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危机：私营行庄集中停业，首个倒闭为大德钱庄

1950年上半年上海的经济金融形势是不平静的，先是上年掀起的第四次物价涨风一致延续到新年的一月份，上海工商业在持续艰难的环境中不堪负重，紧接着2月初发生的“二·六”轰炸事件，将上海工商业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并累及大批私营银行、钱庄停业倒闭。

1950年2月6日，即春节前的十一天，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美帝支持下，派17架飞机分四批对上海市区进行轰炸，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轰炸了杨树浦电力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法商电力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造成人员伤亡约1 400人，房屋毁坏1 000余间，⁽¹⁵²⁾特别是担负全市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丧失了发电能力，由此造成工厂机器停转，公交车抛锚，家家户户电灯不亮，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史称“二·六”轰炸事件。

“二·六”轰炸事件中断了电力供应，工业生产部门的损失首当其冲。上海是全国棉纺织生产的龙头，据统计，1949年初上海民营资本棉纺织工厂共有纱锭100余万枚、织布机有一万余台，占全国棉纺织纱锭总数的50%左右，织布机总数的60%左右。⁽¹⁵³⁾当轰炸爆发时，电力的突然中断使正在运转的机器上形成大量的半成品。在政府当局的组织抢修下，虽然在42小时后恢复了部分发电，部分工厂得以开工，但大部分工厂开工严重不足，因此损失严重。工业方面棉纺、卷烟、机器、火柴、造纸五个行业遭受的困难最重，甚至著名的民族企业申新纱厂也表示其自身力量仅足再维持数天。⁽¹⁵⁴⁾陈云在分析这次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上海纱布生产量占全国全国纱布生产量的一半。这次轰炸，上海纱厂停工，从电力恢复到纱厂恢复生产需一个半月时间。”⁽¹⁵⁵⁾

“二·六”轰炸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数月，据统计，因经营困难而申请停业的工厂，3月为243家，4月为389家，5月达502家。以工业产量而言，4月火柴业的产量不及1月份的六分之一；面粉、卷烟、玻璃、毛纱也只有1月份的20%~30%或者60%~70%。与此同时，大批商店也相继申请歇业，3月为796家，4月为1 567家，5月增至2 947家。而大量工厂停产，商店停业，又影响了产品的供应和交易，造成市面冷清，3月份上海商品市场的总成交量只有1月份和2月份的30%左右；4月份更少，如棉布市场4月份只有四天有少量成交，其余均无交易。⁽¹⁵⁶⁾

工商业所面临的困难，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工厂停工，商店歇业，直接造成各行各业工人的失业。如上海有72家烟厂，正常开工者仅有二三家，总计4万工人中，失业及半失业者达3万人以上；纱厂、染织、针织、手工业工人失业人数均在1万人以上；造纸、火柴、毛纺、丝织、橡胶等厂家失业情况亦相当严重，另外失业的店员也超过了2万人。截止到4月中旬，上海市失业人数已超过15万人，连同失业者家属在内达到50万人。⁽¹⁵⁷⁾工人失业后，温饱问题难以解决，便把不满情绪发泄到资本家身上，以致出现包围、殴打资本家事件，与此同时罢工、怠工、上街请愿，甚至有暴力破坏行为，劳资纠纷不断升级，工商局、劳动局忙于应付，十分被动。在此情况下，资本家失去经营的信心，出现大批资方逃跑香港、海外的现象。如1950年1~2月逃跑的资方有20余家；3~4月第一周，工业资本家逃跑的就有30余家，商业资本家更达90余家。⁽¹⁵⁸⁾

在劳资纠纷过程中，也出现由于资方诉苦和摊牌算账，有些职工甚至在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认购、税收等问题上受到资方影响，职工干部与积极分子也有遭工人打骂，学生中也产生了不稳定情绪。

“二·六”轰炸前，私营行庄对工业放款比例相当大，大约占存款总额的48%，占放款总额的59%。“二·六”轰炸后，电力破坏，工厂停工，放款不能收回，呆账数目达400亿元，⁽¹⁵⁹⁾由此连累大批私营行庄倒闭。未倒闭的行庄，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开工的企业，也不敢轻易放款，特别是一些工厂职工为了维持生计，总是维护工厂利益，对于被抵押的工厂产品拒绝出货，这种情况的发生，使得私营行庄更不敢向工业放款。工厂借不到钱，只能停产，然后又形成新一轮的工商业倒闭现象，继之危及更多行庄停闭，终于在1950年2月至5月之间出现大批私营银行、钱庄集中停业倒闭现象。在这些行庄中，既有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行庄，也有主动申请停业的行庄，因此将两种情况合称为“私营行庄停闭风潮”或“私营金融业停闭风潮”。

“二·六”轰炸事件后，上海许多工厂、商店陷于停业状态，无法维持与金融业之间的债务信用关系，直接给私营金融业的正常运作带来严重影响，以此为始，上海出现了私营行庄集中停闭风潮。

私营行庄的停闭始自于银行业。怡丰银行在“二·六”轰炸的当天即交换轧缺，于1950年2月7日奉令停业。上海绸业银行因亏损过巨，13日交换缺额，次日宣布停业。浙江建业银行因放款未能如期收回，资金周转困难，14日出现交换缺额，虽然勉强轧平，然而终因库存空虚，无法应付提存，15日不得不自动宣告停业。民孚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开源银行因亏损过巨，无法支付到期债务，于21日停业。同日，大德钱庄也因亏损过巨，无法支付到期债务宣告停业，这是“二·六”轰炸事件后，第一家受其影响而倒闭的钱庄。紧接着，裕康钱庄因交换无法补足，2月24日也宣告停业。

到了1950年的3月，停闭的行庄达到34家，其中倒闭的钱庄为13家；4月停闭的行庄为21家，其中钱庄占到9家；5月倒闭行庄为24家，钱庄占15家。这样，自1950年2月6日开始到5月底，近四个月里停闭的私营行庄公司共达89家，占风潮之前私营行庄总数的57%。在整个金融风潮期间，停闭的钱庄如表4-1所示。

表4-1　1950年金融风潮中倒闭的钱庄统计

（续表）

说明：另据档案记载，此表中的其昌钱庄为“自动申请停业”，参见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第四次筹备委员会议记录，1950年4月13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3。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09~410页。

如上表，受金融风潮余波影响，1950年6月又有2家钱庄倒闭，即衡通钱庄和永庆钱庄上海分庄。因此受整个金融风潮影响，钱庄数量减少了41家。与金融风潮前的72家相比，钱庄数量减少了57%，超过一半。这次由于工商业的欠款和倒闭，连累私营行庄大批停闭，对于刚刚步入正轨经营之路的钱庄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www.xing528.com)

私营行庄在金融风潮期间所遇到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营业门店的关门停业，在机构停闭后的清理过程中，劳资关系变得紧张，纠纷不断，无论对于资方还是劳方，都是极大的痛苦。据统计，在近四个月时间里，失业的职工约为4 200人，包括400多名经副襄理、500多名工友无以安置，⁽¹⁶⁰⁾生活来源中断。

行庄停闭后，劳方大都向资方提出一定的要求和补偿，包括发放欠薪、伙食费、解雇费、红利、奖金和升工等，最高要求相当于六个月以上的工资，最低要求也等于三个月以上的工资。但是，金融机构的停业与一般的工厂商店不一样，工厂商店停业后，还留存着或多或少的物资，可以分配给工人；而停业的行庄公司只有房屋、生财和家具可以变卖，但是由于停业的行庄公司过多，竞相变卖，导致一时不能成交。一般情况下，除收回点放款和处分些押品用来发还存款外，遣散职工的解雇费就不得不仰赖董监事的借垫，因此董监事的负担加重。钱庄的组织形式虽然采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是由于当时未来得及制订相应的破产清理法规，一时间劳资纠纷的解决无法可依。

在资方停业与劳方失业的情况下，双方各有困难，如果彼此了解相互照顾，或可达成协议。事实上，资方由于实际困难等原因，总是采取拖延方式，而劳方又执意不肯让步，僵持不下，纠纷越演越烈，甚至劳方有过激行为而酿成悲剧的，最突出的事件是上海永庆钱庄总经理林锦舒的自缢。

上海永庆钱庄成立于1908年，1949年增资为人民币6 000万元，属于小型钱庄，总经理为林锦舒。林锦舒在永庆钱庄服务多年，由于勤奋好学，自练习生一步步地升至总经理职位。永庆钱庄是在1950年4月6日因交换轧缺而倒闭的。倒闭之前，林锦舒努力经营，为挽救钱庄于危境，他以个人之力，拉进的存款占全庄70%以上，其中有一笔是与他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的养老金存款，总计600万元。结果，“由于董事长及经理之拆台脚乱放款而无法收回”，永庆钱庄终因交换缺额700万元而致倒闭。事后董事长不但不设法处理问题，反而逃避责任，一走了之。林锦舒家庭负担极重，钱庄倒闭后，不但无力偿清存款及职工薪金等事，且本身家庭之生活也成问题。永庆钱庄职工大部分都是林锦舒之学生，其中很多是他的亲戚和朋友，在钱庄倒闭后并不体谅他的困难，甚至使用疲劳谈判的方式，逼他签订劳资问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林锦舒在签字之后，因不能承受责任之重，愤而自缢。

林锦舒家属在4月13日召开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议上陈述事实经过，与会“同人俱不胜扼腕”，并检讨了公会对于停业行庄未能有足够了解，表示此后当尽力为之。事实上，劳资双方一旦涉及纠纷，势必感情破裂，甚至走向极端，但无论如何“软禁包围等等系违反劳动纪律之行为，亦为法所不许”。而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若能与金融工会从中协调，或可使纠纷渐趋缓和。为此，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们议决，迅速调查已歇业的行庄有无同样严重情形，俾可做必要之挽救；与此同时，向军管会金融处和工商联筹备会呈文反映情况，并派沈日新、胡铭绅、陈朵如、盛慕杰、裴鉴德与金融工会切实商谈预防措施。⁽¹⁶¹⁾

4月22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召集停业行庄举行座谈会，了解各家歇业之后的劳资关系状况。会议期间，各歇业行庄资方颇有怨言，光中银行主张“处理停业行庄劳资争议办法”应交劳方研讨通过，以期订立后双方能够共同遵守。庆和钱庄代表陈光煦称劳方监视过分，几近虐待，希望能够帮助处理；福利钱庄代表张锡康诉说该庄停业后，劳方种种侮辱及越轨行动，实系触犯刑法，应请公会方面函致公安局备案保护，并设法防止类似行为；广新银行代表主张关于职工解散费方面，应在“视实际情况”之下加“服务年资”四字；谦泰银行代表冷荣泉主张欠薪问题之解决办法，应另立专条。⁽¹⁶²⁾从各位发言者的内容来看，当时劳资双方矛盾依旧尖锐。

应该说，劳资双方关系的偏向大多发生于停业行庄解散之际，涉及到工资、遣散费等问题，失业职工藉此维持生活，不得不争；而资方又的确存在困难，特别是某些赔累较重的行庄，不愿意也无力对职工负担全责，由此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与银行相比，钱庄内部的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因为劳方与资方多为同乡关系，或由资方的熟人介绍进入钱庄，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情谊相维系，特别是工龄较大的劳方，有的甚至从资方的祖父辈开始就受雇于该庄，依靠这种世代之交，劳资双方一般能够彼此体谅，比如在钱庄困难时期，劳方会自动减薪，与资方共渡难关；业务一旦好转，资方也会自动发给原薪。但是，在1950年上半年爆发的金融风潮中，属于私营行庄集中停闭，劳资关系显得特别尖锐，传统的乡谊关系无法维持。这期间，由于金融工会已成立，失业职工在维护权益方面，不再似以前那样软弱。

其实，职工的极端行为，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粗暴的，毕竟有的私营行庄歇业后，因无法偿债，资方有逃跑现象，职工不得不提防，于是有了围攻行为。问题是，资方害怕遭到职工围攻，又加剧了其逃跑念头。因此，必须有第三方出面协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劳资关系尖锐的情况下，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曾与金融工会双方组成六人小组，经过多次协商，于1950年4月20日拟成了《上海市金融业劳资协商会议处理停业行庄劳资争议办法草案》，内容包括组织协商机构，处理争议的办法，职工解散费的标准和清理期间职工生活的照顾等项，最重要的是规定了停业行庄资方保证不得走避，劳方应推举全权代表向资方据理协商解散办法，并保证不得有妨碍人身自由等越轨行动。⁽¹⁶³⁾这一办法当时并未正式实行，但给此后停业行庄劳资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嗣后，遵照上海市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决的劳资协商会议原则，并依据上海市军管会于1950年4月30日颁行的《上海市私营企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与金融工会均认识到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必要性，于是双方各推举代表6人，预备代表3人，⁽¹⁶⁴⁾于6月13日正式组成上海市金融业劳资协商会议，并修正通过了《上海市金融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双方议定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为便于劳资双方进行有关维护企业、克服困难、改进业务及职工生活待遇等问题的协商而组成，并协商解决一切与劳资关系相关的问题。⁽¹⁶⁵⁾金融业劳资协商会议在成立后，多次召开会议，解决有关劳资纠纷问题。

劳资协商会议为劳资双方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此后，各私营行庄公司依据《上海市金融业劳资协商会议组织条例》，或者依据《上海市私营金融业劳资双方为克服目前暂时困难的协议》，分别订立组织章程，成立行庄公司内部的劳资协商会议，到1950年7月，已经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有26家行庄公司，其中包括宏昶、顺康、信裕泰、存德、五丰、福源、仁昶、志裕、春元永和庆成10家钱庄。

为了克服困难，部分钱庄的资方不得不通过精简职工的方式，以节约开支，达到保本自给的目的。因此，惠昌源、存德、春茂、仁昶、五丰、泰来、振泰和志裕8家钱庄经劳资双方协商，还签署了解雇部分职工的协议书。劳方愿意签署协议，代表着阶级和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劳方体验到上海总工会提出的工人阶级自我牺牲的意义，也体验到已经停业行庄的双方陷入纠纷中的痛苦和教训以及资方的诚恳表现，毅然表示同意进行这一协议工作。⁽¹⁶⁶⁾

劳资关系的紧张也并非是所有钱庄的共性，其主要表现在停业的钱庄，其实质是失业纠纷。但是，对于营业钱庄来讲，劳资双方鉴于停业钱庄发生的激烈矛盾与痛苦，吸取了教训，通过预先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和签署协议书的方式，达成谅解，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并探寻新的发展道路。以后，劳资关系的协调，也成为检验一个钱庄是否稳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