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经济效益，促进公共档案馆可持续发展

公共档案馆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而公共档案馆活动的内在经济动因，可以归之为社会在公共档案管理领域的最小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应。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公共档案馆需要树立“经济效益”意识，并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项目，与社会外界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才能赢得更多的财政资源推动公共档案馆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上海市图书馆的王宗义曾对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经费环境进行过评价：

近50年，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处于“铺与补”交替过程：社会经济形势良好时，公共图书馆把争取到的经费投入，大量投向各种类型、不同层面的新馆建设，迅速地“铺开摊子”；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维持经费不足的苦恼，于是千方百计地“补”足维持经费成为各个图书馆管理者的日常难题；而一旦社会经济环境出现异常，大量守不住的“摊子”就只好抛弃。何况，如此恶性循环在某些地区已经好几次。^[66](www.xing528.com)

公共图书馆的状况与公共档案馆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不少国家，公共档案馆与公共图书馆均属于文化事业机构^[67]，经费基本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在国家经济运转情况良好的时候，其经费能得到保障，而一旦出现财政危机，这些文化事业机构的经费往往会首先受到削减，从而影响公共档案馆的正常运作。例如，经过“二战”以来2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又开始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也导致西方各国档案机构普遍陷入财务紧张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美国加利福尼亚、肯塔基、北卡罗来纳、纽约州等地的州档案机构评估报告显示：这些州档案机构普遍面临着财政预算减少、人员流失、设备不足等问题^[68]。面对财政危机和服务困境，各国档案机构被迫调整发展战略。加拿大档案界开始尝试从传统的“资源中心”模式转向“用户中心”模式，提升档案馆作为一个“动态和充满活力的组织、是值得支持且能够满足赞助商及广大公众在当前与未来的信息和文化需求”的形象^[69]。美国一些州档案机构开始尝试扩大服务范围，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档案馆、科罗拉多州档案馆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从1972年起就建立了紧密联系，将档案馆的实践训练作为历史系研究生学术研究的重要课程^[70]。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帮助档案馆应对全国范围的经费缩减危机，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成立了“档案与社会特别工作小组”，通过开展筹资、招募志愿者、加强与媒体联系、推出营销服务项目等各类活动，使公众能熟悉档案馆和档案馆政策与实践工作^[71]。英国档案界则通过与公共学校体系的紧密合作来提升档案馆形象，如英国萨斯喀彻温档案委员会鼓励档案部门参与历史教学，将现存档案记录的阐述、利用与地方史主题结合起来，提升了人们的档案意识和档案利用素养，获得了很好的效果^[72]。由此可见，西方各国调整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将为公众服务纳入档案馆工作的重心。在档案工作人员不足、档案保管费用急剧增加的时候，档案部门把时间和大量资金用在吸引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项目和公众教育活动中，给档案财富贴上吸引人的“标签”，这是西方档案界应对“行政改革时代”的现实策略。因为，在经济危机的时代，公众的广泛支持无疑是档案机构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动力。面对公共财政危机，主动地缩减服务项目，或者墨守成规地固守原有的服务领域，对于档案馆来说都不是最佳选择。试想一下，如果此时档案馆的服务不见改善，公众因此日益远离档案馆，那么，接下来，档案馆很可能面临的就是更少的财政预算和更严厉的行政处罚了。这就不可避免会造成长期而严重的恶性循环。因此，西方各国的上述调整使得档案馆树立积极开放的服务理念，与公众服务密切关联的档案推广工作逐步成为档案馆的基本职能，并融入档案职业的整体工作体系之内^[73]。总之，“经济效益”意识的产生，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共档案馆形成更有效率、更经济的服务与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能使公共档案馆在政府公共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吸引或获取充足的经费，从而保证它们能够完成其应肩负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