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简史：欧洲人理性回归

纵观整个12世纪，有大量迹象表明，欧洲的科学开始复兴了。这也说明欧洲人恢复了理智，重视起科学与思想，他们效仿早期的希腊人以及意大利人卢克莱修，开始进行科学研究与理性探索。而使得科学复活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在查禁私斗、十字军征战等混乱局面之后，人们迎来了舒适安宁的环境，加上远征对人们的刺激没了，这些给科学的复活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后贸易开始活跃，城市也恢复了自由和平安，且教会还提高了教育标准，并不断向世俗人社会扩展。13、14两个世纪，那些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城市开始飞速发展，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威士比和贝亨等。这些城市发展成了商业中心，有大量商旅来来往往，经商的人来这里洽谈事务，旅行的人在这里停留思考。而教皇挑起与王室的论战，以及迫害异教徒的野蛮行径，都激起了民愤，人们因此不再相信教会的权威，也对教会的一些根本性的结论产生了疑问和争执。

前面已经谈到了，阿拉伯人是如何促使亚里士多德精神在欧洲复活的，如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的君王，又是如何推进欧洲人开始接触阿拉伯哲学和科学的。

前文还提到了，犹太人是如何通过理念激起了人们的运动，其实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对教会各种规定的推翻。最后，炼金术士那些神秘又极具诱惑力的研究广泛地传播开来，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开展那些过程微妙但效果明显的实验科学研究。

人类精神逐渐觉醒，不仅仅是那些教养好、思想独立的人，连普通百姓也开始进行了思考，而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尽管教士强行压制和迫害自由的思想，但有基督教教义的地方，就有自由的思想产生，每个人也都与上帝建立了良知与正义的直接联系。这样，哪怕是面对君王、主教和信条等权威，只要有必要，人们就有勇气做出自己的判断。

早在11世纪，欧洲就再一次进行了关于哲学的讨论。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和其他中心城市，大学发展迅速，规模逐渐扩大。在那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挑出一系列概念，对其价值和意义提出疑问，并反复地进行讨论。而这些概念在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中帮助人们澄清了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时，牛津方济各会的修士罗吉尔·培根，天资卓越，傲然于世，他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是历史上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杰出人物。

他有一篇著名的演说，嘲笑世人，措辞激烈，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大胆道破了那个时代的无知。在今天，也许人们可以随意批判这个世界的严肃与愚蠢，批判一切幼稚、拙劣的方法，甚至批评各种教条只是哄骗孩子的玩意儿，都不用担心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中世纪的人们却极为虔诚地相信着名言，他们认为是这些信条保护他们躲避虐杀，免受饥饿和传染病的折磨，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信条完满无缺，从而激烈地反抗着一切对这些信条的批判。而罗吉尔·培根的演说则犹如长夜中划破黑暗的一道闪电，它不仅抨击了当时的愚昧，还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促进人类知识的增加。他热情主张人们必须要进行实验和积累知识，这项主张则又一次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实验，实验，再实验！”这就是罗吉尔·培根的核心主张。

但是，罗吉尔·培根同样也顶撞了亚里士多德本人。他之所以顶撞这位伟人，原因在于，人们只是一味地坐在屋里，通过阅读拙劣的拉丁文译本来学习这位伟大人物的著作，却逃避现实。他用激越的笔调写道：“要是让我放手去干，我就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掉。因为学习它们只是浪费时间，制造谬误和增加无知。”倘若亚里士多德死后有知，当他看到人们不是阅读学习而只是崇拜他的著作，而且如培根所说，还是通过那些最不可靠的译文，恐怕也会大力赞同这种说法。

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或其他灾祸，他也不得不假意在表面上附和正统派的观点，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培根自始至终都在向人们大声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了，看看这个世界吧！”他揭示和谴责了无知的4个主要来源：过分尊崇权威、习惯势力、无知群众的感受和人类自以为是不肯受教的天性。只要能克服这些毛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更有力量的世界。“没有桨手的大船可能出现，它只需要由一个人来驾驶，适合在江河湖海上航行，而且比装满了桨手的大船航行得更快。同样，人们也可以造出不用畜力拖动，而由难以设想的动力来牵引的车子，犹如古人作战用的上面装有钩刀的战车。飞翔的机器也可能出现，一个人坐在里面操纵某个机关，人工的翅膀就会像飞鸟的翅膀一样振动高飞。”

不过，尽管罗吉尔·培根是这么写的，但是这种他清楚地意识到的人类强大力量在人类纷繁事务的遮蔽下，直到3个世纪之后才被探索出来，然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进行系统的尝试。

但是，撒拉逊人世界提供给基督教国家的，绝非只是哲学家的思想和炼金术士们的研究，他们还给世界带来了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纸给欧洲理性的复活提供了可能。纸起源于中国，使用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751年，中国人曾袭击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然后被击败。被俘获的中国人中有一批熟练的造纸行家，于是造纸的技术就这样传了过来。9世纪以来，一些阿拉伯纸质的文件依然完好地保存到了现在。造纸术传入欧洲，或者是经由希腊，又或者由于收复西班牙的时候，基督教世界俘获了莫尔人的造纸作坊。不幸的是，在基督教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纸的质量下降了，直到13世纪末，欧洲基督教才造出质量上乘的纸张。而后意大利造纸业迅速发展，领先于世界。到了14世纪，造纸技术传到了德意志。这个世纪的末叶，纸张开始量产，且价格便宜，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书籍印刷出版开始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术就自然而然地被发明出来，并成为当时最为显著的一项创造。从此，世人的理性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更具活力的崭新阶段。它不再是一股涓涓细流、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思想传输，而是汇成了滔滔的洪水，无数人的思想在这里碰撞汇聚。

印刷术这一成就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圣经的出现。然后另一结果就是教科书便宜了，因此，知识迅速传播开来。于是，不仅世界上的书籍数量增加，而且书的印刷更为清楚，更有利于阅读与理解。读者无须再绞尽脑汁去推敲印记模糊的字的含义，便可以通畅地进行阅读与思考。读书更加容易，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书籍也不再是作为用来装饰的玩物或为学者们珍藏，学者们开始写适合普通人阅读的书籍，而且他们也改用通俗的语言，不再使用拉丁文。到了14世纪，欧洲的文学史便开始真正地展开了自己的画卷。(www.xing528.com)

以上所说，都是撒拉逊人对欧洲人理性复活的促进作用。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对欧洲的影响，它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力。在大汗统治的某一时期里，整个亚洲和西欧开始进行公开交往。所有的道路都暂时得到开放，各国的代表也都出现在了哈拉和林的宫廷中。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之间的宿怨在欧洲树起的壁障此时也降低了。于是，罗马教廷滋生了这样一种愿望，让只信奉一种原始萨满教的蒙古人皈依基督教。此时，蒙古人的宫廷里汇聚了教皇的使节、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侣，巴黎、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人，阿拉伯的官员，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历史上，蒙古人一直展现给我们的是他们征讨与屠杀的一面，然而他们对学问的好奇与追求，我们却关注得太少。也许他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那么富有创造力，但是在知识和方法的传播方面，他们却起了巨大的作用，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那模糊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格上我们不难看出，如同浮华而自负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政治幽灵的招魂者、精力过人却目不识丁的神学家查理曼大帝一样，他们也是颖悟且有创新性的君主。

在这些访问蒙古人宫廷的人当中，有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历时四年多经中东到达蒙古帝国。曾在中国游历17年，去过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返回欧洲后，因事被捕入狱，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由其狱友鲁斯蒂谦记下，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它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从而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他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大约在公元1272年，他随同父亲和叔父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并谒见了大汗。而这是长辈的第二次拜见，在此之前，两位长辈曾经来过中国一次，因为当时是大汗第一次见到“拉丁人”，他们给大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大汗对于欧洲物品十分好奇，故委托他们携带他的信件返回欧洲，聘请能说明基督教原委的教师和学者。

这一次中国之行，他们不再取道克里米亚，而是途经巴勒斯坦。由于他们随身带着大汗的金牌和其他证物，故旅途便利了很多。又由于大汗曾提出要得到圣墓中燃灯的灯油，故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取道西利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不过由于埃及苏丹此时正进犯伊儿汗国领土，所以他们向北绕了远道。从亚美尼亚出发后，他们原本打算走海路，经由美索不达米亚抵达波斯湾上的霍尔木兹，他们在霍尔木兹遇上了一些印度商人，最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放弃乘船，改为陆路向北通过波斯沙漠来到巴尔克，再翻过帕米尔进入喀什噶尔，然后经由和田、罗布泊来到黄河流域，最终抵达北京。而此时大汗正在北京，便极为隆重地款待了他们。而马可由于年少聪慧，精通鞑靼语，特别受忽必烈的喜爱。于是，忽必烈授予他官职，并屡次派他出使中国西南部。他在书中不由自主地描绘了这片领土的辽阔和繁荣：“一路上到处是为旅客设置的豪华舒适的旅馆”，“幽雅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还有佛教和尚们住的“众多寺庙”，大批生产的“织锦与各种精美的绢纱”，以及“连绵不断的城市和乡镇”，等等。这些描写起初遭到了人们的怀疑，但接着则勾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他还谈到了蒙古与缅甸的战争，谈到缅甸军队虽然是由数百只大象组成，但是蒙古人是如何利用弓箭完全将这些大象击溃的，还有关于蒙古人对勃固的征服。他还谈到了日本，并且大大夸张了这个国家的黄金数量。马可曾被任命为宣慰使，治理扬州城8年，而在中国人的眼中，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外国人。他还可能曾被派遣出使过印度。中国的记载中曾提到，在1277年，中书省的官有个名叫波罗的人，而这很好地佐证了马可·波罗的故事是真实的。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激起了人们的无限想象。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世纪的欧洲传奇小说，就经常引用马可·波罗故事中的名称，比如契丹（中国北方）、汗八里（北京）等。

两个世纪以后，《马可·波罗游记》又多了一个热心读者，他是一名热那亚水手，名叫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之后，他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就是向西航行绕到中国去。后来在塞维利亚，就留存有一本哥伦布加了批注的《马可·波罗游记》。这位热那亚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君士坦丁堡原是地处东西两个世界中间的一个贸易中心，热那亚人一直在这里进行自由的贸易，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而当时，热那亚人的主要竞争者拉丁系的威尼斯人，后来却成了土耳其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共同对抗希腊人。因此，当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后，他们就疏远冷淡了热那亚。

其次，人们遗忘许久的“世界圆形”说，此时在人们心中逐渐复活，而且越来越占优势。人们相信，“向西航行，最终必可抵达中国”。而这一想法，又得到了另外两件事情的进一步支持：一件是指南针的发明，使人们从此确定自己的航行方位时不必再依靠夜里的星辰；另一件是诺曼人、泰罗尼亚人、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此时已经出航大西洋，远抵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但是，哥伦布获得出海的船只并不容易，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最终可以起航自己的理想。他游说了欧洲一个又一个宫廷，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格拉纳达（此时刚刚从莫尔人手中夺回来）的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的资助，然后，他就驾驶着3艘船只，开始了他横渡未知海洋的伟大壮举。在航行了两个月零9天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一片陆地上，他们原以为这里便是印度，后来证明这是一片新大陆。而在此之前，它的存在却不为人知。于是，哥伦布带着黄金、棉花、珍奇的鸟兽以及准备受洗礼的两名目光灼人、身刺花纹的印第安人回到了西班牙。之所以称其为印第安人，是因为哥伦布至死都以为自己找到的大陆是印度。直到几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块陆地是美洲大陆，是世界的另一部分。

哥伦布的成功，刺激了渡海冒险事业的迅速发展。1497年，葡萄牙人绕非洲抵达印度；1515年，葡萄牙船只航抵爪哇；1519年，麦哲伦，一位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水手，率领5条船只，从塞维利亚出发向西航行。而其中一条名为维多利亚号的船只第一次环绕地球一周，直到1522年返回塞维利亚河口。它出发时有280人，最后只有31人得以生还。而麦哲伦本人也在菲律宾群岛被土著人杀死。

纸质印刷书籍的出现，世界是球形的新现实，奇异的动植物，奇特的风俗习惯，以及在海外、天空、远航的路途中发现的各种生命物质，突然打开了欧洲人的心扉。那些久被埋没和遗忘的古希腊经典，也再次被印行，被研究，并给人们的思想附着了柏拉图梦想和共和国时代自由与尊严的色彩。罗马的统治曾给西欧第一次带来了法律与秩序，拉丁教会又将它恢复。但是不管是异教还是天主教，好奇心和革新精神都在他们的统治下被宗教组织压抑和窒息了。拉丁精神的时代正走向最后的崩溃。13世纪至16世纪，由于闪米特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刺激与影响，以及古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欧洲雅利安人才得以摆脱了拉丁传统，再次占据人类理智和物质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