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进步时代，曾让镀金年代的改革派无比苦闷的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疏远，突然戛然而止。美国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将前几十年累积的权势变得人性化并加以控制这样的新思虑，最终战胜了此前对于发展工业、占领大陆和创造财富的担忧。这个国家似乎弥漫着一种精神上的饥渴，迫切希望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用于社会问题——虽然这始终是它的信条，但鲜少转化为行动。它需要更多自我批评和自我剖析。绅士型改革派呼吁但未能实现的好政府的标准，似乎即将成为现实。
但是，这些标准本身也开始变化：对于好政府应该是何种作派，文官制度改革家们的想法有局限性，他们追随者寡的一大原因，在于无法言之有物地阐明好政府有何好处。现在，越来越多有智慧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豁然开朗。要对企业家和政治角头们手中积聚的大量权势加以控制，使之变得人性化、道德化，就得净化政治，并建立可以有效把控美国经济的行政体系。政府职能必须变得更复杂，这样一来，对专家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出于对民主本身的考量，曾经针对专家的杰克逊式质疑必须摒弃。民主制度和有识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消失——原因是始终看重专才的人正学着重视民主，而民主制度也正在学习接受专家。
这种新的社会秩序还需要探索和诠释——全世界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个新纪元。举国上下严肃地自我批评，让思想焕发新生。既是专家又是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他们错失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政界的中央位置。然而，在国家事务中，对智识的认可并不符合过去几十年的绅士型改革派所期盼的样式。在他们眼中，思想的胜利主要在于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他们为智识遭到冷落而伤怀，部分是因为觉得它值得更多的尊敬，但对于其该有的用途则是完全保守的。但眼下，智识的领地与他们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而和它在调动和指挥这个国家躁动的、批判性的、改革的能量时的效用有关。智识重获新生，不是因为其所谓的传统影响力，而是它对变革的助力。在这方面，进步时代在社会批评和行政机构上的改变，并未回到海斯和加菲尔德年代所追求的保守型文官体制的老路，而是前瞻性地引入了新政的福利社会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
毋庸置疑，进步主义者营造新的道德氛围，比落实新的行政架构更有成效。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智识需求，让知识分子不仅和美国公众，也和政界领导层旷古未有地和谐共处。一些有识之士从圈外进入政界，另一些人则直接崛起于体制内，在那里找到比他们的前任更安全、更受尊敬的位置。政治生活中的要职向对思想和学术感兴趣之人敞开——例如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伯特·洛奇、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和罗伯特·拉福莱特等。在进步运动(1)的杰出政治领袖中，布莱恩以一己之力保留了大众民主下的反智主义火种。(2)拉福莱特地位特殊，尽管和一些同代人相比，他算不上学者或知识分子，但他对智囊团想法的诞生功不可没，这既是因为作为威斯康辛州长，他促成了威斯康辛大学和州政府的有效联盟，也因为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把高效的研究型工作人员带到了华盛顿。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之初，拉福莱特就强有力地证伪了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的学院背景对实用政治无效的断言，他在首轮竞选运动中召集了他的老同学，让他们担纲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机器的核心。如果说罗斯福展示了智识和男性气概可以兼容，那么拉福莱特证明了智识可以在政治上行之有效。
进步主义从地区政治和各州政治蔓延至全国性政治。新的政策机构最初在州政府运行，确立了专家们在立法上的重要地位。政治生活中专家角色的试验田并非在华盛顿，而是在各州首府，尤其是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那里开创了专家为“人民”和本州服务的先例。不论成败，也不论激发了多少敌意，拉福莱特在威斯康辛的试验，是全国进步主义政治的急先锋，也是新政智囊团的历史原型。威斯康辛的经验尤其有指导意义，原因是它预演了如今为我们所熟知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参政的整个过程：最初，一个变化和不满的阶段催生了对这类人的需求；接着，知识分子和专家拥护改革，设计并助其实施；而后，对改革的不满逐渐升级，通常是针对其有效性。最大的反感源于商界，他们迫使政府干预，质疑改革成本，并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控诉激发公众反对改革派，反智主义即位列其中。最终，改革派被驱逐，但并非所有改革计划都被颠覆。
我们所知晓的“威斯康辛理念”，发端于1892年。其时，在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T.伊利的指导下，威斯康辛大学新设了经济学院、政治学院和历史学院。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托马斯·C.张伯伦校长领导了这一举措的实施，希望威斯康辛成为中西部各州推广社会科学的先行者，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潜力无穷，能为过去25年间形成的纷繁复杂的工商业界提供实用性指导。在他们的计划中，大学会成为施政和公民义务的培育中心，并会发展为卓有实效的州公共服务机构。
必须强调的是，大学的角色并无党派属性，它保持政党中立，更广义而言，对它的预期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它不提供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只提供信息、数据、建议、技能和培训。同样，对大学的期待是声望和实用性能共同提升。大学领导层并没有预料到对这些既定目标的任何深层挑战。在早年的一封信中，特纳要求伊利“向我简要说明，在你看来，这样一所学校如何能切实地服务于威斯康辛人民……学校的这些创新的实用性，能让我们赢得这些固执的威斯康辛资本家的支持——假如他们会支持任何东西的话”(3)。随后，特纳更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科学中立的理念：
通过提供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教育，大学向民主政府的各层级输出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委员，他们公正并睿智地在存在利益冲突的团体之间斡旋。当美国可以使用和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语的时候，也就到了发展有志为本州服务的人员的好时机，他们能帮助削弱两者对抗的冲击力，为双方寻找共同点，获得真正忠于美国最高理想的任意一方的尊敬和公信力。这一发展的标志早已显现，例如一些州已委任了专家；大学人士在州议会的比例有所增加；大学人士在联邦各部门和委员会更有话语权。毫不夸张地说，经济与社会制度和施政方面有智慧、有原则地进步，最大的期冀在于美国大学渐增的影响力。
特纳接着又提到，他可以预见在此过程中大学所面临的危险。“民主先驱”本就对专家缺乏尊重，专家不得不持续地与这类“有传承的质疑”抗争，但他们可以依靠“创新的想象力和品格”战胜它。(4)
到了世纪末，威斯康辛大学已然集结了一些杰出的学者，他们着重于州和市级层面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并产出了不少优秀的专著。而它的衍生体系正在帮助该州的民众接受教育。它的农民学院，契合了农业的发展目标，为提高威斯康辛的农业技术水平尽心尽力。但在1900年拉福莱特当选州长后，它的项目成为争议焦点。作为该校的毕业生，拉福莱特对领导层的理想主义志向满怀同情，很快就为那里的专家找到了去处：为他的税改计划、铁路管理和重要立法献计献策。
不久，大学的努力得到了另一个独立机构的补充——另一名威斯康辛大学近期毕业的硕士、精力充沛的查尔斯·麦卡锡组建的立法咨询服务处。麦卡锡对这一智库的志向，类似于特纳对大学的想法：它要成为中立的服务机构。他认为，在一个有铁路、电话、电报和保险公司的时代，州内的问题变得千头万绪，立法人员需要大量的信息才能从容应对。“让专家收集这些材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这完全不涉及在立法辩论中站在正方还是反方的问题：(5)
至于我们在威斯康星的机构，我们不希望在任何方面影响立法人员的判断，对于一切问题，我们都不会站队，不会赞同或反对任何一方；我们仅仅是政府的一个业务分支。我们不会对立法指手画脚，只会向能干和正直的立法委员们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他们收集、整理和呈现这些大忙人所需的信息；这完全是个业务机构。
现在看来，这一志向既诚挚又天真。拉福莱特任州长期间，在若干问题上是“非此即彼”；这挑战了“固执的威斯康辛资本家”的利益，而特纳曾希望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支持。更有甚者，1903年之后，拉福莱特的朋友查尔斯·范海斯当上了大学校长，此人坚信大学是州政府的一个分支，这愈发激怒了保守派。即使全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威斯康辛理念”（多数人表示赞同），视威斯康辛州为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楷模，大张旗鼓地称其为“统治着一个州的大学”(6)，但情势并未得到缓解。
记者的集中报道所引发的关注，也许让其它州的进步主义者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仿效威斯康辛州模式，却让州内保守派更坚定了信念——大学是针对他们的一项阴谋。事实上，大学的专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激进派，甚至不认为自己向政府建议了多少新举措。对在州务上最活跃的大学人士的追踪表明，服务于州政府的主要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地理学家、科学家和各门类的农业专家）而非政策顾问，大学提供的技术信息远超意识形态。威斯康辛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约翰·康芒斯认为，大学教员本身极为保守，他回忆道：“除了进步派在有需要时会来找我之外，从未有人主动向我咨询。我从未发起过任何倡议。”(7)
但当大学人士被咨询税务、铁路制度和其它事项时，他们的话语权招来了嫉恨。让拉福莱特深感自豪的是，私人企业的利益统领威斯康辛的年代所盛行的那些大老板们的老派秘密会议，被他以周六的午餐会取代，在餐会上，他可以和麦卡锡、范海斯校长、康芒斯、爱德华·A.罗斯、伊利及其它大学教授们同席，一起探讨该州的问题。(8)受累于进步主义政策的商业利益集团多半实际上只是对政策面扩大心存担忧，他们逐渐相信，大学和州立法咨询服务处必须被归入敌方，它们和铁路委员会、税务委员会及工业委员会是一丘之貉。
1914年，当威斯康辛进步派共和党人因全国性的党内分裂而受创时，保守派的机会来了。他们击败了拉福莱特的进步派继任者，扶植一位铁路和木材商伊曼纽尔·菲利普再次上位。在竞选中，菲利普向大学专家发出了反智主义者的抨击，呼吁降低税收，缩减大学规模，停止让其“干预”政治。他表示，必须对大学进行彻底清洗；社会主义正在那里攻城略地，“许多毕业生离校时，他们的思想是反美的”。他认为，雇请专家会导致大学不断侵蚀政治。无论如何，把政府交到专家手上，意味着承认选举出的官员无能。如果默许一切政治智慧都囿于大学之内，其他人不如索性承认自己“脑力破产”。菲利普的攻击还包括要求取缔麦卡锡的“议案工厂”，即州立法咨询服务处。
竞选成功后，菲利普对这些机构的态度比在竞选中承诺的要温和得多。尽管他确实要求州议会取缔麦卡锡的智库、缩减和合并大学机构，但他变得越来越闪烁其词。大学的扩张虽被遏制，影响力减弱，但菲利普面对举国上下对大学态度友好之人强有力的、备受推崇的反对意见，终于与范海斯握手言和。甚至连麦卡锡都逃过一劫：州长发现，他声明的独立运作确实颇为可靠，保守派议案的起草人也开始启用咨询服务。(9)
大学对进步主义的贡献，在校内从未得到认可。正如康芒斯所言，校内很多工作人员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更有甚者，许多人认为，大学涉足实务，不论有怎样的政治庇护，本身就是对纯粹的、无私的传统智识理想的背叛。1920年，J.F.A.派尔在提到大学时，对范海斯将大学视为“州资本”的观点难以苟同。他说，这是对其职能的极端物质主义的看法，贬低了教育公正自主的传统，大学最终会为此付出代价。(10)然而，威斯康辛大学的大多数专家无疑接受了麦卡锡在《威斯康辛理念》一书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他辩称，在经济等领域的那些老派思想家，“头脑里都是教条理论，从未在一线研究过政府的实际问题”。他们正在被具备常识的专家取代，后者在一线审视经济问题，“通过真实事件的确凿事实”来检验他们的理论。(11)因而业余人士争论的是到底该接受还是拒绝专家，而学界辩论的是，掌握大学未来钥匙的究竟该是服务型专家还是纯粹的学者。
进步主义在权力场上的成就或许有限，但进步主义氛围似乎无限地蔓延开来，为思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忧心之人因此倍感振奋。智识的边界得到延展，变得自由而生机勃勃，现在，貌似也和位高权重者及全国上下的情绪产生了关联。梅布尔·道奇·卢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言论，也适用于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障碍消失了，之前不相往来的人们走近彼此；全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交流手段层出不穷。”(12)在这段“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的主旨是解放；对于学界，这意味着施加更大的影响力的可能。到处都醉心于新志趣和新自由。从铁路专营权和托拉斯的劣迹，到性生活和教育行为，没有什么不能拿来重新琢磨一番。需要揭发丑闻者告知公众发生过怎样的恶劣行径，需要评论员解释事件的涵义，需要牧师和编辑指点道德问题，需要学者们以哲学、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来阐释进步主义的理论，需要从学院里走出来的各种技术人员对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详尽研究，甚至为新的监管委员会填充人手。
然而，这一轮的思想爆发并未带来社会变革；在这一阶段走向尾声之际，老派的美国主宰者东山再起，几乎和开始前一样完全控制住了局面。尽管如此，在氛围和风格上还是有了强有力的提升，对学者和文人乃至政客而言，氛围和风格都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收获最丰，不论他们是沃特·李普曼、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评论家，还是约翰·杜威和查尔斯·A.比尔德这样的学者。理论和实务间的天堑终变通途，他们的一切作品都被雀跃之心所感染。在1914年出版的著作《放任与控制》（Drift and Mastery）中，李普曼表达出了这种感受的精髓，他认为，全新的掌控力和精通能力是他这一代人未来的希望。思维最抽象的学者都因归属于某个学术团体而找到了存在感，外部世界欲追求足够的社会控制权就必须向其寻求建议。不再可能因所谓“太过学术”而摒弃某种思想，因为学界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已无迹可寻。“一种更为新型的大学教授……随处可见，”一名观察家这样写道，(13)
专家无所不知，懂得铁路、桥梁、地铁，通晓能源和电力供应，了解货币和银行、菲律宾关税、委内瑞拉的国境线、波多黎各的工业，还有公职的分类，以及如何掌控托拉斯。
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学术专家的才学不仅被需要，而且被称颂。少数评论家也许会担忧专家和民主制度间的关系，(14)偶尔也有一些企业家惊骇于制度的成本，对理论家愈发强大的话语权心生不满，(15)但总而言之，新型专家们在媒体上口碑良好，亦被大众所接受。1909年，布兰德·马修斯认为，这“佐证了美国人民普遍意识到，对大学教授的偏见和对文人的偏见一样，正在迅速消亡，公众开始认可和感激他们为联邦所提供的服务……这部分是因为对专家和理论家的真正价值有了更多的理解”(16)。
此外，政治领导人自己对他们的接受度也很高。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像艾萨克·马可松这样的记者可以呈给西奥多·罗斯福一本揭发社会阴暗的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作为证据，由此加速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的通过。除了出现在参议院中的诸如贝弗里奇和洛奇这样为自己的“学者身份”感到自豪之人，合众国总统也可以被形容为知识分子，这在建国以来尚属首次。
更近距离地观察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即能发现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智识与权力有限关联的鲜活示范。二人均在执政期间鼓吹思想对政府极为重要；但与此同时，两人谁也不完全同情同代的知识分子，也并不乐见他们的全然自信。必须一提的是，西奥多·罗斯福对思想有着积极而广泛的兴趣，乐于与克罗利、李普曼和斯蒂芬斯这类人为伍；他为艾德温·阿灵顿·罗宾逊安排了一份政府工作；吸引了积极并有奉献之心的那类人担任公职，而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这类人——我们会想起罗伯特·培根、查尔斯·J.波拿巴、费利克斯·法兰克富特、詹姆斯·加菲尔德、富兰克林·K.莱恩和吉福德·平肖——在政府里已近乎绝迹；他还召集学术专家咨询铁路管控、移民、肉类质检等问题。在将思想和智才重新纳入公共事务方面，他所做的比林肯乃至杰斐逊之后的任何总统都要多。布莱斯勋爵在评论罗斯福的成就时表示，他“从未在任何其它国家见到过比在华盛顿和美国政府的一线工作的人更为热情、层次更高和更富效率的公仆队伍，对他们的国家有如此高的可用性和可信度”(17)。这听上去完全就是镀金时代的绅士型改革派所追求的模式。
但罗斯福很快就因为一些可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异见，与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反目，在面对异端思想时，他把自己装扮成了自命不凡的美国通。他估错了很多非暴力示威的重要性，比如想象揭发社会阴暗者是创造“革命气氛”的危险人物。尽管20世纪没有哪位总统像他那样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但他和那些仰望他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一样，对智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持暧昧态度。他仰慕智识能力，一如其仰慕商业能力，当然，对智识的仰慕更为坚定。(18)然而，他所称的“品格”，始终居于两者之上。事实上，他所体现的是美国人在政治和生活中偏好品格多于智识，以及一种几乎是普世的认知取向——这两者由于某种原因是对立的。他的著述中不断提及这种对立：“品格之于人类和之于个人，比智识重要得多。”“正如力量比外貌重要，品格高于智识，也高于天赋。”“噢，我多么希望警示我的国民……那是一套低劣的机制，把单一的智识才华奉若神明，丝毫不顾及道德责任……”(19)这些对欠缺品格的智识的谆谆告诫，本身并无谬误，但问题在于，若非真正相信美国生活中有一种为抬高智识而牺牲道德的趋势，这些告诫便毫无意义——在道德氛围浓厚的进步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奇特的判断。
据称，威尔逊把优缺点兼备的学者脾性带到了总统之位上；他的学生几乎都不认为他的个人特质适合担任合众国的政治领袖。他格外固执的头脑和缺乏善意的态度，更像是来自他的长老会身份而非学者职业，更有可能的是，这就是他个人标志性的特征。作为学者和批判性的智才，他活在旧时代。到1880年代末，他的创造性的智识生活几乎走到了尽头，在这十年间，他写下了杰作《议会制政府》（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以及更简明扼要的《国家》（The State）。他的品味、想法和阅读习惯，显示出他是维多利亚式绅士的南方版本，他的思想愉悦地逗留在美国进入复杂的现代社会之前。他坚信小企业、竞争经济、殖民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至上和仅限男性的选举权，即使这些思想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最初的思想来自白芝浩和伯克，将将错过了世纪末批判思想的百花齐放，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进步时代。在1890年代期间，他作为国家事务的学者，忙于为学术界和外部世界牵线搭桥；当众多同期学者正致力于推翻镀金时代那些自鸣得意的预判之时，威尔逊正在向非学术人士灌输银行家和企业家希望大学校长们为其服务的理念。自他1902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起，就不再关注思想界的发展。1916年，他坦率地承认：“我已经14年没有通读过一本严肃的著作了。”(20)如此我们便能理解，在他积极的公共职业生涯里，他的思考方式并未被美国智识生活最具创造性的一面所影响，他的思想也不会是同代知识分子的追捧对象。
威尔逊在1912年当选之时，的确获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人因罗斯福而梦想破灭，被威尔逊不容错认的高贵风度所俘获。然而，战前，威尔逊并不因为自己的学术背景而倾向于大量起用知识分子担当政治顾问。此外，他对他称为“专家”的人有一种坚定的不信任感。和罗斯福及拉福莱特不同，他并未把专家当成改革的促进者或执行人，而是视为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专属雇员。在持进步主义思想的大多数人眼里，大企业控制下的政府与聘用专家来规范不当商业行为的平民政府视同水火，而威尔逊却认为，大企业、既定利益和专家是一个坚固组合，只有还政于“人民”，才会被打破。和罗斯福不同，他辩称任何参与规范大企业的专家都会被大企业所控制。“我所担忧的，”他在1912年的竞选中说，(21)
是专家型政府。上帝宽恕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抛下这些任务，把政府全权交予专家。假如在学术上要靠一小部分人的照拂，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些工作，那要我们干吗？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工作，就不是自由的人。我们应该从这些自由的机构辞职，从学校里的某个人那里找回我们存在的意义。我想说，我有幸听过的对大众问题最深刻的辩论，是我有时在员工俱乐部里听到的；因为需要面对日常生活问题的人从不夸夸其谈，他们只陈述事实。而我只对事实感兴趣。
威尔逊光顾员工俱乐部、批判华丽言辞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但总体上说，他在制定国内政策上做到了言行一致。和过去十多年一样，在他执政期间，专家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更形重要，此为必然。(22)当然，总统也从路易斯·布兰代斯那里寻求了多项关于经济政策的建议，后者对商业竞争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但威尔逊屈从于后湾地区和企业团体的敌意，将布兰代斯排除在内阁之外，大体上，他也会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咨询——比如他深谙机器政治和媒体关系的可敬的秘书乔·图姆尔蒂；他那思想足够进步但不善自省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尤为重要的是精明睿智的豪斯上校，其最基本的才华是满足威尔逊的虚荣心。豪斯的职责之一，便是传递富裕和有权势的群体的意见，他是威尔逊集团里诸如布兰代斯、布莱恩和麦卡杜等进步主义人士的有力制衡。
威尔逊政府头几年在知识分子人群中并不那么受欢迎——尤其是认为进步运动应该比实现小企业主昔日的竞争理想、抵制童工、提高黑人的地位、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以及赋予女性选举权走得更远的那些人。(23)志在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威尔逊心存质疑，以至于连对他的妙语连珠的演讲都有所保留，认为他的基调似乎是一种道德至上但思想落后的过去时，他在改革推进上的踌躇，似乎也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合理的。赫伯特·克罗利的观察是，威尔逊的思想是“完全相信自己始终如一地秉持公正，并用浮夸的言辞为这一信念添加光环”，他抱怨，总统的思维方式让“最具体的事务都变得抽象起来……其头脑仿佛一束强光，破坏了事物本来的轮廓，光虽强烈，但你几乎什么都看不见”(24)。直到1916年，新自由运动近期成就斐然，而且威尔逊成功地让美国避开了战争，自由知识分子才全心转向了他的支持方。讽刺的是，战争让他们中很多人的影响力达到了单凭国内事务完全达不到的高点。历史学家和作家被动员起来进行宣传，形形色色的专家被聘为顾问。军情部门、化学战争部门、战争工业委员会里学者遍布，有报道称，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差不多是各大学的教工大会”(25)。1919年9月，豪斯上校为威尔逊组建了一个名为“咨询团”（The Inquiry）的学者团体（英国和法国早有类似的团体存在）。“咨询团”的专家成员曾一度达150人——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人种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助手和办事员，让整个组织的人数达到了数百人之多。“咨询团”一直保持秘密运作直至停战，后重组为美国和谈委员会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陪同威尔逊前往巴黎，并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对这一团体的评价中有的颇具娱乐性，老派的外交家对这群带了整整三辆军用卡车文件的业余政客团也将信将疑。(26)但是，总体而言，有鉴于战争、和谈、国际联盟及盟约的讨论所激发的热情，大众对学者扮演顾问角色的认可是超凡的。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他连篇累牍地痛斥战争期间政府权力的扩张，尤其反对“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其言论充满了反智主义的怨念。(27)然而，他预言了未来，因为战争造成的反响冲淡了进步主义精神。
大众的情绪一夕之间峰回路转。威廉·艾伦·怀特1919年时还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述，党内的“顽固保守派”已经没了活路，一年后就哀叹“法利赛人又回到了圣殿”，而人民甚至都不予反抗。“这是一个被上帝诅咒的世界！”1920年，他在写给雷·斯坦纳德·贝克(28)的信中称，“如果10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会质问其推断从何而来。”(29)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是致命的：这些人和威尔逊及战争行为绑缚在一起，于是乎，当大众反对威尔逊和一切与之相关的事务时，他们必受牵连。然而，多数人不经思考而拥抱战争思维的热情，更决定性地摧毁了他们自身的士气。除一些社会主义者，比如伦道夫·伯恩这样的思想家以及《七艺》（Seven Arts）杂志背后的团体外，知识分子大多参与或全心支持战事，他们对胜利及之后的改革，与对进步主义运动一样寄予厚望。然而，和平带给他们的是失望、愧疚和罪恶感。“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沃特·李普曼说，“我会站在另一方……我们为死亡营（Battalion of Death）提供了太多的弹药。”赫伯特·克罗利承认，他没有预见到“美国人民在介入一场世界大战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30)。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和解灰飞湮灭的速度远超建立之时。民众将知识分子视为谬误和无效改革的预言者、行政体系的建构者、战争的支持者甚至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知识分子则认为美国到处是蠢材、巴比特(31)和狂热分子。有条件追求自由的年轻人移居国外，其他人则闭门阅读门肯。两者之间的隔阂需经历一个萧条期和另一个变革时代才能消除。
罗斯福新政时期，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和解得以重建。政治的使命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情感之间前所未有地契合。进步时代，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宏愿逐渐合二为一。新政时期，这些宏愿愈加令人神往，对知识分子扮演更务实之角色的殷殷期盼，是威尔逊和罗斯福年代的任何人都未曾预料的。然而，少数反对者对新政怀有刻骨敌意，在美国政治中亦属罕见。当知识分子如日中天，一种憎恶之感在他们的对手中间累积，并于二战后爆发出来。
从长远来看，知识分子因这些不妥协的少数派而经受的困顿，并不亚于眼下新政的眷顾所带来的利好。但第一波的眷顾是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样遭逢了萧条期，经历了失业和对士气的重创。新政为年轻的律师和经济学家提供了数千个职位，他们纷纷涌入华盛顿，投奔新设立的政策机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和全国青年总署（NYA）的研究、艺术和戏剧项目，挽救了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比这一实际援助更重要的，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态度：通过请理论家和教授担任顾问、意识形态专家，新政让脑力和权势的关联变得比当代任何人记忆中的更为紧密——开国元勋时代之后便无来者。向刚从大学和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委派重要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创新之举。新政如此重视学术顾问，提高了每一位教授乃至一切持怀疑论或异见的思想者的地位。思想、理论、批判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欲取之，则需求助于受过智识教育的人。(32)经济的崩溃证明这些人不可或缺，而新政显示出了他们是如何让别人对此感同身受的。但不出意料，这一方的一小部分保守派知识分子和另一方的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未被新政的热情感染。（我们现已知晓，就连在1933年到1935年间强烈反对新政的共产党人也能一面向其内部渗透，一面操控令其勃兴的公众情绪。）
智囊团的创建是知识分子地位改变的主要体现，在新政头几年频频见诸报端。智囊团的要员，如雷蒙德·莫利、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以及阿道夫·A.伯尔勒，最常遭到围攻，但他们代表了成百上千名更默默无闻的联邦机构职员，这些人主要是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门生，此人是从哈佛来到华盛顿的。新政之初，罗斯福总统声望极高，他的反对者们在心理上更自然、战略上也更容易借助打击他身边之人达到打击他本人的目的，指责他从邪恶的、不负责任的顾问那里听取意见。智囊团之于总统的作用之一仿佛某种避雷针。作为新政的中心人物，诸多原本可能会加诸他身的谩骂，现在落到了周围人的头上——假如形势不妙，他们还可以被调换至更隐蔽的岗位上。
随着雷蒙德·莫利率先退至幕后，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教授成为新政的保守派批评者最偏爱的打击对象。特格韦尔的不幸在于相信了某些策划方略，并撰写了几部著作详述他的思想。1934年6月，他被提名为农业部副部长，对于一个如此邪恶的理论家将被推向高位，反对的声浪势如潮水。参议院里最难以取悦的巨头之一、南卡罗来纳的“棉花大王”埃德·史密斯坚称，特格韦尔“并非毕业于上帝的大学”，以致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不得不费尽心力地证明自己真的做过自耕农，在孩提时代靴子上也曾沾满泥巴。（“告诉雷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亨利·A.华莱士说，“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来他这么脏。”）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务农需要的文凭“来自艰苦的历练，没人能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除非他有过在田里踩榨酒机的经历”。（他说不出昔日哪位农业部长符合这一要求。）为了安抚史密斯，罗斯福只得委任了一位史密斯钟爱的选民为美国联邦法警局局长，此人有一串击毙凶手的纪录，总统向内阁描述其为史密斯“最爱的杀人犯”。凭借这笔交易——教授换成杀人犯——的力量，特格韦尔最终以53对24票获得参议院通过。
针对特格韦尔的媒体报道越来越负面，他对纯净食品和医药品法案的热切支持，致使像专利药企这样的大型广告商动员媒体向其发出声讨。甚至像詹姆斯·法利这样既非激进派也非知识分子之人，都惊讶于这些报道如此“生硬和无中生有”。最激烈的批评者将特格韦尔描绘成一个两面派：一方面，他是从头到脚无能的、学术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家（门肯称之为一半是卑微的教员，一半是“《新共和》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高效的、潜在的颠覆性势力，有能力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破坏。特格韦尔的耐心饱受责难，说明受雇于政界的学术人士其实没必要太顾及廉耻。(33)
既然智囊团要扮演反对者鞭笞的适当对象，就必须浓墨重彩地宣扬它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智囊团，”《芝加哥论坛报》一名记者写道，“风头完全盖过了内阁，人们知晓它对总统有更大的影响力……来自各学院的教授们终于让内阁成员去做他们该做的事了——他们只是些部门领导和高级职员。有关日常行政事务，你可以去找内阁成员，但若是关乎政策和高层政府事项，你需要向教授团咨询。”(34)诚然，在新政之初——头100天——人心惶惶的国会迅速而高效地通过了大批议案，无心也无时间再像以往那样锱铢必较。这为新政的内部策划小组留下了对法律文书乃至政策制定的格外充分的解读空间，那里的专家顾问尽管不欲掌控，却是手握重权。然而，合众国的权力架构决定了多数重要决策不可能长期交给在任何基层利益团体或选区内缺乏根基的一小部分教授人群。当恐慌情绪消退，国会的审阅流程恢复，学术顾问的影响力便受到了限制。多数情况下，新政实施的知识分子和实验者们乐见的举措，并不是出于专家的偏好，而是由于一些大型选区的需求。智囊团成员为大众服务——他们常常做得很好——但并不统治大众。这些自由派的智囊团成员提出的更为理想主义和试验性的方案，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忽略、简化或推翻。新政推行的由某些学术理论家倡导的通胀金融试验，确实未获成功，然而，为之撑腰的是来自参议院内部通胀论派的强大势力，而罗斯福的大多数专家顾问对此并不上心。在重要问题上，自由派的专家几乎全军覆没。杰罗姆·弗兰克领导的自由理论家们，力主全国工业复兴总署（NRA）的消费者以及美国农业调整署（AAA）的佃农的利益，但很快被判出局。特格韦尔想象中的农村重置计划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他自己也被发配到边外地区。雷蒙德·莫利在伦敦经济会议问题上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产生了冲突，输给了这位内阁成员。(35)
尽管如此，教授治国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流行，于是乎，一场名副其实的智囊团之战打响，它重新唤醒并加速了反智主义的旧传统。教授们并未主政——然而公众舆论的核心也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确实代表了美国权力网络中的新事物。鉴于核心决策并不由其而定，他们并未行使大量的权力。然而，他们对掌权之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原因是教授们已然拥有特权，可以定立看待问题的方式，界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范畴。谴责教授和智囊团成员的右翼人士，对权力世界的想法如何诡怪姑且不论，至少他们的直觉是可靠的。即使大部分民众尚未成为忠实听众，至少他们手上还持有大众偏见的旧武器，于是很快便挥戈相向。此外，教授们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知名度，盖过了资深政客和企业家的风头，后者发现这一切实在令人难堪，即迄今为止如此寂寂无名和遭人轻视的一群人，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侵蚀了他们的地盘，让他们的社会角色重要性大大降低。门肯以他一贯赤裸裸的夸张道出了这种转变的讽刺意味：“几年前，新政的所有以赛亚们都还只是遁世的不举之人，警察在街角点头示意都能让他们自豪得满脸通红；而今，他们的世俗地位仿佛血统纯正的王子，或红衣主教的那些幽灵般的随扈。”他接着说，智囊团成员如此成功，以至于开始相信自己有万能灵药。“你会怎么做，”他诘问，(36)
假如你突然被拽出单调的、散发着异味的学校办公室，那里唯一的音乐是二年级学生的咂舌声；你被扔到一个充满权力和荣耀的地方，几乎如同卡里古拉、拿破仑一世或皮尔庞特·摩根被全华盛顿的记者包围，他们等着记下你的每一句台词，报纸头版向你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敞开？
新政的批评者夸大了知识分子的势力，将他们描画成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玩阴谋的实验主义者，因为突然从隐者成为显贵而变得傲慢自大和争名夺利。《星期六晚邮报》显然是反智主义思想的港湾，随意摘录的几段评论就颇具代表性：(37)
一群教授被人从教室里拽出来，扔进了新政的漩涡。他们恃才傲物；他们是大众关注度的傲慢的追求者，而眼下终于有了机会；在新领域，他们恰似在壁炉前取暖的猫，热切地想一展自身……他们兴奋地四下询问：“美元要怎么办？”仿佛美元的走向和他们有所关联——他们连筹集100美元都做不到……教授们的法案出台了，虽然或多或少被国会大厅里的非教授人士修改过，但里面依然有许多教授的思想……有想法的人都无法逃避这样的结论，即智囊团的大多数思想和计划是建立在俄国的意识形态上的……有人应该把商业生活的真实状况，告诉给这些聪明又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教授。鹳(38)不会带来利润和繁荣，健全的货币不会从卷心菜下长出来……最终，须得靠农民和企业家在大自然及政府智慧的支持下，分别去解决自己的痛症……
我们是否真的如此愚蠢和消极，允许自以为是的业余实验家们解开社会和商业这团乱麻，看看有无可能以他们喜好的方式恢复原样？……对美国生活、自由和工业的实验室测试……试管实验和用活生生的民族来做试验是迥然不同的。那么多活体试验堆积在一起……都是毫无实际经验的人……业余人士的政府——大学里的男孩，不论年龄——也许是喝多了学识的甘泉，最近又喝了不少俄国伏特加……那些理论家、政治梦想家、造雨人和变戏法的人……务实的参众议员们除了躲在更衣室，无处遁逃……
知识分子的辩护者力图更合理地估量他们的实权，并指出他们几乎不可能比那些他们所取代的“实干家”更糟。奥斯瓦尔德·加里森·威拉德在《国家》杂志上写道，欢迎“实干家的全部路径”，并指出全世界的“实干家都深感茫然”。(39)曾是新政顾问，后成为自由记者的乔纳森·米歇尔，对这一话题的分析洞若观火，他试图证明罗斯福启用学术专家，是美国行政运作危机和特殊情况的自然后果。教授们实际并未制定主要的政策，他这样写道，他们只是对具体手段提供建议。由于缺乏以此为名接受培训的公务人员，总统突然间向政界和行政系统之外的人求助，几乎是必然结果。(40)在这一点上，米歇尔十分正确。政客们无法解决萧条带来的问题；没有合适的公务员能应付；大多数商业领袖似乎比一无是处还糟。正如塞缪尔·I.罗森曼向总统建议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召集到他周围的人包括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大金融家以及一些全国政治领袖。我认为，我们应该远离这些人。他们对解决眼下的乱象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为什么不去大学里找人呢？”(41)
然而，米歇尔的分析在新政的敌人眼中不啻为蛊惑人心：
罗斯福先生需要的是中立者，身上要不带华尔街的味儿，但也不会把富人们吓跑。此外，他需要有头脑、有才华和意愿执行他所决定的任何政策之人。罗斯福先生选择了大学教授，在这个国家，没有其它的群体更符合这些特征了……
美国没有世袭的有产阶级，可以从中招募新政的公职人员。最接近的类型是大学教授，华盛顿的中立的教授们是决定新政成败的关键……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有一群人曾被边缘化，旁人会不加思考地诟病他们——那就是殖民地的牧师，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那边。这些人通常不问俗事，他们规戒自己群体的严格程度远超罗斯福的新政所能设想，他们依靠天启做出判断……新英格兰的牧师们早已作古，但大学教授是他们的旁系继承人……在未来，我们将会成功地为自己建立起由忠诚和传统支撑的专业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
我们难以期待这一切能抚慰企业家，还有被排挤的政客和其它保守阶级成员，他们认为专业的公务人员无甚必要，显然也并不相信教授是“中立的”，他们的确把富人吓跑了，竟然有一个阶级会被“不加思考地”诟病，这对其可谓风声鹤唳。比米歇尔的观点更温和的答案，也难以平复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来自智囊团或专家，而是由于他们所信仰的世界崩塌了。在这样的对手中，新政赋予知识分子和专家的特权只能重燃反智主义的旧传统，也以新的猜忌和怨恨令其愈加坚固。
和一战一样，二战也增加了对专家的需求，不仅是新政雇用的那些类型，还有些人来自之前未曾利用的学术领域——甚至连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因为对地中海的了解而突然间被重视起来。然而，当战争终了，长期压抑的对新政和战争本身的反感席卷了全国。对智囊团的攻伐因此奠下了基石。自此，知识分子和大众民主的亲厚再一次走向终结。
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为对知识分子和智囊团积聚的不满情绪的受害者，自1933年以降，这种怨气就开始在美国右翼势力中持续发酵。不幸的是，他的政治命运成为标尺，自由知识分子以此来衡量智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于是，谬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史蒂文森这一悲剧式英雄形象，具有足够的广度和吸引力，他的使命感令知识分子感同身受。经历过杜鲁门政府的窘境，他的文士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更具决定作用的是史蒂文森的行止和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竞选风格的天差地别。史蒂文森的雄辩才能（以及他和有类似特长的竞选顾问合作的突出能力），与艾森豪威尔早期笨口拙舌的政治表现形成强烈对比，其后，尼克松煽情的“跳棋演讲”(42)、低俗的陈词滥调和对高层伙伴的歌功颂德，愈发加强了这一反差。最后，是形象丑陋的麦卡锡，他对竞选的贡献受到其党羽的热烈追捧。我们并不指望美国总统竞选都是高层次的，但1952年共和党竞选的调子，相形之下就连杜鲁门对华尔街的无耻挞伐都显出了一丝老派的尊严，更放大了史蒂文森的每一项优秀特质。
知识分子史无前例地以一致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史蒂文森。毕竟，西奥多·罗斯福是在漫长的公众生涯里逐渐在知识分子中赢得知名度的；刚当上总统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他的态度半是怀疑半是取笑；直至他离开白宫，才越发与之亲厚；1912年的公麋党(43)运动是为巅峰，随后又因他的战争沙文主义而减弱。威尔逊虽独具一格、学养深厚，但大批知识分子团体待之以与其本人的举止相匹配的冷漠；知识分子大多认同沃特·李普曼当年对新自由运动的分析，认为它是计划失误、倒行逆施的运动，主要只为小企业牟利；最后，威尔逊的声誉因对战时暴民思维的抗议而严重受损，总统本人亦被累及。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获得了关注度，但他在首次总统竞选中令大多数知识分子失望，在新政的头几年也一直是不信任和左翼尖锐的批评对象。知识分子一直都不愿与之亲近，直至1936年的竞选前夜，即使那时，他们爱戴他的理由似乎也主要因为他的树敌。但史蒂文森大不一样：他尚为伊利诺伊州州长之时，知识分子对他几乎未有所闻，1952年被提名之际，他已是高层的一颗新星，他们一听完他的就任演说，便迅速向其敞开了心扉。此人优秀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麦卡锡分子们鬼哭狼嚎之际，这样的定论似乎顺理成章，即史蒂文森的惨败，也是美国知识分子和智识本身经过全民表决之后对他的否定。得出这一结论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批评者的附和，然而后者中的大多数人郑重地表达了不赞同：他们称美国的知识分子不理解也不为国家着想，变得不负责任、自高自大，终将会受到惩罚。无疑，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伤害；然而，史蒂文森是因为才智之名而被大众抛弃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他的失败所隐含的意义也被过分夸大。因为1952年时，他几乎毫无胜算。这一年，任何有人气的共和党人都能打败民主党人，而艾森豪威尔不仅有人气，他还是光彩熠熠的国家英雄，受欢迎程度远超史蒂文森乃至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人。在民主党执政20年后，假如两党制还有存在的意义，那么政党轮替早该发生。单单是朝鲜战争及其引发的不满情绪，就给共和党带来了足够的麻烦；能让他们获利的是次一级的问题，比如希斯事件和其他几起揭露共产党渗透到联邦政府的事件，以及揭发杜鲁门政府规模不大但影响恶劣的腐败。共和党竞选中，尼克松和麦卡锡比艾森豪威尔看起来风头更劲，要不是因为竞选以卑劣的方式激发出了大众对史蒂文森这类人应被摈弃的盲信，否则尽管本就希望渺茫，他也不至于遭到如此弃绝。
然而回顾历史，认为史蒂文森的风格、才智和正直不构成他的竞选资本，亦是缺乏依据的，若非因为在这些方面所获的名声，他的失败会更彻底。相信大部分民众完全无视他的这些品质，这样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假如真像他的一些仰慕者和贬低者共同认为的那样，他的人格魅力无过人之处，就无法解释他如何能在1948年以伊利诺伊州史上最高票数当选该州州长，也不能解释4年后，尽管他公开表示不愿被提名，民主党大会为何仅在简短听取了他有力的欢迎辞之后，即将其推举为候选人。（这是继1916年休斯之后的首次提名，他可能也是我们的政治史上唯一一位不情不愿的被提名者。）
甚至连史蒂文森的落败，也因他迥异于共和党的竞选方式而被放大。12年前，温德尔·威尔基的竞选对手也是当时的政坛英雄人物，他赢得的票数几乎和史蒂文森完全一样——44.4对44.3——且威尔基被认为是格外活跃的领导人。事实似乎是，1952年的两位候选人本身都颇具实力，在政治舆论兴奋的高点上，两者都吸引了大量选民加入阵营。落败的史蒂文森，得票比杜鲁门在1948年、罗斯福在1944年和1940年当选时的票数还要高。竞选结束后，他收到了大量投票给艾森豪威尔的选民的来信，表达对他参选的钦佩，并表示若非情势所迫，他们希望能转而支持他。
这并非意图否认史蒂文森的“形象”——这个词眼下十分流行——确实少了点什么。他对在民主党执政20年后接任党魁的难度心知肚明。然而，他对掌权的迟疑——尽管从某些角度可称之为靠谱——过于真实，反招来恶意。“我接受你们的提名——和竞选方案，”他向民主党大会表示，“但我原本希望向你们说这些话的是一个比我更强大、睿智和优秀的人。”在当时，这绝非正确的语气；这使人惶惑不安，很多人认为这比艾森豪威尔无聊的自信还要令人不快。史蒂文森的谦逊貌似是真诚的，但他以一种自傲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人们也许认可他有能力公正地、不依循传统愚见地分析公共问题，但对他能否像想象中一样掌控和运用权力怀有疑虑，在这一点上，近代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已经以最有效的力量传达过了。（我们免不了要予以评论，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迥异的表象带有欺骗性：艾森豪威尔政权有绩优之处，然而，他执政时并未能团结或提升他的党派，而在野的史蒂文森却致力为其政党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假如我们将史蒂文森的落败归咎于他在智识上的知名度，甚或将这种知名度视为不利因素而非一项资本，那就是被误导了。但对很大一部分民众而言，这项特质确实是不利因素；我们不欲夸大这群人的数量和影响力，但必须加以审视，原因在于这些人是探究一切反智主义设想的关键。
史蒂文森最易招致攻击的特质不是智识，而是风趣。(44)风趣从未受到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欢迎。民众乐于接受的是幽默，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常用它来达到某种效果；但幽默是通俗的，通常十分简单，也很容易接近。风趣则是智识化的幽默，它更尖锐，与风格和圆融息息相关，是贵族的遗风。史蒂文森被反复称作“喜剧演员”和“小丑”，被描绘成漫画里戴着愚蠢的帽子和铃铛的丑角。在朝鲜战争沉重和愤懑的阴影下，贬抑他的人认为这种风趣太不合时宜；艾森豪威尔无聊但庄重的语气更加应景。史蒂文森的支持者指出，他的戏谑从不针对朝鲜战争或其它选民认为严肃的事项，却往往弄巧成拙。他的风趣，非但未能替他掩饰公众形象上的不足，反而拉大了他和一大部分选民之间的距离。（“他对英语语言的熟稔，远超普通美国民众。”）有关竞选的代表性评论之一，来自一位写信给《底特律新闻》的女士：“我们需要和总统候选人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投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www.xing528.com)
史蒂文森是阿尔杰·希斯的品格证人，有鉴于此，一旦把智识和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和不忠划上等号，他就变得更加易受攻击。支持他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极易被抹黑。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东部，尤其是哈佛大学，这在众多批评者眼里可不得了。“哈佛指挥印第安纳如何投票”，这是《芝加哥论坛报》一篇社论的标题，文章的观点是，史蒂文森掌握在施莱辛格父子和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45)手中，这些人被认为是最邪恶的同盟。威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未曾淡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对新政的影响力，他不遗余力地提醒读者，史蒂文森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与哈佛藕断丝连。他在哈佛法学院待了几年，这在佩格勒看来，他在那里必定参与了法兰克福特的诡计；佩格勒认为，史蒂文森是“自1933年来断断续续出现的最危险的一类新政官僚”。在佩格勒的想象中，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和传记作家力图淡化他与哈佛及所谓左翼联盟的联系，但这一切都瞒不过警惕的佩格勒，“这个斯普林菲尔德的奇迹男孩，正效力于一种过激的政治左派势力”。在右翼的臆想中，正因为史蒂文森和哈佛的邪恶关联，法兰克福特、希斯、施莱辛格父子和史蒂文森融会成一个不祥的形象。
其它大学联盟也好不了多少。当一大群哥伦比亚大学教员发表声明，褒扬史蒂文森并谴责时任校长艾森豪威尔时，《纽约每日新闻》以揭发署名者中所谓的“左倾教授”作为反击。一家中西部的报纸更为淡定地声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教员的反对呼声实际上对艾森豪威尔有利，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知道，大学中人的“头脑已被来势汹汹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想和明确的共产主义信仰侵蚀”。这样的支持只会将史蒂文森置于死地。“史蒂文森作为知识分子，必定与他的顾问们想法一致，否则不会选择他们。投票给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普通美国人，便是投票给民主。”昔日对新政的憎恶，在作家群体中随处可见，对他们而言，这一不忠的论断意义重大：“我们已远离了曾经造就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优秀传统。大学里都是左派分子，这些‘聪明的年轻人’想把这个国家带入一个‘美丽新世界’。但愿我们不要再有另外4年的新政——这才公平。”
在讨论镀金年代的改革派之时，我曾谈及有关智识风格与女性化的关联，它在1952年的大选中重现。可惜史蒂文森先天不足。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均为文职服务，无法与艾森豪威尔的将军履历抗衡。假如他曾当过拳击手、猎人或像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战士，或是橄榄球运动员（艾森豪威尔也有这项优势），或是杜鲁门那样的炮手、肯尼迪那样的战争英雄，那么人们对他的印象或许会稍稍缓和，不至于认为他太过脱离勇武的男性世界。然而，他只是拥有常春藤名校背景的绅士，他的职业生涯里，没什么可助其躲避历史遗留在美国人心中黑暗角落的余响。纽约《每日新闻》自贬身份地称其为阿德莱德，指控他用“厚腻的”嗓音“装腔作势”地演讲。他的嗓音和用词变成了质疑对象——“惺惺作态的用词”，据称让人联想起“一本正经的老女人，始终铭记自己曾在史密斯太太学校里的演讲课上得过A”。至于他的支持者，都是“典型的、袖口滚着花边的哈佛自由主义分子”、“穿蕾丝裤袜的外交官”、“毛发服帖的膝头小狗”，因麦卡锡的指控而呜咽时，连“呻吟都带着香水味”，还会不时为他们自己的反共产主义“发出窃笑”。史蒂文森的批评者常说，政治是男人间的残酷游戏。州长和他的追随者们应当准备好一决雌雄。学一学理查德·尼克松，“用男人的方式解释经济问题”，他们能做得更好。
即使在并无积怨和粗鄙的角落，相较于史蒂文森，更偏好艾森豪威尔的“实际能力”的大有人在，他们鄙夷“象牙塔”。“依据过往的表现，我觉得，我们需要贡献卓越的艾森豪威尔，而不是思想家和演说家史蒂文森。”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应该不会对一位党派人士的说辞感到陌生：“艾森豪威尔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比这个国家的任意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多，而且他并不是从报纸和书籍上学来的这些知识。”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失去效用。8年后，在尼克松和洛奇的竞选中，艾森豪威尔这样描述他们：“这些人不只从书本上学习——甚至不是通过写书。他们学到的东西，来自直面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的日常问题。”(46)
但在同样的大选中，约翰·肯尼迪证明了应该无需再次证明的东西——读书乃至写书，不会是一个有志成为总统的、思想和其它必备特质兼而有之之人的致命弱点。肯尼迪似乎把世纪初罗斯福展现的智识和品格的综合体带回了总统政治中，这一综合体包含对智识和文化特质的尊崇，以及公职系统对才智和专长的热情，而积极务实的美德将它们串联了起来。作为竞选者，史蒂文森表现得过于敏感和缺乏自信，他让知识分子产生共鸣的是对自己被孤立和拒绝的孤芳自赏；相反，肯尼迪浑身散发着权威和自信，满足了他们将智识文化和权力责任关联起来的希冀。他有艾森豪威尔的自信，但没有他的被动；不论他的宗教信仰、年龄还是提名时的寂寂无名，他击败尼克松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电视辩论中形于外的强大攻击性和自信心——西奥多·罗斯福也许会认为，这正是男性人格的展示。
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其中许多对权力抱有深刻怀疑之人而言，新总统的思想即使不深邃，似乎至少也是警醒、通达、世故和思辨的，而他也很快表达出智识和文化应当在国家利益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理念。肯尼迪之前的一些高度智慧的总统——例如胡佛——对总统的仪式性职能毫无耐性，认为这是在琐事上浪费宝贵的时间。而国父们对总统职位的设定并非如此。他们中许多人所理解的国家元首，是共和政体下的一位要人，他作为个人与公众间的交流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华盛顿本人的表现即成就了新政府，是行使这一职能的完美范例。20世纪的美国人对公共宣传的狂热以及大众媒体的发展，为总统办公室的仪式化和大众化职能带来了巨大压力。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有技巧地使用广播讲话和媒体见面会，成为第一个把现代公众化需求转化为重要资本的总统。肯尼迪则最早注意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现在是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仅应被纳入国家的仪式性事务，更应为争取他们的效忠而特设一种官方嘉奖。于是，总统府被还原为一个符号：其内部装修通过电视展现给广大观众；对于人数较少但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观众，它再次成为文化的庇护所——在那里，罗伯特·弗罗斯特、E.E.卡明斯和巴勃罗·卡萨尔斯受到欢迎。权势需要给智识一定的尊重，这样的思想被反复强化——令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62年春为问鼎诺贝尔奖之人举办的庆祝晚宴。席间，总统以他一贯的性格表示，自打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时起，白宫的餐桌边再也未曾像现在这样汇集了如此众多的智慧人物。
诚然，这一切只是认可这一特殊利益团体正当性的仪式化方式，这种仪式的职能早已被理解，比如参加意大利节庆的爱尔兰政客，现身爱尔兰守灵仪式的犹太政客。和少数族裔一样，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即将获得大众认可。新政府对人才孜孜以求，把专业性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提至一个新高度，这比通过仪式来认可文化的志趣更为重要。智识在政治上的声誉和接受度，在不同时期也许有起伏，但对专业性的需求似乎始终在上升。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公开鄙视书呆子，恼怒于他们的对抗，但在利用专家上十分具有战略性；共和党领袖也对他们谓之“有利用价值”的友好学者表示出兴趣。对于更泛化的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再次谈及，这关乎为数不少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团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也涉及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游走于权力边缘时的状态。智识与权力关系中的困顿在于，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即智识的某些主要职能和权力挂钩所带来的威胁，不亚于当它被贬谪到失去地位之时。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股势力，智识面临的一个尖锐且吊诡的问题，肇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与权力苟且，还是与重要政治角色隔离，都令它无所适从。
(1) Progressive movement，是一项旨在治愈美国社会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所产生的许多弊病的努力。第一次改革时代是在美国内战前，第二次改革从重建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美国加入一战，作为第二次改革时期的一部分，进步主义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有能力改善社会中所有人的命运。因此，这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拒绝，当时许多富有而有权势的人物采取该立场。此外，进步主义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拒绝把教会作为变革的动力。——译者
(2) 对当时情形的描述，参阅约翰·里德报道的布莱恩访谈，见于Collier's, Vol.LVII（May 20,1916）, pp.11其后。
(3) Merle Curti and Vernon Carstense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49）, Vol.I, p.632。此文详述了“威斯康辛理念”下大学的角色。
(4) F. J. Turner：“Pioneer Ideals and the State University”，这是1910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开学致辞，重印文章见于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20），pp.285-286。
(5) Charles McCarthy：The Wisconsin Idea（New York, 1912）, pp.228-9.
(6) 有关范海斯时代的政治冲突，参阅Curti and Carstensen：同前，Vol.II，尤其是pp.4,10-11,19-21,26,40-41,87-90,97,100-107,550-552,587-592。
(7) John R.Commons：Myself（New York, 1934）, p.110。比较麦卡锡：“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只有在被问及时，才会冒险给出关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意见。”同前，p.137；有关为本州服务的大学人员名单，参阅pp.313-317。
(8) Autobiography（Madison, Wisconsin, 1913）, p.32；关于他如何利用大学人员，参阅pp.26,30-31,310-311,348-350。
(9) 参阅Robert S. Maxwell：Emanuel L. Philipp：Wisconsin Stalwart（Madison，Wisconsin，1959），chapters 7 and 8，尤其是pp.74,76-9,82,91,92,96-104。从对大学的攻击中，《国家》杂志目睹了美国反智主义令人沮丧的一面。“在民主党和教授们之间，”它哀叹道，“存在着一条充斥着不理解和无知的天堑，自阿里斯托芬时代起，就从未变成通途。”“Demos and the Professor,”Vol.C（May 27,1915），p.596。
(10) J. F. A. Pyre：Wisconsin（New York, 1920）, pp.347-351,364-365.
(11) The Wisconsin Idea, pp.188-9；比较p.138。要更好地理解麦卡锡的观点，需要将其代入实用主义的发展及和老一代学者分道扬镳的背景，相关阐述可参阅Morton G. White的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New York, 1949）。
(12) Movers and Shakers（New York, 1936）, p.39.
(13) B.P.：“College Professors and the Public,” Atlantic Monthly, Vol.LXXXIX（February, 1902）, pp.284-285.
(14) 参阅Joseph Lee：“Democracy and the Expert,” Atlantic Monthly, Vol.CII（November, 1908）, pp.611-620。
(15) 例如，芝加哥包装商托马斯·威尔逊在1906年向国会委员会请求：“我们反对的，也是我们恳请你们的庇护、实施否决的议案，它会把我们的业务置于理论家、化学家、社会学家等人之手，还会剥夺一些人的管理和控制权，这些人为建立和完善美国这一伟大的行业奉献了一生。”为免误解威尔逊是在反对一项将包装行业国有化的建议，有必要说明的是，他针对的其实是一项有关食品和药品安全的方案。Hous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5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Hearings on the So - Called“Beveridge Amendment,”（Washington, 1906）, p.5。有关在控制食品和药业的斗争中，专家们实际扮演的角色，参阅Oscar E. Anderson, Jr.所著Harvey W. Wiley的传记：The Health of a Nation（Chicago, 1958）。
(16) “Literary Men and Public Affairs,”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LXXXIX（April, 1909）, p.536.
(17) 引自Paul P. Van Riper：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p.206；比较pp.189-207，及John Blum：“Th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of Theodore Roosevelt,”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Vol.LXV（December, 1958）, pp.1-9。
(18) 比较1908年的一封著名的信：“我完全不能像那么多显然是诚心诚意的人那样，去尊敬那些超级富翁。我很乐意向皮尔庞特·摩根、安德鲁·卡内基和詹姆斯·希尔礼貌地致敬，但要我看待他们像我看待如布里教授、北极探险家皮尔里、海军司令埃文斯、历史学家罗兹或猎人塞卢斯一样……即使我想，也无法强迫自己做到，且我也不作此想。”Elting Morison, 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VI（Cambridge, 1952）, p.1002。
(19) Works, Memorial Ed., Vol.XIV, p.128；Outlook（November 8,1913）, p.527；Works, Vol.XVI, p.484；比较其它类似的表述：Outlook（April 23,1910）, p.880；1897年10月11日在Two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Old Dutch Reformed Church of Sleepy Hollow上的演讲（New York, 1898）；Works, Vol.XVII, p.3；XII, p.623。
(20) Arthur Link：Wilson：The New Freedom（Princeton, 1956）, p.63；参阅林克关于威尔逊思想的讨论，pp.62-70。
(21) A Crossroads of Freedom：The 1912 Campaign Speeches of Woodrow Wilson, ed. By John W. Davidson（New Haven, 1956） pp.83-84。威尔逊关于专家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受到税收争议及罗斯福政权的纯食品问题中的专家角色所影响。同上，pp.113,160-161；参阅下文中对专家的评论：The New Democracy：Presidential Messages, Addresses, and Other Papers, ed. By R. S. Baker and W. E. Dodd, Vol.I（New York, 1926）, pp.10,16。
(22) 在大卫·F.休斯顿任秘书的农业部尤为如此，休斯顿曾任华盛顿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对他的任命是威尔逊听从了豪斯的建议。在休斯顿任职期间，市场和分销问题获得的关注大大超越过往，农业部遂成为吸引杰出农业经济学家的磁石。
进步时代的政府专才发展的启发性资料，见于Leonard D. Whit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1934）, Vol.II, pp.1414其后。
需要补充的是，威尔逊在外交任命上奉行了优秀的传统，获任命者均出自学者和文人团体。他向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发出过两次邀请，但均遭拒绝；他将国际问题专家保罗·芮恩施教授派往中国，将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派往英国（这是个不幸的选择），将托马斯·纳尔逊·佩奇派往意大利（这是政治投机的委任），将普林斯顿大学讳莫如深的亨利·范戴克派往荷兰，将布兰德·惠特洛克派往比利时。威尔逊的大使任命大致令人满意，但布莱恩斥责由约翰·海伊、罗斯福和塔夫脱建立的能干的专业外交军团，削弱了这些任命的影响力。布莱恩抨击部长任命是满足“有本领的民主党人”的需求，威尔逊对此表示赞同，阿瑟·林克将其描述为“20世纪外交部最道德败坏的一幕”。Wilson：The New Freedom, p.106。
(23) Link：Wilson：The New Freedom，chapter 8。关于这一观点的经典陈述，来自沃尔特·李普曼，见于Drift and Mastery，尤其是chapter 7。
(24) “Presidential Complacency,”New Republic，Vol.Ⅰ（November 21,1914），p.7；“The Other-Worldliness of Wilson,”New Republic，Vol.II（March 27,1915），p.195。Charles Forcey的The Crossroads of Liberalism，Croly，Weyl，Lippman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1900-1925（New York，1961），其中对《新共和》团体与罗斯福及威尔逊的关系有启发性的阐述。关于新自由及至1914年陷入僵局和自由知识分子遭到冷对，参阅Arthur Link：Woodrow Wilson，以及他的The Progressive Era, 1910-1917（New York，1954），尤其是pp.66-80。
(25) Gordon Hall Gerould：“The Professor and the Wide，Wide World,”Scribner's，Vol.LXV（April，1919），p.466。杰洛德认为，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不可能再对教授们摆架子。“教授们……，”另一人写道，“以学养丰厚出名，且让人倍感惊讶的是，他们实际上很有智慧。”“The Demobilized Professor,”Atlantic Monthly，Vol.CXXIII（April，1919），p.539。保罗·范戴克认为，大学人士在战时成功地展示出男性和务实的一面，他们并非软弱无能。“The College Man in Action”，Scribner's，Vol.LXV（May，1919），pp.560-563。把这些文字中的论点和西奥多·罗斯福早先的陈述两相比较，颇具启发性。
(26) 有关“咨询团”及其成员，可参阅其领导人西德尼·E.梅兹的文章，见于E. M. House and Charles Seymour，eds.：What Really Happened at Paris（New York，1921）；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Vol.I，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Washington，1942）；J.T.Shotwell：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pp.15-16。有关战时的科学动员，参阅A.Hunter Dupree： Scien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chapter 16。
(27) 这一出色的演说是反智主义辞藻的堆砌，尽管在当时影响力一般，但有必要将其视为反智主义言辞的里程碑：“……张口闭口都是理论、不容于人的知识分子，给一小撮政客身上贴金，满口术语，不切实际得难以言表……他们只能吸引反传统的、精神错乱的堕落之人……是精力旺盛的论文写手，阳光下的一切事物都是他们的书写对象……是一小撮社会主义者……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是带着X光视线的心理学家，把不同颜色的手绢放在桌上，撒上半品脱的菜豆，用阴森的口气问你沃尔特·拉雷死于哪种疾病，要求你不数数就说出有几个豆荚。你的记忆力、理解力、集中精力的能力以及头脑的其它表现，都被打上标签放入暗格，以供未来参考。我曾和这些心理学家打过交道。如果这些人被放到森林里或者一块土豆地里，他们连一只兔子都杀不了，也不懂怎么挖个土豆出来让自己不至于饿死。这是一个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我重申，知识分子待在他们的地盘就行了，但一个国家，假如由教授统治，其最终命运必然是走向布尔什维主义和大爆乱。”Congressional Record，65th Congress，2nd session，pp.9875,9877（September 3,1918）。
(28) 一位揭露社会阴暗的美国记者。——译者
(29) Walter Johnson, ed.：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Allen White（New York, 1947）, pp.199-200,208,213.
(30) Forcey：同前，pp.292,301。
(3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1922年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中，塑造了1920年代美国浮华经济下虚伪空洞的人性，讽刺了满足于一套狭隘的价值观、只关心财富和赚钱的巴比特式人物。英语中Babbitt一词有粗俗的市侩之意。——译者
(32) 正如保罗·P.范莱帕所指出的，这也赋予他们一定的影响新政策的特权，他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庇护”。同前，pp.324-328。
(33) 在伯纳德·斯特恩舍尔未曾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对特格韦尔在新政中的声名和角色有充分地阐述：Rexford Guy Tugwell and the New Deal, Boston University, 1957。有关他的任命之争很有启发意义：Congressional Record, 73rd Congress, 2nd session, pp.11156-11160,11334-11342,11427-11462（June 12,13,14,1934）。另见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Boston, 1958）, chapter 21; James A. Farley：Behind the Ballots（New York, 1938）, pp.219-220; H. L. Mencken：“Three Years of Dr. Roosevelt,” American Mercury（March, 1936）, p.264。有关新政下专家的地位的更多洞见，可参阅Richard S. Kirkendall未出版的博士论文：The New Deal Professors and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8。
(34) Literary Digest, Vol.CXV（June 3,1933）, p.8。事实上，作为一个可辨识的组织，智囊团是应1932年的大选而生，在大选结束后解散。因为只是粗略提及，我遵照了当下的常规解读。
(35) 有关教授们的建议如何在一个领域被商业势力削弱的详尽阐释，参阅Kirkendall的文章，前文已有引用。
(36) H.L.Mencken：“The New Deal Mentality,” American Mercury, Vol.XXXVIII（May, 1936）, p.4.
(37) Samuel G. Blythe：“Kaleidoscope,”Saturday Evening Post，Vol.CCVI（September 2,1933），p.7；Blythe：“Progress on the Potomac,”Saturday Evening Post，December 2,1933，p.10；社论，Saturday Evening Post，December 9,1933，p.22，以及April 7,1934，pp.24-25；William V. Hodges：“Realities Are Coming,”Saturday Evening Post，April 21,1934，p.5。另参阅Margaret Culkin Banning：“Amateur Year,”Saturday Evening Post，April 28,1934；Katherine Dayton：“Capitol Punishments,”Saturday Evening Post，December 23,1933。
(38) Stork，与“股票”（stock）一词谐音。——译者
(39) “Issues and Men, the Idealist Comes to the Front,” Nation, Vol.CXXXVII（October 4,1933）, p.371。同样的观点另见于New Republic：“The Brain Trust”（June 7,1933）, pp.85-86。
(40) Jonathan Mitchell：“Don't Shoot the Professors！Why the Government Needs Them,” Harper's, Vol.CLXVIII（May, 1934）, pp.743,749.
(41) Samuel I. Rosenman：Working with Roosevelt（New York, 1952）, p.57.
(42) checkers speech，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52年9月23日发表的一次演讲。之前他被指有涉及政治基金的不当行为，此指控危及他的候选人资格，因而他飞到洛杉矶发表电视讲话，自辩并攻击对手。他还表示，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打算留下支持者送的其中一件礼物：一只宠物犬，被他女儿取名为checkers（跳棋）。此次演讲创下了当时的电视收视纪录，也令尼克松支持率大增，当然亦不乏嘲弄。后人以“跳棋演讲”一词比喻政治家的煽情演说。——译者
(43) 1912年大选时西奥多·罗斯福成立的进步党，是大选历史上最成功的第三党，因罗斯福自比公麋而得名。竞选失败后，罗斯福宣布退出政坛，该党也于1916年解散。——译者
(44) 下文谈及的情形，摘自报纸的社论和读者来信，我也参考了George A. Hage极富启发性的、未出版的研究报告：Anti-intellectualism in Newspaper Comment on the Elections of 1828 and 1952,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1958；参阅同一作者的“Anti-intellectualism in Press Comment — 1828 and 1952,”Journalism Quarterly，Vol.XXXVI（Fall，1959），pp.439-446。
(45) 美国诗人，三次获普利策奖。——译者
(46)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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