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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农村老人经济状况与分析

时间:2023-07-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课题组在调研农村养老的经济状况领域时,主要就老人职业状况、收入来源、子女支持、土地收入及利用、消费支出和养老储蓄等问题做深入且实证的分析调研。即使是农村老人,他们目前许多仍然处于工作状态。

2014年农村老人经济状况与分析

农村养老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它关涉老人生存的资源、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以及老人由财产多寡而导致的对未来生命安全感的紧张或舒解。21世纪中国农村老人经济学应关注四大问题:第一,为农村老人的财产现状做一社会学的调研和经济学的分析,主要厘清富有和相对贫困之间的差距如何、货币效应是静态的还是被激活的状况、养老储蓄状况、各种收入占比情况、老人的消费偏好如何、不同地区农村老人生活基本水准等;第二,为当下农村老人的收入来源和支出做一数据检索计算及分析;第三,从财产与人的心理所关联的规律透析,揭示当代中国农村老人在生理、心理及精神三领域生存指标的互动、互渗、互变的特征;第四,将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如何有效地落地农村,寻找政策契机,激活现代农业市场,为农村老人提供资产性收入、土地流转、现代农业经济财富增长的机会,引导农村老人通过自身理财技能的提高,以提高农村养老自主能力。

本课题组在调研农村养老的经济状况领域时,主要就老人职业状况、收入来源、子女支持、土地收入及利用、消费支出和养老储蓄等问题做深入且实证的分析调研。

从农村居民的特征来看,基本上以务农为主。但近年来,随着农村与城市交流的日益加强,农民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职业分化,由此也带来了农民职业的复杂化。即使是农村老人,他们目前许多仍然处于工作状态。就其职业分布来看,从事农业和半农业的比例达到了48.0%,说明当前农村老人仍以农业或者半农业为主;其他职业类别相对都比较少,如个体私营者占2.9%,村干部为1.0%,从事建筑业的为0.7%,教育工作者为0.4%,从事交通运输业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均为0.2%,反映出农村职业结构仍然较为单一。需要指出的是,农村的很多职业难以归类,所以其他的比例选项也达到了45.4%。具体分析其他项的选填内容,可以看出,大多数老人都选择“无业”或者“退休”“做家务”等,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接近50%的其他项认为是已经退出了职业生活,至少从这些老人实际来看,他们虽然目前还在进行某些劳动,但是从自我意识上已经告别了职业生活。

表4.1 基于性别的职业分布差异(%)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职业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在各种职业的从业比例上均超过女性,而女性的其他项也就是“无业状态”的比例要高于男性。由此可见,就目前而言,男性老人更多地从事劳动,反映出男女老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即相对于女性老人,男性老人的职业生涯要更长。

表4.2 基于地区的职业分布差异(%)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基于地区的职业分布来看,从东往西,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地区从东到西的变动,处于无业状态的老人的比例也逐步降低,反映出东部较好的经济条件与物质保障,使得东部地区的老人能够较早地离开职业生活而进入养老生活,而西部则由于经济状况与物质条件恶劣,不得不延长职业生涯。

从收入来源上看,占样本68.4%的人主要靠子女的资助来生活;其次是新农保,比例为53.1%;然后是土地收入,其比例为51.4%。由此可见,在农村养老中,依靠子女居家养老的比例仍占到了绝大多数。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农村老人处于无业状态,由此,其收入来源也更多地来自子女、国家(农保)以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

表4.3 主要收入来源(%)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其他收入来源看,70.3%的老人没有其他生活来源,这也说明除了以上所显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绝大多数老人并没有其他收入。有其他政策性补贴的老人比例为17.8%,领村镇互助金和救济金的老人比例分别为5.9%、5.7%。此外,有商业保险的老人占1.8%,有乡镇企业分红的老人的比例为1.1%。由此可见,老人除了子女、新农保与土地收入以外,其他收入都相对较少。

表4.4 其他收入来源(%)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作为养老的重要物质基础,收入对于老人的晚年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调查来看,老人基本上还是依赖子女以及土地收入,基本上是靠家庭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国家的新农保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相对保障水平比较低,说明老人的收入水平相对并不是很高,联系后文对其消费支出的分析,其经济状况总体上较为拮据。

正如前文所述,子女和国家等外部性资助在农村老人的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中,子女的资助相对来讲较为缺乏,但其无论多少,对于老人应该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情感意义。从子女资助内容来看,子女资助老人的主要类型是以金钱资助为主,其比例达到了56.8%;而以粮食资助的比例最低,仅为5.7%;既给粮食又给钱的比例也达到了13.0%;需要注意的是,既不给钱也不给粮食的比例达到了24.5%。

表4.5 子女资助状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子女资助的主要形式来看,主要以共同资助为主,其相关比例分别为4.8%、28.3%和10.7%;如果是单独资助的话,则以儿子为主,其比例分别为2.7%、10.6%和3.2%;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两者都不资助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1.7%、57.1%和85.2%。由此可见,子女对于父母的资助的现象较不普遍,这也是老人养老物质基础薄弱的原因之一。

表4.6 粮食资助状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子女的粮食资助来看,基本上每月给父母20斤左右的最多,其比例为1.4%,其次是每月给30斤以上的,比例为1.2%;与此相对照的话,定期给粮食,每年给300斤左右的比例为1.9%,其次是每年给100斤以下和每年给500斤以上的,比例均为1.0%。不定期给粮食,平均每年给300斤以下的比例为2.4%,300斤以上到500斤的比例为1.1%,500斤以上的为0.3%。需要指出的是,超过96%的老人没有得到粮食资助,虽然可能由金钱资助所替代,但是这一比例如此高,对老人的经济生活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

表4.7 金钱资助状况(%)

续表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子女的金钱资助来看,每月给300元以上的比例为9.9%,其次是每月200元左右,比例为8.0%,然后是每月50元及以下,比例为2.2%;从每年给钱的金额来看,每年给钱的均值为3 548.43元,中位数和众数均为2 000元,不定期给钱的均值为1 310.67元,中位数为500元。总体上看,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在农村居民中,其重要的财产就是住房及其土地,这也是他们养老生活的重要依托。在调查中,我们了解了居民的住房和土地拥有的现实状况,与其相关的收入为老人养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从农村老人的收入来看,来自土地的收入比例还比较低,所以这也是今后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

从土地拥有的状况来看,宅基地均值为2.69亩,自留地面积均值为1.19亩,承包地面积为2.0亩。引入地区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在三种类型土地的拥有上,存在着基于地区之间的差别。

图4.1 基于地区的土地拥有差异(平均值图)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经过多重比较以后,我们发现,宅基地、自留地以及承包地三者的地区差异反映出东部地区农村在宅基地、自留地和承包地上要少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

从来自于土地的收入看,宅基地年均收入均值为860.0元,自留地年均收入的均值为1 234.6元,承包地年均收入均值为2 155.9元。总体上看,来自土地的收入相对并不高。引入地区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基于这三类土地的收入也存在着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

图4.2 基于地区的土地收入差异(均值图)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www.xing528.com)

经过多重比较之后,我们发现,来自土地的年均收入的地区差异所反映的问题在于不同地区的土地价值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农村老人所拥有的土地收入呈现出不同。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土地收入主要来自自主耕种所获得的收入。从某种程度上看,土地的利用状况也决定了老人经济状况可以扩展的空间。在调查中,我们还关注了土地抛荒现象,也就是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并不高。没有抛荒的比例达到了89.7%,部分抛荒的比例为6.6%,全抛荒的比例仅为3.8%。由此可见,土地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表4.8 基于地区的土地抛荒(%)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表4.8中可以看出,除了东北部的抛荒现象较少以外,从东部到西部,土地抛荒现象逐次增加,但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无抛荒的情况从东北到东,从东到中,再到西依次降低,反映出东部和东北部的土地利用较为充分,而中部尤其是西部的土地抛荒现象较为明显,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此外,土地流转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调查数据显示,土地流转面积的均值为2.96亩;从流转或征用的比例来看,74.2%的人表示土地不存在流转,部分流转的比例为6.0%,全部流转的比例为8.5%;完全被征用的为7.2%,部分被征用的比例为4.2%。这说明农村土地的改革尚未深入,土地流转仍然较为缓慢,这也影响到了农民获得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土地流转方面,也存在着基于地区的差异。

表4.9 基于地区的土地流转差异(%)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土地流转的地区差异来看,流转和征用土地的比例以东部为最高,其后依次是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部分流转额比例以中部和东部为高,西部和东北部较低;全部流转的比例以东北部和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从土地征用的情况看,部分被征用以西部最高,其次是中部,然后是东部;就完全征用而言,东部比例最高,其次是西部,然后分别为中部和东北部。由此可见,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和东北部来说,其土地征用或流转的比例最高,而相比之下,西部土地流转比例也相对较高,这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以及产业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直接相关。

从土地流转所获得收入来看,总体上还比较低,年度收入金额的均值为3 761.23元,中位数为400元,这一收入水平相对来讲还是较低的。地区之间比较来看,这一收入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经过多重比较可以发现,地区之间在流转收入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西部与东部、中部和东北部之间,而东部、中部和东北部之间在这一收入上无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西部的土地价值相对较低,影响了农民从土地流转或征用中获取较高收入。

数据显示:人情往来的支出已成为当下我国农村老人较大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显示了传统中国亲情往来、友好相助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贯通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此外,如何将现存的人情关系费用转换为合理的、理性的、文明的家庭支出,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助农、助老的一项有深刻意义的工作任务。

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消费生活基本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农村老人的消费则反映了他们的养老生活质量。在调查中,我们对老人的日常消费状况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饮食医疗与人情往来是目前农村老人日常消费的最大开支项目,而娱乐、旅游与住房则在其日常消费中占比最少。

表4.10 消费支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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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从农村老人的消费结构中可以发现其实际的生活模式及其水平。首先,饮食支出占到了年支出消费的33.6%,体现为较高的恩格尔系数,这也反映出目前农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其次是医疗开支的增多,反映出目前农村老人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医疗卫生方面较为普遍的需求;最后,人情往来开支较多,反映出农村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较为明显,相互之间的人情往来在其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除了这三项的开支较高以外,我们还发现,烟酒消费、补贴晚辈等开支占据了相当比例。养生保健开支的比例也达到了9.8%,说明有一部分老人开始自觉地进行自我保健。相比之下,娱乐、旅游、住房等方面的开支较小,反映出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的改变。

图4.3 年支出消费状况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图4.3显示,年度支出消费的均值为11 303.15元,其中占开支前三位的分别为饮食开支,均值为4 479.37元;医疗开支,均值为3 662.58元;人情往来开支,均值为2 628.28元;而交通开支、娱乐开支以及旅游开支均处于较低水平,其均值分别为518.87元、638.21元和926.83元。这也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从地区差别来看,不同的消费开支存在着基于地区的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显示,除了住房开支和其他开支之外,总的消费支出与分项消费支出都存在着基于地区之间的差异。经过多重比较进一步发现,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在各项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均较为明显,这反映出两方面的特征:首先是东部、中部、西部由于在经济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在支出水平上的不同;其次是东部、中部、西部的消费习惯不同,导致在不同消费项目上的投入也体现出相应的差异。

数据说明:一方面,我国有近60%的农村老人仍然处在货币贫弱状态,农民资产性收入仍然有着政策的可调适、可激活的巨大空间。实质上,提高农民资产性收入乃是当下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养老经济保障问题的根本大计。另一方面,还有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仍在延续传统理财观念,现代理财意识尚未建立,尤其是缺乏投资意识。因此,解决农民财富涌流问题任重道远。

正如前文所述,农村老人的收入来源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个人的积蓄,因此自有存款对于养老生活来说就显得极为重要。调查数据显示,有存款的老人比例达到了40.2%,无存款的比例为59.8%。相当多的老人仍然处于货币贫弱状态,没有自有货币性财富。在有无存款上,存在着基于地区之间的差别。

表4.11 基于地区的存款差异(%)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不难发现,存款的有无因地区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从东部到西部,随着地理位置的变迁,农村老人的存款比例在下降,这也反映出自我家庭财产的差异。东部地区相对收入较高,有积蓄的老人比例相应较高,而从中部到东北部、西部,随着经济收入的下降,其有积蓄的比例也在下降。

在存款方式上,农村老人也呈现出较为多样的特征。当然,首选的存款方式还是存在银行,其比例达到了83.5%,说明传统的储蓄途径仍然为农村老人所接受,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缺乏相应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自身受储蓄在银行的传统观念影响。其次的存款方式是藏在家中,这一比例达到了11.1%。此外,委托亲友、存入信用社以及借出或投资的比例都很低,分别为3.1%、2.2%和0.2%。由此可见,农村老人对于自己积蓄的处理基本上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方式,现代理财观念尚未确立,反映在行为上就是主动理财的行为较为缺乏。同样,在存款方式上,也存在着基于地区的差异。

表4.12 基于地区的存款方式差异(%)

数据来源: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库(2014 SUFE_QIANCUN DATABASE v2014.11)。

在存款额度上,其均值为35 741.62元,中位数为20 000元。这说明农村老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地区之间,农村老人的存款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经过多重比较以后可以发现,这一差异主要存在于东部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之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东部农村在经济收入水平上要比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高,由此也导致了存款额度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仅仅依靠子女较为贫薄的资助、水平较低的新农保、微薄的土地收入(因土地流转较少所致)以及自我积蓄(不能有效保值增值),尚不足以支撑起老人实现较为完满的晚年生活。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必须着力提升其资产性收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是推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推动土地流转,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来自土地的收入。土地要变成可流动的财富和资产,就必须通过资产加以整理、整合、运作,实现农村新农业产业化、证券化。因此,要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和养老支持程度,重要的是要稳定土地承包权,有必要变目前的有限期承包为无限期承包,给农民以承包地的转让、租赁、抵押、继承等权利,这样不仅使农民对土地收益有较长的预期,也可以加速土地的流转。一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土地流转的收益,另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获得规模经营的收益。同时,对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造,推动土地的合作化与多种经营,提升其附加值。通过将集体资产及土地折价入股、配置股权、股权管理以及股权分配,可以为农村老人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物质保证。

其次是扩大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功能,在土地流转方面,以切实可行的方法为农民提供担保,并将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分割计算、延展、担当;帮助农民在资产性投资方面理性化地计算,尤其是对风险的跟踪、计算和管理。当代农村仅仅以存贷作为主要业务的信用社运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农村养老的要求,必须重新激活其服务于农村老人的金融功能,并由此巩固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开发多样化的金融项目与产品,完善信用体系与支付体系,同时继续坚持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普及保险、国债等概念,帮助农村老人将资产用活用好。

再次是要完善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并帮助农村老人接受和利用物联网技术进一步拓展其资产运作的空间。现代物联网技术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连在一起,使人与物、物与物相连,构建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物联网的引入,将能够大大拓展农村老人资产运作的空间并推动其增值。因此,针对当前农村物联网方面尚未形成网络并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政府不仅要大力推动农村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能够帮助老人接受和使用物联网,并能够有效地运作自己的资产以实现收入增长。

最后是逐步培养农村老人现代理财观念,推动其资产投资增值。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金融化,利用现代理财方式将自己的财产进行合理的规划,将成为人们经济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养老经费更多地来自自身的积蓄,正因如此,其有限的积蓄相对于较高的消费支出,多是难以为继。基于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村老人的理财观念,从国家到社会高度重视,从县到镇都要帮助农民进行扩大资产性收入的工具和知识储备,并化解其中一系列的法律和市场风险,为他们创造较为安全的社会投资渠道,确保其积蓄能够保值增值。此外,将老人手中的积蓄盘活,将能够为国内资本市场注入较多的流动性资源,从而能够推动国家尤其是农村产业投资和发展,并最终能够惠及广大的农村老人。

(张虎祥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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