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缺学理支撑，学术水准低下

学术研究者普遍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新意。选题新是研究有新意的首要基础。因此，多年来，在选题上求新求变是不少研究者花力气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选题上求新求变的过程中，不少研究成果却淡化了，甚至严重缺乏学理的分析、逻辑的严谨。胡献忠“梳理近20年的青年（含青少年）研究文献”后指出：“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革与重构的转型之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求新求变，是一种常态，很多专业期刊采稿的一个重要前提甚至首要标准，就是先看这个选题够不够新颖。这固然推动了人文社科研究界对宅族、创客、影客、‘混混’、‘穷游’等青年小众的关注，然而在急于求新的同时，或因思考仓促，可能导致对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挖掘不够深入^[28]”。

胡献忠“对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挖掘不够深入”的判断，十分契合笔者多年审读青年研究成果的真实感受。不少青年研究者从媒体上关注到一种新的青年现象后，很快会以抽样问卷调查为主要方式，迅速得出一些数据，作为把握这种现象现实状况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这些青年研究者提出自己的“对策和建议”。在此过程中，这些青年研究者往往会使用一些来自西方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概念，或者抓住媒体推出的一些新概念作为标签，贴在标题上和文章中，以作为文章学术化、学理化水平的标记。但他们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这些概念所指事物的形态、特点、意义等方面却都缺乏必要的基本界定，对抽样问卷调查的效度和信度缺乏必要的严格考量，对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缺乏必要的深入分析，对诸种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缺乏基本的梳理。这样在缺失原因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必然缺乏逻辑和事实的依据，显得自说自话。这些方面的缺失，必然使得这些研究成果缺乏理论逻辑的支撑，其学术水准必然较为低下。

笔者审读过一篇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进行反思的文章。这篇文章以2020年初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和运行这一事件为“切入口”，研讨了“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这一重大问题。文章提出了主导文化对亚文化“融合收编” 的概念，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主导文化“融合收编”“饭圈文化”呈现的特征、形成的原因与社会效应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重要概念的界定、辨析和使用十分粗疏。比如，文章把“融合收编”这一概念与伯明翰学派关于主导文化对亚文化收编方式的阐述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比较，却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系统完整独特的界定。伯明翰学派提出的主导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主要表现通过两种方式和途径进行。一是“棒杀”，即通过制造道德恐慌和舆论的方式对亚文化进行遏制和打压；二是“捧杀”，即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抹杀亚文化独特的风格。那么，“融合收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作者并没有直接作出回答，而是指出，相对于伯明翰学派所谓的主导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融合收编”表现为央视频作为主流媒体，既没有通过对“饭圈文化”这一亚文化制造恐慌来对其打压或遏制，也不存在资本以商业的方式抹杀其风格。“既没有……也不……”，这是一种否定。按照形式逻辑关于“定义不应当是否定的”这一基本规则，仅仅说明“融合收编”不是什么是不够的，还得说明它是什么。作者在后文中指出：所谓“融合收编”，更多的是主流媒体——央视频通过“饭圈文化”的融入来引导舆论，即主导文化利用主流媒体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在此事件中是主导文化的严肃性），寻找与亚文化的咬合点，并借助其协助主流媒体引导舆论，从而完成自己的宏大叙事。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咬合点”。对此，作者在第三部分作了展开：强化的感官体验、意指的变迁与虚拟在场。关于前者，作者借用狂欢理论，以火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为案例，说明将建设医院这一普通的行为，通过直播的方式仪式化，构建出一个具有仪式化和狂欢化的公共空间。在此过程中，作者借用了索绪尔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却又出现了一个“意指”概念。什么是“意指”？对此，作者未加界定便直接使用。可谓老账未了新账又来。(www.xing528.com)

很显然，该文作者阅读过西方现代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也努力通过一些概念的运用和分析，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问题进行某种规律性的研讨和探索。但是，一方面，作者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理解还很皮相，远远谈不上透彻；另一方面，作者不能合理运用相关逻辑方法，对概念进行必要、严格界定和运用。这就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作者在理论素养和基本逻辑能力等方面存在着的较为明显的不足，对其建构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某种方案的努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一些青年研究者善于“蹭热点”选题。现如今，“热点在文科学术圈变得越来越吃香，有老师将这种形势概括为‘即使你的研究再有价值再重要，也不如一篇标题里有热点词汇的论文好发表’。‘人工智能’只是冰山一角，大政方针、流行文化、重大事件或一个新概念，都可能成为热点。为了完成论文的发表指标，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入追热点的浪潮，一位学者向我们感慨，‘学术文章现在都接近新闻了’。”^[29]比如，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升格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协同育人机制建构”一类的选题便比较热门。问题在于，研讨这样的选题，需要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面临着的问题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是选题的基本前提。但该选题的相关研究者在以2300多字的篇幅，谈了粤港高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协同育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后，仅以800多字的篇幅，对粤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协同育人的主要问题一笔带过。其中，文章以“2015年的广东省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的不少数据介绍了广东高校师资队伍的状况，而对香港师资队伍的状况则只有极简单的主观判断：“能够真正胜任爱国主义教育的高校教师很有限，能够用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增进学生的国家认同也极少见，这成为当前粤港高校协同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之一。”“很有限”“极少见”是多少？相关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均未作具体说明。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与相关研究者对粤港澳高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协同育人方面面临着的现实问题缺乏研究直接相关。缺乏研究，却又以此为选题，或许只是因为选这样的题目比较容易蹭热度。

此外，还有不少“蹭热点”的选题：“青年‘晒文化’的表达机制与价值构建”“网络‘锦鲤热’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和思考”“娘炮产生的社会性因素”“鬼畜视频作为互动仪式：‘二维房间’的狂欢和抵抗”“‘情’与‘理’的共振：网络爱国主义视域下两大舆论场的特征”等。这些青年研究者有“蹭热点”选题的意识，却既抓不住具体问题，也难以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剖析。更何况，一些“热点”选题虽然可供“参考”的材料较多，但通过研究出新意的难度却也更大。不少青年研究者难以驾驭这些“热点”选题。他们往往只能套用西方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专业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等现象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