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矛盾统一

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密不可分，他们的功能也存在着矛盾统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表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其中统一性表现为：首先，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们内容里表现出来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次，从二者的社会功能上分析，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具有社会整合作用。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自上而下的灌输，一是自下而上的认同。这两个层面的契合程度决定了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程度[57]。而大众文化本身的特性趋同于此，大众文化对社会的整合往往是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间选择来进行。大众文化的文本中也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方式，因而在这个传播渠道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凸显。

其对立性体现为；首先，从研究对象看，大众文化是携带着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是大众文化内容的核心表现，意识形态指导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也依赖于大众文化的承载。其次，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存在于大众文化的各种文化现象之中，并通过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来，并且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价值取向。再次，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意识形态目的是规范个体意识行为遵从社会意识形态的模式，这种规范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和操纵，具有单向度特征。大众文化对社会的整合则常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双向互动来进行，具有泛化的特征。最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同步的，这样才不会阻碍社会向前的发展，当意识形态能够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时，就属于先进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时，太超前或者落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就属于落后的意识形态。先进的意识形态能推进大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落后的意识形态能欺骗大众，阻碍大众文化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属于落后的意识形态，已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大众文化作为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它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也是虚假的和矛盾的。因此，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者对于大众文化的论述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也是不全面的。他们没有从根本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辩证统一研究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得不到科学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虚假性，是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矛盾的、对立的主要原因，而他们的矛盾统一只能从社会制度发展改革中寻求最终的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发展发生了改变，已不是当初马克思所说的，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行使政治权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机器。国家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人民给予的，国家行使的社会职能是被人民大众认同的，人民大众与国家都在为同一个理想、共同利益在努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没有根本矛盾和冲突，它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就像中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能从根本解决社会意识形态虚假性和矛盾性问题，从而为大众文化发展创造非常好的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反映出国家和政党的意志，实际上也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因为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意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大众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部分，文化事业就是国家全力支持的提高和改善人民的教育文化素质的部分，文化产业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的，由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文化制作商进行运作的文化企业，具有商业性。但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能违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大众意愿的双重结合体，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既能反映政党、阶级、精英阶层的意志，也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同时政党通过大众文化所传播的主导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质也是一致的。那么大众文化的文本形式既不是虚假意识形态的读者式文本，也不是抵制霸权意识形态的作者式文本，而是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相结合的文本形式。[58]

[1]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英]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仁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4][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转引自罗钢、刘象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5][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转引自罗钢、刘象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有人译为詹姆逊或杰姆逊，本书统一译为詹明信，译作按译者翻译。

[7]周志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8]吴士余：《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页。

[9]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页。

[10][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76页。

[11]1928年《大众文艺》创刊时郁达夫说，“文艺劫难逃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郭沫若说，大众是无产阶级，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

[12]孙长军：《新时期大众文化：批评现状、本质及特征》，《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25页。

[13]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14]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5]金民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简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3页。

[16]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7]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8]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页。

[19]王迎新，平章起：《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第142页。

[20]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2]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3]陈思和著：《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24]王迎新，平章起：《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第145页。

[25]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26]李建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建设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27]徐崇温：《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289页。(www.xing528.com)

[28]赵继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道德追寻》，《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3期，第37页。

[29]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30]扈海鹏：《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31]莫林虎：《大众文化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32]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33][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6]赵景来：《关于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学术界》，2001年第8期，第2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38]《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2页。

[39]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40][法]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年）一文、美国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一书、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等。

[41]武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立体关系探析》，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dc98 340100e5a7.html。

[4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7页。

[43]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所谓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就是以对特定的政治共同体、权利结构或政治秩序认同意识为基础，使它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普遍拥护、普遍遵守，而具有的一种权威性。简言之，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

[44]戴焰军，李英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45]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46]王永贵：《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7期，第28页。

[47]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48]王永贵：《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7期，第28页。

[49]闫晓晶：《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及现实意义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3页。

[50][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3－59页。

[51]闫晓晶：《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及现实意义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7页。

[52]胡隆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53]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27-28页。

[5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页。

[55]叶启绩：《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和谐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56]徐海波：《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57]樊瑞科：《大众文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攀登》，2010年第4期，第10页。

[58]王迎新，平章起：《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理论月刊》，2012年第1期，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