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第一卷,考察1897年至1916年之间,“小说界革命”前后“新小说”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新小说家的艺术实践。其中第三章中对近代小说发展中商品化倾向的论述,涉及小说近代化中出版和刊印的相关问题。
【目录】
第一章 新小说的诞生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第二节 新小说演进的动力
第三节 新小说群体的形成
第四节 新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
第二章 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
第一节 开眼看世界
第二节 意译为主的时代风范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实绩
第四节 接受中的误解
第三章 商品化倾向与书面化倾向
第一节 小说市场的拓展
第二节 小说家的专业化
第三节 新小说的商品化倾向
第四节 新小说的书面化倾向
第四章 由俗入雅与回雅向俗
第一节 在雅俗、新旧之间
第二节 由俗入雅——梁启超们的救世说
第三节 回雅向俗——礼拜六派的消闲说
第四节 雅俗并存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五章 集锦式与片断化
第一节 珠花式的结构类型
第二节 集锦式的结构类型
第三节 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
第四节 盆景化与片断化
第六章 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
第一节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消长起伏
第二节 白话小说与方言小说
第四节 “别具一种姿态”的译本文体
第七章 从官场到情场
第一节 “忠奸对立”模式的消解
第二节 “官民对立”模式的转化
第三节 无情的情场
第四节 三角恋爱模式的文化功能
第八章 旅行者的叙事功能(www.xing528.com)
第一节 启悟主题与整体感
第二节 补史之阙与限制叙事
第三节 引游记入小说
第四节 旁观“民间疾苦”
第九章 实录、谴责与感伤
第一节 从写实到实录
第二节 从讽刺到谴责
第三节 从悲壮到哀艳
附录二 作品年表
卷后语
【文选】[14]
第三章 商品化倾向与书面化倾向
第一节 小说市场的拓展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个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纸,则当推伍廷芳1858年于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才开始大量涌现。1815年至1861年,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而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列有124种。辛亥革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5],全国报刊达500家之多。袁世凯上台后,封闭查禁,威逼利诱,一时新闻界萧条冷落。只不过报纸杂志的日益繁荣已成必然之势,可能因政治高压而挫折,却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到1921年全国已有报刊1104种。现把这一时期的报刊种类列表如下。只是此表数字录自不同文章,时人的估计可能偏于夸大,后人的统计则不免有所遗漏;再加上各时期统计有重叠的,有不重叠的,此表只提供大体趋向(参阅表4)。
表4 中国早期报刊统计表
表4资料来源
① 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国闻周报》4卷5期,1927年)云:“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
② 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时事新论》卷一,1898年)云:“前有耶稣教会派人查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外,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而实际统计则为78种,其中含月报36种,周报8种。
③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共收录日报80种(其中存60种)、丛报44种(其中存21种)。另外,《时务汇编续集》第26册中《新旧各报存目表》收录1872年至1902年存佚报刊共144种,其中日报65种(存45种)、册报79种(存37种),供参考。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云:“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三联书店1955年版118页)
⑤ 张静庐据各家资料编成《清季重要报刊目录》,共收录杂志203种,报纸252种,合计共455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
⑥ 《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云:“民国十年全国共有报纸1114种。”但据下文提供的日刊、二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数字统计,应为1104种。倘若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作杂志计,共548种。
跟这种报刊的日益繁荣相一致,专门的小说杂志也应运而生。晚清的各类报纸以及政治、教育、经济、农业等专门刊物,也都刊载一点小说以招徕读者;[16]但真正影响小说发展的是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国闻报》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计划“广为采辑”小说并“附纸分送”,只是这计划并没有实现。同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报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以后,大部分报纸都腾出固定的版面设置文艺副刊(其中有定刊头的,也有不定刊头的)。文艺副刊篇幅不大,每期不过两三千字,但能量不小,除了报纸发行量一般比杂志大,读者面也比杂志广外,更有出版周期短、频率高等优点。
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其中除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外,余者都是诗文。1892年,韩子云独立创办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不过主要发表他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据统计,从1872年至1897年这二十五年中,总共才出现过五种文学期刊,其中三种实际上是《瀛寰琐记》的改版;而从1902年至1916年这15年期间创刊的文艺期刊则有57种。[17]也就是说,后十五年的文艺期刊数量是前二十五年的11倍!这些文艺杂志上刊载各类文学作品,而其中小说所占的比重无疑最大。至于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更是理所当然地以刊载小说为主。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1902年至1917年这15年期间就创办过29种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其中含报纸两种)[18],参阅表5(括号中数字为已知期数)。
表5 1902—1917年创刊的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报纸)
续表
① 第二年移至上海。② 录至1920年。
1901年梁启超作《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曾慨叹中国办报之难:第一经费缺乏,第二主笔难寻,第三风气不开,阅报人少,第四从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故“大抵以资本不足,阅一年数月而闭歇者十之七八”,“其余一二”则“展转抄袭,读之惟恐卧”。因此,梁启超抱怨报馆已兴数十年,报刊之数已以百计,“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说“无纤毫之影响”,自然是痛切之言,不足为凭;但表白办报之难,却是实话。综合性报刊难以维持,小说杂志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办一两期就难以为继者屡见不鲜。陶报癖的《〈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辞》和徐念慈的《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引言》都曾指出小说界的这一窘境。[19]但即使如此,风气还是渐开,报刊的读者面还是渐广,办得有特点、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的销数还是逐步增加——也许在今人看来,这一增长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时务报》从4000份增加到17000份,这在当时已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消息了!从晚清到五四,办报纸办刊物者一般都不认真负责地谈杂志的销数,与亲友书信或事后回忆还算比较可靠的,至于为招徕读者而作的广告则难免有夸张之嫌。[20]
……
如果说近代化的报刊创自晚清,书籍的出版却是古已有之,只不过由于新的印刷技术的输入以及读者求知欲望的日益增长,使书籍的出版日益繁荣。1898年广学会曾统计其译书的销售:1893年为洋银800余圆,1898年则为18000圆,“相距五年陡增二十倍不止,已足证中国求新之众”[21]。而戊戌维新后,中国的出版业才真正大踏步前进。李泽彰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为我们提供了1902年至1930年商务印书馆逐年出书数字;而陆费逵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则证明从晚清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一直占全国书业的三分之一左右,[22]据此我们可以推知这三十年全国出版书籍的大致情况。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出版几百种上千种图书,按今天的眼光看来实在少得可怜;[23]可在当年这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至于小说的印数,由于清末民初出版商一般不肯在版权页上注明,[24]时人也很少涉及,如今只能从只鳞片爪中勾出某些轮廓。“新小说”中印数最多的大概当推曾朴的《孽海花》和徐枕亚的《玉梨魂》。1911年出版的《小说时报》第9期中《小说新语》一文说:“《孽海花》一书,重印至六七版,已在二万部左右,在中国新小说中,可谓销行最多者。”[25]1915年出版的《小说丛报》第16期“枕亚启事”声称:《玉梨魂》“出版两年以还,行销达两万以上”。张静庐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中也证实,《玉梨魂》“出版不到一二个月,就二版三版都卖完了”,并认为“我们如果替民国以来的小说书销数做统计,谁都不会否认这部《玉梨魂》是近二十年来销行最多的一部”。[26]
绝大部分清末民初小说的印数无法统计,包括那些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不过从印行的版数,我们还是能大体了解其销行的情况。翻译小说中,柯南道尔的《华生包探案》1906—1920年间共印行了7版,亚米契斯的《馨儿就学记》1910—1926年间共印行了8版,[27]而《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16年初版后,20年间共印行了20版。至于创作小说,销路当亦不坏,徐枕亚的《雪鸿泪史》1916—1920年间共印了10版,李涵秋的《广陵潮》1914—1933年间共印行了14版,连短篇小说及诗文集《枕亚浪墨》,也都在不到十年中印行了12版。另外,有些畅销书的版数根本无法统计,因为盗版的实在太多了,如《九尾龟》据说版式就有数十种之多。
比起一些风靡一时的政治读物或者教科书来,[28]畅销小说的印数当然不算什么;可比起其他书籍,小说的发行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考虑到当时出版业的落后和读者层的单薄(在晚清影响很大的《新民丛报》,最高发行量才达到14,000份;老牌的《申报》,到1918年也才发行30,000份。报刊尚且如此,书籍可想而知),行销一两万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整个出版业中的重要位置。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十的“识语”中称:
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29]
尽管1902年开明书店主人夏颂莱在《金陵卖书记》中曾明言“小说书并不销”,但指的是“开口便见喉咙”的拙劣之作;至于《黑奴吁天录》、《十五小豪杰》之类,则“百口保其必销”。由于新学之士的极力提倡,原先主要是粗通文墨的“愚民”读小说,如今连士子们也“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30]于是,新小说的销售市场迅速扩大。而这当然影响及于出版商的营业方针,清末民初小说在整个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异乎寻常的大。1902—1910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865种2042册,其中文学类占220种639册;1911—1920年间商务出版图书2657种7087册,其中文学类占626种1755册。[31]也就是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是文学书;而所谓文学书,实际上绝大部分为小说。况且,还有一些主要经营小说的出版社,如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改良小说社等。估计在整个出版业中,小说所占的比例约在四分之一左右。最突出的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182种435册(含杂志),[32]按当时商务印书馆营业额占全国书业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推算,这一年全国出版的书籍大约不过550种1300册,而其中查有实据的小说就有199种之多(翻译135种,创作64种)[33],占三分之一强。
比起欧美、日本等国,中国清末民初的报刊书籍出版无疑仍然十分落后。当我们赞叹出版小说一千多种时,不能不记住梁启超1904年提供的不无夸张的统计数字:“查每年地球各国小说出版之数,约八千种乃至一万种。内美国约二千种,英国一千五百余种,俄国约一千种,法国约六百种,伊大利、西班牙各五百余种,日本四百五十余种,印度、叙利亚约四百种云。”[34]只是比起前此的出版业来,清末民初的小说出版仍可称为“空前的繁荣”。起码十四年间(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比前此二百五十年出版的小说种数还要多这一点,[35]足以说明晚清小说市场的日趋活跃和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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