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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科技理性与文化生态

时间:2023-09-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也许这种农业、手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约束了工业社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张,特别是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实践和需要关系的进一步增强,传统农业、手工业文明的精神内涵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别有洞天的窗口,特别是中国农耕文化及其艺术创造中所蕴含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民间艺术:科技理性与文化生态

前已述及,民间艺术造物活动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已经蕴含了大量的理性内容,无论是对自然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对自然物材料、质地、性能、结构等的认识,都具有相当成分的科技理性。民众只有在对自然生态环境及自然运行规律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遵循并依据自然生态规律,与自然生态相协调适应,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尽管这种认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论述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劳动所起的作用时也曾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22这说明,人类在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使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其中,物质技术手段的中介作用和科技理性精神,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成就并不曾达到西方的高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状态下的民众就缺乏科技智慧的创造,不容忽视的是,传统的中国民众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灿烂的农业手工业文明。也许这种农业、手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约束了工业社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有意思的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张,特别是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实践和需要关系的进一步增强,传统农业、手工业文明的精神内涵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别有洞天的窗口,特别是中国农耕文化及其艺术创造中所蕴含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如上文所述,中国民众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与利用正是农耕文化及艺术创造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一种展示。农耕文明、手工业技术状态下的物质技术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虽然传统造物技术的理性发现并不曾导致科学技术理论体系的完整建立,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如《考工记》《天工开物》《农书》《齐民要术》等工艺技术文献记载了丰富的工艺造物思想。23

上图:山东德州木轮马车

下图:烧火做饭用的风箱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传统手工业技术的记述距今已有三百余年。例如对漕舫、海舟、杂舟和各类车辆的记载,显示了较为高超的技术性。其中对粮船的规格、造船工艺、桅杆、船帆、运行、船舵、铁锚、船板、密合、帆索、造船木料都有详述。各地的各类杂船如长江、汉水的“课船”,三吴的浪船,浙江的西安船,福建的清流、梢篷船,四川的八橹船,黄河的篷梢,广东的黑楼船、盐船,陕西韩城的摆子船,结构、功能、运行水域各不相同。在叙及各类车辆中的两轮骡车时云:“其大车中毂(俗名车脑),长一尺五寸,所谓外受辐、中贯轴者。辐计三十片,其内插毂,其外接辅。车轮之中,内集轮(辐),外接辋,圆转一圈者,是曰辅也。辋际尽头,则曰轮辕也。凡大车,脱时则诸物星散收藏;驾则先上两轴,然后以次间架。凡轼、衡、轸、轭,皆从轴上受基也。”24我们在山东惠民铁匠魏村调研做木轮骡马车时,艺人的叙述不仅与此理相似,而且更为具体。所谓“拥三垂二五,走起路来如铜鼓”,是指做车轴时,依据马车上坡和装货下压的重量不同,对车轴的尺寸要求也就不同,马车行驶过程中如果车轮有铜鼓一般的清脆响声,说明马车走得轻快,如果是吱吱呀呀的声音则马车行驶缓慢。“二五三寸,二八三三”,是指车毂外小里大,尺寸固定,易于车行。如《考工记》中所记一样,马车轮各部分的用料、尺寸、制作工艺十分严谨,它直接影响了马车的运行。艺人称“千斤担子不压梢”,车头活越细越好。山东惠民做车辐一般用槐木,车轴用檀木、枣木、梨木等硬木,车轮用榆木,榆木纹理不顺,不易裂,而槐木易裂,当地口诀称“槐头四道箍,气煞了家榆木”。《考工记》“轮人为轮”中的“斩毂之道”“六分其轮崇”“毂之善”“毂与辐之长短”“轮之固”亦详细记载了车轮各部分的取材工艺、尺寸等内容。如:“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藃。毂小而长则柞,大而短则摰。是故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三分其牙围,而漆其二。椁其漆内而中诎之,以为之毂长,以其长为之围,以其围之阞,捎其薮。五分其毂之长,去一以为贤,去三以为轵。容毂必直,陈篆必正,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帱必负干。既摩,革色青白,谓之毂之善。叁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以大扤,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小,则是固有余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辐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毂不折。叁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叁分其股围,去一以为骹围。揉辐必齐,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则无槷而固;不得,则有槷必足见也。六尺有六寸之轮,绠叁分寸之二,谓之轮之固。”25足见先秦时期马车工艺技术的细致严谨。另一方面,物质技术的科技理性在民间社会的造物活动和文化艺术的物化传承中也悄无声息地表露出来,成为造物理性精神动态、连续、发展的最好的文化阐释。民间传统的土木营造、车船加工、纺织印染、冶炼铸造、造纸印刷以及农具、陶瓷乐器、食具等等无一不是科学技术理性的产物,这些衣食住行用等产品在功能、样式、型制、结构、选材等方面显示的成就不仅符合科技规律,富有技术内涵,而且是变化无穷、丰富多彩的。

中南、西南地区流行的一只简单的蒸饭、喝汤用的陶“钵子”,内壁与一般的瓷碗并无两样,外形上部呈圆柱形口沿,下部则从圆柱切进去,上大下小,与内壁一致,钵底平整。圆柱与内壁部分施釉,钵底及切入的部分则为陶质无釉。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却体现了设计制作者的智慧。施釉部分光滑明净,既便于饮食,又便于涮洗,卫生方便;无釉的陶质钵底涩而不滑,方便端取,而当几个、十几个钵子套叠罗列起来,钵子的口沿圆柱部分正好又组成一个完整无隙的圆柱形,放置搬运,十分牢稳。平整的陶质钵底又可增加摩擦力,而不像圈底的碗钵罗列起来留有空隙,既不稳固,搬动起来叮当作响。这种陶钵与人们现代使用的杯杯相扣的一次性纸杯不仅原理相同,而且更为巧妙。民间的陶瓷中药罐也是千变万化,单把的、双耳的、敞口的、带流的、砂陶的、粗瓷的,造型不同,设计不一。南方常见的单把硬陶中药罐,把与流约呈45°角,流细把粗,既把握牢固,倾倒时因角度的原因,轻转手臂药汤便轻易流出,细流又将药渣阻挡无须过滤。而且这类陶罐、瓷碗许多都有饱满的造型、质朴的质地、含蓄沉重的色彩或生动的装饰。这类俯拾即是的生活用品、用具也许艺人们说不出其中的原理,只是经验或流传,但却不能否认隐含其中的技术理性。至于舟船车轿、土木营造其中所蕴含的技术内涵,即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人有时也难以企及,土楼围屋、吊脚楼、木塔、石拱桥、风雨楼、侗族鼓楼,谁说不是技术理性的产物,而风筝、皮影、灯彩玩偶鲁班锁、九连环,以及各种刺绣、印染、纺织、木作等等,都不能说仅仅是雕虫小技。

我们在这里推崇或强调指出的并不是民间艺术造物所体现的技术高度和科技内涵,毕竟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化的高技术时代,传统民间艺术造物活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现代启示,而不是返回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状态下,那种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然而,人类的自然性存在和社会主体性存在,又同时要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协调、平衡与统一,高技术的人类同时要求高情感,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人所创造的,是自然的“人文化”,在人类的创造活动中,自我主体在不断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6“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27因而,主体的内在要求与自我完善呼唤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强调造物与文化的协调。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理性的、客观的,同时它又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沟通自然的手段和媒介,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工具,表达了人类的精神和意志,因而它又是主观的、感性的。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功能取决于人类主体的意志和理念,体现了人类的精神。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那么,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强调势必导致人类主体与客体的脱节,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和人类与自然的疏离对抗,从而丧失了人类生存的主体性。这正如有学者对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化物为奴”的人类片面发展的批判。“工具理性”主宰一切的极端技术化的人类生活,使人类对生活的敏感性变得木讷,技术操纵生活的结果是生活机械化,而生活机械化的结果又扼杀了生命的活力,使生活变得僵化。如果仅注重“工具理性”的展开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胜利将是以对人的奴役和支配为代价的。28科技理性只能解释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方面,而广义的文化创造则涵盖了科学技术及其他内容,并使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因而,社会发展不只需要科技理性,更需要高度的人文关怀,或者说科技理性与人类情感意志的结合与统一。

在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言论中,对造物人文精神的关注也是后世秉承的衣钵,或者说是民间造物艺术的源泉之一。特别是儒家在历史上的突出位置,不能不说对后世造物艺术有所影响。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9,“质”可理解为质朴、本质;“文”可理解为文彩、外表,虽指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又可解释工艺造物中的文质相和,或者推演为功能与审美协调统一。关于此说,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国语·郑语》中亦有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之谓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其中蕴含了工艺造物的和谐观念。《周易·系辞下》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不仅说明了八卦的产生与自然有关,同时造物也是具有与“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相通相类的人文色彩。《考工记》“辀人为辀”条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车厢做成方形、车盖做成圆形以象征天地;车辐象征日月运行;车盖的二十八根弓象征二十八星宿,此与庖牺氏作八卦似乎如出一辙,工艺制作突出的人文象征寓意似乎遮蔽了技术的理性。而《庖丁解牛》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30。这不仅说明了庖丁熟练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庖丁解牛的动作合乎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和韵律美,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在技术的过程中融入了艺术的品质,也就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与统一。中国历史上这类例证不胜枚举,比如欧阳修的《卖油翁》,亦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例证。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中许多虽然论及社会问题,但常以工艺造物设喻,谈到了工艺造物中技术与人文观念的关系,其他历史文献中亦有许多片断对此有所涉及,此不赘述。

民间轿车轮与《考工记》中描述的车轮

在传统的民间造物艺术活动中,技术理性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否则就难以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更重要的、与技术理性相伴随的还有上文所述民众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情感因素、信仰观念、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人文情感因素。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协调平衡、整体统一,是民间艺术造物活动的总体特征。自然世界除了自然存在的客观世界,又包括人为的或人造的自然界不曾有过的事物,因此,造物活动、造物艺术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造物与人的协调确切地说还是人与自然的协调。民间艺术造物的人文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主要体现在工艺造物的活动过程中,而在造物之始和用物过程中的人文观念表现则更是丰富多彩。当然,无论是创物之始、造物活动,还是用物过程,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在此,我们只就造物过程中的技术理性与人文观念展开论述,其他将在下文中另行展开。

禁忌、巫术符咒祭祀活动,大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风俗,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在民间艺术上造物活动中,某些祭祀禁忌风俗却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意义。在民间建筑的营造过程中,风水观念对宅居的营造有一定的价值意义自不必说,其中上梁是重要的步骤,因而结合了许多风俗。在山东莱州地区,盖房上梁是大喜事,上梁的时候要蒸制十斤或二十斤面的面花大圣虫设祭供奉、焚纸燃香,还要蒸大量的喜饽饽、面燕儿,还要请人唱喜歌。扬饽饽、喜歌的内容都是称赞房屋、梁木、主人的吉利话,诸如“进门一来看四方,四个金砖垫主脚(音‘觉’),四个主脚架金梁。这架梁真好梁,这架木真好木”。“饽饽先打东北角(音‘觉’),打得粮食没场着(音‘卓’,没地方放之意)。”一边唱喜歌,一边扬饽饽,还要燃放鞭炮,妇女儿童则争相哄抢,在一片热闹声中,木匠将木梁安上房顶。31圣虫当地读作“升虫”,为当地传说中使人发家致富的神虫,寄寓了人们的美好希望。实际上,热闹丰富的上梁仪式于房屋构架并无技术上的帮助,热闹隆重的背后无非是主人感谢乡邻帮忙与工人、乡邻同喜同贺,木工、泥瓦匠也心情愉快,工程自是不能马虎。与此类似,据山东惠民铁匠魏做大车的木工、铁匠艺人讲,车轮是车轿最重要的部分,在做大车轮时,也有隆重的仪式。主人要宴请亲戚朋友,焚香设供,看木匠做大车轮。车辐在往车轮、车毂楔入的时候,在设香摆供的桌前和众目睽睽之下,木匠楔几下,休息一会儿,在外人看来木匠的工作好像有故弄玄虚演示的味道,实际辐条与车轮、车毂的关系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车辆的行驶速度,而且车辐与轮、毂的尺寸十分严密。木工之所以边干边楔,还因为条辐不能快速直接楔入,用力过快、过猛既容易折断辐条,日后也易使条辐松动,影响运行。当辐条在漫长的仪式中楔入后,主人还要另送红包,以示答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种技术加工的过程中,人们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的心理情感因素、道德伦理观念与技术因素的结合表露无遗。如宅居建筑中的某些风水观念一样,与其说是信仰习俗,倒不如说是表达了民众祈求吉祥美好的心理寄托更为确切。人们对这类仪式活动实际上也有一些理智的认识,而图得多是热闹红火、吉利祥瑞,而不一定迷信圣虫之类果真能带来万贯家财,特别是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富裕起来的胶东农民是绝不会在盖房上梁时将发家致富寄托在圣虫身上的。

左图:山东莱州盖房上梁供圣虫、唱喜歌、扬饽饽、放鞭炮

右图:湖南浏阳织夏布鸡血祭祀的“符本子”

与上述的例子一样,湖南浏阳传统的夏布织造工艺亦是如此。师父门下每一个入门的学徒除了有自己的原姓名,进门以后要重排辈分,原来的姓氏和最后一字不变,只改中间一字,出徒时每一个学徒由师父亲手抄写一本带有符咒的织布工艺教科书,当地叫“符本子”,其中记录了每一织造工艺的技艺口诀及相关的符咒,经线、刷线、织布、上机、停机等诸工艺开始或结束时既念相应的工艺口诀,也念相关的咒语。某些相关的节日还要杀鸡祭祀,将鸡血祭洒在符本子上。其中引人注意的如每次经线开始时,要默念师父的教诲之恩,再念咒语,然后才开始经线。实际上许多手工艺行业在从业过程中或关键技术时刻都要敬奉祭祀祖师。可以看出,这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即使在如此理性的工艺造物技术过程当中也渗透得如此深刻,而且心理情感与技术理性结合得如此完美。前文民间艺术造物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在许多方面显示了技术理性与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完美结合。现代生态哲学,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当中,尊重自然和生命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也是伦理道德向自然的拓展或转化。民间艺术工艺造物活动中与自然的协调、平衡,对自然的尊重,也是物质技术理性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统一。

山东集市上的铁匠

技术既是中性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手段和媒介,也是理性的,是科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但技术并不总是理性的、客观的,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就必然地打上了人的烙印。造物的过程不仅使技术得以实现,从而也使主体的情感意志得以发挥,使技术人性化。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造物之初,劳动实践与巫术活动、原始信仰、审美活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混沌统一的,实用与审美统一的造物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然而,不知何时,物质技术的成熟进步和迅速发展将原始劳动中的巫术、信仰,连同审美化的人文精神一同抛弃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32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就机器大工业劳动对人性的扭曲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其中也不乏对人性的呼唤。劳动过程中对新技术和高效率的无限追求变成了对身心愉悦的桎梏,于是人们重新呼唤技术和艺术的统一、科技和人文的结合,技术美学、科学人文既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是对人类本性的回归。然而高科技的科学理性要追寻这种人文情感关怀是多么的不容易,传统民间艺术造物活动中物质技术实践与人文情感的结合或许为我们提供某些启示,劳动过程中的技术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是那么的自然与融洽。铁匠打铁过程中大师傅与徒弟“丁当、丁当、丁丁当”的铁锤敲击声是那么的和谐和富有节奏,简直就是一段美妙的打击乐;打夯和纤夫的劳动号子比艺术产生时的“杭唷——杭唷”歌更加抒怀和感人;农民锄地、木匠推刨、挑夫挑担,那和谐的节奏和舒展的动作简直就是舞蹈艺术表演;还有伴随农妇机杼声、灯下绣荷包、月下纺车声的小曲,这一切单调、繁重的劳动常常消融在轻松愉快的艺术化、情感化的氛围中。机器的重复转动只能使人变得麻木、疲惫,甚至烦躁。先秦时期聪明的管子也许熟谙此理,《吕氏春秋》中说:“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高诱注作‘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33也许处在生活重压下的民众同管子一样,沉重的劳动和命运不但不曾使人消沉,反倒使生活幻化得如此丰富和美好。

通过对传统手工艺造物及民间艺术造物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文内涵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工艺造物既注重技术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强调人文情感因素的灌注,二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前者作为手段和媒介使造物的功能得以顺利实现,可以视为物质的;后者则使造物活动更为丰富,使人的本质和天性得以充分发挥,可以视为精神的;二者的结合使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再一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丧己役物相比,民间这种传统的造物与人文相统一的观念也许更有现实意义。让我们以美国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的言论收尾:“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34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69

2.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生产:一是为了谋求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第一种生产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形成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相结合的历史形式,称为生产方式;在第二种生产中,作为生命存在的人与一定的生活资料相结合所产生的人类不断繁衍活动的特殊历史形态,称为生活方式。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5.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等.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5

6.胡平.制器造物:是科学论还是艺术论[C].张道一主编.艺术学研究:第一卷.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119

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

8.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等.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72

9.同8,73

10.同8,75(www.xing528.com)

1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31~432

12.张道一.张道一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502~50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14.[苏]莫·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尧、金亚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89

15.同14,191~192

16.同14,210

17.同14,210

18.张道一.张道一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587~588

19.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08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

21.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09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6,517

23.在《天工开物》以前的农书中,主要有反映先秦科技水平的《管子·地员》篇和《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此后有后魏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533—544)、宋代陈旉的《农书》(1149)、元代的《农桑辑要》(1273)和王祯的《农书》(1313),还有明代人邝璠的《便民图纂》(1502)、马一龙的《农说》(1547)等。汉代的《氾胜之书》较早而重要,但久已散佚。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总结性的农业巨著,但刊行年代(1639)比较晚。上述农书中,《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而完备的综合性农书,共10 卷92 篇11 万字,涉及农林牧副渔各方面,反映的地域是北方黄河中下游晋、豫、鲁地区,是很有价值的。陈旉《农书》三卷1 万字,总结江南水稻耕作技术,并论及蚕桑、水牛。王祯《农书》是大型农书,11 万字,有插图,综合黄河流域旱田及江南水田两方面技术,此书对农具和水利也颇注意,讨论面涉及五谷、园艺及蚕桑等。在《天工开物》以前的工艺书中,主要有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此后有南北朝时陶弘景(456—536)的《古今刀剑录》、宋人李诫(约1060—1100)的《营造法式》(建筑技术书)、曾公亮(998—1078)编的《武经总要》(1044)、苏颂(1020—1101)的《新仪象法要》(1090,天文仪器及钟的技术)、王灼的《糖霜谱》(1154年前)、朱翼中的《酒经》、晁贯之的《墨谱》,还有元代人陈椿的《熬波图》(1330)、费著的《蜀笺谱》。明代有黄成编写、杨明注释的《髹饰录》(1625,漆工专著)、王徵(1571—1644)的《新制诸器图说》(1627)和茅元仪的《武备志》(1621)等。唐代的《工艺六法》、五代人朱遵度的《漆经》及宋人喻皓的《木经》、薛景石的《梓人遗制》都很重要,但均已失传,《梓人遗制》只残存论织机的一卷。上述工艺著述中,《考工记》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手工业的综合性作品,涉及木工、金工、染色、制陶、酿酒等,但叙述过于简略。其余作品都偏重某一局部工业生产技术。至于宋人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历代本草书,也涉及大量工农业知识,严格说不是工艺技术专著。转引自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1

24.[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卷下·舟车第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8.257

25.闻人军译注.考工记·卷上·轮人为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19

26.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M].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42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28.邹广文.文化·历史·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2~54

29.杨伯峻.杨逢彬注释.论语·雍也[M].长沙:岳麓书社,2000.53

30.孙雍长注释.庄子·养生主[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37

31.山东烟台地区盖房上梁的喜歌有多种传唱,不同的环境、主人,歌者可自由发挥。据笔者在莱州市苗家镇搜集到的上梁喜歌来看,大同小异。唱喜歌的人进到院内、手接盛饽饽的箢篼,一路歌唱,上到屋顶后扬饽饽,无非是歌颂吉祥、祝福荣昌。

“一张方桌四角四方,摆在明间当中当阳。胡魅(音)高酒成对成双,先人不吃凡人不尝,单等鲁班师傅来上梁。空案一张摆在当阳,一对金蜡插在两旁。齐(音)墨斗齐(音)墨斗,齐(音)下墨斗圣人留。南方修下观音阁,北方修下五凤楼,楼上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进门一来看四方,四个金砖垫主脚,四个主脚架金梁。这架木真好木,这架梁真好梁,生在何处长在何方,树根扎在东洋岱海,树梢遮了空中太阳。牛车一辆马车一双,都送在这庄上。当家的(意为:东家)接饽饽,孙子孙女一拖落(意为:一群)。饽饽先打东北角(音:觉),打得粮食没场着(意:搁),当家的来接糖,一年更比一年强。”

“一张桌子四角方,酒壶茶碗都摆上。许多东西成对成双,兴许先人看也许凡人望。这把壶儿打得强,烧黄二酒里面藏。东家不敢吃,凡人不敢尝,单等鲁班师傅来上梁。掌柜的你把金斗往这传,金斗接在我的手。去到东方望一望,手把扶梯往上上,四周八面好阴阳。小小斧头七寸长,踏着大梁上二梁。大梁本是陈香木,二梁本是木中王。王母娘来宣(音)会,我把花梁上一上,绕两绕晃两晃,金银财宝叫斗量。一撒东方甲乙木,年年修座金银库,二撒东方丙丁火,修了前阁修后阁,三撒北方庚辛金,四撒北方壬癸水,五把撒在明间(正厅)里,富贵荣华万万年。”此上梁歌应有别字,因艺人不识多少字,且口口相传,有些内容不易考证,权且如此。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3

33.[战国]吕不韦著,任明、昌明译注.吕氏春秋·慎大贤·顺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4

34.[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M].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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