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拉美文学史上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又一高峰。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聂鲁达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聂鲁达的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出版，仅西班牙语版的当年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册，至今该书的全球销量已超一亿册，这个数字在中外出版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当然，聂鲁达的影响力绝不限于文学界。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帮助西班牙难民以及之后他在南美解放运动中的贡献，1950年，聂鲁达还与毕加索、希克梅特一同获得世界和平奖。很长一段时间，聂鲁达都是斯大林奖的评委会成员之一。晚年，聂鲁达还曾代表共产党参选智利总统，在得知自己的好友阿连德也在参选之后他主动退出。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以下简称《坦言》）是聂鲁达1973年写成的一部自传，该书完稿不到一周，这位伟大的诗人遭皮诺切特军政府暗杀身亡。
正如本书书名所言，聂鲁达69年的人生历程是坎坷曲折的，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
同为南美顶级文豪，同样坚持用西班牙语写作，博尔赫斯几乎足不出户，而聂鲁达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作为智利的外交官，聂鲁达1927年至1943年先后出任智利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领事。1948年至1952年，因为遭到智利当局迫害，聂鲁达流亡海外，到过苏联、东欧和中国。1952年至1971年，聂鲁达又到瑞典、英国、美国等地领取了数量颇多的各类奖项，与此同时他还以智利共产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一个人到过的地方愈多，见过的事物愈广，则他对某样事物的观察可能会越敏锐。在《坦言》一书中，聂鲁达用生动的文笔描写了他对于许多不同国家地区的观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见解之独到。
1927年聂鲁达首次出任仰光领事时就曾在中国上海登岸，后来又多次访问中国。聂鲁达对中国的印象如何？这可能是我们中国读者最为关心的话题。
刚刚踏上中国领土时，一辆黄包车的油布就引来了聂鲁达的盛赞：“多么细心、周到的民族。不愧是经历了两千年之久的文明的国度。”可这美好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下车之后，他和同伴就被七八个中国人抢劫一空：“他们飞快地翻遍我的口袋、衬衫、帽子、鞋子、袜子、领带，熟练得如同杂耍演员。”
1952年，在老朋友艾青的陪同下，聂鲁达再访中国。尽管只是走马观花，尽管视野拘束，聂鲁达还是在矛盾的描述中展现了他对中国的真知灼见。一方面，他觉得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连微笑都不是”；另一方面，他又夸赞“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陋的东西，这个国家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他就已经窥见造神运动可能给中国带来致命伤害，他说：“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喷涌出来。”
西班牙内战期间，聂鲁达先后担任智利驻巴塞罗那、马德里领事，他致力于帮助西班牙难民移民智利，因为意见与当时智利总统相左，他甚至被吊销了护照。聂鲁达这样看待西班牙与南美：“西班牙人和美洲人自然是有差别的。差别永远产生于各自的骄傲或错误。和我同辈的西班牙人比我的拉丁美洲同伴更富有兄弟情谊，更团结，也更愉快。我同时证实，我们更多才多艺，更醉心于钻研别的语言和文化。”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希特勒刚刚见诸报端之际，聂鲁达就嗅到了他身上的危险气息，而当时德国驻巴达维亚领事还这样回复聂鲁达：“你真是不了解德国，像他那么疯狂的煽动者，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掌权也完全不可能。”事实证明，那个疯狂的煽动者差点儿统治了全世界。
书中有时只用只言片语就勾勒出作者对某一国度的轮廓，如：“墨西哥是最后一个神奇国度，它的神奇就在于它的古老和历史，在于它的音乐和地理。”“这块殖民地深受英国统治者的剥削和欺凌，但是这个城市(仰光）却洁净、明快，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生活的乐趣，玻璃窗里展示着殖民地的诱惑。”
丰富的游历和广阔的视野让聂鲁达形成了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我喜欢人间的多姿多彩，喜欢每一个纬度上的土地上结出的多样果实。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彩虹般色彩各异的马匹和诗人。”
在崇尚自由的拉美，也许从来不缺乏为自由而抗争的斗士，聂鲁达正是其中一位，他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诗歌。从最初与纳粹德国的抗争，到后来与国内独裁者的抗争，再到鼓舞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聂鲁达始终不计安危地站在人民阵营中：“我们诗人只要紧紧地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为人民争取幸福的斗争，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在聂鲁达留下的诗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许多第三世界的读者都将聂鲁达视为政治诗人、和平斗士，《伐木者，醒来吧》是其中的代表作。
我爱我小小的寒冷的国家，
即使是它的一枝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要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要生在那儿。
给和平予正在到来的黎明，
给和平予桥，给和平予酒，(www.xing528.com)
给和平予寻找我的诗句，
它们在我的血里升起。
政治性与人民性只是聂鲁达公众形象的一个侧面而已，相对而言，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更喜欢聂鲁达身上释放出来的激情以及他在诗作中对于情欲的忠实表达。
聂鲁达一生有过三段正式婚姻和数不胜数的婚外情。当然，对于狂放不羁的南美人来说，这根本算不上道德上的缺陷。《坦言》一书对此也没有任何掩饰，书中对于每一段情恋都只述过程，不评判对错。如果只是一味地游历世界，而没有与各种肤色女性的缠绵悱恻，聂鲁达就算不上真正“历尽沧桑”了。在自传中，聂鲁达这样表达自己对创作题材的理解：“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如今我确已不再爱她，但也许我仍爱着她。爱情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却那么漫长。”《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里面全是聂鲁达对于爱情的忠实记录。聂鲁达笔下的情欲非常浓烈，也很唯美。
我记得你去年秋天的模样，
灰色的贝雷帽，内心一片平静。
晚霞的火焰在你的眼里争斗。
树叶纷纷坠落你灵魂的水面。
你像蔓生植物紧缠我的两臂，
树叶收藏你缓慢平静的声音。
惊愕的篝火，燃烧着我的渴望。
我感觉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已远去：
灰色的贝雷帽，鸟鸣以及房子般的心——
我深深地渴望朝那儿迁徙，
而我的吻落下，快乐如火炭。
孤帆上的天空，山丘下的阡陌：
你的记忆由光，由烟，由平静的水塘组成！
你的眼睛深处燃烧着千万霞光。
秋天的枯叶绕着你的灵魂旋转。
对于自己的一生，聂鲁达有着精妙的总结：“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我的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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