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对华夏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的重要影响

西周末年，王室内乱，外族侵扰，丰、镐二京受到极大的破坏。宫室残破，内外交困，导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最终放弃了两京制，雒邑成为唯一都城，由此进入了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及技术的改进和文化的融汇，造成了社会的大规模重构，旧的制度遭到破坏，新的文化不断产生。对于传统的坚持者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在营造领域的表现，从以往的研究看，最为突出的似乎有两项内容：一是高台建筑的涌现；二是城池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大。

经过数千年的积累与创制，到了西周后期，中国传统建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义表达和技术支撑体系。这个体系最突出的特征至少包括：1.以矩形为基础的主体建筑平面；2.以四阿顶为最高等级的屋顶形态体系；3.以抬梁构架为主导的主体建筑结构系统。

四阿顶在周人的建筑系统中，是高等级建筑最为明确的显示手段，《作雒解》中把它列在天子建筑标识性元素的第一项。从几何学的角度，四阿顶不过是个四面坡顶，这种东西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其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系统中独占鳌头，应该是因为仰韶文化室内对称四柱大房子的最合理的屋顶形式就应该是一个四面坡。也就是说，四坡顶和具有宇宙图式价值的平面及屋架的必然性关系使这种屋顶最终成了统治者的禁脔。《作雒解》把制作出“亚”字形平面的“反玷”做法紧跟在四阿之后，就暗示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抬梁构架是中国传统建筑官式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早期文献中这种构架形式的表述为“重亢”。最早的重亢应该就是用井字形堆叠的横木形成基本的屋顶支撑的做法，改进后的“重亢”是在一榀屋架上重叠地安置大梁，上一层梁由置于下一层梁上的木件支撑，大梁层层退缩与屋顶坡降呼应并支撑屋顶。这种梁架曾经满足了在不打破四柱四极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建筑规模扩张的要求，因而成为高等级建筑结构形式的首选（图5-14）81。规则的矩形平面在方位辨识上具有优势，对于讲求礼法的使用者它是最为自然的选择。

从后世官式建筑营造实践看，普通建筑平面格局及屋顶形式的确定还有一定自由度，可以做某些变动。但最高规格建筑的形式却没有多少选择，除了极少数具有特殊象征要求的建筑外，其主体部分一定要采用矩形平面、四阿顶和抬梁式构架。在这种条件约束下，建筑体量的大幅度增加就十分困难。因为，在保持上述建筑外形与结构格局的前提下，扩大平面尺寸，就意味着屋顶的尺寸要同时扩大，屋顶因为采用重亢的做法，要使用大量的木材，这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屋顶的重量，并且也不能提供多少可用空间。特别是大尺寸的坡顶会造成大面积的屋顶迎水面，造成防水上的困扰，直到今天，屋顶防水都是一个难题，何况在技术手段相当有限的先秦。简单地扩大高等级建筑的主体体量，并不是野心勃勃的诸侯们提升建筑规格的方便手段。

图5-14　四阿顶与抬梁结构

历史似乎显示，当时的权势者通过建筑体量的扩张来证明自身隆重的要求是难以抑制的。于是，使用高大的台基，以提高建筑整体的显示水平就成了当时建筑的一项十分自然的选择。一时间，各路诸侯纷纷“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82形成了“高台建筑”的建设风潮。高台建筑可以在不一定大幅扩展主体建筑尺寸的前提下，把一定的建筑组合放在多层级的台基之上，结合空间序列的要求，形成层层叠加、高低错落的建筑总体，达到显示力量和尊贵的目的（图5-15）。

高台建筑的出现，大幅度地提升了高等级聚落的主导元素的景观显示水平和空间轮廓的变化幅度，加大了都城与一般聚落之间的景观差距。在晋都新田、齐都临淄、楚都纪南城、燕下都等都发现了高大的建筑台基。燕下都现存高台达数十处，并且相互间有某种呼应关系。可能为楚灵王所筑的章华台是一个由十四座台榭遗址构成的庞大高台建筑群体。从现在的资料看，高台建筑主要是用于统治者起居的宫殿，甚至是游观建筑。当时居于城址关键位置的宗庙，反而因为要制作清静的环境意象，又受到特定的礼仪规则的限制，较少与高台建筑发生联系。

图5-15　高台建筑构成示意图

城池的存在对于保证某一地域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城池的规模，是地域征服难度的尺度。建造城池，建造更大的城池，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野心家们更为实际的权力争胜手段。从夏朝建立的公元前2000年到西周末年，时间在1000年以上，在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湖北等地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段的城址不过20多个。可从春秋起到秦朝建立，时间不过500余年，在相应地区发现的同时段城址则在200个以上。其中河南140个左右，山东40个左右，陕西20个左右，山西30个左右83。文献提到的春秋时的城池总数则达到351座。战国时各路诸侯争斗更烈，想来城池总数会更多。大量的城池建设是春秋战国时期聚落建设及地域景观变迁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规模也有大幅扩张。洹北商城规模约为4.5平方千米，西周雒邑的成周大城面积约在9平方千米，而春秋初年的郑国故城面积接近20平方千米，战国时期的赵邯郸大小城共计24平方千米，燕下都东西两城的面积更是达到了36平方千米上下。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城池内部的人口容量和一般居地的安排也和夏、商、西周时有了较大的不同。

从商代晚期就已开始实施的“春出冬入”的居邑管制，引导着附邑田亩上的人口向都邑中心区集聚，并最终导致人们在小屯殷墟和丰京看到的一定量的族邑近距聚合形成聚落中心区的做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可能在镐京和成周城垣内一定水平的格网状道路和具有相当覆盖面的连续的普通居住片区已经出现。春秋以后因为有了相对可靠的文献资料，我们有条件结合遗址情况对某些城池内居地安排的情况作稍微细致的探讨。

《战国策·齐策》苏秦说齐宣王云：“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84说齐临淄城内可以有卒二十一万，当然属于夸张，但说齐临淄有户七万，则应该差不太多。85按照考古资料，战时国齐临淄可以容纳一般居民的大城面积约17平方千米，按平均每户占地160平方米，这7万户，则要占地11平方千米左右。若再考虑宫殿、宗庙、衙署、市场、坑塘、道路以及坟墓等对于土地的需求，应该说当时临淄城内的土地并不宽裕。这样，城内至少是城内的主导地带的建设用地就会形成相互连属的状态，为了保证族邑间的相对隔离和城内基本交通要求，在强调秩序形成的前提下，以方格网为基础的里坊制就有可能产生。遗址显示，战国临淄大城共有城门6座，东西门各1座，南北门各2座。大城内共探到道路7条，南北向3条，东西向4条86。这些道路均与城门相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覆盖全城的方格网道路框架。这样的框架当然为城内整体实行棋盘状网格划分奠定了基础（图5-16）。虽然这也许只是齐临淄独有的状况，但齐临淄可以是某种趋势的代表，当城邑内人口密度增加到一定水平，用格网控制的连续的居住片区在城区内覆盖面的增加是可以预期的。

对城池尺寸的控制，在军事竞争激烈的时代，是秩序格局控制的要务。《大戴礼记》说“公之城盖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87是说城池等级越高，其规模越大。把这个序列与前面介绍的商代中早期都城情况相比，可以确切看到的是，不同等级的城池的面积差别已经不像商代早期王国都城和方国都城间的差异那么大。《大戴礼记》正文未及天子之城的规格，许多学者认为当时天子之城应该是方十二里88。这样，天子之城比公之城大不过40%，公之城比侯伯之城大不过40%，侯伯之城比子男之城大不过50%。此外，还可注意到，方七里的城址规格对应的是侯、伯两个层级，方五里的城址规格对应的是子、男两个层级。这种对应方式暗示，如果同一层级的城址尺寸可以有所选择的话，那么侯爵、子爵可以取其上限，伯爵、男爵则应取其下限。由商代中早期王朝都城面积与方国都城面积之间的断崖式差别，到战国时天子之城、公之城、侯伯之城到子男之城面积间的阶梯式渐变，反映出诸侯地位的提升和国家组织与政治秩序的改变。

图5-16　齐临淄故城平面图

《左传·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记郑国祭仲说郑庄公云：“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89郑庄公为诸侯，这一说法似乎表明诸侯国的卿大夫城池制度设置，沿用的仍是商代的办法。

《逸周书》说大邑成周的城池规模方九里，《周礼·考工记》也说“匠人营国，方九里”，在涧、洛交汇处的应当与大邑成周高度相关的城址尺寸又恰合方九里之数，应该说历史上确实在某些时候实行了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则。春秋战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礼崩乐坏”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里，建造时间越晚，巨大城址出现的机会则越多，由此应可推断，“公之城盖方九里”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之制如果确有实行的话，那也是较晚出现的规则90。

在天子之城方九里的框架里，各级诸侯的城池尺寸或应如孔颖达所述：“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方五里，长三百雉。”91孔颖达未及子男城的规格，按照《大戴礼记》及上文的办法，诸侯城降等以二里为度，则子男之城的尺寸应为方三里。

以周代一里约350米计，通过对相对完整的可以判定为都城的春秋战国城垣遗迹的尺寸统计，可以看到当时都城城垣尺寸大致可以分成七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规模超大的，如燕下都，其东西两城的外廓尺寸达到了76里以上；第二个等级城垣总长度为46里左右，属于这个级别的都城有赵邯郸大北城、魏安邑、郑国故城、齐临淄中期大城、楚纪南城92；第三个等级城垣长度为35里左右的，如鲁曲阜、春秋卫都濮阳高城、早期齐临淄大城和春秋秦雍城；第四个等级城垣长度为27里左右的，如蔡国故城、滕县薛城；第五级为城垣总长20里左右的，如湖北宣城楚皇城、山东邹城纪王城等；第六级为城垣长度12里左右的，如山西的闻喜大马古城、洪洞县杨国古城、河南的鄢陵前步古城、；第七级为城垣长度远小于12里的。46里的城垣若除以4，为11.5，略小于方十二里。同理，35里略小于方九里，27里略小于方七里，20里相当于方五里，12里相当于方三里。这样的尺度分布，表明了当时人们确实是按照方三里、方五里、方七里、方九里和方十二里的规则来控制城垣尺寸的，也就是说《大戴礼记》所说的城池制度并非毫无根据。另外，这些尺寸与《大戴礼记》所说的城池制度的耦合，也表明了赵邯郸大北城、田齐临淄大城等遗址上所见到的厚重墙垣，在古人那里是称作城的。

注意到以上所列城垣长度在46里左右或以上的都城，均为东周以后的产物，除了郑国故城建于春秋之外，赵邯郸大北城、魏安邑、齐临淄中期大城、楚纪南城均建于战国甚至是战国中晚期。至于城垣更长的燕下都，则是战国晚期的产物。超大城址集中出现在战国的情况，应表明东周以后，礼仪制度对于城垣尺寸的控制确曾有过改动。同时，注意到第二个等级城垣总长均在方十一里之上，但又不够方十二里，这些城池的据有者都是当时的强势诸侯，把这种做法理解为其气焰嚣张但不愿触碰方十二里这条红线是合理的，据此可以认为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的规制确实存在，只是当时天子能力有限而未能依此规则建造。由于“天子之城方十二里”并未切实实行，《大戴礼记》只说公之城方九里而不说天子之城的尺寸，是因为“以其无正文，不敢斥言也”93。

由诸多城址的尺寸接近城池等级界线的方十二里、方九里、方七里……的情况推测，所谓“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子男之城盖方五里”的规定，并不是说公、侯伯、子男只能建方九里、七里、五里之城，而是说他们不可以建设达到或突破上一级标准的城池，即公之城不能达到方十二里。侯伯之城不能达到方九里，子男之城不能达到方七里。考虑到较晚时城址尺度限制放宽，和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天子之城方九里的制度，我们可以根据城池建造时间来推断该城在当时聚落等级中的地位。如鲁曲阜故城建于西周，尺寸接近方九里，其所采取的是公的城池规格。魏安邑建在战国时期，虽然其尺寸大于鲁曲阜故城，但却不是方十二里，故也是属于公之规格，然而魏并不存在公位，使用此等规格的城池当然有僭越之嫌。

将这一时期的城池形态与前朝的城市相比，首先可以看到，此时形态处理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城址的西南隅。与此前不同之处有三：第一是出现了西南隅双向折出的做法；第二是横长矩形平面的城址成为了大国都城的选择；第三是出现了东西两城拼合的做法。

从实例看，这一时期城址西南隅的处理大致有以下七种：一是西南隅双向折出的，如东周成周城、魏安邑、赵邯郸大北城、田齐临淄城等；二是西南隅单向折出的，如燕下都东城；三是西南隅双向斜出的，如商丘老南关宋城；四是西南隅单向斜出的，如上蔡蔡城、房山窦店古城；五是西南隅单向斜收的，如姜齐临淄大城；六是西南隅双向斜收的，如潢川黄城；七是西南隅为直角的，如闻喜大马古城（图5-17）。这些不同的西南隅处理方式，构成了一个更为绵密的等级序列，实行着针对聚落实际情况的更细致的控制。

与商代不同的是，从大邑成周开始，周人似乎就放弃了以规则矩形为最高级形态的做法，此后西南隅为直角的做法主要出现在等级较低的城址上。

从城池形状与建筑往往有同构关系这一点着眼，横长矩形城池的使用应该与排房的兴起有关，但因为其出现较晚，从一开始就不是天子之都的形态选择。横长矩形城池的最早实例或为山东丹土龙山城址。传统建筑由单间半穴居转为地面多间排房，在排房中如何确定尊长之处和通神节点便是一个问题，夏代末年人们已经将尊长之处定位于排房的西端，从整体建筑组织的角度推测，相应建筑的通神节点应在建筑的东部，与院落大门正对或处于院门中轴以东。在采用了横长矩形的城址上，中央偏东应该是宗庙选址的常规。

图5-17　周代不同形态的城址西南隅举例

双城拼合的做法最早见于王城岗古城之小城。在王城岗，两城拼合应是为了进行不同性质功能的空间区隔，以保证仪式过程的顺利，此时大尺度的城址拼合，除了进行必要的空间区隔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目的（详后）。

城池的东北角形态也是先秦城垣处理的关节点。这一时期的城池或者可以分东北角缺失的和东北角硬挺的两种。从实例看，东北角完整硬挺的做法主要出现在中小城址上，并且有城址规模越小东北角完整硬挺的例子占比越高的倾向，如大冶大箕铺古城、汨罗古罗城、开封启封城、闻喜大马古城、淅川龙城、襄汾永固城、鄢陵前步古城、宜阳韩城、芮城古魏城、襄汾赵康古城、磁县讲武城，等等（图5-18）。在中大型城池上，似乎只有周雒邑的东北角是完整的。周雒邑为天子之城，东北角完整是容易理解的。至于小城的东北角完整则另有解释。我们知道东北角的缺失旨在削弱城池的祭祀效能，如果相应城池中缺乏关键性的祭祀设施，那么东北角完不完整就无关紧要。从现有的资料看，似乎以下情况使城池对于东北角的处理不敏感：一是军事堡垒和郡县治所，这种城址中不设重要祭祀设施；二是等级在诸侯以下的都城，这种城址上按规定某些重要祭祀设施不能建设；三是较低规格的临时都城，因为不是正式居所，所以不必建设关键性的祭祀设施。

图5-18　周代东北角硬挺的城池举例

西周乃至战国，许多聚落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为祭祀建筑，它们是构成宫城的主要内容，将宫城置于城址的中央，或者中央偏南，与仰韶时期半穴居火塘的位置照应，是保证祭祀效能的重要手段，由西周至战国宫城位置相对清晰的城址看，方七里及以上的城池宫城位于城址中央或中轴上的不多。这种情况，应该反映了这类城址在宫城位置确定上的谨慎。与此不同，在某些规模十分有限的城址上却出现了核心元素集中置于城址中轴之上的情况，例如商水扶苏故城，有学者通过对城内所出陶文的释读，判定该城为战国晚期的楚国县邑之一94。县邑并非祭祀中心，其核心部分主要为行政建筑，所以将其置于中心并不导致祭祀能力的提升，因而问题不大，更何况这里的核心设施是放在中轴北端，并且应该是出于谨慎，或为避免误会，该城又在城址上干净利落地抹去了西南隅（图5-19）。

图5-19　河南省商水县扶苏村北阳城故城遗址平面图

在大城西南另设王城，是因历史偶然而导致的都城主导设施空间的分化。就因为相应的做法是首先在天子之城上实现的，不仅另设王城的做法成了天子之制，并且在同一城址内将都城的主要宫殿分作西南、东北两区以较大间隔相互策应也成了大型城址乐于采用的做法。我们在鲁曲阜、楚郢都、郑韩故城上都能看到相应的表达。比较周代与商代的城址，似乎商代的天子之都更强调形态的完整，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祭祀效用与形态完整边角硬挺的矩形相关，周代的王城似乎更强调祭祀空间的分化，城址形态应该能够更明确地显示主要祭祀建筑的空间分化水平，规则的矩形在周代似乎不用于高等级的都城。

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主要表现为僭越行为的频发，这种情况促成了聚落营造管控尺度的放松，可并未造成规则本身或者规则逻辑系统的瓦解。上述城池尺寸分布、城址西南隅和东北角的处理、关键设施定位以及聚落主导元素分化方式都表明，由上古延续下来的聚落规格控制规则持续地存在着，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地位来决定城池的尺寸和形态，城池的尺寸和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城池的祭祀水平和防御能力。

社会是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人的身份地位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自身地位的变化，有条件建城者往往要求其所有城址有相应的改变。从现知的实例看，即使是在僭越行为频繁发生的春秋战国，诸侯们在都城营造上也不能随心所欲，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确定其所据有的城址的尺寸、形态、建筑的设置规格，还是要争取获得社会对此的认可。春秋以后，因为有了相对系统的编年史，使我们对诸侯们的地位变化和相应的社会条件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现代考古学也通过积累给出了一些重要城址尺寸、形态及相关设置变化的框架，将此二者结合，应该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城池的设置规则。

在山西省襄汾县西南的赵康古城，应是晋国春秋中期的都城绛，该城址东墙长2600米、西墙长2700米、南墙长1650米、北墙长1530米，总面积近5平方千米，合方六里略强。城址有相当隐蔽的东北缺角，西垣和南垣在西南稍向外斜，形成相当含糊的西南隅扩张。在大城北部中轴略东设一小城，倚大城北垣而建，约为700米见方，小城偏西发现一条古道，表明小城正门位于小城南垣西端，接近小城内主要建筑为西南入的格局（图5-20）95。据说晋为侯爵，始封君为武帝之子成王之弟唐叔虞，一般认为绛都建设于公元前669年。此时正是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详后），在新的制度框架中，晋国应有权利建更大的城池，其最终将自己的都城设为方五里，显示出其在城址规格确定上相对保守，也是其当时军政影响力有限的表达。

20世纪50年代，在今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东周夯土城墙及建筑台基，并确认这里是赵康古城以后的晋都新田所在。晋国迁都新田在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此时距晋文公称霸未远，晋国国力强盛，在诸侯中位于首长地位，所以有条件采用宗庙与王城区长距离分置的格局，在宫庙空间分化水平上直逼西周雒邑。但毕竟制度俱在，且具体形势已经不如晋文公之时，很有可能为此大城的规格难以确定，所以只建王城，大城的做法留待以后定夺。情况似乎可以和二里头遗址的建设相比。不巧的是，此后晋国国势日渐衰落，修造大城并与周雒邑更进一步对应已经不合时宜，但又不愿自行委曲，以至于最终晋国都城由王城和没有大城围护的宗庙区组成。

宗庙区缺乏城垣的围护毕竟是一个问题，从实际的情况看，晋新田是通过在宗庙区一带设立一系列小城来满足防御要求的。在牛村、平望、台神古城以东，人们发现了呈王古城、北坞古城和马庄古城，这些城池的周长在1500～2500米，每边长度在400～600米，按照前引祭仲所说的先王之制，这些城池应该为卿大夫所居。呈王古城、北坞古城和马庄古城均为东西两部分拼合而成，外轮廓西南隅缺失，东北角完整，按照规模，其中的设置应主要为宫殿和祭祀建筑。

图5-20　山西省襄汾县赵康古城遗址平面图

细看一下王城区的构形，或者有助于理解当时晋国统治者在都城规格设置上的踌躇状态。即使是春秋晚期，对于一个诸侯，在其都城设置独立王城区，应该还是一种相当张扬的行为。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台神、平望、牛村三座古城才共同构成了一个西南隅单向折出、东北角缺失的图案，并未采用可能的较高规制。可如果把平望古城单拿出来，就会发现这个容有灵台的具有重要祭祀功能的小城的东北角不仅没有缺失，而且还有明确的突出，造成了一个局部硬挺的城址东北角，这种处理或者可以理解为对整体的东北角缺失的某种补偿。琐细的局部处理，反映了晋国统治者在城池规格确定上面临的复杂情势。

春秋晚期，晋国异姓大臣势力甚至超过公室。公元前457年，经过长期斗争，最终韩、赵、魏瓜分晋地，分别建立韩、赵、魏三个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由此开启了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以前，魏国先祖曾设都于霍，在山西芮城西北发现之古魏城应为此时所建的都城，该城平面略为方形，东北角完整，南垣西部稍向内斜，西垣南端明确收进，形成了一个压缩明确的城西南隅（图5-21）。城垣周长4500米96。城址规模略强于方三里。古魏城在尺寸上略小于赵康古城且明确大于晋新田遗址上的呈王古城等，显示出其在晋国的大夫中地位特殊。在形态上古魏城与呈王古城等类同，但却明确区别于赵康古城的东北角缺失和西南凸出，由于其祭祀等级必然要低于赵康古城，或可就此推断在祭祀上西南隅扩张是比东北角完整更为强势的做法。

图5-21　山西省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平面图

晋悼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魏绛由霍迁都至安邑，至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迁都大梁，魏以安邑为都200年。魏安邑俗称“禹王城”，先秦时的城池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构成。小城在大城中部偏东，当为宫庙所在。大城城圈为西南隅双向折出的状态，城东北有明确抹角。大城北墙、西墙及南墙的位置已经基本探明，只是东墙南段至今未能探出97。如果大城东垣按照现有遗迹的走势向南顺延，该城城垣总长约15 500米，约合方十一里（图5-22），远大过方九里的周雒邑。迁都安邑时魏仍为晋国从属，晋国公室势力仍强，从其在古魏城规格设置上的表现看，魏初迁时，未必敢建如此规格的城池。发掘显示，“大城南部、中城及小城附近都有战国文化层，郭里村东耕土层下为生土，不见文化层，因此大城应主要属战国时期”98。据此，应可认为此城是周威烈王封魏为诸侯之后所为。该城在尺寸上大于东周雒邑，但却未及方十二里，仍算是遵循了周法。魏安邑在城址西南隅处理上采用了与东周雒邑相同的做法，虽然在城址东北角进行了抹角处理，但其整体规格应高出尺寸略同、西南隅压缩、东北角同样缺失的同期齐临淄。春秋战国之际，齐国一直是北方霸主，考虑到其与齐临淄和周雒邑的关系，魏安邑应该在城池建设的其他方面有所让步。在我们看来，考古发掘未能探出的魏安邑的东墙南段本来就没有建造，也就是说魏安邑是一个轩城，只有这样这个城池的建设才能避免过多的外部压力。

图5-22　山西省夏县魏安邑遗址平面图

韩、魏、赵三家分晋后不久，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8年赵为秦所灭。赵国以邯郸为都共158年。

赵邯郸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构成，总体上形成了与西周雒邑相同的格局。但从修建顺序看，赵邯郸一开始并无此野心，其所期望的只是一个能和魏安邑大致对等的都城。因为考古研究表明，赵邯郸先修大北城，再建赵王城，其间当有数十年的间隔。在赵国迁都于此之前，大北城的位置上应已有居民存在，大北城是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改造并加建城垣的结果。大北城西南隅与魏安邑相同，为双向折出的格局。其南垣、西垣及东垣南段已经找到地面城墙残迹或地下墙基，只是北墙由灵山北端起，向东尚未找到地下墙基99，从赵邯郸的营造时间和其拥有者当时的地位看，此城应该与魏安邑相同，是一个东墙北段和北墙东段未建的轩城。如果在灵山一带建造城北垣至东垣延长线处，则大北城城垣总长为15 314米，合方十一里稍弱。赵邯郸大北城的东北部，有著名的丛台遗址100。《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连聚非一，故名从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101汉魏之际的邯郸人赵劭《赵都赋》云：“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甍，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102表明当时的宫庙设施与丛台结为一区，其位置约在大北城东或东北。与魏安邑相比，二者在规格上大致相当，不至于给别人留下过多的口实。

但情况很快有了变化。赵肃侯时赵国开始崛起，并在对魏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赵武灵王登基（公元前325年）以后，推行“胡服骑射”，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使得赵国一时间成了中国北方的新霸主。这样，原来所采用的与魏安邑相类的都城规格就难以满足其自身确认的要求了。正是这种条件下，赵人在大北城之西南方另设王城，使其都城的宫庙空间分化水平类同于西周雒邑（图5-23）。在形态上，赵王城的外廓与晋新田三座小城形成的外廓十分相似，只是北城东北角凸出减弱，北城城圈的东推，使整体上的东北缺角较为含糊，这种处理应在规格上与晋新田的王城类同。

与赵、魏两国同出一门的韩国都城是在郑国故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受制于具体条件，韩国故城的格局与赵邯郸和魏安邑有较大的不同。

周宣王时，郑初封于陕西凤翔，后迁于华县，西周末年，郑武公随平王东迁，将都城搬至新郑。武公之子郑庄公即位（公元前743年）后，在内征外战中连获胜利，一时间 “天下诸侯，莫非郑党”，郑国甚至有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应该是郑庄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郑国故城，时间约在公元前720年前后。

郑国故城坐落在双洎河与黄水河交汇处。参照考古资料和马俊才先生的研究，郑国故城应该最初建有北垣、 东垣以及位于城址大致中央的南北隔墙。中央隔墙将城址分为大城和王城两个部分。郑国故城西面和南面均依靠双洎河作为防御屏障，双洎河河道与城墙共同构成四面围合的防御体系103（图5-24）。双洎河在此由西北流向东南，与城垣结合形成了与陶寺古城相类的西南隅压缩了的城池平面。郑国故城处于四战之地，防御压力很大，因而城垣修得十分厚重高耸，考古所见的墙体一般高10～19米，宽40～60米。在这种情况下，制作一个防御上存在明确薄弱环节的轩城就显得相当突兀。查郑国故城的城墙及双洎河所形成的城池围合长度计在16 600米略多，合城方十二里稍弱，远远大于西周的成周大城。这在当时，当然是严重的僭越，由于郑国故城可以视为东西两城拼合而成，如单就一城而论，其尺寸对制度的冲击或有所缓解。巨大的城垣设置，当然具有强调其地位隆重的作用，是与郑国当时的军政地位呼应的。在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个总体规模超过方九里的城池。其实，郑国只是伯爵，地位尚低于侯爵，这个前所未有的超规格的设置当然给其带来很大的压力，正是如此，也就特别需要凭借制度使该城能够为当时社会所接受，具体的做法除了西南两面不设城垣、压缩城址西南隅以外，再就是在城址的东北造出一个尺寸相当可观的缺角。

图5-23　河北省邯郸市赵国故城平面图

郑国故城南边的双洎河古称洧水，东边的黄水河古称溱水。《诗经·郑风·溱洧》云：“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该诗是说上巳春游，郑人在水边游观。诗的名称为溱洧，可诗中实际只提到洧水。这与溱水的城区段的大部分靠城一侧设有城垣，空间窄狭，不利于游观有关。洧水北岸未设城垣，人们主要在洧水北岸活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洧之外，洵訏且乐”一句，其意为“洧水对岸，广阔深远，值得一玩”。如果当时洧水南岸有城垣，城垣为更为明确的标识物，相应表达应改为“城之外，广阔深远，值得一玩”才为适当。既有的诗句实际上表明了在洧水北岸南望，没有视线阻碍的情况。由于西城为王城，东城为大城，士女游观应在大城。所以此时在郑国故城东城的洧水南岸应无城垣安排。也就是说早期的郑国故城沿洧水均无城垣设置，它至少初建时为一个轩城。

图5-24　河南省新郑市郑国故城平面图

从历史变迁的大势看，在《溱洧》成诗之后，郑国故城面临着更大的防御压力，为了加强防御，同时兼顾具体规制的要求，在郑国故城东城的洧水南岸加建一道城垣是可以设想的。东城洧水南岸的城垣建设，使得郑国故城转成为一个周城和一个轩城的拼合，周城城垣总长约14 400米，合方十里略强。新的东城城池轮廓长度较前有所减缩，但实际面积却大了一些，且由轩城转为周城，总体规格大致与原来相当，却收获了许多实利。

郑国故城将城址的规模设为前所未有的方十二稍弱的尺寸，采用了《大戴礼记》所说的公爵的城制。这当然是僭越，这种僭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诸侯都城遇到的军事压力大幅提升。为了自身安全，有必要提升都城人口聚集和物资囤积水平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此后大于方九里的诸侯城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看，应该是郑国故城的大尺度的僭越，最终导致了天子之城方十二里，公之城方九里的新规制出现。

在封侯之前，作为晋国大夫的韩武子在现今的河南省宜阳建立了韩邑并以之为都城104。在宜阳的韩城遗址，至今仍可看到数米高之城垣遗迹。该城址南北长1510～2150米，东西长1630～1843米，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城垣尺寸正好为方五里105。时间晚了许多，同是为晋大夫之时所为之都城，宜阳韩城的尺寸比芮城古魏城提升了一个等次。该址平面东北角完整，西垣和南垣双向折出造成十分明确的西南隅扩张，形态规格较其前的赵康古城还要高。这一方面与规制尺度放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此时韩武子较为强势有关（图5-25）。

图5-25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韩城遗址平面图

韩国灭郑后，于公元前375年迁都新郑，其所接收的是一个为了平衡各种要求而成的庞然大物。为了强化防御，韩国放弃了郑国设在东部大城之洧水南岸的城墙，在东大城的洧水北岸加设新垣，城垣尺寸上有一定收缩，可在防御上却更为实惠有效。虽然东城城圈在规模上不及魏安邑和赵邯郸大北城，可实在一点看，经过这番改造，韩国故城仍然保持了双城拼合的结构。东边是一个超过了方九里的周城，西边部分城垣与相关河道总长9400米左右，是一个规模略小于方七里的轩城，两城相加，总体规格绝不输于同时的魏安邑与赵邯郸。为了缓解“超标”带来的政治压力，韩国故城不仅保留了郑国故城已有的巨大的东北缺角，其东城的南垣沿双洎河安排，保留了西南隅压缩的格局（图5-26）。

图5-26　河南省新郑市韩国故城平面图

1993—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国故城东部发现了一系列的郑国祭祀遗址。其中中国银行新郑支行工地上所见的祭祀遗址没有房屋存在过的痕迹，发掘者认为它是社祀所在是合理的。在这些遗址正北约800米处，“有一处规模宏大，分布密集的春秋时期夯土建筑基址群，此处遗址范围内，清理了7座祭祀坑，坑内有马骨、牛骨和大量的猪骨”，发掘者推测其为郑国宗庙建筑群遗迹，亦持之有据。从上述考古发掘表明的情况看，郑国的都城为宗庙区东置的实例，这与一般横长展开的都城做法一致。从位置上看，郑国故城中在宗庙区以南的社应为国社，在宗庙区以北还应有侯社的存在。郑国故城将国社置于城内宗庙正南应与大邑成周的做法相同。但按照《墨子·明鬼》，燕、齐、宋、楚诸国均将国社置于城外。由此看来，在周代大社之祀既可以是外祀也可以是内祀。在郑国故城西部的梳妆台一带，存在一个宫殿区，这里应该是郑国的朝堂等之所在。

韩灭郑后，韩国在西部轩城区进行了更多的修造。在今阁老坟村周围，发现了一座韩国时的大型建筑台基，台基南北长114米，东西宽97米，夯基上发现多处础石，并有米格纹凹槽砖和大量筒瓦、板瓦堆集。1997年曾在此发现一巨形石圭，长2.25米，宽0.45米，厚0.25米。在这个建筑基础外圈有宫垣存在，建筑坐落在宫垣限定范围的中部偏北，在宫垣北墙及西墙中部，各发现一处缺口，应是门址106。这种门址提供了由西南方接近主体建筑的可能，结合主体建筑台基接近方形且有祭祀填埋石圭的存在，可以认定这座建筑为一巨大明堂类设施，如果在东城内不存在韩国宗庙的话，似乎韩国故城轩城内主要设施的分化与安排应与安阳殷墟小屯一区类似，都是明堂主导，且为明堂在前、宫殿在后的布局。

齐为姜尚的封地，姜姓为侯爵。作为周王朝最重要的异姓诸侯国之一，齐国应对“周礼”有更多的尊重，齐临淄初建时的城池规制不应超过同级诸侯都城。

齐临淄由大城和嵌在大城西南隅的小城两部分构成，按照曲英杰的研究，大城形成时间较早，小城应该建于田齐代姜之后107。其实，仔细考察城内的遗存情况，即可发现，“大城也不是一次建成，经过西周晚期、春秋和战国三个发展阶段。1965年对小城北墙和西墙的解剖表明，北墙基宽30～40米，有多次修筑的痕迹，而西墙基宽仅是十余米，年代单一，属战国时期。北墙早于西墙，可能是春秋时大城南垣的西段”108。同时，还要注意，“早至春秋早中期的夯土城垣，也仅见于大城北墙东段一处。而春秋时期大部分时段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似乎也仅限于西周时期开始兴盛的东北部。临淄大城内文化堆积最为丰厚、遗迹最为复杂的地带是东北部，尤其是河崖头村西南和阚家寨村东北一带的‘韩信岭高地’”109，按照上述提示，我们可认定在现在的大城建造之前，还存在过一个更老的城圈，这个城圈的南墙处于小城北墙一线，西墙、东墙、北墙在现知大城西墙、东墙、北墙的位置。如果以此为据，量得当时城墙总长约为12 250米，合周制方九里稍弱，在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的框架中，其当为侯伯之城的规格。齐临淄初建时不仅在规模上有限，其平面规格的使用也相当克制，这时的城池平面为西南隅压缩、东北明确缺角的格局，宫庙区则在城区东北部。综合各种情况似可判定，即使这个城圈完成，也应在郑国故城建设之后。

春秋中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联合中原诸侯，讨伐戎、狄、徐、楚，安定周室，并大会诸侯，成就了齐国之霸业。为了与其身份相称并提升城池的防御能力，齐临淄在城址规模上进行扩张，应该在此时形成了现在所见的大城平面。这个平面的城垣总长15 300米，合周制方十一里。与郑国故城相比，都是宫庙区偏东、西南压缩、东北缺角的格局，虽然尺寸略小，但却是一个“周城”。

战国时，齐国的田氏取代姜姓吕氏为齐侯。到齐威王、齐宣王之时（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01年），齐国再次兴起，这时礼崩乐坏已甚，并且有赵邯郸与韩国故城作为先例，齐人有条件在方十一里的都城上再次加码，在城址的西南角加建小城，小城的出现，不仅扩大城池的总体规模，更是改变了城西南隅压缩的格局，形成了城址西南隅双向折出的形态。齐临淄小城东北角硬挺，其南垣虽然延续大城南垣的走势，由东而西内收，但西垣则在南段向外推出，平衡了西南隅的压缩。小城的轮廓与晋新田三小城及赵邯郸王城之三小城所成外廓相类，从位置和形态两方面着眼，其应当为王城之属（图5-27）。“齐临淄小城南部、中部及‘桓公台’周围地势较高，北部较低、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地势低洼。”110位于小城东北部的10号建筑遗址夯土地面上普遍存在较厚淤泥，证明台基周围长期积水，水域直达夯土台基外壁，发掘报告认为应为大型宫殿或宗庙类建筑111。台基周边长期积水，似可将该建筑与明堂之类相联系，就其身份为诸侯，该建筑可以称作頖宫。《礼记·王制》：“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蔡邕《独断》曰：“天子曰辟雍，谓流水四面如璧，以节观者，诸侯曰頖宫，頖言半也，义亦如之。”一般认为頖宫外围的水体平面为半圆形，通过圜水形态的差异，进行等级的区别。从齐临淄10号建筑遗址台基的情况看，似乎用圜水的形状作为等级差异标志的做法只是进行等级辨认办法的一方面。因为，齐临淄小城内东北部的10号建筑台基的平面正是半个亚形，即其平面为通常采用亚形的辟雍主体的一半。这个頖宫位于可以认定为齐王宫殿主体部分的桓公台的东北，二者构成长者之处与通神节点的呼应关系（图5-28）。

参照晋新田遗址与赵邯郸所显示的王城与宗庙的关系，应可认为田齐的宗庙仍在临淄大城的东北部。这样的田齐临淄无论在西南隅的处理上还是在宫庙分化水平上都与东周雒邑相似，小城的建设大大提升了齐临淄的设置规格，虽然大城南墙仍然保留了本来的由东向西逐渐斜收的做法，但齐临淄大城毕竟为周城，综合地看，这个城池的总体规格应该略高于魏安邑而与后期赵邯郸相当，这种规格，是与齐国当时的政治及军事地位相符的。

图5-27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城池变迁图

图5-28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齐国故城10号建筑遗址中心建筑基址实测图

图5-29　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平面图

鲁曲阜故城建于西周，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鲁国都城遗址（图5-29）。鲁曲阜城廓形态基本为一东西长的圆角矩形，其北墙东段向南偏斜，形成东北抹角，南墙西端和西墙南端均向内收入，虽然有点儿模糊，但西南隅压缩的格局还是看得出来。总体看，鲁曲阜城池的平面形态规格规格不高，城廓东西最长处约3700米，南北最宽处约为2700米112。城垣总长11 771米，约合周制方八点四里，这种做法应相当于老制度时“公”的规格。鲁国始封君为周公之子伯禽，但是《礼记》表明，鉴于周公在周王朝建设上的卓越功绩使得鲁国有可能在礼仪的某些方面采用天子之制：比如鲁国可以行用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的祭典；可以在城中设置文王之庙113，鲁曲阜城池平面规格较低很可能有平衡这些超规格设置的意图。近年在城址的中央偏东周公庙高地上发现了建于春秋晚期的宫城遗址，从位置上看，这里应是鲁国的宗庙所在114。按照当时的制度，很难设想大城设立时城内没有宗庙和宫殿，或可认定西周时宗庙亦应在此一区，只是范围有所不同。在周公庙西南有頖宫的存在，曲英杰考之甚详115。参照晋新田和燕下都王城的情况，时君的宫殿当在頖宫以西，并在概念上与頖宫共为一区，頖宫一区与宗庙西南东北呼应。该城共辟城门十一处，只有南墙东侧正对周公庙的城门外两侧各筑向前伸出之墩台，城壕在此为之弯曲。城门处的墩台，应该有防御价值，从形态上，伸出的墩台所成之门道可以与仰韶文化半穴居的门道对应，这种做法现知最早的例子可以在偃师商城南垣的处理上看到，只是偃师商城上的具体做法与城门防御能力的提升关系还不够密切。

在河南省濮阳县高城村南发掘到的濮阳高城，应该是春秋时卫国的都城。濮阳高城城垣总长12 557米116，十分接近方九里之数，与其原来设于淇水之畔的都城城垣长略近七里的情况相较，尺寸规格有所提升，这是春秋以后新制度行用的结果。该城城池形态接近规整矩形，西南隅压缩含糊，东北角缺失明确，且东北角、东南角和西南角均作圆化处理。这些处理，均反映了当时卫国军政实力平平、争拗心不重的状况（图5-30）。

图5-30　河南省濮阳县高城遗址平面图

图5-31　河南省上蔡县蔡国故城遗址平面图

蔡国始封君蔡叔为康公的兄弟。在河南省上蔡县的蔡国故城，历代文献均指此为蔡国国都，春秋晚期楚灭蔡后属楚。蔡国故城城址东墙长2490米，西墙长3189米，南墙长2700米，北墙长2113米。城角均为圆角，东北角有凹进处，明确为东北缺角。南垣由东向西明确斜出，西垣由北向南也有斜出的表达，二者造成明确的西南隅扩张。城址中央偏向西南的二郎台为一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1000米，应为宫庙区所在117（图5-31）。从尺寸上看，该城城垣合方七里略强。若该城建于东周，这个尺寸理论上与濮阳高城同一规格，但所取为尺寸等级所许的下限。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蔡国长期处在楚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在军事上小心翼翼的结果。作为在防御能力上退让的平衡，蔡国故城西南隅明确凸出，相较于濮阳高城更加凸显祭祀中心的地位。

纪南城位于湖北荆州市境内，是楚之郢都。《史记·楚世家》说：“文王熊赀立，始都郢。”118据此，楚人都郢的时间当在公元前689年。不过，楚人初都郢时，并未建造城池。《左传·襄公十四年》注云：“楚始都郢，未有城郭。”《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则说：“国而无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119发掘表明，楚郢都城址为东西长约4500米，南北宽约3500米的横长矩形。城垣总长15 900米，约合周制方十一点四里，与魏安邑、赵邯郸大北城以及齐临淄大城规模相若。根据出土陶器、层位关系以及碳-14测年数据，位于南城墙上之水门应修建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使用，两相参照，纪南城之城垣是在楚人迁都于此约200多年后才修建的120。此时诸侯或根据自身条件按新的城址尺寸规则行事。楚纪南城的平面形态与鲁曲阜基本相同，只是改鲁曲阜故城的弧线抹角为直线抹角。城垣主体部分也少了些弯曲，规模的扩大与形态的硬挺，表明城垣设置的规格明确高于鲁曲阜，这正是战国时公之城的作派。城南墙偏东亦有一凸出的门防部分，也与鲁曲阜的做法呼应，显示出其对鲁曲阜亦步亦趋的模仿。城内已发现东周夯土建筑基址84座，以城东部偏南部最为集中。在这一夯土基址密集区东部和北部发现夯土围墙遗迹，可以认为此处为宗庙所在。在宗庙区之西南，相对位置如鲁曲阜頖宫之所在，也有一系列夯土台基存在121，参考鲁曲阜，可以设想这里的宫殿部分亦分为两区设置，东北为宗庙区，西南为頖宫、朝寝区（图5-32）。

图5-32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楚国纪南城平面图

灵寿故城为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遗址，约建于公元前380年以后，该城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的丘陵台地上。城址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宽约4000米，南北最长处约4500米。推测城垣总长度为12 000米左右，合城方九里略强。在城址中间有一南北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两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主要集中在东城，已发现三处基址南北排列。城北部高地上的3号基址有较厚的夯土墙基和成排的大型夯筑柱基和柱础石122，其应为宫庙所在。由于整个城轴向东南，如果将其摆正，宫庙遗址应在东城东北。单从东城看，这里属于宫庙置于东北的做法。在东城的西南部，由壕沟形成了一块向外的凸出，这个凸出的存在，使城址形态可与偃师商城大城或东下冯商城相比。在西城中没有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可两城并置的做法毕竟提供了东边安置宗庙、西边安置明堂等设施的机会。灵寿故城城垣外廓总尺寸合方九里强，可其东城城垣尺寸只有10 500米，约合城方七点五里。参考郑国故城设置东、西两城以减缓对制度冲击的做法，或可认为，按照当时的条件，中山国本来应该只能用方七里之城（图5-33）。

图5-33　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灵寿故城平面图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境内，是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城址总平面可以视作一个矩形化的中山灵寿故城。该城东西长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城址巨大，城垣总尺寸已经不在既有制度控制的范围以内。不过，燕下都与中山灵寿故城一样，在整个城址中部有一道南北城垣将城址分为东西两城，研究认为，东城建设稍早于西城。单看东城，其平面约为一西南隅单向外拓的矩形，东北角有明确的缺失。在其城址东北部，存在众多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宫庙区所在，故其可视为宫庙东北安置的案例。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研究者多认为是为屯兵而设123。燕下都西城为一东南角外凸的矩形，西城与东城并列造成了城南墙中部向外拓出的城廓格局，这种格局，又使得整个城池在形态上与楚纪南城有了对应。

观察都城构造，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燕下都东城靠近北部有一道东西向横贯整个城区的隔墙，把东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隔墙全长4400米，基宽20米，墙厚约相当于外围城墙的一半。从解剖情况看，隔墙压在东墙基之上，建设晚于东墙。从城内空间分划的角度看，这道隔墙的位置相当尴尬，其既无明确的防御针对性，又在东城北部造出了一个畸零空间，破坏了城址东北部宫殿组织的连续性。为什么在东城造好后，又要画蛇添足地加此一道城墙？

我们知道，燕下都是至今所见春秋战国时都城之最大者，它的总面积大致是齐临淄大城的两倍，从当时燕国的军事政治地位看，这么大的都城与燕国统治者的身份并不相符。即使以东城作为城址等级的核算基础，实测得知，这一部分城垣总长约为17 500米，合方十二点六里，已经大大超过了齐临淄大城的规模。齐国当时为北方诸侯首领，所以这个尺寸很难让整个社会接受。应该是这个原因，随后人们在东城北部加设了一道内垣，这个内垣和其南部的城垣合计，总长度为16 200米，约合方十一点六里，取得了大致与齐临淄大城相等的尺寸。燕下都东城内这道城垣的加建，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即使建于战国晚期，又处在中原边缘，城址超规格设置，还是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可实际上燕下都的东城整体已比齐临淄大城大，再加上西城，在面积上，二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可在解释上，该城应该可以理解为几个单独的部分的拼合，因为有郑国故城和中山灵寿故城的做法在先，所以当每个单一部分可以接受时，别人也只好睁眼闭眼，得过且过了（图5-34）。

楚纪南城城址平面可以视为鲁曲阜故城方整化的结果，燕下都则可以视为中山灵寿故城方整化的结果。楚纪南城与燕下都在规格上要远高于鲁曲阜和中山灵寿故城。这种情况应该表明，在仰韶文化建筑上显示的方整平面规格高于圆形平面的规则，到此时仍然有用。

图5-34　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城址组织图

1984年，考古人员在解剖汉魏洛阳故城城垣时，在城池中部发现了不晚于西周中晚期的城垣遗址。由勘探得知，汉魏故城总体上是由这个西周城址、北部春秋晚期增建部分以及南部战国末年增建部分构成124。西周城址城垣总长8750米，合周制方六点二五里。城南墙由东向西略向外斜，形成了一个略有扩张的城池西南隅，北墙在城东北角处内斜形成一个明确的抹角。按照西周旧制，这个城址采用的是普通侯伯之城的规格。这个不到方七里的西周城址在王子朝之乱时，迎来了第一次扩建。此时周敬王在此驻跸，为了适合某些功能需求并提高防守能力，公元前516年，“晋侯合诸侯于狄泉，始大其城”125，说的就是这次扩建。这次扩建在原城址的北部增加了一块，将城垣周长扩展到11 000米，合周制方七点八六里，城池的防御能力提升了，但在新的制度下，这个尺寸在规格上仍属侯伯之城。所增部分之东墙有意内收，留下了原城东北抹角的痕迹，所增北墙则有意曲折，北墙东段斜向内收和东墙北段的整体内收，造成了双重的角部缺失，甚至是整体城址规格的略有下降，这样做具有昭示周敬王不可能久居于此，力图恢复旧都的决心的作用。第二次扩建是在战国末年，秦灭东周后，此地改称洛阳，以十万户为吕不韦之封地126。这次增建将城垣总长扩大到12 620米左右，略略大于方九里。这个尺寸按照《大戴礼记》，应为公之城的规格。比照同样按公之城的规格建成的齐临淄大城、赵邯郸大北城，吕不韦的洛阳城在尺寸设定上是十分收敛的。应该为了在面积扩大时抑制城池形态规格，所增西墙由北向南略作内收，新增南垣较旧南垣也减弱了由东向西外拓的力度。这些处理大致符合吕不韦当时位高权重，但在处事上又战战兢兢的状态（图5-35）。

图5-35　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城池范围变迁图

以上叙述应该确切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里，受华夏文化浸染的城址形态、宫庙设置、城池尺寸的确定一直遵循着某种规则，其前后相继，内容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这种规则所导致的城市形态和具体布局，与《考工记》所暗示的以十字轴线作为基准，以方格网作为辅衬、左右对称、外廓方整的都城形态根本不同。《考工记》“营国制度”所暗示的那种时君宫殿处于城廓的几何中心，宗庙、社祀作为主要城内配饰的做法在先秦并不存在，独立的时君宫殿作为城市秩序出发点的做法应该出现得相当晚，甚至要晚到秦汉之后。

注释

1[西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

2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434页。

3按此诗一、三、四、五章的现有注释基本可通读，难理解的是第二章及第六章。参照各家注释，认为第二章的“舟”意为“周”，即确立大致范围。“玉及瑶”是用于祭祀的物品，故理解为开展祭祀。“鞞琫容刀”则用于战斗的物品，故理解为驱逐原住民。第六章“馆”即“观”，即后世之碉楼，“取厉取锻”指打磨兵器。“乱”《传》云“正绝流曰乱”，应为设置渡口。“止基乃理”应为理划田野，确立界限，让大家明确所有以安众心（爰众爰有）。

4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5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385页。

6[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7齐思和：《西周地理考》，转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5页。

8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407页。

9[唐] 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574页。(www.xing528.com)

10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77页。

11[清] 戴震：《毛郑诗考正》，引自[清] 戴震：《戴震全书》，黄山书社，1994年，第461页。

12同上。

13[明] 方以智：《通雅》，中国书店，1990年，第457页。

14[东汉] 班固：《白虎通》，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页。

15王谟辑：《五经通义》，引自《汉魏遗书钞（嘉庆三年刻本）》，第7页。

16《西周史》，第666页。

17曲英杰：《史记都城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3页。

18从文献看，丰京原来也有相应的祠庙，在距离十分相近的地方重复地设置相同的东西，不仅不够经济，并且也会造成秩序的混乱，所以，在镐京建设后，将原本在丰京的某些祭祀设施迁移到镐京，是合理的。

19《西周史》，第110页。

20张双棣 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8页。

21[宋] 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第251页。

22徐广：《集解》，引自《史记》，第118页。

23《史记》，第2367页。

24[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5页。

25《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陈疏》：“此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 见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203页。

26[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1页。

27《管子·八观》这里的“里”是指城内族邑的居地，“闾闬”则指里门。[清]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256页。

28传世文献和周代铭文对此均有显示。如《尚书·武成》：“癸己，王朝步自周。”参见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尚书·毕命》：“王朝步自宗周。”参见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晋侯苏钟铭文：“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

29参见王鲁民：《〈斯干〉中的建筑及新解》，《文史知识》2014年第10期。

3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31[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

32[东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5-1086页。

33《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65页。

34《史记》，第113页。

35《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65页。

36黄淬伯：《诗经覈诂》，中华书局，2012年，第225-227页。

37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74页。

38《西周史》，第160页。

39同上，第857页。

40参见《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25页。

4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438页。

42[清]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1051页。

43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第295页。

44《史记》，第3232页。

45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第4页。

46同上第126页。

47[战国] 孟子撰，方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第76页。

48[西汉]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7页。

49《史记都城考》，第100页。

50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51《史记都城考》，第100页。

52[东汉] 何休注，[唐] 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88页。

53[南朝宋] 范晔撰，[唐] 李贤 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1555页。

54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5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56王鲁民：《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4期。

57《史记》，第118页。

58《国语·周语下》：“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韦昭注：“谷、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谷在王城之北,东入于瀍。斗者，两水激，有似于斗也。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毁王城西南，将及王宫。”

59《汉书·地理志》：“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 参见[东汉]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555页。

6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432页。

61[春秋] 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37-1645页。

6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225页。

63《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33页。

64许宏：《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45页。

65[清] 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26页。

66这里“京”同“师”；“薪”同“新”；“屖”同“戏”。

67《逸周书汇校集注》，第218页。

68《西周史》，第111页。

69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70詹鄞鑫：《神灵与祭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0页；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71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第94页。

72[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5页。

73[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7页。

74同上，第1088页。

7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呈王路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2期；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7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16页。

77《史记》，第1083、1085页。

78同上，第477页。

79《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38页。

80《礼记·明堂位》“山节”指巨大的斗拱，“复庙”则指“重屋”，“重檐”，指双重屋檐，“刮楹”指对柱子进行细致的打磨，“达乡”是指殿屋正门与院落大门对照，“反坫出尊”是将台基弄成“亚”形，“崇坫康圭”或指设土台上置玉圭为饰，“疏屏”指使用上有花纹装饰的影壁。[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98页。

81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82杨鸿勋：《秦始皇陵享堂及地宫建筑猜想》，《中国文化遗产》2007年第3期。

83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附表。

84[西汉]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

85王鲁民：《中国古代“聚合型”都城的演变与退隐》，《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4期；王鲁民：《“大邑”的营造——先秦、秦及西汉都城规模与组织初论》，《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1期。

86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6-197页。

87[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5页。

88同上，第786页。

89《春秋左传正义》，第59-60页。

90[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6页。注云“若周天子十二里，则《匠人》云九里，或据异代法”是正确的，是说匠人依据的是“夏殷三法”则与考古事实不符。

91《春秋左传正义》，第60页。

92按照文献，春秋末年吴国的都城尺寸也在这个范围内，《越绝书》云：“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吴廓周六十八里六十步”。案“廓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应为“廓方六十八里六十步”与大邑成周郭的尺寸相类为是。

93[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6页。

94黄盛璋：《商水扶苏城出土陶文及其关问题》，《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9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襄汾赵康附近古城址调查》，《考古》1963年第10期。

96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Z1期。

97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98《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83页。

99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载《考古学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00《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78页。

101[东汉] 班固撰，[隋]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96页。

102《史记都城考》，第386页。

103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104《战国策·秦策二》高诱注：“宜阳，韩邑，韩武子所都也。”参见[西汉]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105陈小伟 等：《洛阳西南，千年韩城的前世今生》，《洛阳晚报》2015年12月15日；《战国策》“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似乎说后来又在此城外加有防御设施，参见[西汉] 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06《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71页。

107《史记都城考》，第184页。

108《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97页。

109许宏：《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79页。

110《史记都城考》，第200页。

11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10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8期。

112《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00页。

113[东汉] 郑玄注，[唐] 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8-1090页。

11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10日。

115《史记都城考》，第219页。

1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濮阳县商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117考古资料参见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中原文物》1980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88年蔡国城发掘纪略》，《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118《史记》，第1695页。

119《春秋左传正义》，第1695页。

120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121同上。

122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载《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23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

1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125[清] 徐松：《元河南志》卷二，载《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52页。

126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3卷《水经注校》，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