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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学之异同:用心与用脑的优劣?

时间:2023-07-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很难说“用心”和“用脑”孰优孰劣,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并且对中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各自不同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追求的是生命之树,而西方文化追求的是知识之树。然而,获得知识的代价却是生命之痛苦和死亡。以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来概括中西文化之差异,带有极大片面性。

中西学之异同:用心与用脑的优劣?

人类文明产生过影响深远的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类对决定事物发展直接起到工具性作用;另一类是塑造人类心灵。第二类的效果比第一类缓慢,但通常更加深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伟大人物及其思想力量强大之证,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高度现代文明。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者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绵延不绝,思考角度不断翻新。而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扩大和深入,中西方文明比较成为文化思想界热点。人类思维方式是文化之核心,思维方式之差异是文化思想差异的本质体现。在西方,思维与逻辑和理性密切相关,西方文化思想自古以来注重理性和哲学反思,充满哲学思辨色彩之学层出不穷,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古代哲学家缺乏逻辑和理性思维。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确不大重视逻辑推理,而是强调直观体悟,悟性之高低是判断一个人聪明才智的基本指标。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相信人“用心”思维;西方人自古以来很少人相信用“心”来思考,他们注重逻辑和理性思维,更多是“用脑”。“用心”与“用脑”是人类认识世界两种差异思维方式。“用心”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用心”获得的知识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而“用脑”强调主客二分,逻辑推断,理性至上,“用脑”获得的知识要求严格精确表达出来。所以,很难说“用心”和“用脑”孰优孰劣,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并且对中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各自不同影响。中国人几千年来认识世界强调“用心”,也造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科技成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西方人认识世界自古以来注重“用脑”,导致了近代科学技术兴起和社会经济加速发展,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追求的是生命之树,而西方文化追求的是知识之树。《圣经》开篇讲了一个富有哲理意味神话故事:在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知识之树。上帝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即知识之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狡猾的蛇却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夏娃见知识之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树上的果子吃,并给了丈夫亚当吃,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并从混沌世界中走出来,从此,也拥有了知识。然而,获得知识的代价却是生命之痛苦和死亡。人在混沌和无知无欲之时,生命之树长青,而感受不到生命之痛苦和死亡,只有知识之光把混沌世界照亮时,才把人世看成是一大苦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越向混沌无知的古代追溯,人类就越能麻醉自己,因而人类之精神就仿佛越幸福快乐。以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来概括中西文化之差异,带有极大片面性。因为某个人难以只热爱知识而不理会生命,也不可能只顾及生命而不理会知识。尽管“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但西方人选择以追求知识而著称,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人生悲剧性。苏格拉底认为:“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就是知识。”柏拉图视哲学家为最高尚者,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是爱智慧者。但是,知识之树结不出消除痛苦的安眠果,因此,当罗马世界的灾难和疲惫愈益沉重时,基督教给人们带来了来世慰藉。不过,不能把基督教和希腊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正是西方世界具有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文化传统,才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基督教。当奥古斯汀探究实践和理论之谜而祈祷上帝开导他之时,人们又听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声。因此,即使在追求内心纯洁的中古时代,知识之树也未凋零。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追求知识热情空前,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圣经》开篇神话也预示了西方人所吃之物是知识之果而非生命之果,而生命之树已经被上帝牢牢地看守起来了。中国的老子庄子等哲学家,也认识到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他们与西方哲学家相反,老庄完全放弃了知识之树,而紧抱生命之树,中国道教就是生命宗教,中国文化是以生命为本之文化。儒家伦理所塑造的中国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在自己造出之神面前战战兢兢,甚至以自苦为乐,等待末日审判来临,也不像近现代西方人那样,尽情发泄自己之物欲和性欲,在竞争荒原上苦闷彷徨。儒家伦理塑造的中国人,在充分肯定人之现世存在和现实秩序合理性时,想方设法使自己减少烦恼,保存肉体生命,保持心理平衡,适度而有节制地享受人生之乐。因此,儒家学说正是理性调节情欲以适度享受人生的生命哲学。

中国儒道两家先圣的思想是追求生命长久安乐,只有墨家精神有利于知识之树生长。可惜后来墨学失传了,知识之蓓蕾在中国生命之树上不得不凋零。老子教会人过小国寡民的生活孔子让人以家为本,一国之中划分许多小族小家,于是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皇帝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沙皇”。墨家和西方文化都执着于苦难和死亡,具有为其信仰和主义殉道之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能与苏格拉底、耶稣基督一样受苦受难不避死,而勇于为其主义殉道者,只有墨子。儒家最迁就现实,以礼乐维护执政者享乐安民,所以最为历代执政者所欢迎;法家给执政者提供了种种治民之术,也为执政者暗中使用;道家给中国人指出了入世不能的逃路,有利于中国人保持心理平衡而消除生命之恼;佛教传入中国后,又给不安于现状者提供解除生命痛苦的安眠药,人心向善,更有利于国家安定,所以代代相传;唯独让人警醒的墨家,由于不合中国生命安乐之道,所以失传了。

全球化背景之下,人类社会正在日益突破民族国家地域狭隘界限,并将成为一个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努力寻求和达成一种全球文化观念,形成人类整体观和宇宙观,即从人类总体性和终极性上来看人类文化。正如生物学上多元性和差异性构成自然体系的力量一样,现代社会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其多样性也丰富着人类思想体系,人类各种不同文化应该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虽然人类还没有达成可以为地球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一致认可并一厢情愿接受的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观念,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观之理由,也不能阻碍人类对普遍文化不懈追求。只有当人类在思考和解决问题并将文化和谐、文化共生作为主要价值取向时,人类真正和谐的时代才能到来。为求解全球交往中文化冲突问题,人类在构建普遍价值观的探索中,已存在几种共同思想理论。一是神启论。这是一种以宗教信仰或教义信条的普遍主义道德观念,它把本来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决定的道德只认为是某种神秘客观精神实体,如佛祖、上帝等意志产物。在西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灵魂中之善和人类生活中普遍道德均产生于神示,真正智慧只有神才能配享,人可以通过回忆、模仿得到最高之善和道德原则。基督教认为上帝不仅能鼓舞人心,指导人如何生活,而且能给人以反省、知识和智慧,使人得到真理和美德,这是一种超越了所有历史、民族地区和任何时空,并具有规范人世俗生活的普遍主义价值标准。以宗教神之启示的普遍主义是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二是先验主义。先验主义认为,人类生活中之正义、勇敢、仁义、同情等规范是与生俱来的,无须后天培养。如中国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恻隐之心、仁爱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之本性,是人生来就具备的本能反应。在西方,康德也认为,具有普遍主义价值者,不是来自上帝之音,也不是来自人间之权,它只能来自人本身之善良意志,即纯粹理性。三是人道主义。人可以将心比心,实现整个人类不同群体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往、相互理解,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中国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是人所共有之心,而西方休谟也提出此论,他认为:“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为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同样的动机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事情常跟随着同一的原则而来。野心、贪心、自爱、虚荣、友谊、慷慨、为公的精神,这些感情也从世界开辟以来,就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们所见到的人类的一切行为和企图的源泉;这些情感混合的程度虽有不同,却同样都是遍布于社会之中的。而谋杀、偷盗、说谎是每一种文化都禁止的。”(www.xing528.com)

可是,在当今全球化交往格局中,却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冲突。东方文化一般指整个亚洲和非洲北部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它以中国、印度、中东为主要地域范围,以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精神价值,东方文化以中国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中东伊斯兰教文化为典型代表,这三大文化体系各有特点,差异很大但有共性。西方文化主要指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信仰上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所有国家和各民族,西方文化包括《圣经》覆盖下西方世界从古到今的全部文化。东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冲突,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并且首次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冲突。直到今天这一冲突仍然处在紧张状态之中,这种文化冲突不只表现为器物技术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冲突,更表现为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价值文化冲突。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最先起源于西方社会,并在西方得到充分发展,这与其主流经济文化思想之间有着内在渊源关系。其中“经济人”假设最为突出。“经济人”概念是由19世纪意大利帕累托提出来的,这个学说实质反映了西方思想家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理解,认为人类生来是自私的,人生奋斗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欲望,人生在世最基本追求就是利益,生活的意义就是追求物质利益与个人享受,所以,他们正大光明地承认人对物质利益追求与享受并非大逆不道,不能从道德上判断其为恶行。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在追求利益,实质也在做有益于他人与社会之事,这本身就是善行。以儒家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要追求道德,“道德人”就是用理想道德形象和道德价值尺度所塑造理想完美之人。这是一种道德至上文化,把人赋予了浓重道德色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人追求经济利益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对物质利益过分追求是提升道德水平之羁绊,并加以蔑视,主张“贫而有道”、“穷而有志”、“仗义疏财”,对那些“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者视为“小人”,并加以鄙视和唾弃。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则追求宗教信仰,其人性被归结为“宗教人”。印度文化主要精神表现在人如何从自然欲求中解脱出来,否定世俗物质生活,认为人生可以没有物质财富甚至可以没有亲人伴侣,但是不能没有信仰和宗教,人生在世应该以精神生活为重而忽视世俗物质生活。伊斯兰文化的信仰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安拉是世界万物唯一创造者和主宰者,人们只有信奉真主,才能摆脱现实苦难,死后方能得以上天园。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一神教义都源自犹太教,尽管“十字军东征”使得穆斯林流血牺牲,尽管勇于殉道的基督教徒通过说服、争辩、物质引诱等手段去归化穆斯林,然而,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如今文化多元化已成定局,在纷纭复杂的文化困境面前,世人应当怎样选择文化呢?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胸怀、更远大目光,对于不同文化应有更高鉴赏力,应该各自保持一种和平谦逊之心,使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受不同文明教化者,不仅要欣赏本民族本地区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族异域异教文化,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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