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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的有效开展: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时间:2023-08-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报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近年来,在学术界类似陆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宏观分析和趋势研究日渐稀少,鲜有重磅成果推出。在青年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但也要注意到,从整体上对中国青年群体、青年运动、青年走向进行系统分析的高质量成果仍是少数。实际上,只有对具体青年群体和青年现象长期保持高度的、紧密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对中国青年的整体走向得出准确而深入的见解与结论。

青年研究的有效开展: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代序)

刘宏森教授即将出版新书,嘱我为他写序。我诚惶诚恐,不敢落笔。刘老师是我十分敬仰的学术前辈,对青年问题的研究深入、精准、透彻,每次读刘老师文章,都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因此,为他写序,我资历、能力、阅历均不具备。承蒙刘老师看得起我这个晚辈后生,一再邀约,我思虑良久,觉得自己力虽不逮,但可借此机会表达对刘老师那一代学人的敬仰之情,遂斗胆落笔。

自我踏入青年研究圈以来,就一直闻听《青年学报》主编刘宏森老师的大名,知道他长期观察记录青年所思所想,既是青年研究的学者代表,也是团校系统的教师代表。后来有幸在学术会议中和他相识,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自此每次在论坛或活动里相聚,我们都像老朋友一样,畅聊当前的青年动态,分享最新的学术观点。刘老师思维敏捷、笔耕不辍,不断深入思考中国青年的现实问题,并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和刘老师交流,他谈及最多的就是“帮助后生”“为青年发声”,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他提倡“平等讨论”,鼓励老中青融洽相处,做学术的“忘年交”,号召“学术民主”,敢于开展“争鸣”,互相补益,共同提高。他关注青年境遇,发自内心地热爱青年,大声地为青年鼓与呼。他有很多独到见解,却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既是学术上的开拓者,更是学生、朋友人生发展道路上的引路人。

读到书稿,感动和敬佩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我相信,每一位翻开这本书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被感动、被激励——为祖国的沧桑巨变,为青年的拼搏奋斗,更为一名青年研究学者的赤子情怀和历经风雨不改的初心。刘老师常年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讲授思维表达课程,其间还20多次指导大学辩论队,取得优异成绩,这些经历看似和青年研究无关,但长期的教学经历和思维训练,为他后来从事青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刘老师能够一针见血地点明当前青年研究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学术思维欠缺以及由此导致的逻辑混乱。必须承认,青年研究之所以缺少高水平的成果,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训练不足直接相关,正所谓: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在这本书中,刘老师没有故弄玄虚去谈那些所谓“高深”的研究方法,而是从最根本的选题和概念入手,简明扼要,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对青年研究当前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解剖麻雀般的分析,为有志于从事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进阶之路。

全书共分为七个篇章,体系纵横分明、脉络清晰;论理厚重渊博、求真务实;方法自成一体,观点新颖。各章均立足于研究逻辑,从研究的基本涵义和基本要素谈起,围绕选题把握、概念使用、实证研究等方面展开,书中还穿插了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大量案例。可以说,这本书凝聚了刘老师三十年来潜心研究思维表达和青年问题的心得体会,可谓研究领域少有的方法论之作,堪称“一剑淬砺三十年”。夜深人静,细细品读,感觉到章章篇篇都烙印着刘老师的心血心得和心愿,字里行间都彰显着理论学术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学术方法和主流观点具有启发意义。

借刘老师新书出版之机,并通过认真学习书中的研究方法,我也简单谈谈对当前青年研究的一些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方家指教。

(1)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为了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现实进行解释,人们常常把社会科学分为宏观和微观,社会学也分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1998年,由陆学艺先生担任组长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千家万户,历时3年推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基于此,陆先生认为,必须调整中国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他提出的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加强社会管理等建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学术界类似陆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宏观分析和趋势研究日渐稀少,鲜有重磅成果推出。一方面是因为微观研究更精准,更细致,反映的问题更具象、更准确;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小切口问题更易于在学术期刊发表,在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中“杂志”权重大于“著作”的大背景下,宏论是不受太多欢迎的。

在青年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有了信息技术的加持,青年群体的发声能力越来越强,国家对青年工作愈发重视,青年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但也要注意到,从整体上对中国青年群体、青年运动、青年走向进行系统分析的高质量成果仍是少数。宏观研究看似繁荣,其实匮乏。宏观研究的困境在于,似乎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随便谈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说上两句,谁都能发表些看法。显然,正是这种“随意性”导致了宏观研究的“廉价化”,也造成了青年研究总体的“低水平”。实际上,只有对具体青年群体和青年现象长期保持高度的、紧密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对中国青年的整体走向得出准确而深入的见解与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某个青年热词或青年现象的产生在观感上好像是突然出现的,这就好比“质变”;但青年状态的变化则是渐进的、悄无声息发生的,这就好比“量变”。量变的过程可以借助调查研究而被认识和记录,当量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质的飞跃,也就是青年状态中出现新的质体,青年特征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新质事物处于定型状态时,新的量变又会开始。因此,没有大量的微观的量变观察,就无法形成对整体的宏观的质变把握。宏观与微观之间不是对立的、孤立的,而是贯穿的,呼应的。没有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互动,国家、阶级、组织等宏观概念都是空洞的,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即使在微观所揭示的经验世界里,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不言自明的理解也受到社会结构事实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宏观与微观不是本体论的问题,只是一种分析维度的差异,是方法论的问题。社会生活的事实本身是完整的,不能用维度的差异去切割完整的事实。宏观与微观作为两种不同的视角,是相得益彰且互为补充的,强调一方而偏废另一方,在两者之间不能相互融通,就会成为研究的“独眼龙”。因此,好的青年研究一定要“察两观”,一头察宏观,从总体上把握国家对青年的政策,青年的整体人口规模、结构特点及发展趋势;另一头察微观,观测记录青年日常生活中真实可靠的情况、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等。把两头都吃透,产出的结果才扎实可靠、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理论和田野的关系。我带领课题组做了一系列青年群体调查,并出版了《蚁族》《工蜂》等作品,这样的研究实践在今天的学术界该如何去定位?类似的反思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研究历程。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将他组织的法国社会住房保障政策大调查的调查实录进行整理、编辑,并公开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1]后来我了解到,布尔迪厄在他的社会田野调查中,不仅曾出版过调查实录,还拍摄、保存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在谈及自己的调查及其记录方式时,布尔迪厄曾对主流的学术体制提出直接批评:“我不停地维持摄影与我的目标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目标是关于人的,我所持的目光,自然都是带有情感、很感性的,如果我不怕谬误的话。这就是为何我不停地进行访谈和观察(我的每个研究项目都是这么开始,不管什么主题),而官僚主义的社会学者的惯例,是仅仅接触到调查员的调查记录,并且,不同于最胆怯的人类学家,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被访问者,也看不到他们当时的环境。”[2]《世界的苦难》以采访实录的形式,透过大量一手的、详尽的生活细节,让无数读者看到了法国社会中各种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种种悲苦命运,对法国社会的变革带来了重要的影响。[3]这样的先例,足以示范后学,对青年研究也是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而今的中国学术界存在一种偏见,似乎只有从事纯理论的研究,才是高大上的研究。理论研究成了研究中的“高位学术”,而对应的“田野调查”则成了“低位学术”。如果这种偏见持续下去,将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其实,理论和田野不是割裂的,而要结合起来。理论的要义,不在于具体的知识,而在于科学分析问题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是隐藏在知识之中的,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经验与数据,因为所有经验与数据都是透过理论视角观察到的。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经验与实践)不过是我们所掌握的理论视角让我们观察到的而已。有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有什么样的概念提炼能力,我们就能观察到什么样的社会事实。理论可以使得观察者变得更“聪明”,理论是观察者可以掌握的“路线图”。

而田野的要义,则在于掌握“经验质感”。如果说研究者有私心的话,田野的目的就是培养自己的“经验质感”,这种“经验质感”不能通过理论阅读和课堂学习习得,而只能通过现场实践才能悟到。什么叫“经验质感”?贺雪峰老师指出:就是对于经验事物的敏感把握能力、对未知问题的直觉能力,对复杂因素的分析能力,是认识社会现象的一般能力。这种能力很容易迁移到其他学科和其他研究领域,一个人的“经验质感”不会随着他的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失去。[4]中国的大纵深、大广度以及内部多样性,文本制度与实际制度运行的差异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田野天地。特别是对于许多青年学者来说,与其整天“沉迷”于西方理论,不如首先选择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群体作为主攻方向。

理论的提炼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起码要符合人们判断的“常识”。理论的提炼还应该超越“常识”,能使人们了解到社会现象背后潜藏的关系、因素乃至规律。但同时,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切身感知,即便“理论水平”再高,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也会大打折扣。社会科学史上那些至今引人反复研读的名篇巨制,哪一个是游离于时代的喃喃自语呢?它们无一不因其对所处时代重要问题的精深省思、不懈求解而跨越时空、生辉流誉。

(3)学术和政策的关系。做青年工作,一方面要始终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引领青年树立远大梦想;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回应青年关切,促进青年发展。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只谈理想主义,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间行,长时间不行;只谈实用主义,国家的物质条件是否允许还在其次,一旦落入到功利主义的陷阱中去,总想着“用经济手段解决思想问题”,最终对体制的伤害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要把维护青年的具体权益同激发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统一起来,青年对伟大梦想的追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归根结底要靠党的政策来实现。毕竟,大多数青年是从党的具体政策来感知社会主义制度并认识党的思想理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水平无法提高,那么脱离青年是迟早的事情,我们要善于运用党的执政资源保障青年发展、助力青年成长。2017年4月,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出台,标志着党对青年政策的运筹帷幄能力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未来的青年研究中,政策性研究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和政策并重是青年研究必然的发展趋势。当前,党的青年政策研究尚有很多可为之处和提升空间,需要广大青年研究者们积极探索、勇于攻关。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辨识问题,启发思考,而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提出建议,解决问题。政策研究如果不能以学术研究为根基,没有扎实的学理辨析和严谨的理论检测,就会增加“试错”的成本,因为理论本身就是无数现实经验的抽象和总结,是高度凝练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只有面向政策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学者真正去发现和掌握发展理论的新的经验事实,理论研究才能随时从现实获取源源不断动力。此外,学术研究主要遵从演绎逻辑,强调理论性和说理过程;而政策研究大多遵循归纳逻辑,重在可行性和政策选择。在政策制订者看来,没有绝对“没理”的东西,也没有绝对“有理” 的东西,政策的制订是受约束条件控制的一种选择。(www.xing528.com)

政策研究还应有一定的预见性,能够预见到实施后的大致结果,保证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从解决问题的程度和范围看,政策建议却不宜贪大求快,而应逐步改进,有序推进,即小步走,不停步,最终积跬步以至千里。我记得自己刚开始写咨政报告时,政策建议洋洋洒洒十几条,无所不包,挥斥方遒,大有指点江山之意。现在看来,其实当时是“心中无数决心大、稀里糊涂主意多”。一个好的调研报告结构应当是:20%描述现象,30%阐述机理和成因,50%分析政策选择。在分析政策时,提出两三条建议足矣,应能通过这几条政策,撬动其他更多的政策自动运转起来。因此,政策研究有点类似于可行性论证,为什么选择这几条政策?依据是什么?成本收益是多少?采用这几条政策,对谁有利?又会触及谁的利益?其他政策不能采纳,是因为成本过高,还是路径不在,或是人员配备不齐等等,要在比较中得出结论,在权衡中得到答案。中国目前不乏在具体问题上“大而化之”的专家,但急需可以在大问题上“小而专之”的专家。如何扭转低水平的政策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是当前青年研究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当然,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未必正确,仅供参考。但有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做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枯燥的工作,没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断难坚持下去的。而勇气和毅力从何而来,我认为,还是来自真正的热爱。对于青年研究而言,就是要真正爱研究、爱青年、爱国家。如果没有对研究、对青年、对国家,怀有一股赤诚的感情,只靠一时之兴致,或外在之压力,是断难产生优秀成果的。只有走遍千山万水,走过千家万户,用心去丈量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才会读懂青年的喜怒哀乐。只有一次次地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能收获在灯火阑珊处。毫无疑问,刘宏森老师正是这样的人,他始终对青年、对国家怀有一颗真挚之心;他的脚下有一股劲,眼里有一束光;他带着探求世界的好奇心,带着与青年共振的同理心,做青年最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从刘老师身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研究者之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观国际风云,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并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世界侧目。中国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进展,自然科学领域赶上西方指日可待。但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这需要我们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我们青年学者更加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成果推向世界。

观中国气象,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青年人口流动和价值观变迁,研究青年现象正逢其时,正当其势,我们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记录和宣传这一转型时代的历史使命。青年研究是一场接力跑,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看着诸多像刘老师一样的青年研究前辈,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路上,我们青年学者又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勤奋、不愈发努力呢。作为晚辈学者,我们是继承者,更是开拓者。我们要接棒疾步、奋勇向前,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迈上更高的台阶,朝向更远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是对前辈学人精神的最好的继承,才能对历史交上满意的答卷。

最后,还是要再次向以刘宏森教授为代表的一代青年研究学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数十载,作为学者、师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后来者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以更加坚定的自信、更加坚韧的定力、更加开阔的视野,努力以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为中国青年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再次祝贺刘宏森教授大作出版,相信这部作品必将鼓舞和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在研究领域奋力开拓、砥砺前行,也预祝中国青年研究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廉 思

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特聘教授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青年社会学专委会副理事长

【注释】

[1]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

[2]布尔迪厄,阿尔及利亚影像:一种有选择的相似性[M].南方文献出版社(法国).2012:15.

[3]《世界的苦难》出版后在法国轰动一时,成为许多社会民主运动人士的案头必备读物。参见朱国华《布尔迪厄摘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263931/?type=like.

[4]贺雪峰.在野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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