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追求良知的路径和方法不同

（一）德与法之真正差异

本书是以儒家德政和西方法治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镜鉴，因此还是要对“德”与“法”差异的本质再次申明，作为后续比较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德”与西方的“法”是相对应的概念，在国家治理上属于同一个层级。天道落实到人的身上是“德”，符合天道的治理称之为“德政”；上帝落实到宇宙万物和人间的都是“法”，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称之为“法治”。因此，德政与法治都是最高主宰落实于国家治理上的应然模式。前文已经充分阐述，这里的德与法与我们所认为的道德和法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德”与西方的“法”都是包含了现在所言的“法律”“道德”“制度”“贤人”在内的综合体，而且在此综合体中，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在中西方国家治理模式中都并没有所谓的主次之分，也没有谁成为“主治”的依据。主治的都是最高主宰，差别在于人如何利用最高主宰的要求进行国家治理，也就是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存在差异，但是却都是“文化主治”。至于法学界研究的哈特和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争论，实在不是一个应该让我们“入戏”的剧情。因此这里强调的是，中西方从来都不存在“法律”和“道德”由谁来主治的差别，存在的是文化的差别。这样的前提明确了，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比较了。也就是西方的心外求理与中国传统的心内求法——外求与内修之比较。

（二）外求与内修实乃殊途

前文充分表明了中西互通之处在于人的良知，这是抛开一切成见和隔阂的最佳契合点，但是中西文化在路径和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了追求良知的理据不同。由于西方向上帝求法，中国传统向内心求法，因此逐步演化为中西方文化追求真理的方法差异——天人合一的“无对思维”与天人割裂的“有对思维”[37]。人生都有一个对终极意义的思考和体悟，而不同的信仰会导致对人生意义的不同认知。譬如，中西自古以来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而不是单纯的肉体与意识的组合体，譬如由于认定灵魂存在的缘故，西方宗教出现了灵与肉的问题，西方哲学有着对灵魂认知的思考——如柏拉图的“学习就是回忆”[38]，佛家探讨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易经》表述了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世界各地共有的最为古老的宗教之一——萨满教[39]采用了出魂和附体的方式进行宗教仪式……近现代的西方在反对教权的过程中，出现了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对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猜想，出现了人是以肉体生灭为唯一起始和永远终结的否认灵魂的思潮。至此，是否承认灵魂的存在就成为区分“科学”和“迷信”的重要标志。至现代科学，对于灵魂的存在，虽然还没有公认的结论，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猜想在基因理论中已经被否定。[40]特别是诸如量子纠缠等理论的出现，还有另外的很多成果，譬如关于时空[41]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完全动摇了西方近现代人文科学构建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石，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近现代的人文思潮面临着全面坍塌的危险，科学主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广泛质疑。这种大势的判断和预知，虽然表面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牵动的是文化和信仰问题，人文科学一旦涉足政治领域，则必须具有前瞻性和未雨绸缪的能力和智慧，因为每一次信仰的大转变都意味着伴随而来的社会秩序大变革，一味掩耳盗铃式的自说自话，就无法有效应对外界的变化。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体悟灵魂的存在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猜想，无论是否相信灵魂的存在。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一种倾向，否定灵魂存在的人可能会将肉欲和物欲的满足视为生命的最高追求和全部意义，相信灵魂存在的人可能完全抛弃甚至戒除肉欲物欲来提升灵魂，比如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当然，这样的倾向并不代表全部，但是却造成了两方阵营化的隔阂与对立。有灵论者认为无灵论者失去了人生的正确方向，是在灵魂的迷茫中度日；后者认为前者是在一种幻想的信仰中迷茫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彼此的尊重、理解、宽容、共进应该成为一个最佳选择——无灵论者将自己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灵魂论完全否定掉，并且以灵魂不存在为构建学说的基础，显然违背了自己所秉承的“科学”立场；有灵论者如果失去了宽容和悲悯的品质，这种灵魂也变得失去了价值上述关于灵魂问题的讨论，就是有灵论和无灵论的对立思维，如果彼此尊重而求同存异，则是无对思维。无对思维贵在一种看似绝对分别、对立中实现一种统一而和谐，后来西方卡尔·马克思的辩证统一就是一种东方智慧方式。

从大历史和大方面看，西方的有对思维占据主流，而无对思维则是东方或中国传统。当然，事无绝对，朱熹在晚年之前秉承的“格物乃探求外在万物之理”实则是一种有对思维，苏格拉底“德性就是知识、认识你自己”原则确可以归入无对思维。我们先谈一下关于中医的问题，来感知有对思维和无对思维的影响。中医的理论基础包含了天地运行的法则之阴阳五行，中医认为人体和天地具备着必然的联系并且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是从医理视角看待天人合一。而在现代西医的思维中，中医所言的气脉经络哪里有“科学”依据？中医被很多人斥为骗子，中药也被认为是起到了“安慰剂”的作用而根本不能治病。我们抛开现在以中医之名神化中医并且搜刮民财的伪中医、抛开现代的中医失传因素、抛开现在的中药材因土壤和种植等原因导致的与古代不同，现代真正的中医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我们暂且不论以有限知识充当上帝角色的科学主义者的“无科学依据论”之荒谬逻辑，如果深入中医领域就会发现天道和人自身的内在联系和一体，中医不仅把人本身的各个器官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把人的肉体与灵魂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把医术和医道当作一个整体，也把人和天地万物当作一个整体，共同遵循一种天道法则，这就是无对思维的典型表现。而在西方有对思维的视野中，身与心可分离，头与脚可分离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有对思维。举中医之例，一是说天人合一的内在机理绝非虚言[42]；二是说有对思维与无对思维之差异甚大，足以影响中西方人的重大生活方面；三是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无限的分歧；四是说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导致追求真理的路径和结果差异甚大。天人合一的无对思维，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通常以“勤劳勇敢”来表述中国人的特质，这是一种狭隘的见解，中华民族拥有的是仁德和智慧，只是我们现在却忽视了或者丑化了这种智慧和民族的优良品质。从中国人的劣根性到时下网络上动辄以“丑陋的中国人”为标题的一些说法看，一部分肤浅的中国人自以为看透了一切，以自我的自卑心理丑化着整个民族，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赞同民粹主义，这都是需要避免的极端。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需要自强不息才能与天道相合；厚德才能载物，财富的迅速增加如果不能有相应的仁德相随，不是好事，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43]。

思维方式导致了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治理领域。在中西的各种治理理论中，有对思维和无对思维的影响特别重大。我们纵观对西方文化有着重大影响的各种理论，都具备一种有对思维的特点。而且，这种有对思维在今日也成为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在有对思维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因为以有对思维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获知其精髓的，因此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目前很多人非常推崇的“先进文化”。尤其是在探讨诸如“李约瑟难题”之类的有关科技问题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似乎成为定论。中国人本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道统文化对宇宙终极规律的探求方法，与所谓科技发展并无任何矛盾之处，只是有些人似乎认为圣贤在探寻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没有同时设计出现代武器是圣贤的“严重失职”，或者认为拥有现代武器的人无须追寻人生意义，或者认为古人过度追寻人生意义必然导致近现代科技的缺位因而理所当然要归罪于圣贤？一方面，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科技，而是成果丰硕，这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常识性结论；另一方面，西方的科技也有其起源的一个点，其普遍传播亦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只是这个原点没有在中国而已。以“自己为何不是富二代”之心态将怨气撒向古人有道理吗？现代的我们充分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依然没有独占鳌头，这与古代圣贤还相关吗？所谓的“没能产生科技”成为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不正是一种犹如法律与道德一定要分高下而不能和谐一体之对立思维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吗？在现代中国，用人本文化来提升理想人格，对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理念问题，是科技界非常有必要深入思考的。同时，现代科技与人的修身根本不矛盾，而是人心善恶决定了科技是造福人类还是助纣为虐。如果秉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明天是否会更美好？洞悉天地玄机和明了人生终极意义的圣贤们，在人生最根本处化育世人，这是和科技产生本身就是并无必然因果关联的两个层面问题，正如得道高僧如果通过入定感悟了宇宙如何存在和运行之后，他会告诉人们戒定慧的方法和道理[44]，而不是转身去设计一架哈勃望远镜；没有真正体悟天道的人，根本无法知晓如何回答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之问如果变为“西方社会为何没能首先出现基于人本的文化”，恐怕没有多少现代人会去纠缠这个答案是什么，因为这个答案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者没有意义，科技之问代表的是实用、功利之问。

（三）外求与内修之学问——斗争之学与修己之学

1.关于心物一元(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有和无是相对的概念，西方哲学中物质和意识相对区分的概念并非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标准。物质和意识的概念，与实有和虚无并非等同。西方的物质是人肉眼可见的，但是所谓的物质无限进入微观之后，物理概念中的波粒二象性就决定了物质不存在；还比如声波电波，虽然不可见，但是确是实有的存在。西方所谓的意识，也是实有的存在，只是不能以肉眼进行观察而已。西方所谓的意识就是在所谓心理学的层面上研究问题，比如，西方的弗洛伊德和荣格作为著名的心理学鼻祖，笔者也曾仔细研读其学说精要，发现其研究的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心性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处在不同的层面。西方心理学停留在对遮蔽心性的诸多“意识”本身进行研究的层面上，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在于去掉对心性的诸多遮蔽而明心见性，所谓心性本体达到“物来自映、物去不留”的境界，亦即“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而西方心理学的“意识”只在于研究心性所映之“物”。所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客观反映”，这是一个从西方心理学层面探讨的生理心理机制问题，从生理心理机制角度而言是正确的，但这绝不是唯一的衡量问题的视角和标准，如若不然，则物质与意识本身从物理学的角度是难以被绝对界定的，同时，别人的意识对自己来说也是意识，但是别人的意识通过人际交流当然会影响、决定自己的意识，这就成了意识决定意识。仅举“孟母三迁”为例，孟子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儒被尊称为亚圣，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年，并不是孟母三迁中周围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是人文环境发生了变化，才造就了孟子成为亚圣这一结果，孟子成为亚圣显然不是因为被物质决定的意识，而是因为人的心性之原因。因此，心性和意识绝不是一回事，这是整个人类大历史带给我们的一个常识结论，不可被随意曲解。如果我们从西方的主客观的角度分析，同样的道理，所谓主观也在客观之中、是“客观”的一部分，因为其真实存在，所谓一切的客观对自己来说都是主观，主观所认识的客观并不是所谓客观自身；“我思故我在”之类的所谓哲学命题，看似是一个哲学问题，实质上首先是一个逻辑问题，这种逻辑的前提还是进行了物质和意识相对立的二分法，与从生理机制角度探讨的“物质决定意识”并无绝对的矛盾，要看如何理解；将所有一体联系的世界依据自己所谓的主观进行割裂，再讨论主观客观，本身就是所谓主观，也就是意识，因此物质决定意识等同于客观决定主观；但是客观与主观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陷阱；在同样的客观、物质世界中的人，有的人悲天悯人，有的人暴虐成性，是什么物质决定了这样的“意识”差别？我们根本无法用客观物质决定主观意识这样的观点来说明，如果物质决定意识不单纯是生理心理机制问题而是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那么人类的信仰和文化就会失去意义，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甚至就如我们经常争论的“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在同样的物质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物质丰富程度中，有人“唯物”有人却“唯心”，这又作何解释？这种差别都是在“意识”这一“思维”层面打转而已。打比方而言，如果把心性本体比喻成湖中的水，意识就相当于微风吹起的涟漪；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物一元论明确了水是心性本体，同时指出涟漪是起心动念的表现，但是二者的关系是一体的，也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而西方心理学与意识只是在研究湖面涟漪的形状以及引起涟漪的微风，而忽略了水生涟漪、涟漪本质亦为水。我们实在是曲解了物质决定意识这样的本意，并且以这样的曲解来划分敌友和阵营，这样的敌友划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很难说这带来了有实质意义的开悟，而平添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这就涉及一个文化包容和文化战略中的智慧的问题。文化用来团结更多的朋友，还是制造更多的敌人？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以对立思维来研究问题，因此不存在这种对立的争论，是通过向心内求法而达到天人合一，因此和西方的唯物唯心之争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恰如西方人在争论黑板是长方形还是黑色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黑板上如何写出漂亮的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无须用西方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衡量评判的，在西方语境下进行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具有重大意义，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参与到唯物唯心的理论争论中秉承自己的唯物立场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将西方有对思维下的争论当成我们思考的唯一范式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因此说中国问题需要中国人用中国思维来解决，这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用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中国智慧来解决中国问题天经地义。所谓的心和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根本无须如西方般争论何者具有“第一性”的问题，需要争论谁具有第一性的不是“心”和“物”，而是西方的“心理”和“物质”。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无对思维与西方有对思维前提下的各种争论不做出清晰的区分，这种争论就会永远没有答案，如果不从根本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对思维根基，不能正确认识天人合一的真正意义，则中国传统文化就只剩下了皮毛，就会完全失去生命力，我们的传统文化复兴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真的会沦落为“道德哲学”和“空洞的道德说教”。这里面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却必须正面面对，要用中国现代的研究成果来完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或者说真理问题，这需要政治智慧和学术担当。当然，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只是一家之言，这个大问题需要更多的学界精英共同完成，这也应该作为中国国家总体文化战略需要研究的重中之重。西方的很多理论完全是在意识和逻辑、概念层面之内进行思辨，思辨之学就是头脑中的概念和逻辑在打转转而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之学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传统文化将“思辨”当作达到目标——即回归本体的方法之一，而思辨本身及其产生的理论并不是本体，这是两个境界中的两回事。心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基础，所有的文化成果只有建立在心性之上才有意义，如果否定心性本身，则传统文化亦无复兴之必要和可能。

2.进行有效的反思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是需要我们负责任、有远见的思考并拿出堪称真知灼见的结论的。本书无法做出终极性结论，但是就目前的一些研究进行简单探讨。在国内的论著中，我们经常见到列宁对物质与意识关系的经典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45]“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列宁的物质定义日益显现出不够精确的地方。首先，它仅把认识止于‘感知’，而没有经历思维逻辑的上升过程；其次，有些物质如基本粒子、场等，并不是肉体感官可以直接反映的，而要借助延长了的非肉体的感觉器。”[46]我们现在很多人所理解的物质决定意识，就是体现出了列宁这一“不够精确”的定义中“没有经历思维逻辑的上升过程”这一弊病。还比如，“恩格斯把物质理解为存在，但他在批判杜林时又指出存在并非皆物质”[47]。总之，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并非一个终极定论已经毫无疑问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日本的江本胜博士进行的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实验成果《水知道答案》一书问世之后，我们更有了一个从现代科学角度看问题的机会。根据实验结果，人以善念面对一杯水的时候，水结晶呈现出规则而美丽的形状，当人以恶念面对一杯水的时候，水结晶呈现出丑陋的不规则形状。意识在这个时候决定了水结晶的形状。以上论述在于表明，探索世界的未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在探求世界真相的道路上，我们无须教条地故步自封，而是应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知。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人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还是一个“小学生”，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的层面认识世界，不同层面犹如平行线，没有交集的时候，切莫强行幻想出一个交集而争短长论是非。秉承敬畏之心而不是狂妄自大才是一个应有的态度，“认识你自己”才是一个终极命题。前述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智慧和内求的方法，可以告别这些纷争，那我们是否应该据此告别纷争寻求和谐呢？中华民族的智慧，永远不过时，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源泉。

3.抛弃“有对”回归“无对”

西方的有对思维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树立一个标准，让所有人都必须完全进入这个人为设定的概念逻辑来探讨问题，按照这个“主观”标准将世界一分为二，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主轴和枢纽，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本来共为一体的世界被一分为二不再作为一体，同时将自己逻辑思维中的标准确立为一切的标准，原本逻辑和概念是依照世界而产生和存在的，现在却反过来了，似乎世界需要依据人的主观标准和人为概念而存在，这就完全陷入了我们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很多批判唯心主义的人，在这种有对思维的驱使下，自己却深陷唯心主义而不自知。在这种逻辑陷阱下，各种对立和斗争、争辩无穷无尽，根源在于这个逻辑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类自己画地为牢，最终是根本不可能争论出所谓正确结果的。这种对整体世界作切面、每个人都自以为高明地对世界切上一刀来确立一个标准、进行对立划分的有对思维，亟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的智慧予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在讲认知自己和宇宙的方法，方法众多，但这些方法只是工具，并非我们追求的真相与终极。西方的有对思维逻辑却要求这种认知世界的方法伴随始终，在方法之外找不到终极问题，将方法这一工具当成了终极，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需要慎思明辨。譬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在体悟生命真谛和天道的时候，从来都不需要设定一个所谓的逻辑概念和逻辑方法，更不需要把世界切上一刀，但是却悟得了生命的真谛并向人们讲解如何悟道。那种先设定一个人为的逻辑，将所有一切事物都带入逻辑之中来求道的方法，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今天走进这种逻辑来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这与前文所述的筷子为何依据西方标准不再是餐具，是一个道理。

4.警惕“科学主义”之大害

起源于西方的“科学”，一般是指自然科学甚至主要是科学带来的技术，其在西方未能取代宗教信仰，也未能动摇我们称之为哲学的“西方文化学”。但是在中国，科学却似乎成功地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在优劣高下之争的角度上，科学包揽了文化的“法官”以及后续的“管教狱警”双重角色。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与科学，为什么对立起来并且造成了如此般之现状？“德先生”和“赛先生”到访近代中国并反客为主的那段历史自不待言，中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当我们喜欢以单一视角极致化地去评判历史的时候，功效立竿见影，但是当我们放眼更长远的时空以及站位于更高远的视野中，方能明白，任何评判都还是秉持“中庸”为好。于科学理念之传播，其中演变为今日的“科学主义”对今日之文化现状更是起了关键作用，必须厘清并明辨。人我分别、人物分别之有对思维，决定了西方世界观中始终是外求和斗争作为主要的人生路径，这样的路径和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德性就是知识”是完全悖反的，柏拉图还是顺应着苏格拉底的路径的，但是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这种路径就完全改变了。真理究竟掌握在了谁的手里，并不是更爱真理这样的豪言壮语就可以宣誓的。到了后来，西方近现代的各种学说已经达到了人和人之对立思维的极致，所谓的社会契约论这种将人性之恶扩大到极致的假说、进化论这种将人和动物不做任何区分亦即将人完全等同于动物的假说牵着西方的鼻子走，中国近代也出现了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将鼻子主动凑到各种虚无缥缈的假说之上去追寻真理，以假说为基础去追求真理是找不到真理的。如生物进化论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完全不适合人类的，人类社会是依靠人文而生存发展的，如果真的是进化，人类需要长出比猿猴更好的皮毛以便能够出生就适应大自然而不是婴儿必须在襁褓中被呵护。人类对大自然的天然适应性是远远不如动物的，人类的高级不在于对自然的适应性。西方人为了反对教权的黑暗统治，以人的祖先是不是猴子展开大争论，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关系，我们非要去站队表明我们也是猴子变的，这完全没必要。人类是否可能是一步到位化育而成？人类祖先是否可能来自外星移民？有无数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非要以一种西方假说来构筑我们的文化前提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真理是需要依靠智慧求得的，而不是依靠盲从。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存而不论，但是绝对不可以盲从而作茧自缚。譬如老子的《道德经》，如果以目前科学主义的立场，老子作为一个“人”是无法获知道德经所讲述的很多内容的，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对宇宙天地初开的描述，如果以科学主义之“以科学方法获得的目前有限认知作为评判一切正误的最高标准”思维作为意识形态要求，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就是不可信任的，道统根基如若无法确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被发扬光大的。抛开科学主义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以什么方法去认知的问题。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现代中国有一位朱清时先生，原来从事科学研究，后来通过禅定等方法研究“人体真气”，这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虽然朱清时先生告诉人们他自己的一种真实的研究体悟，但是却被质疑为“背叛科学”而遭到众多口诛笔伐，只是因为其采用的方法不是“科学”方法。实质上，朱清时先生的行为与科学没有任何冲突，只是和“科学主义”发生了冲突。这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对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至为重要的观念问题。如果不能认清科学主义的本质，将真正的科学和科学主义混为一谈，社会的撕裂必将越来越严重，因为科学主义者及其信众是不喜欢容忍超越其有限智识的人存在的，或者说随时会以“新上帝”自居来评判一切超越其有限智识者之更高智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科学主义者总是喜欢为自己之外的探求世界真相的人设定一个与科学主义者自己等高的天花板和划定的前进道路，且认为天经地义。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必须重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大问题。我们总是无暇去提及，譬如牛顿三大定律，一旦离开地球就马上失效了。再如，中国自古研究的心性问题，在老百姓观念中归结为四个字“天地良心”，这个“天地良心”依据科学主义的立场，也是“不科学”的，甚至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依据什么“科学原理”也不得而知。以现在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成果来分析，这也必然“不科学”，也就是科学是无法透彻解释的，至于中国古代圣贤如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孔子、老子之体悟天地大道，宇宙的存在及阴阳变化等就更加“不科学”了。宇宙人世间的道理，有着太多太多的“不科学”，难道这些都必须亦步亦趋地有赖于科学主义者哪一天想明白了，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宣扬我们早已通过其他方式认知到的宇宙、天地、人间之道理吗？科学本来是探求世界的本原，在科学主义者的立场上，却扭曲成为世界的本原必须依据现有科学认知水平而真实存在。我们都应该知道答案的是，如果科学一直没能将人类这种情感的“科学原理”研究明白并向世人展示，是不是我们应该果断的抛弃这种“不科学”的人类天然情感呢？科学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充当上帝而处处为别人制定标准？科学主义者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些问题。科学是用来更好地理解世界的，而不是被科学主义者歪曲利用，最后沦为自以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评判一切的科学主义者的宗教。所以，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科学主义者意义上的科学绝对不应该成为潜在的意识形态，否则危害极其巨大。科学方法只是认识世界的众多方法之一，却被科学主义者藐视一切地宣誓为最正确的和追求真理的唯一方法，科学检验标准只是验证真理的标准之一，却被科学主义者藐视一切地宣誓为检验真理的唯一和最高标准，科学成果只是人类通过科学途径认识世界的有限成果，却被科学主义者藐视一切地宣誓为人类认识世界取得的最高成就，科学只涉足了世界的一部分领域，却被科学主义者藐视一切地宣誓其涵盖了或者可以评判人类和宇宙的全部领域，这就是大问题。科学主义者将科学变成了容不下“异己”的“新宗教”，异端审判以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悄然进行并且似乎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科学主义不仅不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而且是科学发展道路上一个极大的障碍，这一点必须警醒再警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这场跨世纪的“科学新宗教”作为“法官”的审判中，太多太多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最高成就都被贴上了“糟粕”和“迷信”的标签[48]。楼宇烈先生曾经说过：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精华。[49]但愿现代中国多一些有智慧的“后辈”，少一些无能的“后辈”。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和西方的绝大部分科学家，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从来都不会以“新上帝”自居，而是保持着敬畏之心去探索未知以造福人类，造福人类正是基于科学主义者立场下“不科学”的人类情感，亦是人文。有人可能会说，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能够得出人类情感这一客观现象，这也是科学，但是这种科学观察有可以明确示人的“科学原理”解释和支撑吗？如果没有，是否需要当作迷信对待？须谨记，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智慧和真理，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以传统文化之名招摇撞骗的各色人等，譬如中国公安机关近年来就破获了以“致良知”为名头的诈骗集团和各种号称致力于心性修养的“灵修培训班”诈骗案件，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招摇撞骗之人的存在而因噎废食的否定传统文化，反而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一旦普遍被大众认识，这些骗子也就失去了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存在又恰恰说明我们在传统文化上的严重缺失。正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胡适的一个著名论断：“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会自然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个论断被很多论者奉为至理名言，但是却忽略了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论断，因为真正讲道德的人是必然遵守规则的，如果人人不讲规则而空谈道德，恰恰说明没有真正的道德。这个问题错不在道德和谈论道德，错在真正的道德缺位，我们不能以真正的道德缺位的事实状态来否定道德，而是需要通过规则底线的遵守作为一个方面来让真正的道德回归，但是规则绝不是道德本身，也不是换来道德回归的内在动力，只是外在约束。一言以蔽之：认真思辨切莫盲从。[50]本末倒置的名人名言，说明了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这位始作俑者及信仰者如是思考问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语出《大学》）和这句话相比，哪种说法更有道理？高下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