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玉石工艺，例如甘肃仰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的玉石器物，这些器物不仅作为单纯的劳动工具，而且可能同时作为一种在形式上有诱人力量的审美对象而存在。根据古籍记述，后来出现的玉石工艺品如圭、镇圭、笏、璧、环、瑗等，在古代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但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而且在其身上注入某种政治含义和人格寓意，尤其在后来的儒家文化中也被看作美与善的象征。

就现在的考古发现而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工艺美术器主要是陶器，其中又以彩陶和黑陶工艺尤为卓越。仰韶文化彩陶半山类型的代表形式是大敞口的盆和敛口的罐，这些盆和罐的宽度都超过高度，小底，整个器形侧影为柔和的曲线，平底无足，造型特点是腹部极为膨胀、粗矮坚实。

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彩绘可以分为图画和图案两大类，图画中有奔驰的鹿、游动的鱼、飞翔的鸟、伸肢欲跃的蛙、衔鱼的长尾水禽、着衣的人等，色彩鲜明，流畅自如，生机盎然，稚气可掬。半坡和姜寨出土的一些陶盆上绘有人头像，面目清晰、头戴尖顶饰物，口边衔鱼，有的还绘有渔网，表现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图案中有由各种形状的三角形、直线、斜线、圆点、折波线等组成的几何图案，也有植物花纹图案。黑陶发现的地点主要在东部沿海一带，以龙山文化黑陶最有代表性，其色泽乌黑，表面光滑闪亮，一般厚度只有3毫米，最薄的不足1毫米，外形上有转折清晰的棱角，器上多附有牵绳或手执的鼻把。黑陶不以装饰而以造型取胜，具有简洁爽利的特点。总之，彩陶和黑陶标志着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第一个高峰，同时它在造型、烧制技术等方面为随之而来的青铜工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青铜器　青铜工艺的鼎盛时期在商周之际，就器物的类型而言主要有食器、酒器、盛水器、炊煮器、兵器、乐器、杂器等。各类之中又有若干种，如食器中豆、簋、篮、盈等，酒器中爵、角、盉、壶、尊、斝、觚、觥、彝、罍等，盛水器中盘、盂、匜、鉴等，炊煮器中鼎、鬲、甗等。青铜器开始用为器皿，后来主要用于礼乐，成为贵族阶层权势、地位的象征，因而它的特征不仅在于其庄严，还在于它的神秘和礼制化。诚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商鼎和周初鼎上的文饰，已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了，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了。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那个血与火的野蛮年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青铜工艺相应的发展变化，到战国时期，青铜工艺又注入镂刻、金银错、镶嵌、鎏金等新技术，而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多为规律化的图案和写实性图案，诸如成都出土的《宴乐采桑水陆攻战纹壶》、故宫所藏的《采桑射猎宴乐攻战纹铜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射猎图刻纹铜鉴》等，构思巧妙、人物生动、场面惊心动魄，形象化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

漆器　战国时期的漆器工艺取得了长足进展：山东临沂出土的漆盘、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漆棺椁、河南信阳出土的漆乐器、湖北江陵出土的木雕彩漆器以及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漆器，色彩鲜艳，制作精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秦代漆器精品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漆篦，正面画一妇女举杯送人，反面画相扑；漆梳的正面为长袖舞，反面为饮宴场面，二者均代表秦国漆器工艺的巨大成就。漆器工艺在汉代向高、大、精的方向发展，器上彩绘画法生动潇洒，线条利落，例如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棺画，另如在朝鲜平壤南井里116号东汉墓出土的漆箧，做工精巧，上面绘有94个人物，构图宏大，形象生动，笔法纯熟。在漆器雕饰方面，宋元时期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其中以“剔红”“戗金”最为精致。剔红是用朱漆涂于胎上，垒至数十层，然后镂雕装饰；戗金是在漆面用针剔雕出各种花纹，在刻痕中着以金箔。至于宫廷中的御器，则更为精致。同时这一时期的小型雕琢工艺也很流行，如用石、竹、木料雕琢的山石花鸟人物，精巧生动，玲珑可爱，还有在牙签上雕刻风景，着实令人惊叹。(www.xing528.com)

金银器　秦代的工艺美术以金银器较为精美，如西安出土的云纹铜镜，做工都相当考究，尤其是陕西兴平豆马村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充分体现了犀牛刚健强壮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汉代的金银铜器工艺品就数量而言，迄今发现的以铜镜为最多，其装饰纹样较战国时期有很大的进步，但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品当首推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中发现的金缕玉衣，这是一件用1000多克极细的金丝拧成金线串连2000多个玉片而成的衣物，此外错金银博山炉、鸟篆纹钟、鎏金长信宫灯等亦皆为稀世珍品。金属工艺在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的金银器，品种繁多，装饰花纹上把传统的龙、虎、龟、凤和葡萄、莲花、卷草等纹样巧妙地加以组合变化，形成唐代特有的艺术风格。除上以外，流传及考古新发现的玛瑙、水晶、玻璃、玉石等工艺品中，亦有不少是隋唐五代工艺品中的精品。宋元时期的金银玉器在制作和造型上亦较前代有所发展，如在安庆范文虎墓、江苏吴县吕师孟墓等处出土的金银器物和今存北京北海团城的青玉瓮、白玉佛等都是这一时期金银玉器中的精品。

丝织品　汉代的工艺美术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丝织品，如马王堆西汉墓中保存完好的衣物，新疆民丰、阿斯塔那东汉墓群出土的大批丝织物，尤其是用绛、白、宝蓝、浅驼、浅橙五色丝线织成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和用绛、白、绛紫、淡蓝、油绿五种丝线织成的“万世如意锦”，堪称丝织工艺的杰作。魏晋六朝的丝织工艺亦有较大的进步，到了隋唐五代，手工业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首先是丝织染绣工艺，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出土发现了许多唐代丝织遗物，如在敦煌莫高窟130窟发现的残幡，系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做工相当精细；再如在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出土的“连珠天马文锦”、蜀江锦、“狮子凤凰文锦”，以及存于日本的“四天王文锦”，都标志着丝织染绣工艺的发达。宋代在丝织工艺方面，驰名者有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以及因色彩图案繁简不同的大、小宋锦等名目。同时，宋时的缂丝亦有大的发展，如传世的紫地鸾鹊锦，色彩及构图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清代的刺绣遍布全国，驰名者有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合称“中国四大名绣”。

瓷器　早在先秦时已经萌芽，到汉末魏初出现了青色透明釉炻器，南北朝时称之为“瓷”。这种瓷器在江南发现最早最多，过去统称“越器”。越器的种类很多，其中的鸡头壶是一种代表性的形式，还有罐、瓶装饰出凸雕式的各种形象。此外从颜色上看，越器属单色，基本呈茶绿、淡黄、青灰等色。唐代的瓷器工艺品产量之大、品种之多也都超过了前代，大致说来，初唐以青瓷为主，盛唐白瓷有了长足进展，晚唐五代则青、白、黄、黑、酱、褐等瓷竞相争艳，同时在形制上和装饰纹样上百花齐放。唐代的三彩陶器亦以独特的风格立身于工艺之坛，唐三彩胎质较为松软，釉色大致分白、黄、绿三种，有的还有少量的蓝釉或黑釉。三彩工艺品上有意地利用釉色的变化作饰，富于华丽的效果。宋元工艺美术中最有成就的是陶瓷工艺，适应城市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需要，特别是为宫廷玩赏享用的“官窑”，生产的高级瓷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瓷窑遍及全国，产品丰富多彩，风格各异，驰名天下。诸如河北曲阳定窑的“绿定”，河南禹县钧窑的“失透釉”，浙江龙泉窑的“冰纹”，江西景德镇窑的“釉里红”和厚胎白瓷，河北磁州窑黑白釉的刻瓷与画瓷，以及著名的“辽三彩”等等，在烧制技术和造型装饰艺术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些工艺品既实用又给人以高度美感，其造型、色泽和装饰都是古代陶瓷工艺美术的典范。明代的瓷器工艺在元代青花瓷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大致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前者以景德镇瓷为代表，其特点是胎薄釉纯，色艳画美；后者是在胎坯上画花后再上釉入窑烧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景泰年间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民族美术工艺“景泰蓝”，这种工艺品是先用铜料制胎，再用细铜丝掐成花纹焊在胎上，成为装饰纹样的轮廓，然后用蓝釉等釉料敷涂花纹，入炉烧制，整个工序是打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品种有瓶、碗、盘、灯具、罐、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