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的刊影流年介绍

一

徐炳昶，字旭生，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888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1906年，去北京就读于河南同乡在京兴办的豫学堂。不久考入译学馆学习法文，1911年毕业。1913年春，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西方哲学至1918年，1919年春归国。徐旭生先后任教开封第一师范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1年秋任教北京大学。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后曾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务。1932年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研究员。1933年被派往陕西，组建考古会，领导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时期辗转西南，1946年秋回北京。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76年逝世。

一本杂志和两本书，大体上反映了徐旭生一生不凡的业绩。

徐旭生

《猛进》第一期刊影

二

一本杂志是《猛进》，徐旭生是《猛进》的主将。

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接受了现代民主、科学洗礼的徐旭生深感国将不国，忧心忡忡。强烈的救国意识和对救国之路的苦苦探求，促使他和友人李宗侗创办了《猛进》。

李宗侗（1895—1974），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24年返国后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回忆《猛进》的创刊：

这一年（1925年），我并且同徐旭生等诸位先生，创办了《猛进》杂志，这件事亦是偶然的。——因为我那时无事常到前门外观音寺青云阁楼上吃茶，并同徐旭生先生谈天，偶然一天谈到何不办一个刊物，两人全同意了，就办起了《猛进》杂志。我们一共约集了十个人，每人每个月出十块钱，共一百块钱作为印刷费。封面“猛进”这两个大字，尚是请一位甘肃朋友写的。(《李宗侗自传》)

1925年3月6日《猛进》出版，周刊，十六开本。徐旭生任主编，李宗侗从第二十七期起接编。

《猛进》为综合性的文化刊物，注重时事评论，也刊发一些文艺作品和研究文学的论文。

学者孙郁在《古道西风》中这样评说：“《猛进》几乎和《语丝》同时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射，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瑜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

“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就是说，徐旭生没有旧的读书人摆架子和绅士态的作秀的固有的毛病，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他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时常通信，相互激发。

鲁迅在《猛进》上发表的文章，计有《并非闲话（二）》（第三十期）、《十四年的“读经”》（第三十九期）、《碎话》(第四十四期）等篇。鲁迅的《论睁了眼看》，即由徐旭生的文章引发：“虚生（徐旭生笔名。引者）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鲁迅评价：“《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两地书·八》）《华盖集》中的《通讯》（这篇文字又先后发表于《猛进》第三、五期）主要是对《猛进》的评论。《通讯》（一）中鲁迅写道：“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徐旭生回信说：“‘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鲁迅在《通讯》（二）中说：“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这也是鲁迅对《猛进》的希望。

《猛进》《语丝》《现代评论》等刊物，在1925年的北平极一时之盛。孙伏园谓三刊之中《猛进》有强悍之称，“自以《猛进》为上，《语丝》次之，下流的舍《现代评论》莫属。”（《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

徐旭生是既言且行的。1925年10月26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五万余人游行，反对段祺瑞政府与西方列强订立屈辱的新关税协定，主张关税自主。游行队伍与大批武装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为保护学生，他被打掉两颗门牙。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徐旭生得知消息，不顾天色已晚，手提马灯前往现场，慰问受伤学生，悼念死者。知识界的反抗引来当局更疯狂的报复，李大钊、鲁迅、徐旭生等四十八人被通缉，《猛进》《语丝》《莽原》被勒令停刊。

三

一本《徐旭生西游日记》，应该是列入史册的大书。

1926年年底，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北京，与北洋政府签订了西北科学考察协议。这份协议与以前的中外协议一样，极不平等，不许中国科学家参与，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与北大教授刘半农出面，呼吁组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阻止斯文·赫定的西部考察。北伐临近，北洋政府风雨飘摇，不敢过于得罪知识界，因此让斯文·赫定与知识界重新谈判。双方经反复磋商达成了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领导下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各一名；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第一次与外国平等合作，令当时中国学术界大为振奋。

徐旭生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1927年5月9日与斯文·赫定一起带队从北平西直门向西北进发。

这是一次向陌生和极限的挑战。考察团在大西北的沙漠瀚海、崇山峻岭中跋涉了将近两年。中国学者走出书斋进行田野考察的行程，改写了中国读书人的历史。(www.xing528.com)

《徐旭生西游日记》书影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影

徐旭生为人正直坦率，他尊重斯文·赫定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探险家，承认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科学，双方的目标一致。他们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很快达成了默契。当考察团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斯文·赫定更认识到了徐旭生不可或缺的实际作用。大队在到达新疆前，一度几乎陷入绝境。原计划从额济纳河到哈密需四十天左右，不想走了六十二天，途中就有四十八天不见人烟。斯文·赫定病倒在戈壁滩中，徐旭生单独带队前行。他赞扬这位中国朋友：“我们的景况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平静也愈是强大。”

考察工作虽然困难重重，第一线却捷报频传，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第一张罗布泊地区实测地图的绘制等，震动当时，影响深远。他们的地质考古成果，至今仍是这一地区找石油、找煤、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他们在气象学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至今仍指导着气象预报工作。他们在科技史上创造的“第一”不胜枚举，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1929年1月，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回到北平，受到学术界和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报告会盛况空前，一千多人的会场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听众，顶着寒冷，五个小时无人退场。

这次考察期限也一再延长，增派团员，持续了六年才完满结束。后来还有两年的后续考察，中外合作长达八年之久。

徐旭生带队任务已经完成，后接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职，未再去新疆。1930年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在此之前《东方杂志》请鲁迅代为邀约徐旭生撰写考察经过。徐旭生在《叙言》中为自己的迁延抱歉。全书忠实地记录了二十个月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思，有沿途的自然风光和险恶的自然条件的描绘，有全团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的记述。这本书是徐旭生作为团长交出的一份完满的答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孙郁谈到他第一次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时的感受：

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心像海洋般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古道西风》）

孙郁说，《徐旭生西游日记》容纳着深广的内涵，“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般木。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古道西风》）

四

徐旭生另一本很有影响的书是《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古史界卷起了疑古的风潮，“疑古派”怀疑古史，考辨伪书，对传统史学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破除“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凡是找不到更早来源和出处的原始历史资料，一概在他们怀疑之列，这又造成一定的混乱。

徐旭生明确反对“疑古派”疑古过勇的偏向，评论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总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他列举了“疑古派”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无限度地使用默证，不加分析地排斥异己之见，夸大春秋战国各学派间的歧异、矛盾等，表现出独具的学术见识。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如何重建可信的上古史呢？徐旭生认为，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留下的丰富的“传说历史”，代代相续的“口传”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保留了人类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重要信息。“传说历史”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空框架的建立往往离不开这些资料。他首先对“传说时代”作了界定，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初期的历史，都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直到文字发明之后才将这些传说记录下来。这种记录的史料所反映的时代，即称“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相当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其次，他指出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处理“传说时代”材料，应当分辨清楚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的界限，不能把传说一古脑归入神话。古人并不作伪，《尚书》《史记》等书所记载的靠不住的材料，是因为古人在做综合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够精密的缘故。因此，必须把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和经过系统化的综合材料加以区分，并且重视前者，小心处理后者。徐旭生说，科学地、全面地利用“传说历史”是古代文明研究中必须给以足够重视的课题。

“七七”事变后，徐旭生回到南阳。1939年到了昆明，依然就职于已经南迁的北平研究院。历时四年，于1942年完成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从文献史籍出发，结合相关民间传说，实地从事考古的调查与发掘，以考古新成果印证古代文献的可靠性，力图考证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等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剥开神话的外衣，廓清中国古史时代的迷雾，填补疑古之后所留下的真空，将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发展之路影诸纸上。

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墟”早就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国的史学家们围绕夏禹是人还是虫的问题，还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但是，夏的遗迹在哪里？

徐旭生是最早将夏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探索的学者。他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后明确指出，寻求“夏墟”，“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1959年4月，徐旭生率领一支考古队开赴河南西部，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这次首创性调查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河南偃师县西南九公里二里头村的二里头遗址，从而揭开了夏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半个多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已进行了多次发掘。二里头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王朝都城。现存遗址范围有三百万平方米，仅城墙围起的宫城面积就超过十万平方米。宫城中心区拔地而起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坐南朝北，中轴对称，布局严谨，主次分明。这座三千六百年前的“紫禁城”一派王朝气象！二里头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与宫殿建筑的先河。“城市建设，规划在先，现在听来属于常识。但在二里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处中心性聚落或都邑有过如此缜密的总体规划设计和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许宏：《何以中国》）二里头都城大规模城市建设规划的史无前例，令考古学家叹为观止。

二里头时代开启了华夏王朝文明。人们惊呼：从二里头找到了最早的中国！

五

《徐旭生自传》记：“我于1938年在武汉时，曾由介绍入国民党。于1946年（或1947年春）自请退党。1957年5月被接纳为共产党员。”（《河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8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