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刊载戏曲信息的报刊，从形式上，可以分成专门和专栏两类。即专门的戏曲报刊和文化娱乐类报刊的戏曲专栏。前者，期刊类，一二十年代以《戏剧丛报》《剧场月报》为代表，而三四十年代以《戏剧月刊》《戏剧丛刊》《国剧画报》《剧学月刊》《半月戏剧》《十日戏剧》为代表；报纸类如《梨园公报》《戏世界》《上海戏报》《越剧报》。[1]后者，期刊类主要是一些流行文化期刊，如《新声》《南风》《游戏世界》《心声》《良友》等；报纸类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综合性报纸的文艺副刊。这些副刊虽非专门为戏曲而设，但也有戏曲的一席之地，比如《中央日报·剧艺》《申报·游艺界》《大公报·戏剧与电影》《文汇报·演剧》等。第二，综合性报纸的戏曲副刊。比如《时事新报·戏曲》《力报·每日越剧》《上海世界·每日申曲》等。第三，侧重戏曲的消闲小报，大致可分为三类：游艺小报如《繁华报》《游戏报》《笑林报》等；剧场小报如《大舞台》《共舞台》等；游戏场报如《大世界》《新世界》等。[2]
民国时期涌现的专门戏曲期刊和报纸，其最主要的目的在商业宣传和市民娱乐，很少以繁荣戏曲研究为办刊主旨。换言之，它们更彻底地体现了商业性和娱乐性，而非学术性。这是维持运转、追逐利益的民营刊物的“宿命”，假如它们无视市场，很快就会面临停刊的困境。因此，民国时期戏曲专业报刊的基本内容是直观炫目的图片和有趣实用的文字。几乎很难看到严谨和繁难的学术论文的身影。即便是期望“敬举研究所得，公诸同好”[3]的《剧学月刊》，其实际内容也是以图片资料、剧目简介、名伶传记、梨园掌故、史料选辑、剧评剧话、读书笔记为主，学术文章相当有限并且理论深度不足。遑论《国剧画报》《十日戏剧》等旨在以图片（包括剧照、名伶便装照、中外戏剧家肖像、剧场服装道具摄影等）形象直观反映戏曲历史与现状的画刊。至于专门的戏曲报纸，更是以夺人眼球为出发点。为了保证发行量，它们基本被梨园新闻（包括名伶动态、演出信息等）、票界珍闻、观剧感想、戏曲知识漫话等占据。有时为了招徕读者，甚至还夹杂一些社会小说。
民国时期专门的戏曲报刊尚且不为高质量、有深度的戏曲研究类文章提供场所，更何况那些游艺为主导的报刊所开辟的戏曲版块呢。在它们那，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闲话”“琐话”“枝言”“杂谈”一类文章。那只是文人随意、休闲的文字，绝非学者考究、严谨的语言。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高质量的戏曲学术期刊在民国时期还没有诞生。那么，民国时期相对成熟的戏曲研究论文通常在何处发表呢？此期的戏曲研究者更多地栖身在高等院校的中文学科中，他们的戏曲研究文章往往刊发在相关的社科类学术期刊上。据傅晓航、张秀莲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总目》统计，有“分量”的戏曲研究论文主要零散地发表在以下三类报纸或期刊上：第一，高等院校学报，如《清华学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燕京学报》《岭南学报》。第二，研究机构刊物，如《小说月报》（该刊自1921年起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由郑振铎主编）《民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等。第三，大型出版单位创办的综合学术期刊，如《东方杂志》《国粹学报》《文学》等。第四，大型综合类报纸的学术副刊。如上海《大晚报》副刊《通俗文学》、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申·俗文学》等。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术环境一个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报刊类戏曲学术载体的营建上。即从民国时期戏曲史研究成果“寄身之所”林林总总，向发表场所更固定、更集中的状况转变。总体而言，戏曲史学术成果在戏曲资讯中的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出现了较纯粹的戏曲学术期刊。戏曲史学科拥有了专属自己的学术载体，如《戏剧论丛》《戏曲研究》《戏剧研究》等。而民国时期的戏曲专门期刊在这一类型上是空白。
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双百”方针的必要性：“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双百”文化方针的提出，可以视为“十七年”时期戏曲期刊创办的分水岭。此前新中国创办的戏曲期刊基本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主要作用是配合“戏改”进行宣传。从1949年至1952年间，文化学术界的目光都交给了“戏改”，这一时期的戏曲期刊上很少看到学术论文，以发布“戏改”政策、社论、调查报告、批评为主。自“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旨在提供争鸣阵地、促进研究繁荣的戏曲学术期刊开始出现。
1957年一二月间，经过筹备的两个大型戏剧理论刊物——《戏曲研究》和《戏剧论丛》相继创刊。它们都为响应“百家争鸣”方针而生。《戏曲研究》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季刊。院长梅兰芳，副院长程砚秋、罗合如以及傅惜华、黄芝冈、杜颖陶等担任编委。1957年、1958年每年4期，共计8期。1959年与《戏剧论丛》合并为《戏剧研究》。在《戏曲研究》“发刊词”中，编者表明了创办这一学术季刊的目的：首先，提高研究能力、推动学科建设。“把我国特有的优秀的戏曲艺术作科学的研究”，建设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其次，古为今用。通过戏曲史研究，以史为鉴，以便更好地指导当下的戏曲工作。[6]可见，《戏曲研究》的办刊宗旨是繁荣学术，而在具体研究中又强调重视传统。因此，该刊物除了重视舞台表演研究、倡导艺术原理探讨之外，还呼吁戏曲史研究，尤其青睐戏曲史上经典作家作品的分析，希望向遗产学习，为当今戏曲创作指明方向。
1957年1月《戏剧论丛》创刊，原本拟作“戏剧杂志”季刊，考虑到条件不甚成熟，改为“论丛”。田汉为召集人和主编，剧协同志伊兵、葛一虹、戴不凡、张真等为执行编委，因此《戏剧论丛》和《戏剧报》《剧本》一样，也是由剧协主办。在同年2月的创刊号《编后记》中，该刊物同样申明了其繁荣学术、推动争鸣的办刊宗旨：(www.xing528.com)
“戏剧论丛”是个公开的园地。我们热烈希望大家来耕耘它。只要是研究古今中外戏剧的各种学术、理论性文字（包括译稿），我们一概欢迎。对于研究目前我国戏剧活动中重大问题的各种理论文字，更是特别需要的。[7]
《戏剧论丛》从1957年1月创刊至1958年停刊，共出8期。1959年与《戏曲研究》合并，改名《戏剧研究》，2月出版。1959年双月刊，共出6期。1960年改为季刊，每逢3、6、9、12月20日出版。仅出第一期即停刊。合刊前，《戏曲研究》8期、《戏剧论丛》8期，合刊后，《戏剧研究》共8期，三种刊物总计出版24期。
“戏曲史论”是《戏曲研究》和《戏剧论丛》的重要版块，它们作为“十七年”时期最具代表的戏曲学术期刊，在此期戏曲史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建国后至1954年之前，戏曲史研究基本处于“休眠期”，仅有孙楷第、阿英等运用传统考据的方法进行戏曲文献研究。而“十七年”时期戏曲史研究真正“热火朝天”，是在1954年之后，尤其是“双百方针”提出后。除了政权的重视，中国剧协和戏曲研究院为配合学术活动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份不可抹杀的功劳。
其次，综合性戏曲期刊开始接纳学术文章。由于综合性戏曲期刊的主办者身份发生变化，其功能定位也随之改变。它们不再是民国时期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娱乐型杂志。它们在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进行“戏改”政策发布、批评氛围营造和演出状况监督的同时，也积极配合官方组织的戏曲史讨论，为相关研究文章的发表提供场所。总之，没有了市场的压力，它们可以适当兼顾学术性。
1949—1952年间创办的许多戏曲综合期刊，办刊时间都不长，基本“夭折”。1954年之后，仅有《戏剧报》和《剧本》成为办刊稳定、影响广泛的综合性戏曲刊物。《戏剧报》和《剧本》都是由中国剧协主办的国家级刊物，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刊物定位，《剧本》选刊歌剧、话剧和戏曲剧本以缓解“剧本荒”；[8]而《戏剧报》则主要刊载社论和剧评担负监督职责，但当剧协组织学术讨论时，它们也被“征用”作为理论文章的发表场所。因此，《戏剧报》和《剧本》并不拒绝学术论文，甚至它们还是“十七年”时期古典戏曲作品研究类文章的重要发表场所。
再次，发表戏曲史论文的综合性报纸更固定。报纸的文艺评论版块或学术专刊曾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戏曲史学载体。建国后经过资源调整和重组，这类载体被集中固定为几家由党或团体主管的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虽然这些大型报纸并非只是对戏曲史研究开放，但因为发表周期短、波及范围广、产生反响及时，也成为戏曲史家青睐的投稿对象。
其中《光明日报》的专刊《文学遗产》（另有《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书）是“十七年”时期戏曲史讨论的一块重要的阵地。50年代《光明日报》一个重要的办报特色就是设立理论学术性专刊，“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探讨学术理论和进行文艺、学术争鸣的园地”。[9]1953年9月中国作协成立了古典文学部，决定办一个学术刊物，由于资金不足，无力单独出版。此时《光明日报》正在筹划开辟学术专刊，正所谓“郎情妾意”。于是两家一拍即合，共同创立一个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章的专刊——《文学遗产》。著名作家、古典文学部副部长陈翔鹤成为专刊主编。次年3月1日正式刊出，至1963年6月9日停刊。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十年共计463期。时隔一年，1964年6月7日《文学遗产》复刊，后办至1966年12月6日停刊。[10]《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秉持着“百家争鸣”的办刊理念，热情地接受戏曲史问题争鸣的文章。“十七年”时期，主要的几家大型综合性报纸能够为戏曲史研究留出一席之地，就在于戏曲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国民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它在众多文艺中的显眼位置，决定了其在各类信息中的地位。
总而言之，“十七年”时期戏曲史研究成果基本在上述三类载体上发表。那些泛黄已经装订成册的报刊上的研究文章，是这一时期戏曲史学重要的历史遗留物。这些戏曲史学术“园地”，在学术传播和交流层面，较之民国时期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征：相对集中、影响广泛、持续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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