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艺术史：塞上音乐的历史遗迹

宁夏地处中国西北，被誉为“塞上江南”。在这里，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经过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塞上文化。早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宁夏境内的水洞沟文化、菜园文化、北方系青铜文化都传达着宁夏境内的远古文明。黄河、贺兰山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宁夏文化艺术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这一切都显示了宁夏悠久的文化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宁夏的音乐历史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宁夏最早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述见于贺兰山岩画、石器、青铜器、陶器、砖雕、乐俑等出土文物和有关史料中。周、秦时期，乐舞、巫觋盛行。宁夏作为周的属国、先秦领地，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已进入宁夏，乐舞活动非常活跃，并与当地戎族之间的音乐文化开始了交流。“塞上丝路”一直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的热线，中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细亚诸国文化在这里不断地交流积淀，宁夏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过渡带文化”特点。

宁夏民歌最早记载于汉魏南北朝“乐府杂曲”中的《陇头》《陇上》诸篇，历代诗人在吟咏宁夏的诗作中，对宁夏的音乐也有许多记述。《铙歌十八曲》之一《上之回》中的“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便是颂扬汉武帝北巡的铙歌乐舞。

汉唐时期的宁夏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主要地区，先后有狁、匈奴、羌、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繁衍生息于此。宁夏地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接壤地带，多种文化的长期并存与融合，形成了宁夏音乐文化的独特色彩。明《统志》记载：“（宁夏）本杂羌戎之俗，后周迁江左之民于此，崇礼好学，习俗相化。”《朔方道志》记述了宁夏民间“尚巫觋。信缁黄，修醮立会，勉力布施，献戏赛神，连朝屡夜”。明总督杨一清在《固原重建钟鼓楼》中有诗云：“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著汉衣冠。”这句诗形象地写出了宁夏古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我国最早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由宁夏经过。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也给宁夏音乐文化发展以很大影响。在这个大动荡、大迁徙、杂居混战的时代，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渗透、融合，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宁夏省遂宁师范校长边振方在《新西北》杂志八卷撰稿谈宁夏文化时说：“宁夏虽位居边地，然于我国历史文化，均渊源甚久，贡献甚大，较诸内地各省，并无稍逊，或有过之。”这些论断已被史籍记载，也被有关文化遗址及出土文物所证明。仅从音乐文化方面来看，由汉至唐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宁夏的民族音乐文化较为发达。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出自唐代诗人李益写于灵武的诗歌《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中的“芦管”是我国古代西域通用的乐器筚篥，东晋之时传入中原，南北朝至唐代极为盛行。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李隆基曾送给大理南诏王龟兹乐，其中就有芦管。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南诏王异牟寻到京城长安奉献《南诏奉圣乐》时，带去的也有芦管，这说明唐代芦管已从中原传入大理。而当时宁夏距离唐朝都城西安较近，结合李益的诗可以认定芦管这种乐器当时在塞上边关很是盛行，音乐也就成为边疆将士思乡情怀的一种抒发方式。唐代是个包容的朝代，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今人虽然无法聆听芦管之音，但透过李益的诗歌，还是能够感受到音乐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

李益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云：“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诗中“笳”源于秦汉时期，原始的胡笳是将芦苇叶卷成双簧片形状或圆锥管形状，首端压扁为簧片，簧、管混成一体的吹奏乐器。《太平御览》（卷五八一）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乐府诗集》中亦有“卷芦为吹笳”之说。原始的胡笳，曾用于战争之中，西汉时已广泛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汉代有两种胡笳：一种是管身和簧分开，芦苇制（也有木制管身），管上开有三孔的胡笳，流行于广阔的内蒙古地区；另一种是张骞通西域后传入的木制管身、三孔、芦为簧的胡笳，流行于中原汉族地区。这种胡笳南北朝以后，逐渐被七孔筚篥所替代。到了唐代，盛行以羊骨或羊角为管、管身无孔的哀笳，管身比胡笳较短。这种哀笳用于卤簿鼓吹乐，流行于塞北及河西走廊一带，一直流传到宋代以后。

1983年，在宁夏固原南部发掘的李贤夫妻合葬墓，墓道两壁绘有肩跨蜂腰鼓翩翩起舞的伎乐图4幅，出土的50件陶俑中也有鼓吹骑佣。墓中出土的还有波斯萨珊王朝时的金石器具，其他墓葬中也出土过古罗马金币。1979年，在青铜峡发掘的十余座唐墓中，也出土过大批陶俑，其中有一些是高鼻深目的“胡佣”。这些都是古代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宁夏一带相互交融的具体反映。

近年来，宁夏陆续整理了一批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从中发现了一些与民间器乐有关的壁画、浮雕和乐器，也反映了宁夏古代民族民间器乐并列杂陈的特点。如宁夏盐池、固原、彭阳、海原、泾源等地发掘的汉墓中，陆续出土了一批陪葬的乐俑和乐器。其中有小铜编钟60余口。乐俑有木质的，也有泥塑的，足以说明墓主生前配用的乐舞，死后以同样规模的复制品殉葬。1982年，在宁夏彭阳县新集发掘的两座北魏墓出土大宗陶俑，经整理复原的100余件中，除武士、闻吏、男役、女侍佣外，有乐俑13件，吹角俑8件。吹角俑头戴凸起的毡帽，帽边檐上翻，身着短袄长裤，双手托一长角（牛角形弯角），角上粗下细、中空，嘴贴细口吹奏。3件为击鼓俑，头戴小冠，身着束腰长袍，鼓形为扁圆形，俑左手夹在腰部，右手执鼓桴击鼓。1件为吹笳俑，1件为抚瑟俑。《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军中之乐也……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这些都给以上的史籍记载做了充分的佐证，是研究中国音乐史难得的实物资料。

盐池出土的唐墓石刻上，有唐代的胡旋舞及各少数民族乐舞在宁夏的历史痕迹。1984年，在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发掘了一组唐墓，仅出土几件木制武士、文吏俑及少量石器、陶器。但在6号墓两扇石门上对称凿刻有两个高鼻深目的舞男，右面男子头戴圆顶毡帽，身着圆领窄袖紧身长袍，脚蹬软毡靴。左面男子帽、靴与右面的相同，但身着的是翻领窄袖长袍。两人均单足立于小圆形地毯上，一腿腾起，扬臂挥帛，翩翩起舞。四周衬以卷云纹饰，画面线条流畅，人物体态优美，表情生动，有很强的写实性。墓主为都尉何府君，墓志中云：“君……大夏月氏人也。”经考证，何姓为西域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中多有记载。《旧唐书》中记述的当时康国流行的胡旋舞，“舞者一般为二人，身着艳丽的舞服，穿长筒皮靴，双手握长帛带，各以圆毯为舞台，纵横腾跃，急旋如风，而终不离毯上”。宁夏盐池苏步井的唐墓石刻，系我国唐墓中首次发现。这说明唐代胡旋舞在宁夏一带及都城长安曾风靡一时，唐墓石刻无疑是研究古代乐舞的珍贵资料。(www.xing528.com)

在宁夏岩画和出土的文物中，可见到对古代乐舞的描述。敦煌有70余个石窟，其中有伎乐的有8个，莫高窟97窟中的两幅“飞天”，造型、动作、姿态都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庶人的服饰习惯和游牧民族强悍粗犷的性格。宁夏贺兰山拜寺口西塔出土的印花绸，其图案为童子戏花舞，童子头扎三髻，裹肚兜，这是宋代流行的儿童舞，反映了塞上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宁夏古代民间器乐文化反映着这种并列杂陈的“过渡带文化”特点。历代礼乐制度虽有异同、尊卑之分，但自汉代始，三品以上皆给卤簿。左右金吾卫、六军仪仗司、朝会册拜，接见及出巡时的清道、导迎、奉迎等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官员和驻军也要备用不同的鼓吹乐和宴乐，在礼仪、祭祀、宴飨等场合使用。明清时期，民俗音乐大为发展，民俗节庆期间的演出娱乐活动极为普遍。“土牛彩燕送春来，淑气初回。正是太平时节，万方歌舞春台。除夕之夜，鼓角数寒更，香袅灯明，笙箫沸鼎咋歌声。”（《嘉靖宁夏新志》）

明代时期，宁夏民间歌舞艺术“社火秧歌”已初步形成。据清乾隆年间重修的《中卫县志》记载，清代保存有祭孔用的乐舞器具并绘有乐舞图，代表国家正统文化的祭孔仪式乐舞也在当时郑重使用过。祭孔使用的乐舞仪仗及曲目、仪式等有严格的规定，要完全依照法制而行，不能有丝毫改变。祭孔音乐向我们展现了宫廷祭祀乐中和、肃穆的风韵。中原宫廷礼乐在战火纷纭的边地与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长期共存交融，对宁夏民族器乐音乐的发展，无疑是举足轻重的。现代仍活跃于民间的鼓吹乐、丝竹乐、宗教祭祀音乐和传统的鼓吹乐、宴乐及宫廷祭祀音乐可以说是一脉相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家庭中的各种礼俗，如生育、满月、百日、周岁、冠礼、婚嫁、寿诞、丧葬、祭祀，以及节日、农事、忌日、灾病、庆典等，有近百种之多，按传统习俗和礼仪都要请宗教人士、吹鼓班子、戏班或说书唱曲艺人庆祝、祭祀，热闹一番。群体性和社会性的民俗活动，如岁时、节令、祭祀、农事、社交、贸易、娱乐、竞技、贸易、集市等，也离不开鼓乐、说唱、戏剧和杂耍。

宁夏小曲民间俗称“小曲子”，是“清唱”班子（民间俗称“唱的”）。宁夏民间把化装上台演出戏曲称“彩唱”，把坐唱戏曲选段称为“清唱”或“清曲”，当时两种戏曲演出形式都很盛行。至今在民间仍有遗存的民俗音乐，如节庆时的秧歌旱船，红白喜事中的鼓吹，庙会、祈雨活动中的演戏奏乐等，都是原始祭祀、宗教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活化石。至于民间广泛流传的信天游、爬山调、小曲子、秦腔、眉户、道情等，则更是民间音乐之瑰宝。“唱小曲”（或戏曲清唱）为适应城镇娱乐场所的需要，逐渐形成固定的曲目（民间艺人称为“书折子”或“戏单子”，习惯用红纸折成瓦楞形的小账折，用墨笔开列曲目戏单，由雇主或听众点唱），也出现了有影响的职业、半职业艺人。如已故的平罗唱曲子艺人溜溜红，就是银北一带影响很大的一位艺人。进入城镇的“唱曲子”虽然仍保留着民间曲种质朴的特点，但也突破了宁夏说书这种传统民间曲艺形式“单牌子”的特点，出现了“串牌子”（联曲体）形式，更为有趣的是出现了边讲边唱（在讲故事中夹唱）曲艺性更强的形式，这在宁夏民间说书中是罕见的。民间自娱性唱曲子活动，短小精悍，活泼风趣，轻便易行，不受场地时间限制，而且有较强的可塑性，除传统曲目外，常采用旧瓶装新酒——转换填词的方法反映历史和劳动生活，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我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经历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发达省份出现的学堂乐歌，是在学堂开设乐歌课，在课堂上教唱歌曲。学堂乐歌的特点是旧曲填词，内容主要是宣传强兵兴国、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宣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如沈心工的《竹马》《黄河》、李叔同的《送别》《祖国歌》等。尤其是时任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先生，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音乐教育工作会议，在他和萧友梅的努力下，于1927年成立了上海国立音乐院，为我国近代音乐的启蒙和音乐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地处祖国西北的宁夏，依旧延续了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多以民间的方式流传。1929年1月，宁夏正式建省。这一时期，对宁夏音乐、舞蹈艺术起着重要带动作用的团队有宁夏贺兰剧团、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三边文工团及部队政工队、文工团等。

由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宁夏历朝历代的音乐实践活动都只能见于文字记载，而且不详细。活态的、实物的音乐作品（乐谱）、乐器、演奏方法、音响、音像等物质形态难以留存。唯民间音乐通过师徒口耳相传，以及婚丧、祭祀等生活民俗需要而得以在民间传递，流传至今，尚能观赏。宁夏处在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的交融地带，还曾经有多次“中原西移”“西域东迁”的移民现象，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过渡带文化”的特点。另外，宁夏平原得益于贺兰山阻挡西伯利亚寒流和风沙，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和滋润，当地人很少到外地去讨生活。因此，基本上都是外地的音乐文化流传到宁夏或是影响着宁夏，这在宁夏流传的民歌中体现得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