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早期信息传播与四川报刊的产生

唐代裴庭裕所撰的《东观奏记》中，已有“报状至蜀”的记载。说明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宣宗时代（公元846-859年），地方政府与驻京都的两川（当时四川分西川与东川）进奏院之间已有信息传播工具“报状”存在。在现存明代《万历邸钞》的抄本中，也有着不少关于四川的报道，说明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经常通过邸报进行信息交流。清代设有提塘官负责文书传递和邸报的抄发工作，全国各省驻京都的提塘官共16人，其中就有四川提塘1人；清朝中央政府派往各省的提塘官也有16人，其中就有1人驻在四川。

由提塘传递邸钞也存在一些走漏消息的问题，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二月四川就发生过一件部文中的信息被提塘先期漏泄的事。据《东华录》载，雍正六年二月“丙午，四川巡抚宪德奏：参革按察使程如丝，奉旨正法，于部文未到之前五六日，自缢身死，显系提塘先期漏泄，应将各省提塘通行裁革。得旨：提塘管理京报，设立久矣，岂能禁革不用。但伊等借邮传之名，作奸滋弊，习以为常。如奉旨正法之人，可以预通信息，亦可将奉旨宽宥之人，先期设词吓诈，此等弊端，不可不加防范。应如何定例……着九卿确议。”这位四川巡抚在奏疏中还曾说到：“若小抄，则川省之文武大小各衙门皆有，一齐俱到，一看皆知。”其中所说的小抄便是邸钞，邸钞在四川各大小衙门中都有，因为四川离开京都很远，中央发出的六部文书要好多天才能到达四川，而出于人为因素，邸钞可以比部文早到五六天，这样见于邸钞的公文书便无从保密。程如丝事件便是利用邸钞与部文传递的时间差，将正式公文中奉旨正法的信息泄漏出来。因为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传递十分重要，皇帝明知提塘邮传中存在种种弊端，却不能将邸报制度废除，只能采取加强管理的措施。

关于晚清四川京报的发行情况，1919年孙少荆在《成都报界回想录》中有过介绍，在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成都“就有所谓‘京报’‘纶音捷报’等。内中所载的不过是那个时候的上谕、奏折、宫门抄和制台衙门的辕门抄这些东西。做这些东西的机关，叫做京报房或是驻省处，做这个事业的人，不过是省中官吏的听差，或是各道府州县驻省的听差。”这种情况各省都差不多，四川也不例外。

在官文书与邸报的传递时间上，《明会典》记载：“四川都司，陆路五千一百八十五里，计八十六站，限一百七十二日。”按这样的速度，一份邸报从京都发到四川要半年时间。根据周询《蜀海丛谈》^[1]中说，清代规定，“驿站递程限分三等，最速日驰六百里，次则四百里，寻常则二百里”。可见清代速度要比明代快得多，但清代中叶以后，塘兵制度越来越松弛，吃空饷的越来越多，一般情况下邸报投递的速度不可能达到每天200里的要求。

四川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三面被高山峻岭环抱，交通困难，长期以来只有通过长江与外界沟通。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造成四川的封闭性。中国的近代报纸实际上是外国传教士引进来的，所以最早出现在与西洋人接触频繁的南方沿海城市，随后再扩展到东南沿海城市。四川属于内陆省份，近代报纸出现较迟，与最早出现于广州的报刊相比，则晚了60多年。四川的近代报刊出现于戊戌变法时期，与陕西、湖南、广西几乎同时，略早于安徽、江西。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开放沙市、重庆为商埠，还规定日本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任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允许他们开厂剥削工人。其他帝国主义也凭借“利益均沾”原则，将侵略魔爪伸进了重庆。四川原是天府之国，重庆是四川物资的主要集散地，随着重庆这一大城市的日益半殖民地化，西南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瓦解。生活在重庆、成都等经济发达城市的知识阶层，最先感觉到国家与民族陷入危机之中，在爱国自强的思想指导下，酝酿着变法维新的探索。四川经学家廖平“托古改制”的思想被康有为所汲取，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名文章，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戊戌变法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六君子中，就有刘光第和杨锐是四川知识分子。

在四川维新志士中，富顺人宋育仁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在中法战争后，于1887年写出了《时务论》，系统阐述了维新主张。陈炽读了这篇文章后，称他是“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1894年宋育仁以参赞名义随公使龚照瑗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社会风俗进行了考察，坚定了他学习西方、改变中国现实的愿望。1896年宋育仁被任命为四川省矿务、商务监督，他一到重庆便树立起维新的大旗，设立商务局，兴办各种实业公司，大大推动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联合在渝的维新派人士，于1897年10月底至11月初（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在重庆创办并出版了四川新闻史上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使四川维新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www.xing528.com)

《渝报》以《时务报》为样板，由志同道合者捐资襄助。创办人宋育仁首先捐银千两，共集资4 650两，由宋育仁担任总理。《渝报》是旬刊，每期有20余页，木活字印刷，线装书形式。除京报中的谕旨、宫门钞、折奏摘要外，还有外国报译录、本局新论、川省及渝市物价表、各种章程、中西政务各书连载等。该报强调“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宋育仁强调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其他方面则“必参考于经训”。该报的特点是发行范围极广，省内有成都、嘉定、叙州、夔州、绥定、顺庆、保宁、潼川、龙安、雅江、宁远、资州、绵州、邛州、眉州、泸州、酉阳、忠州、富顺、涪州、合州、江津、永川、长寿、万县、梁山等26处派报处。省外也有京城、天津、南京、上海、苏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安庆、江西、饶州、杭州、福建、武昌、汉口、沙市、宜昌、长沙、广东、桂林、梧州、云南、贵州、遵义等26处派报处。发行量高达2 000份。《渝报》馆还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等刊物，代售各种书籍，因而影响很大。

1898年宋育仁调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离开重庆到成都任职，《渝报》出至1898年4月中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下旬）第16册后停刊。《渝报》停刊后，改出《渝州新闻》，由原《渝报》主笔潘清荫主持。宋育仁到成都后，发起组织《蜀学会》，并在各州县设分会。蜀学会团结了一大批拥护变法图强的人士，成为在四川有一定声势的社会力量。1898年5月5日，又以蜀学会名义出版《蜀学报》，宋育仁仍任总理。

《蜀学报》实际上是《渝报》的改名，从形式到内容均与《渝报》相同，在“本馆告白”中说：“本馆移设成都，更名蜀学报，即续《渝报》，若先已阅《渝报》，即按期以《蜀学报》续送。”除一至三册为半月刊外，第四册起，“仍复《渝报》旧例，每月出版三册”。《蜀学报》的信息量比《渝报》增大，在宣传上更加注重务实，为倡导新事物不遗余力。《蜀学报》内容丰富，让人阅后感到维新派提出的“变法图强”是实实在在的，而不只是口头上的叫喊，这就更能引导人们去思考，并乐意接受他们的主张。如果说《渝报》为维新派鸣锣开道，那么《蜀学报》则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做，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不能不算是《蜀学报》在宣传方面的进步。

《渝报》和《蜀学报》从近30种外报和外文书籍中，摘译大量对维新变法有帮助的文章和新闻，又从16种省外报刊上采摘消息，不断把国内外新鲜事物介绍到四川来，对开启民智确实大有好处。《蜀学报》在省内也有20处代派处，省外有22处代派处，发行近2 000份，该报与国内主要维新派报刊都有业务往来。新办的《渝州新闻》提供云贵及川东新闻，两报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网，不仅拓宽了川人的视野，还把四川与全国的维新运动连结起来。

不久，发生戊戌变法，蜀学会被禁，《蜀学报》出至1898年9月上旬第13册后停刊。宋育仁、廖平等维新派人士也因此而受到迫害。维新运动在四川很快兴起也很快失败，四川重新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之中，但是在沉寂中人们正在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更彻底的社会变革，那就是最终埋葬清皇朝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