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通义》书评》

中国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内容、风格、发展阶段，这其中都有不同的特色。因此要概括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只能就其相对意义与一般意义而言。

1.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我国文学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一大传统。儒家的“诗教”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且不必说，就是道家思想，虽以自然主义为主，落实到超世游仙、山水田园上，依然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曾举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屈原、阮籍、郭璞、李白四大诗人为例，说他们“表面虽想望超世，而骨子里仍带有很浓厚的儒家淑世主义的色彩，他们到底还没有丢开中国民族所特具的人道”。至于受佛教影响较深的谢灵运、王维和苏轼三人“虽有意‘参禅’，却无心‘证佛’，要在佛理中求消遣，并不要信奉佛教求彻底了悟”。这就是说，中国文学的宗教色彩甚为淡薄，与西方文学长期受宗教支配不同。西方名著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及歌德的《浮士德》等，都与宗教传统有密切关系。它们或是通过天堂、地狱、亚当、夏娃，或是通过鬼神、上帝、圣母、基督去追求理想的世界。相反，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早在《诗经》里就有“怨天”的思想。屈原更是以怀疑的态度，对日月山川、天地神灵提出了诘难和苛问。这些建基于人间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浓厚的人文气息，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早熟。

2.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中国文学的表达，往往就是作家性情的表达。这种现象显然是受了道德精神的影响。如前所述，诗既要言志，又要以“无邪”为准，所以要有伟大的文学，必先有崇高的道德和伟大的人格，而人格是由气质和性情决定的。在先秦儒学中，虽然把性与情分为两个层次，但在本质上却多认为是相同的。《礼记·乐记》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话，就是把情与欲作了区别。但汉代董仲舒以后，逐渐把情与欲混同起来，至宋儒则完全把情看作是一种私欲。所以张载提出“心统性情”的说法，即通过道德的功能，对性、情加以疏导、转化，使其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与礼乐文章相互配合的作用，成为一种合理的、有节制的冲动。也就是说，情欲必须经过改造，受道德的制约与调节，使之“发而皆中节”，这就是所谓的“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文章、礼乐只有合乎“大本”与“达道”这一中庸的标准，才能“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这样，在消极方面，便消解了情欲与道德良心的冲突性，把道德和情欲融合在一起。就道家来说，一般讲“无情”。《庄子·德充符》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由此可以看出，道家以无情为情，而这种“无情之情”，乃是指去掉束缚于个人生理欲望及是非的内在情感，以超越上去，显现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大情”。有这种大情，即可达到一种境界，庄子谓“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庄子·天地》）。可见，儒、道两家在“情”的问题上是相通的。儒家的“中和”原理和道家的“万物复情”说相互补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第一，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风格与技巧，而主要在于作家个人的生活陶冶和心情感应。即重视作家的人格，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忠君报国、交友爱民成为文学的最高题材，而爱情、家庭、个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不强烈。第二，从道德立场出发，视俗文学为旁门左道，市井下流，不能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而只能流传于民间。第三，不以表达纯情的文学为上品，往往强调情理兼综，文质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文学更富有委婉、含蓄、典雅、肃穆，而缺乏直率、狂热、奔放、潇洒。

3.委运知命的乐天精神。由于中国文学深受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宇宙观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亦多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描写成一种亲和关系，很少表现人的自由意志对命运的抗争。在希腊文学中，往往通过英雄死亡来表现正义的毁灭，但英雄的精神，即“人的自由意志”却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在西方文学中（尤以悲剧、英雄史诗为代表）常常是以英雄为主角，以毁灭为结局，在死亡与毁灭中显出崇高，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www.xing528.com)

中国文学与此相反（亦有个别情况与西方相同），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诗句，正可反映中国诗人平和中庸的心境。他们的作品往往也有“愁”“怨”等心理矛盾的反映，但仍缺乏波涛汹涌般的激情和极度的内心矛盾。由于受政治、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对死亡、剧痛、伤害、不公正等都采取一种“委运知命”的态度，很少表现人与外部世界及社会现实的激烈冲突，因此也就缺乏悲剧性格。王国维曾说过，中国民族是乐天的民族，其文学作品往往反映这一性格。他说：“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剧小说之特征也。”^[12]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戏剧）这一特征，“五四”以来曾遭到胡适、鲁迅等人的严厉批评。胡适认为，中国戏剧文学中表现的“‘团圆迷信’乃是中国思想薄弱的铁证”。他甚至把团圆主义文学说成是“说谎的文学”，因为那些“团圆快乐的文学”，“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足”，“而决不能叫人有深深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想反省”^[13]。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抨击，可以说是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总结，这是与他的西化立场分不开的。

综观我国古典悲剧的结局，确实团圆的居多。这一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培植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政治、传统道德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正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特点，其结尾处，要么请出世间的清官或好皇帝为民申冤；要么是让剧中主人公在仙境或梦境里团圆；要么是受害者的后代长大成人，报仇雪恨。^[14]对人世间的邪恶不是用自己手中的长剑去铲除，而是靠精神上的胜利以得到安慰。因此，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中国悲剧不敢写实的团圆主义乃是国民性弱点的一种表现，是掩饰缺陷和粉饰现实的病态心理。其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病；表现在艺术上就是掩盖矛盾的浅薄病。“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讽刺诗人。”^[15]鲁迅在谈到唐代小说——元稹的《莺莺传》时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16]鲁迅对中国古典戏剧的批评，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观察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但这种团圆结局，又不完全是国民性问题，它更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中国的传统政治之中。