是在索尼娅的鼓励和感召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皈依了上帝，走向了新生。索尼娅作为作家鼓吹宗教思想的传声筒是苍白无力的，但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俄罗斯人民传统道德观念，对俄罗斯人思想的渗透和引导作用还是显著的。

斯维德里盖伊洛夫是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是一个卑鄙、残酷、无耻、淫乱无度的地主。他做过很多坏事，也杀过人，但他具有双重人格。他在自杀前，安排好了陷入贫困绝境的马尔美拉多夫家的孩子们，给未婚妻留下补偿，在威逼杜尼娅的紧急关头放了她，他出于良心的谴责而自杀……一切都表明他心灵深处还有光明的一面。当然，尽管他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像他自己，但两人在道德上相去甚远。

《罪与罚》是提高他“作家的声誉”的作品，艺术上有许多优点和特色。首先，结构严整，全书围绕主人公展开，没有枝蔓，情节环环紧扣，开展迅速；紧张气氛贯穿始终。其次，事件不是主要情节，而是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与此相关的是大量的内心独白。全书贯穿着人物精彩的对话，其中以主人公和波尔菲里之间伴有紧张心理活动的三次对话尤为精彩。最后，小说广泛地展示出那个时代俄国城市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如贫困、自杀、酗酒等，除个别外，大多通过人物的见闻或谈话来表现，十分简洁，没有阻滞情节的进展。小说多处以梦和外部印象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如关于驽马被铁棍击毙的梦，是表明他因计划用斧头去杀死老太婆而预感到恐惧和残酷及不安；他梦到沙漠中的绿洲清泉，表明他因在杀人问题上焦虑苦恼而渴望得到身心上的缓解……小说还采用意识流手法，最出色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自首前走过干草市场时的那一段，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投身车轮前经过街道时的那段思路很像，而《罪与罚》的写作时间早于《安娜·卡列尼娜》十多年！

所以，《罪与罚》充分显示了从艺术家到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它与《卡拉马位夫兄弟》是作家创作中并峙的双峰。虽说这篇小说在哲理深度和广度上逊于后者，而其结构的严整似乎略胜一筹。

（二）《白痴》

1866年末《罪与罚》完成后，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长篇小说《白痴》的创作，从1868年第一期《俄国导报》上开始连载，1869年1月告竣。

与《罪与罚》不同，《白痴》描写的不是彼得堡底层人民的生活，而是将画面集中在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贵族地主和官僚社会，以一个女子的遭遇谴责了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对美的亵渎和践踏，表现了美被毁灭的悲剧性主题。

纳斯塔霞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身世凄凉，自幼被大地主托茨基收养。由于美貌，十六岁那年，纳斯塔霞竟被托茨基占有，被迫做了他的情妇，成了他寻欢作乐的对象。从此拉开了她的命运悲剧的序幕。托茨基厌倦之后，欲将她抛弃，但还要将她作为他谋财升官的商品来充分榨取。所以他又以七万五干卢布做陪嫁，将纳斯塔霞嫁给叶潘钦将军的秘书加尼亚，自己和将军的大小姐结婚。这实际上是一桩卑鄙无耻的交易：托茨基虽然付出了七万五千卢布，但与有钱有势的将军之女结婚，得到的陪嫁远远超过付出；对于叶潘饮来说，这门婚姻可谓一举两得，既为女儿找到殷实富有的伴婿，同时他还想把自己垂涎已久的纳斯塔霞据为情妇，至于加尼亚，他对这门婚事也是求之不得，因为可以坐收七万五干卢布的陪嫁。另外，即使上司叶潘钦将军勾搭他的妻子，他不仅不阻拦，反而会受宠若惊。他们各怀鬼胎，唯独纳斯塔霞被视为金钱交易的牺牲品：贵族托茨基为了娶贵族小姐而出重金摆脱她，加尼亚为了重金准备接受这个他所不齿的别人的情妇；罗果静出于情欲，不惜以10万户步竞拍她。在纳斯塔霞的生日晚会上，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物登台的场面上，娜斯塔霞将罗果静的十万卢布扔进火炉，全场人的惊呆和加尼亚的昏厥……纳斯塔霞对金钱势力的鄙视和郁积在心中的报复情绪在这场游戏中得到了宣泄，这经典的一幕充分展示了贵族阶级的腐败，金钱万能……这是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兴起、人的观念、社会的风气、道德和心理的激烈变化的缩影。正因为她的抗议和蔑视，最后惨死于商人罗果静的刀下。梅什金公爵认为：“美可以拯救世界。”纳斯塔霞所体现的美不仅不能拯救世界，反而被毁灭了。在这个畸形的社会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遭到毁灭——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作家以美的毁灭向金钱社会提出了抗议。

纳斯塔霞身处污浊的环境下，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和痛苦，因此形成了矛盾、畸形的心理：她是既纯洁又“堕落”的女人。她高傲，却沦为托茨基的情人，有独立人格却成为金钱交易的对象，向往美好而又居于屈辱地位。她的高傲与梅什金的温顺形成强烈的对照，也因高傲和自卑，拒绝了真诚爱她的梅什金。高傲不驯、玩世不恭、嬉笑怒骂成为她自卫和反抗的唯一手段。她蔑视托茨基、叶潘钦、罗果静、加尼亚之流，对觊觎她的美色、占有她的人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哪怕“不顾体面地戕害自己”，哪怕“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与作家笔下那些逆来顺受的小人物相比，这个形象显得丰满、鲜明、有震撼力。

梅什金公爵是小说的男主人公。他道德高尚、温和、宽厚、天真得近乎白痴（他患有癫痫病）。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堂吉诃德，是现代基督，他宣扬博爱和宽恕容忍的基督精神，对不幸的人满怀同情心。他否定革命，承认贵族阶级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主张他们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人民团结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这部作品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描绘，对金钱势力进行了有力控诉，涉及社会剧变时期诸多思想道德伦理问题。梅什金深深同情并企图拯救备受屈辱的娜斯塔霞，看到了这个“清白的女人”的心灵，爱上了她。梅什金对纳斯塔霞的爱不单单是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还有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怜惜，希望能拯救她跳出火坑，帮助她走向新生。这是一种基督式的爱，是一种自我牺牲，高傲的纳斯塔霞自然不肯接受。梅什金对纳斯塔霞的爱使他与罗果静处于尖锐矛盾之中，成为不共戴天的情敌。他鼓吹博爱、宽恕、容忍与和解，企图以救世主的姿态调和矛盾，化解纠纷，使人们和谐相处。然而，他的说教和行为既不能使不幸者摆脱厄运，也不能使作恶者有所收敛，更无力改变丑恶的现实。当纳斯塔霞被杀后，他也发疯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白痴。在与邪恶势力的对抗中，“基督公爵”梅什金彻底失败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作家的道德理想，梅什金公爵的失败证明，作家主张的道德说教不是什么济事良方，根本不能改变豺狼当道的社会现实。因此小说也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的色彩。

《白痴》在人物形象，特别是女主人公纳斯塔霞的塑造上显示出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这个无奈周旋于上流社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那种既真诚又富有心计、既善良又报复心强、既高傲又自卑、既渴望新生又自暴自弃的矛盾心理被刻画得丝丝入扣。不过作家自己也承认：“小说中许多地方写得匆忙，许多地方拖泥带水，不很成功……”^[60]细看小说的四部分内容，作家的自我批评还是非常的到位。

小说的一、四部分很精彩，二、三部则多缺憾。第一部紧紧围绕女主人公的婚嫁问题展开，暴露势利之徒的阴谋伎俩，在纳斯塔霞生日晚会上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达到高潮。第四部是全书的结尾，交代了人物的命运结局。纳斯塔霞反复再三，终于决定与梅什金结婚，正在婚礼举行之际，她又随罗果静而去，情节急转而下。随后，公爵就看到纳斯塔霞的尸体。她究竟为什么被杀死？小说未作交代，留下悬念，待读者去思索。二、三部中，女主人公几乎没有登场，倒蔓生出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如第二部布尔多夫斯基冒充帕夫利谢夫之子与梅什金争夺遗产的情节；第三部又插入伊波利特的故事和他的“自白”等。这样，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就造成了失衡——虎头、豹尾、水蛇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拖泥带水”的呢？作家解释说：“我维护的不是小说，而是我的思想。”^[61]作家为了维护和阐明自己的“思想”，于是就把布尔多夫斯基、伊波利特等青年写成了虚无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借以诋毁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把梅什金公爵当做传声筒，大发宏论，攻击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陷入“为了思想牺牲艺术”的怪圈中。但无论怎样，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白痴》仍是一部散发无穷魅力的优秀之作。

（三）《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情节的基础是作家在服苦役时一位蒙冤的难友——“弑父者”的经历。小说以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示了“偶合家庭”的现象。“偶合家庭”一词最早出现于《少年》，是指在当时社会激烈变化中，世代形成的道德观念遭到否定，因此家庭成员不再有一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卡拉马佐夫一家正是这样“偶合”的家庭。这个家庭父不父、子不子，父子兄弟钩心斗角、互相仇视，最终导致一场弑父的惨剧，家庭彻底崩溃。

父亲费奥多尔是暴发的地主。他道德败坏，亵渎神明，贪婪好色，专横冷酷，胡作非为。有时甚至自称是“丑角”。他是“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根源。他夺走第一个妻子的全部嫁妆；在她死后又占有一个美貌、天真的温顺女子，还从心灵上百般折磨她；后来又强奸了一个疯女人。他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甚至要霸占他们应得的母亲的遗产。他自称“完全是个性情毒辣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儿子们的极端蔑视和仇恨。这是一个集小丑、恶棍、流氓于一身的恶魔式的人物。他既是腐朽没落的地主，又是资产阶级暴发户，融合了福马·奥皮斯金、瓦尔科夫斯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托茨基的特征。高尔基指出：“这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怯懦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

大儿子德米特里是退役军官，性格豪爽，为人坦诚，富有同情心，而且信仰上帝，但他轻浮、暴躁，挥霍无度，行为放荡，耽于情欲。他的心灵是“上帝与魔鬼斗争的战场”。他因为父亲想侵吞他应得的遗产，又争夺他的女人格鲁申卡，愤怒之下公然声称要杀掉父亲。此后涉嫌弑父，蒙冤入狱，他不努力为自己辩白，而是自我反省，内心以承受苦难洗涤自己和社会的罪恶。

在德米特里身上，“圣玛利亚的理想”和“所多玛城的理想”同时并存。作家在表现他的堕落和卑劣的同时，又力图揭示他内心高尚、善良的一面。如德米特里自己所说：“尽管我下贱卑鄙……尽管与此同时我在追随着魔鬼，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因此，他那堕落的灵魂不时又迸发出善良的火花。他本想乘人之危占有卡捷琳娜，但一转念又愤慨地、无条件地对卡捷琳娜施以援手；他虽然极端憎恨父亲，但终归没有成为弑父凶手。他同情被欺辱者的苦难，思考他们何以为苦的原因。他对弟弟阿辽沙说：“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所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酗酒荒唐，我差不多一直在想这个，想着受屈辱的人。”德米特里身上善的因子成为他后来精神“复活”的基础。他是一个天使与魔鬼合二为一的综合体。

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信仰与无信仰、社会主义和东正教的斗争，因此占重要位置的是二儿子伊凡。伊凡和弟弟阿辽沙是同母所生。伊凡是大学生，聪明高傲，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爱好思考，他崇尚理性而不信“永恒不死”，否定上帝，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正直，有社会正义感，对渗透“血泪”的现存社会深表愤慨，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特别不能容忍无辜的孩子们所遭受的摧残和折磨。在“叛逆”一章，他激动而愤怒地向弟弟阿辽沙讲述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残害儿童的暴行：异族侵略者虐杀婴孩，其残忍较野兽有过之而无不及，农奴的男孩玩耍时不留心用石块将地主的一只猎犬的腿弄伤，地主竟下令把男孩的衣服扒光，驱使一群猎犬将这孩子撕成碎块等。伊凡不禁诘问：“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他表示决不接受这种“最高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他认为，谁都“没有权利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伊凡这番亵渎上帝的论调被阿辽沙称为是“叛逆”。从伊凡对世界不公正的评判和对人民的深重苦难的同情来看，他无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过，伊凡的性格是复杂的，双重的。他也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宣扬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超人”思想。他的人生信条是：“既然没有灵魂不死，就没有道德，一切都可以做。”他虽然表面上没有参与父亲和哥哥之间的争夺，但他坐山观虎斗，希望“一个浑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尽管他不是弑父凶手，然而他那种“一切都可以做”的理论对斯麦尔加科夫影响极大，实际上他是后者杀父的教唆犯，是思想上的凶手。在伊凡身上，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体系中，他是斯塔夫罗金、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继续和发展。案发后，伊凡经受不住良心的折磨，承认自己是“凶手”，最后精神错乱。这是作者对他不信上帝的精神上的惩罚。伊凡和德米特经不同。后者心中有上帝，真正要弑父却没有下手；伊凡是无神论者，因此成了心理上的杀父者。

与理智的伊凡相反，阿辽沙对人信任、友爱、宽容、忍让、顺从，往往凭直觉行事。在他面前，父亲有时也表露出温柔的一面。阿辽沙进修道院做见习修士，竭尽全力穿梭于成员之间调停劝解，他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行恶之人，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开导孩童。他是长老佐西玛精神上的儿子，是作家思想的传声筒。这是同梅什金一样的人物，寄托着作家的理想。

斯麦尔加科夫是费奥多尔与疯女人生的私生子，他在费奥多尔家做厨子。他了解自己的身世，自轻自卑的同时急切地想要出人头地，他贪财又凶狠，伊凡的“为所欲为”理论使他更胆大妄为，杀死生父，并抢走财物，而栽赃于德米特里，最后畏罪自杀，他是伊凡的理论的实践者，体现了伊凡二重人格中卑劣、下流的一面。作为恶的体现者，他与代表善的阿辽沙构成了对立。

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导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家破人亡的惨剧：父亲被杀，斯麦尔加科夫上吊，德米特里被流放，伊凡精神失常。在这场家庭惨剧中，除了阿辽沙之外，每个成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卡拉马佐夫一家尽管性格各异，矛盾重重，但都具有一种“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力量，一种共同的气质——所谓的“卡拉马佐夫性格”，其具体表现为卑鄙、自私、残忍、堕落。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复杂关系和尖锐矛盾是农奴制废除后俄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畸形关系的浓缩，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混乱和不合理。而“卡拉马佐夫性格”则是这种病态社会的产物，是伴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德观念和疯狂占有欲急剧膨胀的产物。作家对这种腐蚀人、毒害人的“卡拉马位夫性格”给予了沉重的鞭挞。但作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暴露，而在于通过这一家庭成员的生活和道德的堕落，要对社会出路和拯救人类的问题做出回答，对人类的命运持以思考。既然人性恶是人类苦难的根源，那么，要疗治社会弊端，使社会和谐发展，要消除人们之间的仇恨和纷争，使人类从苦难深渊中解脱出来，仅靠社会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最根本的救世之道就是向上帝呼吁，就是用基督精神完善人的道德，使人弃恶从善。这一思想在小说中是通过佐西玛长老和阿辽沙来体现的。这师徒二人极力鼓吹基督教教义，满口的仁爱、宽恕、驯顺、容忍、受苦等训诫之词，宣扬基督精神是拯救灵魂、拯救人类的法宝。佐西玛长老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做人，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所以德米特里甘愿“背负沉重的殉难者的十字架”去服刑，为全人类的苦难去赎罪，通过受苦来净化自己，从而实现精神的复活。而伊凡最后精神失常的结局是因为他信仰无神论，否定宗教，亵渎上帝，背离宽恕、仁爱的基督教，必然会走上道德堕落、精神崩溃的犯罪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否定上帝必定导致犯罪，背离宗教道德就会堕落。然而对自己所鼓吹的宗教思想是否就是拯救人性、拯救人类的根本之道，在小说中他又流露出了怀疑和动摇。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伊凡杜撰了一个16世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这个宗教大法官认为，人是“软弱和低贱的”，没有道德，叛逆成性，必须用“奇迹、神秘和权威”或者恺撒的利剑去统治他们，而且要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基督的名义进行，以便蒙蔽人们。另外，作家又通过不同人物的口屡次宣称，“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为了社会秩序，“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把他选出来”。这岂不是连作家自己也承认，宗教、上帝、基督都是一种虚设，都不过是统治阶级蒙蔽、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既然如此，那么作家本人到底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如此卖力地鼓吹宗教思想，其目的又何在?这些均体现了作家矛盾的世界观和宗教观。

《卡拉马佐夫兄弟》凝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思考以及当前现实的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折磨他一生的“上帝存在的问题”，其次是他后期十分重视的“偶合家庭”问题；再次是儿童问题。小说中代表各种“声音”的人物聚会，“狂欢化”的场面，急转直下的突发情节，法庭论战的雄辩声音，伊凡矛盾思想的社会和理论基础，德米特里心中的所多玛城和圣母，阿辽沙神示般的直觉，受虐狂和虐待狂的表现，神经质、歇斯底里的作为，以及所描写出的梦魇和潜意识的广度，所涉及的社会道德、人生哲理的深度，这既是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又是所有方面的升华。总之，它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总结性作品。

三、艺术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师承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天才作家。他赋予小说艺术新的因素、新的内涵，使其更具有现代性，对当时与后世作家的影响深远而广泛。高尔基高度赞扬了他的艺术才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这两个人都跻入了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与他们并列而无愧。”^[62]

（一）虚幻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他本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还有他的小说创作都有别于19世纪那种严整有序、清晰明朗、像生活一样真实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他对现实主义有独到的见解：首先，他认为现实主义不在于对生活表面现象的真实描绘，而在于要反映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其次，在创作中，他特别注重表现那些“几乎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认为这更能揭示现实的本质。因此，他把自己的现实主义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虚幻的现实主义”。“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事物的最本质。”^[63]

这种“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他对那些异乎寻常的、出人意外的事物和现象极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描写那些畸形的、病态的、骇人听闻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现象，如凶杀、自杀、抢劫、恐怖活动、犯罪心理、精神分裂、二重人格、歇斯底里，以及社会底层人们的酗酒、卖淫、难以忍受的苦难、令人心碎的悲剧等。这样的题材和描写几乎遍及他的每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畸形的、病态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物和现象正是不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正常的反映，恰恰表现了现实的本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关注畸形的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性格、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他塑造了一系列“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异化（戈里亚德金、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暴露了得势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没落的贵族地主的丑恶心灵（瓦尔科夫斯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托茨基、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等）；展现了不平等社会的被侮辱与被欺凌者既反抗又怯懦、自尊又自卑、高傲又谦卑的病态心理（杰弗什金、涅丽、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等）；描写了处于激烈矛盾冲突中人物的精神分裂和歇斯底里……现实的客观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影响，所以，对人物的精神层面的深入挖掘也就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就是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幻现实主义”还体现在表现手法上。对那些特殊的、不同寻常的、出人意料的事物和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采用夸张、怪诞、梦幻、象征等“虚幻”的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予以表现。现实中的那些丑恶现象经过作家艺术地放大和变形，就显得更突出、更畸形、更丑恶、更面目可憎了。作家之所以认为他的创作方法更能反映现实的本质，其原因也在此。西方作家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现代派的鼻祖，主要就是着眼于他对人性异化、人的孤独感、病态心理、潜意识的描写，以及他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他不是现代派，但不可否认，在某些艺术手法上，他确实开启了现代派的先河，他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是他对现实主义的贡献。

（二）心灵奥秘的探寻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诗人。他反映当时激烈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现象，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心生活的激烈变化得以反映。他18岁时就立志“猜透”人的“秘密”，晚年他更明确地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心灵的全部奥秘。”^[64]在作家看来，只有探索人心灵深处的奥秘，才能称得上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过，他所描写的心理大多是病态的：从过强的自尊心和自卑心理到自虐狂与施虐狂，以及神经质、歇斯底里甚至精神分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身上现实与理想、善与恶、爱与憎、崇高与卑劣的撞击达到了极限，使他处于难以解脱的矛盾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中。作家着力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势下主人公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作家与主人公一起经受了良心的折磨过程，因此他的心理活动才那么真实生动、细致入微，形成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

鲁迅先生将这种心理描写称之为“精神苦刑”，即作家把人物置于万难忍受的逆境中和巨大的精神痛苦中去受折磨，受煎熬，使人物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和号叫，并且层层解剖他们的灵魂，把心灵中的隐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所以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拉斯柯尔尼科夫经受的正是这种“精神苦刑”。另外，作家常常通过人物的下意识活动、幻觉、梦魇这些意识深层次的活动来表现其心理错乱、心理过程，给人营造了一种心灵世界的神奇而又真实的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是性恶论者，认为“不正常和罪恶来自心灵本身”（这与其反“环境论”有关）。因此他描写地下室心理，窥视心灵的罪恶深渊。而且善于写内心的善与恶的斗争。固然他没有忽视人们心灵中闪光的东西，也塑造了人物的美好心灵（常常在小人物身上），但是这些理想人物的形象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他认为，一般人性是双重的，所以他侧重塑造了双重人格。

（三）复调结构

20年代末，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1929）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复调”（полифония）和“复调小说”（полифон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的理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首创者。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65]这一富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受到卢那恰尔斯基的赞同，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共鸣。

“复调”即“多声部”，系音乐术语，指由几个独立声部组成而又彼此和谐、形成统一整体的乐章。而“复调小说”，巴赫金是这样概括的：“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66]又说：“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67]。就是说，不同的人物以各自不同的、独立的声音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进行“对话”，使小说呈现出“复调”、“多声部”的特点，这就是“复调小说”。“复调”形式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各方面。

首先从作者与人物的关系看。传统小说在最初发展阶段是“独白”式的。作者以全知全能的权威在小说中统摄一切，驾驭一切；情节布局、人物描写、性格发展、人物间的矛盾冲突等，都服从于作者的统一指挥，都取决于作者的意志。整个作品只存在作者一个人的声音，读者听到的仅仅是作者的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破了小说传统的叙事方式，将作者一个声音的“独白”变成多个不同声音的“对白”，给小说艺术领域带来革新之风。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几乎超越作者的意志而存在。他们争辩、议论、发生矛盾冲突、行为处事，都不受作者的支配，而是与作者处于同等的地位，与作者是一种“对话”关系。他们不再是作者随意操纵的木偶，而是按照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在行动。人物性格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充分体现出来。当然，人物的这种主体性和独立性是与传统小说比较而言，是相对的。因为，无论人物怎样独立，他们总是作者根据作品的总体构思而创造的，总是摆脱不了作者的干预和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

其次从作品人物之间的关系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思想是小说重点塑造的对象；他的主人公都是“思想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种“伟大而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的整个生活首先在于“要弄明白思想”。“地下室人”自称由“思想脱胎而出”，他始终处于对世界、人生和自我的怀疑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心想弄明白：他能不能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无神论者伊凡的人生信条是：既然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死，也就无所谓道德，也就“一切皆可妄为”；而主宰索尼娅、梅什金、阿辽沙的思想的则是一个“爱”字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个个“思想的形象”，每个形象都是思想的载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争辩，在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样，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多种对位组合，相互依存又冲突不断。总之，形成人物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不同思想的对话和碰撞中铺展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进行道德褒贬，并将小说提升到哲理的高度。所以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思想艺术家”。

再次从人物性格和心理结构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小说中开辟了“双重人格”的人物画廊——戈里亚德金、“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德米特里、伊凡等。双重人格在性格和心理结构上表现为“复调”式或“对白”式。在双重人格人物身上，天使与魔鬼、灵与肉、善与恶、崇高与卑贱、罪行与忏悔、堕落与复活等两种对立因素奇妙地融为一体。总是有两种观点、两种声音在争辩，“我”同另一个“我”的对话，即所谓的“微型对话”。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结构最为典型。他是一个贫困潦倒、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无业青年，却异想天开地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他本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却要去杀人抢劫，图财害命。杀人前，做“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的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着。犯罪后，他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另一方面又受到良心的谴责，罪与罚、自首与抗拒，在互相争论，性格和心理都构成“复调”，反映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

最后“复调”特点还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地下室手记》的结构对位典型。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全部是主人公的论战性和哲理性的内心独白，阐明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第二部分描写主人公的几段经历，主要叙述他怎样遭受欺辱和他欺辱妓女的经历；第三部分是悲剧性结尾。各部分笔调不同，第一部分是思辨性的，第二部分是描写性的，第三部分是概括性的，而且各部分之间也缺乏紧密联系。但是，各部分都是同一主题的变奏，都以不同的声音表现同一主题。这种结构上平行存在对小人物人格分裂的主题也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情节发展紧张、迅速

陀思妥耶夫斯基堪称结构情节的艺术大师。他将侦探小说的元素引入自己的创作，把惊险情节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他善于设置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在故事情节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使其发生突变、转折，设下埋伏，制造悬念，使小说的矛盾冲突始终保持着尖锐、紧张而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情势。陀氏的小说通常不作铺垫，一开始直接切入，摆出尖锐的矛盾冲突，使读者立刻进入紧张的气氛中。《白痴》的情节一开始就迅速步入高潮。纳斯塔霞在生日晚会上对觊觎她美色的那些人嘲弄、羞辱一番后，竟然随罗果静而去，让人意想不到。之后，她又在罗果静和梅什金之间摇摆不定，在与公爵举行婚礼时又突然逃离。小说就在出人意料的转折、突变、悬疑中演进，纳斯塔霞的命运起伏时刻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陀氏的这种情节设置艺术极富戏剧性，它唤起读者强烈的期待心理，积极参与阅读的同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的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成就还体现在艺术创新上。如刻画人的前意识与潜意识；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广泛运用意识流手法等。他是现实主义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又是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堪称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